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谈高法新规定——《南方周末》未能发表的言论

二十多年来，我接受了数百次记者采访。既有报纸和杂志的记者，也有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既有国内的记者，也有国外的记者。我以为，这是传播法学知识和宣扬法治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法律学者的社会责任。然而，因接受《今日说法》的采访而遭遇“网暴”之后，我就吸取了教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格外谨慎。针对具体案件的采访，我现在一律拒绝。不过，这次采访不是谈个案的，是谈制度的，我就接受了。而且，我对这个问题确有自己的看法。

2023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环境资源案件审理的若干规定》。9月初，《南方周末》的记者陈龙约我进行采访。9月10日下午，我和陈龙在电话中谈了一个多小时。9月21日，陈龙的文章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标题是“当‘无袍法官’有了‘专门知识’”。但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完整地引用我的观点，而是只选了几段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法律体系对陪审制是一种“否定态度”。学界称之为陪审制的“低潮期”。“都是单位推荐，把表现不太好的人推荐过去应付差事，有的还一干十几年”。那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当时在美国留学，就开始了解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但即使在这段时间，专业性案件也经常邀请专业陪审人员参与，弥补法官的知识不足，帮助解决专业问题。90年代的辛普森案，给了中国法律巨大启发，“原来美国的案件还可以这么审，让一些普通老百姓来决定。”

2013年，何家弘多次呼吁增加陪审员数量，实行“大合议庭”制度，后被《陪审员法》和修改后的《刑诉法》吸收。较之2004年《决定》未规定合议庭人数和结构，《陪审员法》规定了法院组成三人和七人合议庭的不同情形。较之2012年修正的刑诉法，2018年修正的刑诉法中，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案件，合议庭人数从三人变为“三人或七人”。陪审员抽选的随机性、透明性，以及重大案件组成七人“大合议庭”，成为当时陪审制改革的亮点和重点。实际上，这都包含了加强公民对司法监督，提高司法透明度的含义。

何家弘说，近年，我国案件数量迅速增加，2019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案件总数每年都在3000万件以上。“尤其人口多的大城市，法律纠纷非常多。加上社会发展，涉及各个领域专门知识的案件也在增多。因此，法院面临人力、脑力双重不足的问题。”何家弘认为，此次出台《规定》，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担任人民陪审员，可以有效解决法院人力、脑力不足。

《陪审员法》第十六条规定，第一审案件中由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的四种情况，包括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涉及征地拆迁、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其他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但何家弘认为，虽然立法比较完善，但司法实务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陪审制没有完全落实。在近年一些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中，民众和律师都特别希望采用陪审制，审案法院却没有采用。

例如，社会和媒体广泛关注的劳荣枝案、内蒙古包头案，以及一些地方的黑社会案件，被告人显而易见可能被判十年以上，社会影响也足够大，都未采用陪审制。“这可能是《陪审员法》最受诟病的一个地方。”陈永生说。“尽管办案机关也做了辩解，比如担心陪审员操纵不了，难做决定，但他们的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违背了《陪审员法》的立法宗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也表示遗憾。“包括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改革，都是重大、严重的刑事案件采用陪审制。但是我们国家这么多年都是重大案件不用陪审，因为觉得陪审员不可靠，还是得法官来掌控。反而日常的普通案件都用陪审制。”何家弘和一些法学专家曾被法院邀请旁听一些庭审，有专家就提出，“这个案件也不是很重要，而且被告人也认罪，也没有争议，要陪审员干嘛？都像是为了合议庭凑人数。”

何家弘认为，这些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原本是向社会宣传陪审制理念的绝好机会，却被浪费。“在关注度极高的情况下，对我们法院领导和法官如何驾驭大合议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章定稿之后，陈龙记者向我表示歉意。因为我讲的一些观点不符合这篇文章的主旨，所以未能发表。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这几段话未能准确地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我决定再做一些补充说明。

法院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担任陪审员是可以的，但这不是加强人民陪审员工作的要点。司法裁判为什么需要人民陪审员？从法院的角度来看，人民陪审员的主要实用价值是弥补法官的人力不足。在法官工作负担过重的情况下，人民陪审员可以凑成法律要求的合议庭组成人数，缓解法院人力不足的压力，犹如公安机关需要“协警”或“辅警”。然而，这是司法裁判需要人民陪审员的主要理由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另外，人民陪审员可以弥补法官的知识不足，而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担任陪审员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司法裁判的案件多种多样，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官不可能是“万事通”，不可能什么都懂，特别是涉及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因此，邀请专家担任陪审员就可以帮助法官判断案件中的专门问题。然而，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司法裁判经常遇到专门知识的问题。不仅环境资源案件涉及专门知识，知识产权、金融、医疗、互联网等领域的案件也都涉及专门知识，普通的刑事民事案件中也可能涉及专门知识，例如法医学、生物学、化学、指纹、DNA、毒物、枪弹等知识。法院能在遇到这些专业问题时都邀请专家担任陪审员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人类社会的司法经验表明，解决这些专门问题的基本路径是请相关专业的专家到法庭上作证，可以提供鉴定结论，也可以提供专家意见。我需要指出，这些专家在法庭上的陈述都是证据，而专家陪审员的意见不是证据。对于同一个专业问题，专家们的意见可能有所不同。在法庭上，诉讼双方的专家意见就可能大相径庭，而法官的职责就是要评断双方的专家意见并做出裁断。如果专家担任陪审员，那么司法裁判者就对专门问题有了自己的成见，就不需要听取诉讼双方的专家意见了，而专家陪审员的观点未必总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认定就不是以法庭上的举证和质证为基础了。由此可见，这样的作法可能有违以审判为中心和证据裁判的原则。

在过去二十多年，我国的司法机关一直在探索人民陪审制度的改良。然而，我们还需要认真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司法裁判为什么需要人民陪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认真研究人类社会陪审制度的历史沿革，知晓前世今生，看清来龙去脉。我在《刑事司法解密》课程的第六讲“刑事司法的制度解密”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说。感兴趣的人可以去B站的《何家弘说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