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先牲为何要向日本侵华导师福泽谕吉感谢“文明引导”之恩呢？
本系列内容的观前提示：
一：文中可能出现的部分词汇，为福泽谕吉笔下的原文，未作任何改动，故此相关内容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群的心理、生理不适。
二：部分内容将会引起中国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
三：部分内容可能不适宜小部分日本友人观看，请注意。
四：部分词汇将使用拼音代替。
五：部分援引段落为了方便阅读，额外做了分段处理。
之四：衣冠禽兽
1894年12月，当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已占上风时，福泽谕吉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提出：日本接受中国投降的条件是同意“朝鲜独立”、赔款、割让土地。这跟后来签订的《马关条约》的前三条内容是一致的。
关于割让土地，福泽谕吉说，有人也许认为日本一打胜了马上就让中国割让土地，似乎是“非君子所为”，所以在割地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所犹豫。对此福泽认为，“这毕竟是忘掉了军国大事的迂腐之论”，
“以我所见，分割〔中国的〕土地不但有理由，而且在国防上是不得已的必要”。
因为中国东北的土地从地理上说是对朝鲜的一种掩护，而分割台湾也是为了日本南部冲绳县的安全。所以首先必须割让台湾。
（按：“冲绳县”也是此前从清朝抢的）
仍然是在1894年12月，他接着在《眼中无清国》一文中又称，让清朝割地赔款，不要怕它来日报复，因为它腐败透顶，完全不足畏惧；现在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
“待他日分割四百余州的时机一到，就必须向它的中原地区大力挺进，选择立足之地”，并认为这是“今后的大势所趋”。
在这样赤裸裸地鼓吹与煽动战争、为侵略战争及屠杀行为辩护外，我们不要忘记，福泽谕吉本身还是一个“文人”，更是能以一个“学者文人”特有的方式，打着“文明”的幌子，端着“君子”的架子，为对华战争寻找理论根据，这集中体现为“文明战胜野蛮”的“文明进化论”。
它把西方列强依靠武力向世界扩张作为“文明”的楷模，认为那就是“文明开化”，日本应该、并且已经这样“文明开化”了。他早在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等一系列著作中，就认为日本的文明已经高于支那（中国），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正在或已经“脱亚入欧”，成为西洋各国那样的“文明开化”的国家，而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则尚在“未开化”之列，不属于文明国家。在这种前提下，日本对朝鲜和中国采取的任何侵略行动，都被他称为“促使中国和朝鲜文明开化”，为了这个名义，纵使侵略，也是正义的行为；这也就是后来十四年抗战时，小日本大肆宣传的“大东亚共荣”；同时，也是戴建业先生要求“我们”“要有”的“世界性眼光”。
信奉“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福泽谕吉，就这样振振有词地把最丑恶可耻的侵略主张与行径包装起来，加以美化。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最为著名的文章叫做《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其中说道：
在朝鲜海丰岛附近，日清两国之间展开海战，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听到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由于我军的开战而博得了胜利的大荣誉确实可喜可贺……最可喜的是日本军人果真勇武，文明的利器果真好用，绝非出于侥幸。日清战争就这样在世界面前展开，文明世界的公众到底如何看待？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两国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
本来日本国人对支那人并无私怨，没有敌意，而欲作为世界上一国民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普通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冥顽不灵，不懂普通的道理，见到文明开化的进步不但不心悦诚服，反而妨碍进步，竟敢无法无天，对我表示反抗之意，所以不得已才发生了此战。也就是说，在日本的眼中，没有支那人也没有支那国，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凡是妨碍和反对这一目的的都要打倒。所以这不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可以看作一种宗教〔信仰〕之争……
几千清兵无论如何都是无辜的人民，杀了他们是有点可怜，但他们不幸生在清国那样的腐败政府之下，对其悲惨命运也应有所觉悟。倘若支那人鉴于此次失败，领悟到文明的力量多么可畏，从而将四百余州的腐云败雾荡涤一空，而迎来文明日新的曙光，付出一些代价也值，而且应当向文明的引导者日本国三叩九拜，感谢其恩。我希望支那人早早觉悟，痛改前非。
（《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第491～492页）
如此看来，戴建业先生绝对是读过《福泽谕吉全集》的，最起码也肯定读过《福泽谕吉全集》的第14卷的第492页。
要不然，怎么会这样听话地赞颂日本侵华的先导设计师福泽谕吉先牲呢？
要不然，怎么会这样听话地在媒体的采访中开诚布公地推崇福泽谕吉的世界性侵略眼光呢？
要不然，怎么会这样听话地在公开的演讲中不择手段地痛骂张之洞天生只配做奴隶的贱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