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之参
说到公孙龙，初次接触还是高中的历史课，谈及其人“白马非马”之说，教科书一笔带过，只以“名家”相称，未触及核心。至于历代学者，也多以“诡辩”相讥、“别墨”误解。时随世易，人过而立之年，再读《公孙龙子》，已是另一番风景。
考古虽说研究的是物质文化，但其归宿终究离不开对历代思想哲学的体悟。先秦诸子百家、两汉黄老、隋唐释佛、两宋理学、阳明心学，莫不是时代的印记。思想的流布敷演，讲的是传继、互参、糅合。百家思想融会贯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只是研究对中国历史贡献最大的儒释道三家，便足以让无数学者皓首穷经。
公孙龙的“名家”虽未成为主流，甚至还被误解和贬低，但丝毫不影响他思想的光芒。“名家”所说，其实是关于人认知世界大千万物的方法论。
“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
公孙龙开篇便抛出了核心议题。
此番表达，颇与佛经契合。“色形”在公孙龙这里当指的是颜色和外形，而非佛教中的“色相”。但是转念一想，众生各显“色相”，其“色”万化，“相”亦非同。“色相”其实是“色形”的另一种表达。佛教典籍的汉化必须契合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用相近的语言转译方可会心。
“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
色形相与，今人早已司空见惯。然而公孙龙抬出了“楚人遗弓”的典故：楚王打猎，丢了“繁弱之弓”，但其不以为意，认为既是楚王遗之，只要楚人得之，亦无不可。楚人是人吗？当然是人，但是为什么非要强调楚人呢？此与“白马非马”旨趣相同。我初读此处，亦是疑惑不解。后读《毛泽东文选》、《毛泽东文集》，若从现代的政治哲学来阐释，其理渐明：“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自然属性的人是一种生物，无所谓君臣父子这些社会伦理；社会属性中的人则是在人所创造出的社会里发挥作用的个体。诚所谓：
“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不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
当谈及君臣父子的时候，就不能把人当做野蛮未化的“野人”或者“自然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人，这里的“人”只是自然属性，大家都是“两脚兽”，两肩膀扛着一个脑袋。就像钱学森说的，美国人可以搞导弹，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搞？中国人就比他们矮一截？至于强调“中国”人和“美国”人，那是社会和政治的概念，当然有所不同。
人都有佛家所讲的“六识”，即“眼耳鼻舌身意”，这是高等生物的本能，也是公孙龙所讲的“力”；至于“末那识”或“阿赖耶识”是以公孙龙所谓的“知（智）”为根基，公孙龙认为“力”与“知（智）”是不同的，所以智力所发明的概念不能与自然本能混为一谈。我们所处的社会恰恰是“知”的产物，对此的解释，可看出百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儒家“好名”，讲“仁义”，在他那里“力”与“知”是“用”和“体”的关系。相比于西方宗教社会的精神和物质分裂的文明形态，儒家所讲的一套大有“名教”的意味，物质归依于精神，精神统摄心内物外。此番学说的好处是使得中国没有成为一种宗教文明，中国人向来都说“内圣外王”，佛教也以“众生皆有佛性”一说。至于代价，则是名教对于思想的束缚，名物全为生存的权宜手段，这又是西方所不能体会的。西方的精神和物质分属两条道路，各自在所属的轨道上狂飙突进，宗教和科技均可算是登峰造极。中国的历史精神在于如何解答“人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人”这一带有经验和精神的议题，虽说中国的科技在朱明以前不可谓不发达，但从来没有形成有别于精神的自觉自在的体系，原因当在于名教的捆绑。
“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
名乃是相互独立，循名责实才能正本清源。虽然其君王需要“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理论与儒家的“名正言顺”遥相呼应，但对于名实的态度终究是让公孙龙儒家划清了界限，也致使孔子后裔孔穿拜师不成，不欢而散。在那个战乱频仍，旧制解体，新说迭出的春秋战国里，想厘清思想的脉络根源，才是公孙龙孜孜以求的理想。
“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管子·任法》）
他是一个学者，也只是一个学者。到底如何“循名责实”，事物如何各安其位？遗憾公孙龙的思想多已亡佚，后人无从窥测。只是在残存的《迹府》篇中提到了齐王与尹文关于“士如何”、“法如何”的争论。
齐王好士，却忧齐国无士，尹文对曰：
“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可谓士乎？”齐王当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善！此真吾所谓士也。”
齐王身处齐鲁之地，对士的认可并没有脱离“仁义礼智”的范畴，但他也是“好勇”之人，勇夫对于对法的理解，就是乌头马角：没有的事。尹文问道：
“使此人广众大庭之中，见侵侮而终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
齐王当然不认可，所以尹文说他并不懂士，也不懂法。
“唯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为士也然。而王一以为臣，一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非士乎？”
齐王一时间陷入了错乱。
士有品行，见辱不斗不光是品行，也是对国家法律的身体力行，所谓“见侮而终不敢斗，是全王之令也。”如果因此便否定一个士人的精神，那便是“无非之非，无罚而罚，无罪之罪”，不光会让天下士人非议，更是对国家法律赤裸裸的践踏。
士有四则，法有所规。士人对自我的追求应该成为时代的良心和楷模，国家对这一群体任何的臧否责罚都是一种价值观的折射，这种价值观应当是圆融无碍的。守得住良心，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法律出现的地方，当是人性丑陋的地带。
齐王懂“士”之意涵吗？当然不懂。齐王懂法律吗？当然也不懂。
公孙龙的时代，“变法”早已如火如荼，法家大行其道。没有看到公孙龙对法家的态度，总是意涵，但是从只言片语间，似乎又能照见那“循名责实”的寥寥身影。
在那个人心思变，名物变动不居的时代里，各国只求“富国强兵”，“白马非马”只被当做一纸荒唐，躲在了时代的暗黑身处，消失在了嘈杂的争鸣里，没有给公孙龙他留有一丝立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