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開皇之治」是英雄造時勢抑或時勢造英雄？】

（隋朝的成功乃因服從「常識」）（隋代的歷史地位）

（節錄自台大歷史系王世宗教授《中國歷史通釋》第七章〈隋唐帝國——中國文明的重整與轉變〉）

　　隋代立國雖短（581-618AD），富強安和的時間卻佔大部分，其盛世被治史者譽為空前 ，然隋室政策並無傑出之處（人事之優者不過節儉），有此成績主要還是時勢所趨。隋代時勢特別有利於國力者是「分久必合」的統一趨向以及江南的開發，前者未經嚴重戰禍（周滅齊及隋滅陳均甚順利）而後者增進華北經濟（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一同興發），加以世族門閥社會沒落使朝廷「令行禁止」，國家資源與人力乃得有效利用（戶口掌握可以確實）；於是輕徭薄賦、鹽酒解禁、倉貯漕運、甚至刑罰寬弛等不必出以德意而可基於報酬，所謂「取民有制」實為「需索有方」，隋文帝教養不多而識見不高，卻富於治績，這若非得力於運氣便是由於迎合「政道」（politically right），而此二者均暗示隋代興隆甚有時勢之化。廣義而言，秦漢是中國首度統一之時，隋唐則為中國再度統一之世，二者相隔三四百年之久（219-581AD），其間物質文明發展不斷，而政治競爭即使不是愈演愈烈、爭霸野心也是愈挫愈勇，所以隋唐統一的艱險程度實不下於秦漢，正因此隋唐帝國建立時，其勢力必極為巨大（否則無法收服各方），這使隋代相對於魏晉南北朝當然是一個起死回生的盛世。如此，隋朝富強可說是拜統一之賜，或者說隋代繁榮乃是文明成就的累積效果 ，累積所得而統一應用，其力量自然超越前時，可見隋文帝成功非因有德有能，雖然隋煬帝失國確因無德無能。隋朝政治可觀之處其實只是「正常」的表現而非優異的作為——這表示政治之病態甚為普遍而幾成常態——隋政的敗壞亦不過是人性放縱的結果而非特立獨行所致，顯然隋代的成就除了再造華夏統一之局外實乏善可陳；由隋代的歷史意義缺乏獨特性一情可知，其時既非古典亦非現代，而是最顯歷史重複性的「中間時期」（中古），然則比較秦隋應強調其異而非其同，因為歷史不可能重演而隋代的地位（重要性）絕不如秦代。隋朝的政治措施延續北朝，但其文化立場取法於南朝，此因政治是強者作主的權力運作，而隋帝國的建立既是「北方統一南方」，隋朝政治當然成為「北朝化（式）」取向（例如隋法沿襲北周者主要是府兵制）；然隋室缺乏文化素養或學術能力，並且北朝的文化素質不如南朝，更要者隋朝既圖展現「正統復興」的氣象，其文化政策不得不為認可南遷士族之學風（例如隋禮承襲梁禮），這確是一舉數得；文化政策亦屬政治，隋朝尊崇南方文化並無損於其統治權威（隋朝大臣多為北周舊貴），何況此舉有助於南士歸心而促進國家統一，可見隋室以漢人奪胡人之位又奉行傳統文化，這似乎是南北朝亂世的最佳結局。隋朝政統出於北周，然隋朝捨北周官制而採行北齊三省制（南朝亦用此法），三省制乃是秦漢以來的傳統產物（漢魏官制） ，這顯示隋法是「識大體」的取向，其創作之實雖遠不及仿效，卻富有回歸正途的抉擇意義。此外，隋朝的地方制度一去魏晉以來州郡縣三級化且其區域減縮而數量大增的亂象 ，重建秦漢地方二級制的常規（州縣或郡縣），這是一統帝國中央集權的自然設計，也是革除好名虛榮的政風所不可不為者，可謂義利兩全。強化統一的另一措施是開鑿運河，此事既促進南北交通又鞏固首都地位，兼具經濟與政治效用，實為建國大略，絕非遊樂之計（得不償失），卻有軍事用途（東征高麗經由永濟渠），其歷史意義相對於秦造長城更有開發中國之功 。總之，隋朝的優點或成功原因是「服從常識」，這使其人才欠缺的問題未造成政治大害，且使中國的重建可以正常進行而無偏激之患 ，於是歷史進化又得加速（唐代成就由此出現）；但此事畢竟不是楊堅用心良苦所使然，卻是其主見無多的意外成效，故當主政者專制獨裁以致人謀不臧之禍惡化時（三征高麗違背常識最甚），隋朝的平庸性便顯露無遺而立即成災，這即是隋代迅速滅亡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