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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伪史:玻璃是古埃及人发明的。西方认为中国紫来源于埃及蓝,中国铅钡玻璃发明权也

2023-09-02 13:17 作者:云影方寸  | 我要投稿

西方伪史:玻璃是古埃及人发明的。西方认为中国紫来源于埃及蓝,中国铅钡玻璃发明权也将不保。

作者舞天玄姬

在古代,非天然颜料并不多见,特别是蓝紫色,堪称稀罕。迄今为止,只有三种人造蓝紫色被确认是出现于工业社会以前,它们分别是埃及蓝、中国紫、玛雅蓝。但是它们的化学成分却不尽相同。由于前两者都是二价碱土金属+铜硅酸盐结构,因此,苏黎世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教授海因茨·伯克(HeinzBerke)在2000年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紫源自于埃及蓝,认为这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最早证据之一。(实际上这另外两种蓝紫色颜料都来自于中国才对。)


图 拉姆赛斯一世墓壁画上的埃及蓝

中国紫/蓝色玻砂 中国紫的至色原理是由于硅酸铜钡(BaCuSi2O6):硅酸铜钡呈紫蓝色,在加热到1100度以后变为蓝色——即中国蓝。中国蓝/紫和埃及蓝都是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前的“高科技”产品,完全不存在于自然界的。


据称,埃及人大量使用这种工艺制作珠串和其它装饰品,将这种工艺沿用了上千年,直到西元前1000年前后,地中海沿岸已经开始烧制真正的玻璃制品,费昂斯工艺仍旧在使用。


制作费昂斯的图示


早在埃及壁画中就出现过分别有三种制作方法。制作流程一般是先研磨石英砂,然后加入石灰和草木灰,以帮助降低熔点,这也是所谓西方“钠钙”玻璃;在古代中国是加入硝石和方铅矿,也就是中国的“铅钡”玻璃。然后模具成型胎体,模具一般为陶模,古代埃及和中原都有陶模出土,印度哈拉帕文化还出土了滑石制成的模具。图片为埃及制作费昂斯小神像和珠子的三种方法和费昂斯的成分。 


关善明博士在他的《中国古代玻璃》一书中把费昂斯和后来的玻璃工艺作了比较,说明了它们的区别和联系。 


费昂斯和真正的玻璃最主要的区别是工艺流程和烧制温度的不同,费昂斯的烧造温度较低,在1000℃左右(烧造玻璃的温度是1700℃),成品中仍有未经完全融化的晶体,因此中国学者也有将费昂斯制品称为釉砂(表面为玻釉和石英砂)和玻砂(内部为玻璃和石英砂的混合体)的。而工艺流程的区别更加明显,真正的玻璃是先行生产玻璃料块,然后熔化料块,趁玻璃溶液还未冷却时“热加工”成型。


几种常见的玻璃珠制作工艺。玻璃的制作流程不同于费昂斯,制作玻璃珠需预先制作“生料”(fritting),即将磨细的石英砂加助溶剂熔化成胶糖状后冷却,将冷却后的生料再入高温净化,加入着色剂和澄清剂等成分,做成料块或料棒,冷却后待用;制作玻璃珠时,将料块或料棒熔化成黏液状态,这时,可使用所谓缠绕(wound)技法在金属棍上手工拉拽成型,冷却后即是成品(如1);也可使用专门的工具吹制(如2);另外也可采用注入模具的模铸(如3)。


古代中国制作玻璃珠的主要办法除了使用模具,大多使用所谓缠绕技法,即是玻璃溶液缠绕于金属棒上,趁溶液还未冷却在金属或石板上滚动成型或使用专门工具一次造型。 


而费昂斯是利用天然石英砂“冷加工”成型胎体。然后上玻璃釉再烧造成功。虽然费昂斯与玻璃的工艺流程不同,但使用的基本原料都是石英砂(加助熔成分),因此说费昂斯是玻璃的前身也是合理的。


于是,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的玻璃工艺最早可能是从地中海沿岸经由北方草原之路进入中原,进而形成自己独有的配方和装饰特征。中原出土的最早的费昂斯珠子来自陕西的西周或先周墓葬,在年代上几乎比埃及晚1500年,在色彩和形制上却仍然有着埃及风格。多数学者同意这项工艺是由西方传入,在本土形成了自己的系统。


图 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蜻蜓眼玻璃珠极有可能来自于古埃及或东地中海沿岸地区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最近发现现在的一些文章里的不少话语,喜欢把中国的铅钡玻璃故意称为“费昂斯”玻璃珠。从目前中国已经丧失“钠钙玻璃”发明权,现在又要把“铅钡玻璃”也归结为外来“古埃及”的。这样一来,琉璃制造技术,就彻底和中国人没关系了。


例如:


西周时期的早期“费昂斯”玻璃珠主要有瓷白色,天蓝色和麦绿色三种,呈现出圆珠,橄榄形珠和管珠等形态。珠子直径通常在8-10毫米之间,长度一般为18毫米,直径为4毫米。出土时,“费昂斯”珠表层通常被氧化,呈现半腐朽状态,这也就是迄今为止出现最早的铅钡琉璃。


汉代出土的玻璃珠以算盘形圆珠最多,其次是渔网坠形,椭圆形,菱形,橄榄形,扁扣形,多棱面形等;颜色以蓝色为主,另外还有青,淡青,绿,湖水蓝,白,月白,砖红,紫褐色等。一般都为半透明,不透明的较少,均有穿孔,属于氧化钾-二氧化硅玻璃系统,通常称为钾玻璃或者钾硅玻璃。


据说,早在约罗马帝国时期,西方就发明了吹制玻璃的工艺,这种工艺摒弃了模铸的方法,一次烧造就可成形,在此之后的个人装饰品和实用器皿基本上都采用这种方法制作。且玻璃制品耐高温,质地透明,很受欢迎。


唐宋时期由西方舶来了大量的玻璃器皿,“玻璃”一词在宋代开始普遍起来。玻璃特指西方舶来品,而琉璃指的是本土烧制的低温小件。西方玻璃器在中国古代十分珍贵,一直是皇帝赏玩的器具。


这样的叙述方式,给人造成一种错误印象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出土琉璃器皆是外来技术产品,所谓的本土烧制也不过是“外来技术”本土化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人独立发明的。


图 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古代埃及公元前1600~1000年玻璃瓶一组01

图 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古代埃及公元前1600~1000年玻璃瓶一组02

图 “蓝色玻璃船,罗马,公元2世纪”

图 辽宁朝阳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淡绿色鸭形玻璃注——罗马(存疑)

图 汉 蓝色琉璃耳珰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海东市民和县胡李家汉墓出土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最关键的问题:这些中国出土认为是西方舶来品的玻璃器皿,皆是的精美文物。西方出土“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玻璃器根,皆是拙劣不堪的。


这让人如何相信中国制琉璃技术是外来的?


一个在国外制造技术还很差的东西,等进口到中国就变身成技术先进的精美之物了,可能吗?!难不成在路上这些劣质玻璃器自己突变了,害怕中国人看不上,进化成符合中国人审美的琉璃器了?


最早的丝绸之路在汉代张骞通西域时期(前125年左右),而考古得到中国紫的最早记录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西元前479~221年),这比丝绸之路早了几百年。


更重要的一点,埃及蓝的主要成分是硅酸铜钙。中国古代的工匠们是如何想到用钡取代钙的呢?至今中国地区出土的文物上,没有发现任何一种和埃及蓝成分一致的颜料。


除此之外,这种成分上的改变绝非简简单单换一下配方就可以,需要更高的制造温度——因为钡的分子量大于钙,所以含钡化合物的熔点也远远高于含钙化合物。而钡很可能来自于重晶石,主要成分为硫酸钡,在中国中部地区非常常见。


中国紫和埃及蓝在微形态结构上也十分不同,这是两种人造颜料工艺不可能同源的最大证据。在中国紫中发现了含铅成分,铅元素的分布和颗粒生长形态显示,这些20μm-50μm大颗粒微晶是在流体中而非固态中形成;而埃及蓝含有中国紫所没有的钠钾等碱金属成分,却没有铅成分。之所以会出现以上差异,正因为两者使用了不同的助熔剂。


也是由于制造工艺不同导致的部分成分不同,因为中国的硅酸铜钡与冶金技术有关,而这又产生了另一种副产品紫蓝色通透的中国“蜻蜓眼”琉璃啊!


埃及蓝的形成温度在800~900℃,是在正常的固态煅烧中或者使用碱金属化合物作为助熔剂得到的;而中国紫的形成温度在900~1100℃,必然涉及到了氧化铅的引入,将硫酸钡的熔点由1560℃降至1000℃。


经过以上分析,中国紫来源于埃及蓝的这一假想完全是妄想胡思乱想,归根结底都只是企图证明中国的科技文化源头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而是由西方由外界输入的,但,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打了它们的脸,无论它们承不承认!


另外,在中国出土的琉璃器远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数量多且精美,一个拥有先进琉璃制造技术的中国,可能会需要连琉璃器制造不好的地方“输入”技术吗?!


再来说,什么叫做“古埃及费昂斯工艺”呢?


据西方称,现在的玻璃和琉璃都是从最早出现的“费昂斯”工艺中衍生出来的,它们在工艺和原料上面有所关联,都是利用熔化石英烧造成品。“费昂斯”是二次烧造,首先制作胎体,成形以后再上玻璃釉,然后再入火烧造成器。


玻璃和琉璃都利用熔化石英烧造成品。琉璃是二次烧造,首先制作胎体,成形以后上玻璃釉,然后再入火烧造成器。中国人习惯将通过这种制作工艺烧造出的部件以及使用高铅低温制作的物品统称为琉璃。


这与明清时期非常繁盛的琉璃建筑构件的制作工艺是非常相似的,中国人习惯通过这种制作工艺烧造出的部件称为琉璃,同时也将中国本土使用高铅低温制作的物品称为琉璃,这种混淆的称法可能与两种工艺有着同样的起源有关系。


根据以上可知,“费昂斯”是二次烧造,在之前讲到汉代铅釉陶时,提到过唐三彩釉陶器也是用了二次烧成法的。


但是,“二次烧成法”最早出现大约在北齐时期左右。那就不得不提到汉代“复色釉陶器”这个特殊品种了。


“复色釉陶器”是汉代低温铅釉陶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其施釉烧制工艺系在普通单色釉陶的基础上,于一件器物上施加两种及以上釉料,以低温一次入窑烧制而成,呈现出绚丽的艺术效果,达到了汉代釉陶的高峰。


此类釉陶主要分布于宝鸡、济源和延安及其周边地区;最早出现于西汉中晚期,流行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就施釉工艺而言,其多色施釉技术与北魏时期的二色釉陶一脉相承,并在北齐时期与新出现的“瓷胎铅釉陶”二次烧制技术相结合,形成了北齐特有的多色瓷胎铅釉陶器,为后来唐三彩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


唐代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彩,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


唐三彩的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从原料上来看,它的胎体是用白色的粘土制成,在窑内经过1000-1100℃的素烧,将焙烧过的素胎经过冷却,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约800℃。在釉色上,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经煅烧后呈现出各种色彩。


而中国的琉璃也属于二次烧制,根据工艺其法应与北齐出现的“瓷胎铅釉陶”二次烧制技术有关,才有琉璃釉,建筑琉璃的出现。


因而,并不能说成是西方发明的二次烧制法,因为,最早该工艺是由陶瓷器、铅釉陶的一次烧制法逐渐演变而来的,没有“一次”烧制法,又怎么会有“二次烧制法”呢?


这说明所谓的“古埃及费昂斯工艺”及其玻璃器在没有“一次烧造法”制陶瓷的基础上不可能早于中国,也不可能“传入技术给中国”这种逻辑不通的传播路径。


最后,事实是即便按照西方伪史所说,西元前3000年埃及人也并没有将自己某种工艺命名叫“费昂斯”,“埃及费昂斯”这个名词是后来西方学者相互约定而成的,以便于讨论问题。


也就是说,现代大多数的称谓与古代称谓之间可能并不相符,很多都是西方自己近现代起名得来的词汇。


所以,中国砖家及媒体把中国琉璃珠称之为“费昂斯珠”是不负责任的叫法。这是暗地里配合西方想把中国琉璃工艺潜移默化说成是“外来”的,帮助西方提供口实代表中国将技术拱手让人,并故意抹杀遗忘真正发明原创者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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