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节选】The Spanish Armada 第十一章

  梅特伦的伊曼纽尔（Emanuel van Meteren）写道，不久之后西班牙舰队烟消云散，而这次战役也步入神坛。霍华德、德雷克和霍金斯这样讲求实际的人的描述最为接近事实，然而一旦西班牙人的威胁过去，他们的话语就没有多大吸引力了。伊丽莎白的政府在整个欧洲新教的热切支持下也不能忽视这个能激起公众舆论反对西班牙的独特机会，在宣传者的大肆渲染下，西班牙舰队浩瀚的规模和在英格兰海岸公然出现的事实，向人们展现了菲利普二世的贪婪、暴政及其野心；而同时由于它在（被宣传的）弱小但英勇的英国舰队面前被击溃而逃命，现在软弱无能也成为了针对西班牙的恶语。而最后，全能的上帝用他的风暴摧毁了骄悍而强大的西班牙舰队，这正是他对英格兰有独到青睐的体现。

  由此诞生出关于西班牙舰队最持久也是最古老的的神话，那就是西班牙船只巨大的体型。当时的英国史学家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写道，它们是如此庞大，以至于风不能推动，而海洋也在他们的沉重的身躯下呻吟。事实上，西班牙舰队中当然有一些船只拥有硕大的体型，舰队中500吨以上的船只就有55艘，然而其中许多不是专职战斗的船只，而只是入侵英格兰的运输船，宽大的舰体和沉重的货物使它们笨拙而脆弱。而反观英国舰队，他们其中的13艘500吨以上的船只是全副武装用来专职作战的皇家大帆船（royal galleon或royal ship），其中最大的一艘——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所率领的“凯旋”号（Triumph）——吨位高达1100吨，几乎比西班牙舰队中所有的大型船只还要大，他们之中只有四艘能达到这个吨位——然而，这些屈指可数的大型船只只是改装过的商船，并不是专职用于战斗的军舰，而就算是这样，虽然纸面上看起来这几艘船更加庞大，但这可能是错觉：由于西班牙和英格兰不同的船只吨位计算方式，这些吨位的数据可能偏高。

  而一旦西班牙船只的尺寸缩小到现实的体型，另一个神话也就不攻自破了。据称，西班牙船只的火炮安装在高耸的侧舷，以至于发射的炮弹无害的飞过英国船只的头顶——而英格兰船只的还击则是每一发炮弹都击中了巨大的敌人，这种观点自 19 世纪后期以来被大多数严肃的历史学家所否定，现在几乎没有支持者。但是，与此同时，关于两支舰队的军备，又浮现出了另一个错误的、同样具有误导性的假设。

  尽管西班牙历史学家切萨雷奥·费尔南德斯·杜罗（Cesareo Fernandez Duro）和英国海军历史学者约翰·劳顿爵士(Sir John Knox Laughton)都正确地得出了无敌舰队的总火力要比与之对抗的英国舰队少得多的结论，但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推翻了这一结论，他试图从当时他所能得到的唯一来源复原西班牙舰队的全部武器装备的有限资料是由Duro船长于1885年公布的，以及被英国俘虏的“圣萨尔瓦多”号和“玫瑰圣母”号上的火炮清单。在一系列精妙的计算中，他用这些数据推测出了整个西班牙舰队中火炮的总数，然而他的断论有严重的缺陷：“圣萨尔瓦多”号和“玫瑰圣母”号都装备了相当数量的重型火炮，而这在整支舰队中不具有代表性。

  而事实上，西班牙舰队四分之三的火炮记录都存放在西曼卡斯的档案馆中，I. A. A. Thompson对这些数据进行了详细而敏锐的分析，结论是：实际上西班牙舰队总体的有效火力只有Lewis所估测的最低数据的一半略高一些，而不是比英国舰队的火力高出近三分之一，甚至几乎是少了三分之一。Lewis的其他主要论点现在也无法得到支持。他试图证明西班牙舰队的优势在于较短身管的“加农炮”（cannon），在近距离的交火之中这些火炮能占据上风、对敌舰“造成沉重打击”（ship-smashing），而英国舰队则专于较轻的、身管更长的“寇菲林长炮”（culverin）一类火炮，他们被认为有更远的射程。Lewis的观点是，对于后者，英国船只可以利用他们相对西班牙船只更优良的航行能力和更快的航速决定他们的战位，这样就可以使他们远离“加农炮”的有效射程，而又能保持在交战范围内。这种关于两种火炮射程能力对比的错误观点在战斗发生的当年就被炮兵理论家广泛接受（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遵循这一观点），然而即使炮手开始意识到过长的火炮没有明显的射程优势，过长的火炮也在船上极难操作。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知晓，将滑膛炮的炮管延长到某一个点上，射程不增反减。黑火药在点火时只能产生一定体积的气体，而当这种气体消耗(或产生的燃气不足以维持弹丸的加速度)时，炮管长度的进一步增加将会减缓其速度。在长度约为内径2.4倍处达到临界距离。在实际操作中，身管长度的显著变化几乎不会产生实质的提升，一门15或20倍于其口径长度的火炮——相当于一门加农炮的倍径——发射的炮弹将拥有与35倍口径的寇菲林长炮相同的初速和射程。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尽管长度不同，但它们的有效射程基本相同。这个射程相对来说很短：尽管一枚炮弹可以被发射到2000码的距离上，但它在200码以外的精度和杀伤力是最小的。最重要的是弹丸的重量。西班牙舰队在这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据Thompson估计，整个无敌舰队只搭载了138门16磅口径及以上的火炮，其中12门左右最大的是攻城炮，不适合舰载。而反观英国的16磅以上的火炮数量为251门，全部是专职的舰炮。尽管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归类为“寇菲林长炮”，但实际上大多数长炮发射的只是18磅的弹丸，身管长度被削减到更容易控制的程度。西班牙人会把这种火炮称为“中加农”（medios cañones）

  以上所概括的错误观念制约了Lewis后来对战斗过程的分析，这种解释后来被广泛接受。他所设想的交火过程是如此：在最初的交战中，英国舰队为了避开西班牙舰只的加农炮，始终保持交火距离，用他们的长炮在远处对西班牙人进行攻击。交火持续了许久，但是发射的弹丸不够重，也没有足够的初速，无法对西班牙舰队造成严重的伤害。然而，西班牙人迫于火力不得不在重型加农炮的有效射程之外进行反击，以至于当在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附近的全面战斗开始时，他们的弹药已经消耗殆尽。这给了英国人一个机会，最终，英国舰队接近他们的敌人，而不用担心被近距离的足以“粉碎船只”的加农炮火力和随后的接舷战。英国舰队的火炮在如此近的距离内，足以造成严重的破坏。

  不可否认，英国舰队的火力在格拉沃利讷附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西班牙人的还击非常少。 而西班牙舰队炮击的凶悍火力的杜撰故事比比皆是，最著名的一则来自接近德雷克的身边人士：在一个版本中，一位疲惫地躺在“复仇”号（Revenge）的军官舱里的绅士的船被一枚“隼炮”（saker）的炮弹击中击中； 而在同一处，不久之后（那张床不知道怎么修复了），两位绅士遭到了一枚“半长炮”（demi-culverin）炮弹的袭击，其中一位是诺森伯兰公爵。 但是，无论伊丽莎白的大帆船的上部结构受到了怎样的肉眼可见的破坏，很明显，它们几乎没有受到严重伤害，而且人员伤亡也很少（可能总共不超过 100 人）。毫无疑问，许多小修小补都是由船上的木匠来做的，没有任何疑问。但在更大规模的损管方面，在战斗结束后不久，英国的船只就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其中有详实客观的证据。其中有一些无法使用的部分需要更换，被描述为“磨损”（worn）、“破裂”（cracked）或“腐朽”（cracked）。有时，这些可能是战损的委婉说法，尽管它们在战斗中损毁的概率不比在平时高多少。的确，有些毁伤是直接归因于敌人：一艘船上的小艇被击的粉碎;“复仇号”的主桅则被描述为“被击倒了”。但几乎这类例子相对来说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舰体本身在战斗中承受的巨大损伤——这种伤害是许多西班牙舰队的船只只所承受的——没有一个被提及。为了解释这种明显的矛盾，Lewis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即到格拉沃利讷不远时，西班牙人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弹药，因此他们的重炮在近距离内不再构成威胁。

  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西班牙舰队并没有用光炮弹。 实际上，许多参战者都评估了双方的火力。 曾经参与在勒班陀海战的西班牙水手认为，他们在英吉利海峡所经历的炮击要比勒班陀猛烈约二十倍。 海军上将霍德华对此表示赞同，他写道，“从未见过如此精准的炮击，也未见过此般凶猛的火力” ，Petruccio Uhaldino是一位居住在英格兰的佛罗伦萨人，他与海军上将霍德华和德雷克都有密切的联系，他证实了这一印象：“大炮的成倍的发射......双方都是如此......在最激烈的交火中，舰炮的发射频率不亚于普通的火绳枪。” 而在抵达格拉沃利讷之前，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Medina Sidonia) 就非常担心他的弹药库存减少，并紧急要求与帕马公爵回合以求补充。但如果仔细阅读他补充弹药的请求，就会发现他并不缺少大口径炮弹。他想从帕马公爵那里得到的只是4磅、5磅和10磅炮的炮弹。由于舰队中的每门炮(理论上)都配发了50枚炮弹，因此似乎更大口径的炮弹被更少地发射。但这正是公爵想要在登船前摧毁敌人的武器——这是西班牙人想要使用的最重要的战术，因为它利用了他们极其优越的人力优势。毫无疑问，重型舰炮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迄今为止对当年西班牙舰队的调查中都发现了各种类型的炮弹，尤其是大口径舰炮的炮弹，这些船毫无疑问都忙于射击，实际上，他们都是两翼的护卫船只。更多的未使用的炮弹的记录存在于大量的行政记录中，这些记录保存在西曼卡斯的关于无敌舰队征用的船只的档案中；而对于英国舰队，虽然船上的火药和弹药的使用和更换都很简单，但舰队中的的私人船只在战役开始前都由官员发给特定数量的弹药，并详细记录每一枚炮弹和此后每磅火药的消耗情况。这些编年史提供了翔实的证据，因为它们记录了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每天个别船只的优良射击成绩：例如，记录显示，8月2日，22炮的黎凡特武装商船“埃斯卡拉的三位一体”号（Trinidad de Escala）发射了55发炮弹(平均每炮1.6发），8月4日发射了21发炮弹平均(每炮0.96发)，8月8日在格拉沃利讷交战时发射了38发炮弹(每炮1.7发子弹)。另一艘船，吉普斯夸的“圣芭芭拉”号（Santa Barbara）似乎实际搭载了20门火炮，而不是在里斯本登记的12门，7月1日发射了22炮，平均每门炮1.1发,日8月1日发射了28发炮弹，平均每炮1.4发， 8月2日发射了47炮，平均每炮2.35发；而在8月的战斗里，一共发射的167枚炮弹有56枚是石弹——平均每炮发射8.35次发。在四天的实际战斗中，安达卢西亚的副旗舰“圣弗朗西斯”号（San Francisco）(21炮)只发射了242发,每天每炮平均发射不到3发,而他的姊妹舰“圣母无原罪”号（Conception Menor）上的20门火炮共计发射了156发炮弹,每天每炮平均发射两发。根据里斯本方面和船只自身的记录，这些数字远远不能说明每门炮的弹药数量。例如，在里斯本配发给“圣母无原罪”号的1421枚炮弹中，1256枚在返航后交还。因此，对于西班牙舰队未能对英国舰队造成严重损害终于有了一个充分而令人信服的解释:西班牙炮手只是很少，尤其是他们数量庞大的重炮。但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似乎在于西班牙人有备而来的特化的战术习惯，但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却无法使用这些战术。

  我们从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对舰队的指挥，以及从残骸中找到的西班牙舰队火炮及其相关武备中知道，这些火炮一直备有都有炮弹。无论何时加入战斗，都可以立即使用，炮手在每门炮的旁边拿着点燃的火绳杆，这是发射首轮炮弹的唯一要求。这正是一艘军舰在实施撞击战术前，如何进行近距离炮击的原因;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重新装填弹药，因此不存在标准战斗演习中有纪律的重新装填弹药。西班牙的帆船战术，与桨船上的经验高度相似，也把侧舷火力作为一种一次性的战术，用来使敌方船只瘫痪并陷入混乱，以此作为接舷战的前奏。但是英国人所创的炮击战术，在格拉沃利讷之战中运用得非常成功，这种战术包括持续的近距离炮击，目的是通过消耗战消灭敌人。考虑到考虑到西班牙船只低劣的航行品质，他们无法接近敌舰，更不用谈及接舷，西班牙舰队对这种战术的唯一反击就是尝试以同样的方式反击。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交战过程中反复装填弹药并开火。这种做法不仅超出了西班牙指挥官和船员的战术经验，而且他们的装备也根本不适合这种做法。而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为他自己的旗舰的指令，以及从沉船残骸提供的证据则得以忠实的还原西班牙舰队的战术：在开始之前，大炮准备完毕，填好了火药，装好了炮弹，并牢牢地固定在船舷上。每门炮由一名炮长操控，两名炮官被分配到甲板的两边来控制和指挥射击。这些炮由六名士兵操作，当需要时，他们会从甲板和桅杆平台上聚集而来。这些士兵在指挥官的指挥下，清理炮膛和装弹，然后用力的用滑轮和撬棍，把火炮拉动并调整射击位置。一切完毕后,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在战斗中本身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作为陆战队,其战斗职责是接舷战时候发射小型火器,并使用抓钩、剪钩和燃烧物,最后并击败对手。因此，一旦进行了第一次火炮射击，就无法重新装填弹药，直到船员们从他们分散的岗位再次被叫来。

  显然，英国船只不可能像西班牙人期盼的那样被抓住并登舷，因此在首轮火炮发射完后，他们便更努力的炮击。对于较小的火炮，这不是什么问题，然而为重型火炮装填绝非易事。十六世纪在海上为前膛炮装填有两种方式，火炮既可以被收回舱内进行必要的装填操作，也可以留在舷外，直到17世纪才出现更加有效的方式，即利用火炮自身的后坐力，用一根绑在炮身后的缰绳通过滑轮组将火炮拉回舱内；而当时的情况则是，在开火之后要先让水手徒手解开缰绳，然后再拉回炮位，整个过程相当费劲，但是相对另一种方式来说相当有效率，在这个过程中跑组人员被遮挡在敌人的视野范围外，一定程度也免于敌方的炮击；另一种装填方式，即舷外装填，所需要的人手相对较少，但是更加困难，因为这要求水手趴在舱外的火炮上，在暴露于敌方炮击和极其困难的位置完成全部的火炮装填工作。西班牙的炮手使用的是哪种方式尚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们的炮架设计的效率极其低下，车轮直径过大，架尾也太长了，而舱内并没有足够的预留位置，当船只紧紧挨在一起时，这些火炮只得缩回舱内；另一方面，由于处于敌方的火力范围内，企图在舱外装填无异于自杀。最可能的情况是，一旦进入近距离的炮击，大多数西班牙船只只能发射他们预留的那发炮弹，之后猛烈的炮击不在持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火炮无法再次发射，因为西班牙舰队中的艏艉装载重型火炮的桨帆船留有足够的预留空间，足以将火炮重新缩回舱内再次装填，从战斗表现中看出，葡萄牙分舰队的大帆船至少做了相同的事。但在其他船只上，正如我们现在从残骸和射击记录中了解到的那样，通常发射的都是最小的火炮——要么是可以拖进来再装弹的轻型前装炮，要么是用以反人员的佛朗机式的回旋炮。例如，在这场战役中，“圣弗朗西斯”号发射的242发炮弹中，只有22发是重型火炮的炮弹，余下的188发分别是5磅和4磅口径的sacre炮和media sacre炮的炮弹。而即使在没有装载特别重型火炮的船只上，同样的规律也很明显:按比例来说，弹药越少，越有可能被使用。

  麦地那的戈麦斯的旗舰“大狮鹫”号曾在里斯本装载了四门10磅的中长炮（medias culebrinas ），而这些是他携带的最大型的火炮。在配发发给该船的200颗这种口径的炮弹中，有97颗实际上已经从他的残骸中找到，这表明，实际上这艘船至少最大型的火炮的炮弹的一半没有向敌人发射。这个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因为几乎可以肯定，在沉船现场仍有大量的子弹有待发现。而“大狮鹫”号发现出来的34门轻型火炮(6磅或更小)的状况则非常不同。仅仅发现并确认的开火次数就有273次，剩余的炮弹仅占总配发的16%。这个非常大量样本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可以非常自信的说“大狮鹫”的轻型火炮发射次数是他搭载的长炮（culebrinas）的几乎三倍,尽管后者是唯一一件他能重创敌舰的武器。

  “大狮鹫”号的遗骸揭示了西班牙火炮的另一项关键弱点，就是在起航之间，这艘船从里斯本安置了8门青铜炮：4门中寇菲林（medias culebrinas）和4门medios sacres，根据胡安·代·阿库纳·贝拉（Juan de Acuña Vela）的提示，每一种类型的火炮都已被回收，他们都是普通的、毫无装饰的，没有通常情况下那种刻满花纹的皇家火炮。显然，高度的生产压力导致了火炮铸造技术的急速下降，因为在“大狮鹫”号回收的寇菲林炮的炮膛严重偏移中心位置，很可能从来未被发射，当然这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而即使减少大量的发射药也会炸毁他们的后膛。这也不是孤立的案例：一门打捞自“朱莉安娜”号（Juliana）遗骸的意大利sacre炮，由于炮口处出现了严重的事故，导致其毫无用处。17 世纪早期的英国炮手罗伯特·诺顿（Robert Norton）对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的铸炮技术，可能没有离题太远：

  “很显然，他们犯下了巨大而荒谬的错误，他们的一些产品（并不是少数）的内膛偏移.......有些在炮膛中扭曲，有些则是炮膛参差不齐........许多是海绵状的，或是布满窟窿炉渣....(这样的火炮）要么崩坏，要么裂缝，要么炸膛，除了造成灾难之外毫无用处。”

  最后，那些不得不使用西班牙舰队火炮的不幸的人面临着危险的困境，必须记住的是，西班牙舰队根本不是“西班牙”的，事实上，他是一支万国牌，他的2451门火炮出产自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以及更远地区的大部分主要铸炮厂，甚至不少从英国出产，即使是在不同的铸炮厂内部，也缺乏火炮设计的标准化，而每个国家（通常是一个国家的个别地区）都遵循着高度独立的火炮数模比例和设计风格，并往往使用不同的弹丸磅数和测量标准，这给配给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尤其是从特定地区分配火炮到特定船只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上；另一个困难之处在于习惯用发射的炮弹的重量而不是炮膛的内径来表示所有口径，因为铸铁炮弹的密度变化很容易确定特定磅数的弹丸是否能塞进对应的火炮中。炮手通常使用简单的仪器计算口径和弹丸重量之间的关系：一副炮手秤和一套弹规，前者是一个简单的木质秤，带有刻度，用来测出特定炮弹重量；后者是一套木质的圆环，用来测出特定的正确比例的炮弹。在“华伦西亚的三位一体”号的残骸上，人们发现了一件炮手秤和一些相应的炮弹量规，显然是按照但是意大利的重量单位来计算的。但是上面的刻度是如此不准确、残差不齐，实际上这是无用的工具。如果将这些充满错误的仪器算上整个西班牙舰队的火炮、炮手和炮弹的话，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混乱便由此出现。

  格拉沃利讷之战发生时，西班牙船上的炮位上肯定会出现如此这般的混乱，然而不幸的是并没有由文字记录下来，但我们可以注意荷兰探险家扬·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观察，他在1589年参与了与英国船只爆发的小规模冲突中，当时他作为一艘葡萄牙卡拉克船的乘客，如此记叙下当时的情景：

  “每当我们发射一发炮弹，还要至少一个小时才能重新装填，船上充满了嘈杂声和哭声，仿佛我们已经是弃儿。”

  毫无疑问，一年前在西班牙舰队上发生的情况也差不多，西班牙的舰炮不可避免的几近失效。

  那另一边呢?毫无疑问，英国炮手的战绩更好，特别是在格拉沃利讷，但他们也不是没有受到批评。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当时驻扎在法拉盛的英国主炮手（mastergunner）。9月，他在给伯利勋爵的信中写道:

  “......如果上帝青睐我们，女王陛下的舰队已经装备率优良的炮手，根据他们的水平.....这将是西班牙人经历的过的最悲惨的时刻........但是他仿佛告知我们，我们的原罪就是在如此多的火药和炮弹被消耗，如此长时间的炮击却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原因。”

  这一切都有一定的道理。在整个战役中，霍华德和他的船长们不停地抱怨他们没有足够的弹药。最初，英国人的射击配额可能不超过西班牙人每炮50发的一半。当舰队沿着南部海岸航行时，当地军火库中仅仅只有少量的物资，如果没有“玫瑰圣母”号和“圣萨瓦尔多”号上缴获的弹药和炮弹，情况将会非常危险。这两艘俘获船只总共运载了了229桶火药——大概占整个交战过程中英国舰队消耗的四分之一。即便如此，在8月8日的黄昏，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英国人几乎完全耗尽了弹药，据一位亲历人士所述，“终于最后我们不得不……发射铁链来代替炮弹”。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补充足够的火药和弹丸，这可能确实是(正如威廉·托马斯推测的)西班牙人的“最悲惨的时刻”。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对于西班牙舰队来说，这已经足够糟糕，因为英国人似乎克服了在近距离交火中使用重型火炮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们的对手，根据在场的亚瑟·戈尔加斯爵士（Sir Arthur Gorgas）所述，女王陛下的船只已经能在西班牙的舰队中进进出出“西班牙人发射一舷火炮，而我们两舷火力全开”，即使这肯定是轻描淡写。而这可以归结于几个原因：首先，英国炮手是专职的海员，他们对自己船上的火炮非常熟悉，并且熟悉在海上操控火炮的一切事务，这些悉心操控火炮的人并没有像西班牙的同行一样兼任陆战队，因此他们没有军装和装备拖后腿；此外，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接受了宝贵的实弹训练，尽管这些对炮弹的挥霍遭到了来自官方的反对，但是由此产生的熟练最终得到了回报，正如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告诉我们的那样，英国炮手“无他，唯手熟尔”，并且“对海上的大炮得心应手”。

  这些比西班牙人高出许多的技能和熟悉度上的优势，受益于英国炮车的设计上大大增强。尽管它可能在海军服役了至少半个世纪，但在1588年，这种坚固的四轮炮车很可能被视为英格兰决定性的秘密武器。亨利·曼瓦林爵士（Sir Henry Mainwaring）在三十年后撰写的《水手词典》（Seaman's Dictionary）对此事毫无疑问:“这些让我们在海上使用火炮胜过在陆地上”，他接着写道：“然而,威尼斯人,西班牙人(和其他国家的水手)使用其他的炮车。”考古证据证实了他的判断:最近，在“华伦西亚的三位一体”号沉船上发现了一架巨型的威尼斯炮车，其类型与他所述的相差无几。同时，在1623年在佛罗里达群岛附近失事的一艘航往印度的船只Nncstni Senora de Atocha号的残骸中也发现了类似炮车的铁质部件。

  与西班牙船只上加剧装填困难的笨拙且效率低下的炮架相比，英国的炮车样式意味着可以将炮管伸得更远，而没有硕大的车轮阻碍，因此水手有足够的预留空间来装填和维护他们的火炮，虽然这些炮架不允许火炮在发射后通过滑轮组复位，就像在纳尔逊时代那样（这种做法可能始于17世纪后半叶），但是没有必要将他们推到舷外装填，因为有足够的空间在发射后把他们拽入舱内。因此，在交火过程中，侧舷可以持续射击，而实际射程则有英国船只的航行品质作为保障。所有这一切无疑解释了西班牙船只遭受的严重的船体损伤，证实了菲利普最担心的，即卑鄙的英国佬朝着低处的船舷猛烈开火。当然，他们的意图本来就是击中低处的船舷，从而造成“风与水之间处”（between the wind and water，意指水线）的损坏。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在1587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炮手和舵手协调的重要性，这样一来，当敌人在海浪中颠簸时，炮手就能及时击中水线下的船体。在几乎所有的战斗中，英国舰队的指挥位置都在西班牙舰队的上风位置，这在这方面给了它一个相当大的优势，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对手通常都是侧着着朝他们离去，呈现出他们脆弱的水下船体。但是，英国的大帆船直到格拉沃利讷附近才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那时为时已晚，因为他们的弹药储备几乎耗尽了。

为何英国人在这一点上耽误了如此之久？根据海军上将的说法，他们与西班牙舰队的第一次遭遇异常谨慎：仅仅是“点到为止”；他的一位部下直言不讳的认为“冷酷的誓死之心胜过于报国的荣誉”。事实上，一开始英国舰队并没有获悉西班牙舰队的优劣之处，因为他看起来确实坚不可摧。那么英国舰队应当如何行事?冒着被一排排喷出焰火的青铜火炮弄得报废的危险接敌?或是企图登上西班牙的船只，然后被他们的陆战队歼灭?霍华德在枢密院的老爷们对他的困境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希望能击沉或者俘获西班牙的船只。7月31日，当海军上将拼命的请求弹药的时候，枢密院的反应是派出一队火枪手用于登舷战，霍华德愤怒地把他们打发回去。甚至在8月10日，由于霍华德的战术，西班牙舰队终于全面撤退，枢密院派了一名信使向他询问，“为什么西班牙人没有受到女王船只的攻击?”也许指的庆幸的是，他的答复没有被保留下来。

尽管枢密院抱有不切实际的期盼，但是霍德华和他的舰队在加莱之战后从根本上完善了战术，由于纵火船的影响，西班牙舰队一直保持着严密而坚固的防御阵型，霍德华的大帆船在西摩尔右翼分舰队的支援下，对正在撤退且重组阵型的西班牙舰队发起了一次激进的近距离炮击，但是为何一开始不这么做？为什么一开始会过于谨慎，到底是什么改变了这种态度，让他们在格拉沃利讷变得活跃而大胆？因为不知为何，西班牙舰队表面上无敌的泡沫似乎被戳破了，而西班牙人在射击技术上的缺点也被清楚地获悉了。

  英国舰队一定早在格拉沃利讷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获悉的，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霍华德和他的船长们在西班牙舰队到达加莱之前就认识到了他们的弱点。8月4日怀特岛（Isle of Wight）附近的战斗结束后，双方停火三天，而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向他与帕马公爵的会合点前进。这表明，在8月4日或之前，英国人已经做出了坚决的计划，保存弹药，以便在西班牙舰队到达法兰德斯附近易于伏击而不确定的地点时，对其进行全面攻击。到这个时候，他们似乎已经发现，只要他们利用自己决定性的航行优势，避免被接舷，他们就可以足够接近西班牙人，在不遭遇火力猛烈轰击的情况下，实行为之有效的摧毁船只的方式；而对于西班牙的炮火，他们现在意识到，这些不足为惧。

  至于谁最先发现了这一问题，何时发现，可能永远无法确定。 或许这是很多水手中的一个渐进的认识。 但是，德雷克爵士特别有可能获得这一殊荣，并且可以确定许多可能帮助他得出这一重要结论的事件：

  首先是德雷克爵士在8月1日早晨俘获的“玫瑰圣母”号。这是整个西班牙舰队中第四大、也许也是火炮最好的一艘船，然而它却只是进行了零星的抵抗。德雷克和他的手下肯定想知道为什么。当他们看这个战利品时，他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巨大的炮架，笨拙地延伸到甲板中线之外，这使得他们很难频繁地或准确地射击。也许弗朗西斯爵士凭借他的机智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从灰心丧气的唐·佩德罗那里得到了一番滔滔不绝的解释。在任何情况下，唐·佩德罗都可以亲眼看到，在“复仇”号上使用的炮车与自己使用的笨拙的炮架的明显对比。德雷克对在一个single captain指挥下的士兵有着深刻的看法，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操控火炮的士兵，及他们低效且分散的指挥结构，以及大量未用完的火药和炮弹储备。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理解这一切的全部意义，德雷克夺取“玫瑰圣母”号的行动，尽管受到了一些同时代人的尖锐批评，但可能是这场战役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其次则是8 月 9 日黎明对“大狮鹫”号的袭击，这显而易见能与两天前德雷克在“玫瑰圣母”号上的发现联系起来。 这是一场近距离的舰对舰战斗，其中的主旨是船只的机动性和火力。而袭击者恰恰是德雷克的“复仇”号，难道这一切只是巧合？德雷克是否可能正在测试一个关于西班牙船只无法对抗机动炮击的猜测，并明智地选择了一缓慢的商船？ 如果是这样，他一定是对结果感到相当满意。

  一天后，德雷克以他率领的分舰队的力量复刻了前日的实验，将西班牙舰队的的右翼从怀特岛击破。 英国人现在掌握了西班牙舰队的根本性弱点，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然已经做出了保存弹药的决定，尽管为数不多，但是都要留给最后的战斗。 即使西班牙舰队没有在战斗中损毁，它也可能无法挽回地偏离在帕尔马的会合处，只能踏入危险的航程。这就是英格兰舰队在加莱和格拉沃利讷的取胜之道。

  然而，这依然是相当充满危险性，因为西班牙的舰队直到最后依然出乎意料的，仍有一些火炮能够开火，甚至是重新装填并再次开火，根据他的私敌马丁·弗罗比舍所述，德雷克爵士实际上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一开始就吹嘘，将英国船只的船艏和侧舷大胆的朝向西班牙的火力方向。”然而，他的西班牙对手早已做了充足的准备，对他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弗罗比舍嘲讽的记下“德雷克…很高兴他被打跑了。”“复仇”号被“炮弹贯穿四十余次”，在战斗结束后的船厂调查中，发现他的主桅“被炮弹击坏”。但这是个例外。很少有西班牙的船只能造成如此严重的毁伤，大多数女王的船只都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可能猛烈炮击的船只。

  而最后，霍德华也只能虚张声势，当西班牙舰队消失在北海时，他指出：“我们摆出一副自大的样子驱逐西班牙人，就好像我们从不追求什么战果。”然而事实上，英国人肯定希望扩大战果，因为此时英国战舰上的弹药储备已经空无一物，如果此时西班牙舰队带着帕马公爵的运输船队驶入泰晤士河口，女王的舰队想要阻挡他们绝非易事。

  当然，这种可怕的局面没有发生，而一种新的海战形式也随之诞生了。1545年来到英国的佛罗伦萨艺术家、学者和历史学家佩特鲁乔·乌巴尔迪诺（Petruccio Ubaldino）为德雷克爵士撰写了一份关于这场战役的手稿。他的叙述在许多方面清楚地反映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水手的个人观点。它还简洁而准确地总结了战术原则，这些原则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国家。对于英国舰队，乌巴尔迪诺写道:

  “....... 精于航海的水手、品质优良的战舰、不挤满无用士兵的甲板、充裕的舱内空间，让水手随时可以在安全的场合杀敌. . . 在我们看来，接下来要赞扬的是 . . . 至于炮手们，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在这种战争艺术中，不仅仅是重要的手感，还有脑眼的判断. . . 在炮兵之中，这是英国水手本身百分百决定的，这便由于他们都是一种民族、讲同一种语言，因此，他们保持良好的服役态度，而我们不能假定他们的敌人亦是这般。”

  即使这样，还是应该考虑下英国的敌人：西班牙人——他们正进行着危险的返航，这是一次英勇的尝试，可以断定不会因为几位船长的懦弱和无能而失败。在参战的新教徒中，有敏锐洞察力的人意识到西班牙舰队的强大力量，而在不同状况下这种力量很容易占有优势，西班牙舰队，再次引述梅特伦的伊曼纽尔的话语，“他们的船只相当庞大，且几乎是连为一体，阵型严丝合缝，而非单打独斗。”

  于是，这支伟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英格兰的海岸启程。他曾经战斗过，即便也失败过，但它并没有遭受彻底的惨败。麦地那西多尼亚公爵和他的士卒损失惨重，即便如此，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