设计的尽头是编制（中）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三炮叁   

#2

城里城外都是人

 

年初早春，我再次走进了考场，这是我第四次参加公务员考试。

 

和往年一样，校门口依然人头攒动，培训机构的人挨个凑过来，让你扫码进群领取资料，有的甚至会贴心地发一瓶水。

 

考场外有序地排起了长龙的队伍，考生们一个个低头看着手机或备考资料，我也不例外。

 

考的次数多了，便习惯了这样的场景，从选岗到报名缴费，再到打印准考证、订酒店、考前踩点，直到结束考试，一切流程对我来说驾轻就熟。

 

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考生们陆续走进一栋栋教学楼，我也紧跟着人群走进了考场，迎接我的将是怎样的考验呢？

 

今年又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大约有1158万人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去比年增加了82万，创历史新高。

 

20.4%的高失业率成为了摆在国家这台机器面前的一道难题，应届生、失业者、待业者们将何处何从？

 

考编——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选择。

 

在后疫情时代，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的就业意愿不断提升。

 

2020年刚毕业的时候，我们班上选择考研和就业的人刚好对半开，考公考编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不料三年疫情过后，情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与历届学弟学妹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所在的班级选择直接就业的人越来越少，而考研考公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一位毕业两年的学弟至今还没有就业，从国考到省考，从省会到地方，从本省到外省，一直为各种大小编制考试而奔波。作为体制内的父母亲全力支持，希望他考上为止。

 

当年考上研的同学中，在今年毕业的时候，无一例外都选择了考公考编或选调，没有一人想进入市场就业。

 

和一位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粉丝交流，他说他们这一届30多个人，大概三成的人去读博，三成的人去中小学当老师，剩下的人都参加了选调，基本上全部选择了体制内的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

 

影响青年就业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喜好追求等。

 

另一方面是结构因素，包括原生家庭、背景资源、意识形态、社会资本、地域分布等。

 

受三年疫情影响，经济发展趋于下行，全球化进程受阻，人工智能（AI）爆火，就业的环境不可谓不严峻。

 

疫情带来的极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让大学生在就业时趋于保守，于是越来越多的应届生开始把目光投向公务员、事业编等“铁饭碗”的工作。

 

国家为了稳就业、保民生，对国考省考进行了适当地扩招，重点向应届毕业生倾斜，且可保留三年应届生的身份

 

比如广东今年招录近2万人公务员，比去年增加2457人。甘肃省今年招录4249人，比去年增加2364人。

 

这对应届生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但是我们当年毕业的时候可不曾了解这些，如今后知后觉，实属可惜。

 

对于设计行业而言，进入体制内才是真正的福报，不然怎么会说“设计的尽头是编制”呢？

 

在《24岁，设计院裸辞（合集）》中曾写道：

 

网上为什么那么多“劝退”设计行业的声音，这并非空穴来风。

 

这些还未毕业的学生，通过网络或实习等其它途径，了解到了这个行业的些许内幕，在此起彼伏的“劝退”声中被迫作出选择，进而投向了人数逐年攀升的考公考编的大军中。

 

（详细阅读请跳转：《24岁，设计院裸辞（合集）》）

 

奋斗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但是奋斗并不代表无限制加班、被无良老板PUA、无底线地迎合甲方需求、不顾及个人健康与家庭、付出与回报严重不成正比等。

 

对于这些还未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学子来说，他们看到的可能不是对所谓“明星员工”“岗位标兵”“设计之星”“院长奖”等称号的嘉奖，而是“加班”“熬夜”“通宵”“内卷”作为设计行业的代名词，他们看到的是这个病态的行业令人生畏。

 

随着“00”后们步入社会开始整顿职场，正如网上调侃所言“他们头顶《劳动法》的王冠，手持仲裁和监察电话当权杖，一言不合就离职，干了多少80后、90后不敢做的事，宛如站在圣光里的职场救世主。”

 

尽管有些是纯属娱乐的段子，但00后也开始变得保守起来，他们陆续走进了公务员的考场。

 

他们选择考公的首要因素往往不是“有钱”（经济），更多的是为了谋求一份稳定、体面和幸福的职业，不想被“996”和“007”折磨，进入体制内便成了不二之选。

 

我们在就业的时候会考虑多种因素，但总的来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哪个方向好就会往哪个方向走。

 

相比于市场的不确定性，谁不想混个“旱涝保收”的职位呢？

 

考公就像一座围城，墙外的人想进去，墙内的人想出来，但城内城外都是人。

 

2021年，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表示，我国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总数约为4000万，其中拥有行政编制的正式公务员有700多万人，但不包括已经退休的900多万老人。

 

以2023年国考为例，总报名人数突破了250万，远超2022年报考人数（200万），竞争最大的岗位（青海省税务局）报录比竟高达5872：1。

 

记得当时我报考的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武汉局，报名人数就有700多，只招1人。

 

再看2023年湖南省考，报名人数高达12万多，计划招录公务员7621名，最热的职位是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化系统维护，竞争比为484：1。

 

在国考和省考的现场，队伍中还可以看到不少大龄考生，他们看上去似乎目光凝滞、神情呆板，脸上刻满了生活的沧桑，沉稳的穿着让他们在年轻化的队伍中显得格格不入。

 

在考编的现场，大龄考生却是报考的主力，对于工科类的设计专业而言，大多数岗位都有一定的要求，比如专业相关、工作年限、证件、职称、项目经验等。

 

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了当下设计从业者们的强烈报考欲望。

 

以今年参加的省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招聘考试为例，6个岗位（每个都只招1人）竟有1600多人报名，平均一个岗位就有200多人竞争，我报考的岗位只有专业限制没有工作经验要求，估计报名的人更多。

 

从贴在考场外的考生身份信息表来看，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所在考场的年龄构成，主要集中在1985年到1995这个区间，和我同龄的一人，00年和01年各一人。

 

你以为报考人数之多、参考年龄之大就很费解吗？再看看入围名单的成绩就知道有多离谱了！

 

笔试折算成绩中80多分的选手接近一半，公共基础知识科甚至有人考到了91.6分，申论更是有“考霸”拿到了91.2分，直接刷新了我对省会考编的认知。

 

虽然这次考试整体难度不大，但是却不料有人能考到如此之高。

 

相比于这些“考霸”们成绩，我的分数并不出彩，公基70分，申论75分，折合成笔试成绩是73分，根本就排不上号。

 

还有一次，报考了某地级市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该岗位没有专业限制，招2个。

 

距离报名截止仅剩最后一天的时候，从官网公布的报名情况来看，已经通过审查的人数竟然有500多，简直不可思议！

 

这便是真实的考试情况，竞争不可谓不激烈！尤其是在省会这种卷王扎堆的城市，更加残酷。

 

作为设计从业者，大家考编的目的不尽相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想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难道设计师就不体面？各位扪心自问一下，大家觉得自己体面吗？

 

长年身处一线的设计师们，面该对那种折磨人的工作状态深有体会，论能力我们绝对属于各行各业中的第一梯队，绘图、建模和文本，调研、出差和汇报，加班、熬夜和通宵，敬酒、吹牛和K歌，哪项不是亲力亲为？

 

最近和一位今年毕业的建筑学硕士研究生粉丝聊天，在个人喜好与未来工作生活发展前景的反复权衡中，最终他还是把选择了体制内的工作。

 

他比较热爱这个专业，读书期间也付出了很多，从课设到参赛再到实习，尽可能地拔高自己的各项能力。

 

但是他也从网络或其它途径了解到了本专业的就业行情，觉得这份工作付出的工作量和所承受的工作强度，与回报严重不相匹配，薪资待遇相比于当下火热的IT等行业，不可同日而语。

 

他还担心自己干了几年后身体可能会吃不消，别到时候搞出一身毛病，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他还是选择了体制这份稳定且相对清闲的工作，他想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不想被工作牵着鼻子走。

 

《24岁，设计院裸辞（下）》中的主人公工作后长胖了10斤，体检出了不少小毛病，因为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所致。

 

（详细阅读请跳转：《24岁，设计院裸辞（下）》）

 

体面意味着受人尊重，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这些对于大部分设计师来说几乎没有。

 

在这个行业，体面只属于少数人，如果没有好的、大的平台，或者没有混个“一官半职”，作为乙方就永远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画图匠，“X工”只是对我们客气而又不失礼貌的褒奖。

 

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太想跳出自己这行了，身为乙方受尽折磨，谁不想摇身一变成为受人尊敬的甲方呢？

 

进入体制内就高枕无忧了吗？当然不是。

 

对于体制内的工作，我们有一种刻板印象，那就是比较“清闲”或是“读书看报喝茶”等状态，实则不然。

 

这种入职前的既有社会想象与信息不对等造成的主观猜想，往往在入职后的几个月内被迅速打破。

 

工作是否轻松清闲得看地域、分岗位，不同部门负责的工作不一样，据我了解自然资源部门的状态相对比较忙。

 

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体制内确实不会像在市场中“996”或“007”式的工作，但是该加班的班也要加，这是两种不同的感受。

 

和一位去年上岸西南某省县级市国税局的学弟聊天，他坦露了自己的心声。

 

独自一人背井离乡，去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他乡之地，工作轻松，收入稳定，过上了让大家羡慕的朝九晚五、旱涝保收的生活。

 

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想去的地方很多，想拥有的东西更多，而要满足这些物质需求都得花钱，仅凭每个月那点微薄的工资哪够花？

 

于是便萌生了“出城”的想法，他觉得趁着自己年轻，就应该去大城市多“搞钱”，相比于穷得稳定的体制内生活，他更希望获得物质上的满足。

 

考公的待遇不能一概而论，也得分地域、岗位，待遇条件越好的地方往往报考的人越多。

 

据我了解到的信息，以湖南省各市州一年到手的待遇作为参考，薪资水平也存在不小的差距。

 

比如长沙市直12W－13W，长沙区直和长沙县13W－14W，宁乡浏阳11W，湖南省直9W－10W，常德郴州湘西市直9W－10W，其他市直7W－8W，县和乡镇6W－7W。

 

以上只是一个大概的收入标准，具体的地方和岗位还会有所差别。

 

至于是否适合考公，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有的人觉得钱多钱少无所谓，只求图个稳定。有的人觉得自己性格内敛不张扬，适合从事循规蹈矩的工作。

 

有的人心怀天下，发自内心地想为人民服务。而有的人却对权利充满了渴望，想走上仕途光宗耀祖等等。

 

总之，人是善变的，此一时和彼一时的想法会不一样。

 

如果不能降低欲望、端正态度、修炼本心，即使上岸了也不会满足于现状，便会心生异端，届时贪婪的本性将会显露无疑。

 

要么“出城”另谋出路，要么利用权力寻租，在金钱的诱惑下一点点地突破自身的底线，逐渐走向贪污腐败的不归路。

 

 

#3

继续做父母的“乖孩子”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是被父母逼着去考公的？

 

进入大学以来，每次和父亲通电话，始终都离不开一个话题，那就是考公，从入学一直说到毕业，甚至延伸到工作当中。

 

在父母的认知中，他们觉得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职业是“铁饭碗”，只会好不会差，于是极力劝说自家的孩子往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他们获取的信息很有限，对这些职业的了解大都来自身边的亲戚朋友，这和我们所掌握的信息却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就在父母与孩子之间产生了代沟，矛盾也随之而来。

 

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就只会张口就来“觉得做不下去了，就去考个公务员吧！”在他们看来，觉得考公考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前文就已提到，当下进入考公这条赛道的人越来越多，内卷程度相当严重，普通人想上岸，就得比其他人付出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

 

以2022年省考发布的招录岗位为例，其中和【城乡规划】直接相关的单位仅有16个（1个省直属单位，1个省直监狱戒毒单位，13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与此专业相关的岗位共17个，合计22人。

 

而2022年湖南省总招录8362年公务员，直接和城乡规划专业相关的招录人数仅为22人，占比仅为0.26%。

 

除了公务员，教师也是父母眼中的好工作之一，殊不知教师编制的竞争更加激烈！

 

很早之前在小红书上，刷到过不少有关省会教师编制考试的动态，从图片上来看，考场外乌压压一片全是人，无论是艳阳天还是下雨天，考生们的报考热情有增无减。

 

年初（2003年）三月份结束的长沙县教师编制招聘考试，参考人数竟高达4万多人，共设置11个考点，分布在1198个考室。

 

我知道省会的编制招聘很卷，但不曾想会这么卷，这简直都卷成麻花了！

 

好几个朋友都是老师，听她们说，为了上岸省会的教师编，足足考了三年多都没能如愿。

 

有次在小区楼下粉馆用餐，不经意间听到隔壁桌的谈话内容，几个小姐姐围坐一团嗦粉，她们好像在吐槽周末刚结束的教师编制招聘考试。

 

“我都考了这么多次了，这次估计又是陪跑，简直烦死了！”一位小姐姐边嗦着粉边说道。“考长沙的人也太多了吧，好无语啊。”一旁的小姐姐也附和着。

 

据统计，去年（2022年）下半年，教资的报考人数已经突破1144万，比2018年的651万人直接翻了一倍，其中800万报名者是非师范生。

 

经历了2021年的双减政策冲击后，教培行业的倒塌加剧了原先在市场就业的培训老师对于编制的向往，其中不乏有清北等名校毕业的非师范类老师，他们将与科班出身的教师一起争夺“铁饭碗”。

 

教师编对于师范类出身的人来说就很艰难，更别提非师范类专业的考生了。

 

后来我去了解教师编制招聘的岗位要求才知道，大部分学校只要师范类的毕业生，只有少数学校的岗位才招收手握教师资格证的非师范生，这个“铁饭碗”也不好抢。

 

之前我还想着考个教师资格证，让考编增加一个可选项，现在看来只是头脑一时发热罢了。

 

成年后我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做了十几年的“乖孩子”逐渐开始变得叛逆起来，只要父母的观点与我不合，我便会恶语相向。

 

他们不要我谈恋爱我偏要谈，不要我喝酒我偏要喝，不要我抽烟我偏要抽，不要我游泳我偏要游，要我学医我偏不学，要我考教资我偏不考，要我考公我偏不考……

 

从小到大，父母给我的爱很多，但对我管得更多，不说面面俱到，至少95%要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本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摆脱他们的控制，殊不知变本加厉。

 

比如学车要回老家报熟人的驾校，因为教练是我爸同学。隔几天必须和家里打电话，要是好几天没打就要接受他们地拷问，巴不得你天天报备。

 

放假出门玩耍前要报备，要留下同学或朋友的电话，要知道对方是男是女，要约定好回家的时间，一旦超过时间点就会来电提醒，如果不接电话或迟迟不归，便会收到电信诈骗式的狂轰滥炸……这直接触碰了我的逆鳞，与他们的争吵和矛盾层出不穷。

 

为了摆脱父母尤其父亲对我的“精神控制”,凡是他们要求我的都要反对，凡是他们“为了我好”的都要反驳。

 

那些当然是“为了我好”，但是当时这样的“管制”在我的同辈中却没有出现，他们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很放心，不会过多地询问，而我好像被一根无形的链子锁住了脖子，做什么都觉得浑身不自在。

 

读书的时候，有着迷之一般的自信，以为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努力，就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展拳脚，同时也是为了向父母证明“不听话”的我依然可以活出自我，过上想要的生活。

 

但是毕业工作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物质回报和心灵满足，遭受了所谓的社会毒打，这时我才想起曾经父亲的那些劝告。

 

于是老老实实地拿起书本，不得不向现实低下了高傲的头，真是应了那句古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对待父母顶撞鲁莽的态度实在不该，他们只是基于自己的人生经验给出了稳妥的建议，同时也在自己有限的认知内希望我过上稳定有保障的生活。

 

下定决心考公后，我把消息告诉给了父母，他们大喜过望，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矛盾和争吵也慢慢地淡出了视野。

 

我的这种“妥协”算是顺遂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与父母达成了和解，一时间我又成了他们眼中的“乖孩子”。

 

他们开始关心起我的备考情况，我也主动和他们分享我的考试动态，包括备考的科目、考试的地点和日期、题目的难易程度、考完后的感受以及笔试、面试成绩等。

 

通过一次次地沟通交流，父母对于考公考编的认知进也在进一步扩大，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明事理的一味地要求我报考，而是更多地站在我的角度去理解考公的不易。

 

我们不少人选择考公是受父母和同辈的影响，但是有的人却在学生时代就树立了明确的目标，他们按照自己制定的计划，稳步地向体制内的就业道路靠拢，最终目标得以实现。

 

有些人对于某一类社会角色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其中就包括公务员、教师等职业岗位，选择这类事业源于他们内心的热爱。

 

他们有的从小就对这类职业有了一定的认知，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很大，在潜移默化的“思想灌输”下，自己的性格特质、专业技能和工作期待与体制内所关联的稳定、秩序以及专业性相耦合。

 

朋友A父母都是公务员，作为从小就在单位院里头长大的孩子，他深知体制内的种种“好处”，一边自己积极备考，一边极力劝说我们几个朋友抓紧时间考公，最终在毕业之际得以成功上岸。

 

家庭期待与自我实现形成了一股合流，正一步步推动者我们走向一条合乎社会期待的道路。

 

有时候，继续做父母的“乖孩子”未必是件坏事。

 

下篇更精彩，未完待续……

 

（相关参考：2023年5月发布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青年研究》的《“上岸”偏好: 一流高校毕业生走向体制内的就业选择——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获取该论文电子版PDF在【微信公众号：三炮叁】后台回复【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