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管理之用人与钱粮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无论做什么事，决定因素归根结底在于人。而危机管理，最容易遇上的问题就是人手不足。于谦临危受命，他面临的是一个惊慌而混乱的军事局面：京师的劲甲精骑全已陷没土木，拿什么兵、用什么粮迎战瓦剌？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无论做什么事，决定因素归根结底在于人。而危机管理，最容易遇上的问题就是人手不足。于谦临危受命，他面临的是一个惊慌而混乱的军事局面：京师的劲甲精骑全已陷没土木，拿什么兵、用什么粮迎战瓦剌？
1.扩充兵源
无论古今，打仗靠的都是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谦手里没兵，如何备战？这位新官上任的兵部尚书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或许就是调出全国的兵马档案，看看还有哪些部队，可以赶来京城救急。
仔细考察明朝的军事制度，其数量庞大的军队可分为首都卫戍部队、边防部队和外地驻军三种。首都卫戍部队在“土木之变”里损伤殆尽或大量逃逸，以致北京城里可以作战的军队已经为数不多；边防部队拥有很强的战斗力，面临瓦剌入侵，于谦没有轻动。如此一来，明朝的军事力量里可以用来支援京城守备的就剩下了外地驻军，也就是驻扎全国各地的卫所军队。比如说，明朝开国时建都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作为“留都”依然保存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光是承担守备的任务的“操军”就超过12万人，此外负责屯田和运粮的部队数量同样可观。
于是，于谦迅速调集各地卫所的军队进京，部署略定，于是“人心稍安”。话说回来，于谦之世，距离朱元璋建国几有百年。卫所之兵由于是世袭服役，已经多为老弱之辈，甚至还被军官用来充当贩卖财货的夫役，军事训练自然也谈不上了。按史籍记载，当时奉命入卫北京的部队中的大头就是“江北直隶、北直隶运粮官兵三万六千”。这些部队即使在平时的主要任务也不是用于军事作战，而是后勤运输，此时到来北京，固然可以壮大守军声势，战斗力却是有些可疑的。
于谦大概也知道这一点，于是想尽办法挖掘高素质兵源。他派人到北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州县选操民壮，又采纳了石亨的建议，在北京城里鼓励“才智出众、勇力过人者”自愿入伍。这些人只要能够通过入伍前的测试，立即赏白银三两，发给兵器马匹，跟随正规军行动，还允诺一旦战场建功，必有不次之赏。重赏之下果有勇夫，大量民兵的招募，迅速弥补了明军数量与质量两方面的缺憾。短短两个月之内（至当年九月底），京城兵力由起初数万名迅速增加到22万多人。聪明的于谦连细节都想到了，集结在北京的明朝军队的衣甲、旗帜之旧称号都被更换一新。这当然不只是为了洗去“土木之变”的战败阴影，更重要的是为了区别被瓦剌人在土木堡战场掠去的衣甲、旗帜，防止敌人冒充明军，而不至于中敌人之诡计。
2.筹粮制器
除了调兵遣将之外，当时于谦心里所想，大概另外也有两句话。其一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其二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土木新败，京城人心惶惶。当时北京有数百万石粮食都储备在东郊的通州粮仓。虽然北京城到通州的距离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值一提，但在五个世纪之前的明朝官员看来，通州就是标准的“孤悬于外”。谣传也先率领瓦剌的大军将至，通州粮草眼看难保。既然如此，就有人建议，干脆一把火把通州粮仓烧毁了事，免得众多粮草“资敌”。这实在是个蠢主意，按此施行，瓦剌人固然抢不到粮食，那北京岂不是也没有了存粮？殊不知，这些粮食是宝贵的财富，是京城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数十万大军猬集北京一城，没有粮草，恐怕就会不战自乱了！
这时候正在北京的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抵可供“土木堡之变”之前的京军一年的军饷，弃之可惜，不如发动百姓将粮食运进京城。于谦不但赞同，还进一步考虑到，战局瞬息万变，如何把通州的粮食快速搬进北京城？他因此想出了一个主意：顺天府（相当于今北京市）衙门调集了500辆大车起运通州仓粮；老百姓用自己的车协助官府运粮——当然不是白运，每运20石，官府发给“脚银”（劳务费）一两；于谦还下令给文武京官提前发下9个月（该年九月至明年五月）的俸粮，条件是各人自备车辆去通州运取；就连“京军”士兵每人也有福利（预发半年粮饷），同样也由自己往通州领取。如此多管齐下，京城至通州的路上一时车轮滚滚，川流不息，一派繁忙景象。不出几天，通州粮食全部运进北京，既避免了为敌人所占，又补充了京师给养，稳定了民心，堪称一举两得。在明朝以后的历史里，京师每当遭遇战事，多以此法解困，实乃周忱、于谦首倡之功。
随着各地勤王军队的汇集和以粮食为首要战备物资的积聚，京师人心渐趋安定。但于谦仍旧闲不下来。有兵有粮，没有武器仍然无法作战。让京城工匠打造新兵器已是缓不济急，于谦只能另想办法。一方面，南京留都还有大量武器，于谦下令迅速将“南京内库所贮军器三分之二”运往京师，以备急用。另一方面，明军的技术兵器大量丢弃在了土木堡战场，于谦派人前往旧战场，收回在战事中散落的兵器。史料记载，就此一项，就为明军补充了“盔九千八百余顶、甲五千二百余领、神枪一万一千枝、神铳二万三千余把、神箭（即火箭）四十四万余枝、圆牌二百九十余面、炮八百门、火药一十八桶”，数量着实非常可观。
就这样，上任兵部尚书任后，于谦在一个多月里日日夜夜弹精竭虑。他夜宿“直庐”（相当于今值班室），绝少回家，累得旧疾复发，咳痰不止。朱祁钰得知之后，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水给他治病。这也许是新皇帝坐稳乱局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激，却不免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妒嫉，觉得皇帝过分宠爱于谦，但太监兴安却为之辩白：“为国分忧，像于公这样的还有第二个吗？”
突破常规。按照常规做法，缺兵少将的于谦做的选择应该是就近整补，一个选择是调集北方长城沿线的边防部队，弃守边关、拱卫京师，反正边关本身存在的意义就是防卫京师，但于谦把宝压在了让边防部队去阻滞敌军赢得时间上。即便在土木堡遭遇了惨败，但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明朝并无兵源匮乏之虞，只不过许多人力并不处在最需要他的位置——也就是守备北京。通过边防部队按兵不动加紧备战，调集内地的部队辗转腾挪，以及在北京及附近地方招募精壮入伍，于谦实现了两个当时显得同样重要的目标，也就是在不影响边防的前提下大大加强了京师的军事防备，堪称一着“妙手”。放到今天来看，于谦没有因为新的应急业务（保卫京师）而放弃原先的主营业务（长城防线），而是把其他部门的人力资源投入到应急事务上来，其次，迅速划定范围和条件，招聘新员工补充新鲜血液。
模式创新。通州运粮实在是于谦在北京保卫战前的又一神来之笔。按照往常的惯例，官粮自然只能有官府来运，给官吏士兵大规模预发工资更是明代从来未有之事。区区500辆车，数百万石粮食要运到猴年马月？但作为一位成功的决策者，于谦恰恰意识到，在危机到来之时，遵循陈例旧规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创新的模式才能应对变化了的环境。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身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的1853年，曾国藩在湖南建立了地方团练武装（湘军），并迅速成为太平军面前最强大的敌人。与其他军队一样，后勤是湘军军队战斗力的保证，其中粮饷供给是后勤保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所谓“天下事运之以才力，而成之以财力”。曾国藩自己也认为，干大事需要人才，更需要钱财。
偏偏在这方面，曾国藩起初的处境极为艰难。当时的清廷早已财政拮据，自顾不暇，不可能对新建的湘军有人力、财力与物力的支持。这就导致湘军“转战5000余里，财政拨款极为有限，曾国藩只好像乞丐一样到处化缘”，偶有入账，便好似“大旱之雨，严雪之炭”一般。这样的局面当然无法长期维持。只要一天找不到稳定的财源，湘军便随时面临着哗变乃至崩溃的危机——毕竟有句话叫做“吃粮当兵”，没有粮可吃的话，招募来的兵还能在部队里待多久呢？更不用说，“高薪”本来就是曾国藩招募湘军官兵的一大利器，连他自己都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
好在曾国藩通过一个全新的模式解决了这个财政问题，这就是征收“厘金”。“厘金”两字顾名思义，就是1%（值百抽一）的税收。清代中期以前，国家的税赋以田赋、盐税与海关关税为大宗。“厘金”则是逸出当时典章规定之外的商业税，对一种流通环节的货物与商人征税。
征收厘金的主意其实由清朝的礼部侍郎雷以諴在江苏扬州城仙女庙想出来的（1853年），并于第二年获得了合法地位。曾国藩对此大加赞赏，马上拿来为己所用，湖南省也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大规模推广“厘金”制度的省份。不但长沙省城设立了“厘金总局”，全省各口岸也渐次设立局卡收取“厘金”。从此，“厘金”成为湖南地方财政的一笔重要收入，虽然每年数字不一，总在百万两白银上下，湘军的财源因此也有了保障。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战事的延宕，曾国藩用于筹集兵饷的“厘金”也越来越多。光是一个上海商埠，据说当时每个月就可以征收厘金60万两，“实为天下膏腴”。1861年冬天，曾国藩就特意派人去上海，提取20万两厘金的巨款以为湘军所需。有人统计，从1858年到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1864年间，湘军总计筹款1854万两饷银，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厘金，而其他来源不会超过300万两白银。有人便因此认为，厘金这一在财政运作模式上的创新，是湘军在对太平军的战事中转败为胜，进而帮助整个清朝实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关键所在。
郭晔旻| 文
钮键军| 编辑
李一品丨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