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台垃圾焚烧项目健康代价测算

垃圾焚烧厂对周边人群的健康影响，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新闻报道、学术论文、政府报告等多种不同信息源往往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将垃圾焚烧厂建设人口聚集区，往往会引发周边居民的普遍反对。

撰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环评公司经费来源就是建设单位，有强烈的利益相关关系，决定启动项目的是政府部门，因此负责环评报告审批的环境部门天生的倾向就是要通过环评报告论证项目的无害性，审批中带有预设立场，容易纵容环评报告中低估风险的形象。

1、在学术研究结果中垃圾焚烧厂的健康影响有多大？

2019年，在学术期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共健康》（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发表了一篇综述性文章《垃圾焚烧厂对健康的影响：系统综述》（The health impacts of waste inciner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这篇论文采用PRISMA系统评价方法（一种科学规范的文献调研和数据分析方法）筛查了2002年-2017年共15年的学术研究论文与“垃圾焚烧厂”和“健康”相关的论文，获得了136篇研究性论文进行评估，最终形成了这篇综述性研究成果。这是第一篇将焚烧风险暴露评估（内部和外部毒素测量）文献与健康联系起来的系统性综述。

调研结果确定了一系列不良健康影响，包括与某些肿瘤、先天异常、婴儿死亡和流产显著相关，但文章也客观评价垃圾焚烧厂与其他一些疾病无关。好消息是，新建的焚化炉报告的不良影响较少，但作者也提出了这一结论的可能原因是出现不良影响的时间不够。

最后文章强调垃圾焚烧作为固废处理的一种方式具有重大健康风险。基于预防原则，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任一垃圾焚烧厂是绝对安全的（即对健康无风险）。垃圾焚烧要付出高昂的财务和生态代价，需要妥善选址。

2、能否定量评估健康风险？

这篇综述调研了一百余篇研究论文，每篇论文往往分析多个垃圾焚烧厂对某些特定疾病的影响，给出了大量定量的发病率提升数据。采用标准PRISMA方法，综述作者对所有文献的进行了质量评估，并分类阐述了可靠性较高的结果。我认为经过作者的甄别后的论文可信，基于这些凝聚了大量科研工作者心血的数据结果，我们可以定量评估丰台垃圾焚烧项目到底会给周边居民带来多少健康损害。

在研究垃圾焚烧厂对某种特定疾病风险增加情况时，主要方案就是调查垃圾焚烧厂周边人群这一疾病发病率A和远离焚烧厂人民的发病率B，A/B就是医学上的相对危险度RR，例如RR=1.12，就代表了影响人群发病率比本底人群发病率高出12%，意味着垃圾焚烧厂周边的112个患者中有12人患病是焚烧厂的责任。在发病率较小时，可认为比值比（OR）与RR等效。

以丰台区计划建设的北天堂垃圾焚烧厂为例，厂址周边5km范围内居住和工作人口高达40万，以7‰出生率计，每年新生儿数量为2800人，垃圾厂运营期（25年）共产生新生儿7万人。计算获得丰台垃圾焚烧项目的健康影响如下表。

表中结果显示，丰台垃圾焚烧厂建成后运行的25年间，将增加周边人员681人患上软组织肉瘤，增加3900人患上大肠癌，增加癌症致死者1146人。对于新生儿来说，将增加先天心脏缺陷儿童84人，增加神经管缺陷患者59人，增加唇腭裂儿童21人，增加肾发育异常儿童12人，增加自然流产2233例。

需要说明的是，影响人数40万人，是以影响半径5km范围进行估算的。在综述调研的文章中，影响范围界定各有不同。有5km、4km、3km、2km不等。本文采用5km范围测算，是基于最大预防原则。事实上，由于北天堂为城市建成区，周边有大量人口聚集，以厂界外2.5km为测算范围，影响人数依然可以达到4万人左右。前述测算结果除10，依然是不小的健康风险。增加390人患大肠癌，增加115人致死，增加223例自然流产也是不可低估的。

与国外垃圾焚烧厂产能普遍小于1000吨的不同的是，北天堂垃圾焚烧厂产能高达2550吨，属于超大型垃圾焚烧厂（产能大于2000吨）。做健康分析不能脱开剂量谈毒性，北天堂项目这是一剂“猛药”，强于绝大多数国外研究中出现的垃圾焚烧厂，因此我认为，采用5km范围进行估算并没有高估其风险。

3、因果性与相关性

常有垃圾焚烧产业利益相关人员攻击健康风险类研究成果，他们不认可现在普遍采用的相关性研究（发病率变化与垃圾焚烧厂距离的相关关系），认为缺少毒理生理实验，就不能认定垃圾焚烧有害这一事实。

事实上垃圾焚烧烟气中含有大量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颗粒物、细颗粒物、超细颗粒物、微塑料、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他们的对人体低浓度长期影响的毒理实验和联合毒理实验，难以直接开展。这些污染物对人的长期影响又因人而异，与个人基因、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研究垃圾焚烧厂带来的慢性而长期的影响，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检测大范围人群各种疾病患病率与垃圾厂距离相关性，是当前可行而科学的方案。研究的样本数越大，研究结果的推广价值越高。

4、再论“达标排放”：忽视“关键少数”

常有人说，垃圾焚烧厂只要达标排放，对周边居民就没有影响了，其依据是环评中给出的评价结论。但达标只能代表“达标”，是不受行政处罚的最低标准，并不代表对人“无害”。以二噁英为代表的POPs通常采用日本年均浓度标准（0.6pg TEQ/m³）评价，由于POPs难以衰变分解，会长期贮存在体内，甚至在代际之间传播，所以《斯德哥尔摩公约》严格限制POPs排放，健康的要求应当是“越低越好”，没有一个最小危害阈值。

人类个体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不存在普适性的“无害”标准。每个人的基因和生长环境都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特定污染物的耐受能力也是完全不同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鲜牛奶这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食品也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而一个人是不是乳糖不耐受，简单看外表是无法获知的。一个浑身肌肉的壮汉，也可能喝一瓶鲜牛奶就上吐下泻。人群中对各种污染物耐受能力的强弱一般呈现纺锤形分布，即不受污染影响和特别脆弱的都是少数。垃圾焚烧厂产生了数十种不同污染物，每一种污染物都存在着对应脆弱的“关键少数”，由于研究的缺乏，没有有效的手段去甄别谁是关键少数。当今社会伦理不会容忍开展“731部队”式的人体耐受实验，我们也许永远不会有技术测量每个人类个体对各类污染物的耐受底线是多少。

因此，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垃圾焚烧厂的距离与特定疾病的发病率关系，是当前唯一有效直接评判垃圾焚烧风险的方案。

5、垃圾焚烧厂选址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取舍

在定量评估垃圾焚烧给人群带来的健康风险的基础上，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就成为了一个价值观的取舍问题：远离人群带来的垃圾运输费vs增加的居民健康损失，孰重孰轻？

以丰台垃圾焚烧厂为例，丰台区有人口约200万人，以每人每天产生垃圾1kg计算，每天垃圾产量为2000吨，其中约50%为分类后需要焚烧处置的其他垃圾，即每天1000吨，每年36.5万吨。

当前丰台循环产业园其他垃圾外运至山沟之中远离人群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厂，从产业园2020年决算来看，运输费为92.37元/吨,为了计算方便取100元/吨，则每年要远离人群增加的垃圾运输费为3650万元。如果运输车辆普遍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过程做好垃圾车密闭工作，则不会产生附加的环保代价，即社会付出成本仅为3650万元。垃圾跨区处理带来的“生态补偿费”本质上是丰台区向门头沟区的“转移支付”，从社会全局角度并不算是增加的成本。

与3650万元对应的，是每年付出的健康代价：3人患非霍奇金淋巴瘤、27人患软组织肉瘤、156人患大肠癌、46人因癌症死亡、42例早产、3个先天心脏缺陷婴儿、2个先天神经管缺陷婴儿、1个颜裂儿童、89例妇女流产。

3650万元，是财政报表上的一个数字。每一个先天不良的婴儿，都会带来一个家庭的不幸；每一个癌症死亡的患者都会伴随一个家庭的眼泪；每一次妇女流产都会演绎一个家庭的悲剧。这些不幸、眼泪、悲剧和社会运转增加的成本如何取舍？拷问着社会管理人员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