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哪写到哪——无法表达的狂乱

无论是《包宝宝》还是《青春变形记》都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没有表达对电影的期盼，而是提出了更多文化层面的批评，但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一种文化需求，即“我想要看到我自己”，而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今极度需要被满足的需求，也是为什么部分电影即便内容一般也能获得极高票房的原因之一。

到目前位置，在新时代的文化策略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一直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外国电影的大行其道，电影院中充斥着好莱坞面孔，他们用极高水准的技术统治着观众的视听体验，满足着隐性的激情需要，当然这一点在近些年逐渐改善。其二，电影院的国产电影缺乏具备总体性的形象代表，这一点就不得不联系前一点，好莱坞的统治业已走向终结，但国产电影的面貌依然模糊，当然已经有了一些代表作品，但想要建立起一种新的大众化风格体系，还需要很多很多。

在这里就出现了那个问题，到底我是谁？黑暗的影院中闪烁的银幕照亮着每一个观众的面容，然而这道光又将把人带向何处呢？通过大众媒介大肆传播的电影并非无辜的，它如同不会反射的镜子，将面容加于观众，这一点在涉及历史题材时最为显著，它高声说着我们是这样的，观众自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但这算盘归根结底也并非自带的，而是过去获得的。过去的小算盘使我们能够抗拒也能够认同，但在今天又显得不够明确，有许多不同的答案。

回到《包宝宝》和《青春变形记》，总结来说对它们的攻击来自于其中的中国元素，在异乡的中国元素其形式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回忆，因而它们构成了与我们相对的镜子中的形象，但这说到底是误认，它是北美华裔的，而不是中国大陆的，而后者的镜子依然被水雾所遮蔽，身份证还在寻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