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的“正当”，“正义”与“正确”（一）

一

现代国家，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和伤痛之上。它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多元文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宽容”与“开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签。它与另一个响亮的名字融合在一起，“自由”。

当我们说“创作自由”的时候，自由的含义并非以往所理解的“随心所欲”，而是要求社会以它应该有的文明态度，对一个文化现象给予足够的尊重与宽容。它不仅仅针对以往被主流社会排斥的文化现象，（比如，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曾经被禁止在美国公开发售，而现在它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文小说”。），还包括那些至今也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另类文化，暗黑文化，禁忌文化。它们汇聚在“现代文明”的旗帜下，要求获得自身“正当”的生存空间。

与此相对应的，代表一个社会意愿的“法律”，也必然表现出足够多的宽容度，比如，“举报”。

一个普遍认可的说法是，“举报合情合理”。可是，在法律中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相反，“诬告罪”的存在，表明了并非所有举报都“合理合法”。

正确的说法是，维护自身或者公众利益不受侵害，才是“合理合法”，而举报是手段。它也可以这样说，在“确认”自身或者公众利益被侵害时，举报才是“合理合法”的。

“确认”，不等同于“确定”。一个人完全可以主观地认为，自身或者公众利益受到了侵害。比如，我“确认”某一个收费不合理而举报，而最终“确定”的结果是，这个收费是符合法规的。此时，举报人所举报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但并不因此承担相应责任。

不追究此时举报人的过失，有两个原因。第一，社会是多样化的，没有人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情，每个人都必然存在观念上的局限。同一件事情，当事双方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是真实存在的客观现实。

第二，举报不仅是维护个人与公共利益的手段，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倾听民意”，监督和纠正社会不良风气。虽然结果证明，收费是符合法规的，但从举报人的个人感受中，也同样有可能发现收费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这就是通常意义中的“举报合理合法”。它非常清晰地体现出现代文明社会“宽容”与“开放”的态度。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每个人的感受都受到重视。

二

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流，有交流的地方难免冲突。多元文化共存，必然牵扯到利益冲突。最常见的，买个东西还要讨价还价呢，这不就是对同一个商品的不同价值认知吗？

法律不仅要推动和保护多元文化共存，还需要在利益冲突产生时做出判决。冲突起源于利益，判决的结果则在保护一方获利的同时，也同时令另一方的利益受损。

法律具有“权威性”和“延续性”。一个判决的结果，作为同一类利益纠纷的范例，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导利益维护的大致方向。

就历史来说，法律的倾向性是一个发展过程。不过我们只考虑现代社会，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前提下，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

由此，法律的必然走向，是以“正当性”作为一切判决的基础。是不是侵权，不是看它有没有造成他人或者公共利益的损害，而是这个行为本身是否“正当”。

三

就“举报”来说，什么是“正当”与“不当”？

举报的情况与事实不符，前面已经讲过，它是法律可以“宽容”的部分。因此，是否“正当”，并不能以举报与事实的对照作为依据。即使举报的情况符合事实，也不等于举报一定“正当”。

“正当性”不能由内容作为依据，它就只能从“行为”本身引导出相关的判定标准。

第一，严格区分“当事人”与“非当事人”的举报行为规范。“举报合情合理”，仅限于“当事人”的举报行为，即法律鼓励个人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

“非当事人”，举报当然也就不是维护自身利益，只能是为了他人或者公众利益。此时，又需要区分为“私人权利”与“公共权利”。

“私人权利”，必须经过当事人的授权后，才具有维权的“正当性”。比如，朋友跟我抱怨，邻居家的狗半夜总是叫，干扰了正常作息。我未经朋友的授权，出于维护朋友的利益，对这一现象进行举报，这就属于“不当举报”。

有人会疑惑，“这不是扰民了吗，我举报它，怎么还是我不正当了？”

此时的举报人是“非当事人”。前面已经说过，非当事人必须经过授权，才可以进行维权。因此，如果举报的本意是“维护朋友的利益”，它就是“不当行为”。

为什么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不当行为”呢？

原因是，我们在举报时，将举报转换成了“维护公众权益”。举报的内容是“扰民”，而不是“干扰我朋友休息”。“民”，是一个宽泛的指向。我们下意识地认为，受到干扰的并非只有朋友这一个特例，而应该是其他邻居的共同困扰。

可以发现，非当事人在“举报”时，并不能严格区分“私人权利”与“公众权利”。本着“宽容性”原则，即使“非当事人”错误地进行举报，法律通常也不会追究此时举报人的“不当行为”。

举报的前提是，“确认”利益受到侵害。“确认”是一个“主观判断”。从朋友的抱怨中，我们只是获得了一个“信息”。那么，“确认”这一个主观判断，只能来自于对朋友的信任。很简单的原因，正常人并不会编造这样的谎言，所以朋友一定是陈述事实。

“非当事人”对一个“侵权行为”的认定，来自于“当事人”的陈述。而当事人的“确认”，又可能只是出于“主观臆断”。

更进一步的，“非当事人”对一个“侵权行为”的认定，同样来自于另一个“非当事人”，比如，一个法律专家对某一个事件的解读。出于对“专业度”的信任，我们也会“确认”一个行为构成侵权。

当我们“确认”一个行为侵害了公众利益时，举报是合理合法的。

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借助“信任”或者“专业度”，纯粹出于主观臆断，或者有意隐瞒部分信息，乃至于捏造和歪曲事实，误导“非当事人”确认某一个行为侵权。

这一类举报行为，很难在法律上明确定义。以“宽容性”原则，通常不会追究举报人的相关责任。但是，它又与事实严重不符。

这就要求我们自身，正视这个问题，自我约束，尽量避免不当行为的产生。

当然，如果有明确证据表明，误导他人进行举报，并造成一定的利益损害，这就要追究误导者的相关责任。此时，举报就不仅仅是“不当行为”，而是涉嫌“恶意举报”。举报人必须接受相关的训诫，认清举报行为的不正当，情节严重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