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时期其苏联舞者”叛逃”西方的原因——乱谈

1947-1991年，以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沙条约组织组织的社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随着斗争的升级，斗争也波及到文化领域，首当起充是芭蕾，芭蕾起源于意大利，在法国完美，在俄罗斯繁荣，“十月革命”后，它被认为是老沙皇政权的文化遗迹，差一点将大剧院芭蕾舞团和玛丽娅（马林斯基）芭蕾舞团关闭，然而幸运的是在苏联文化委员安那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力挺下，他认为芭蕾也是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应该得以保存，再加上俄罗斯在该艺术中超过了世界其它国家的成就。主张反对把芭蕾只当作供贵族消遣的娱乐，强调芭蕾不应只是形体的技巧，而该属于戏剧表现和思想交流的工具。使芭蕾象戏剧、歌剧一样，表现现实生活，具有社会内容和教育意义。所以苏联新的芭蕾舞剧采用了“戏剧芭蕾”这一形式来丰富其保留剧目，同时，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开始，1959年大剧院芭蕾舞团出访英国和1960年基洛夫芭蕾舞团出访法国，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年轻舞者们来说，“戏剧芭蕾”对他们来说就是桎梏，随着东西交流的大门打开，为年轻的舞者打开了眼界。

苏美冷战时期，苏联有五位重要芭蕾舞演员”叛逃”到西方。这五人的名字和”叛逃”时间如下：1961年；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 Nureyev）；1970年，娜塔莉•马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1974年；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1979年，亚历山大•戈东诺夫（Alexander Godunov）；1991年，弗拉迪米尔·马拉霍夫（Vladimir Malakhov）。

1．首先我们说一下最早”叛逃”西方的鲁道夫•努里耶夫

在1960年的冬天，来自巴黎艺术和文学机构（巴黎文化交流文学艺术社（ALAP），负责法国和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珍妮•鲁古埃特（Janine Runguet）去列宁格勒组织著名的基洛夫剧院芭蕾舞团（Kirov Theatre Ballet）到西方进行巡演。她在空闲的晚上，看到了一张海报，当时是未知的由明库斯作曲，佩蒂帕编导的芭蕾舞剧《唐•吉诃德》。他们试图劝阻她出席这种成旧的表演，但她坚持去看演出并发现——无语——年轻的努里耶夫所饰演狡猾的理发师巴西里奥一角。她深信已经发现了世界上最好的舞者，她惊讶地看到，他并不在去法国巡演舞者的名单上。她要求将努里耶夫列入名单上，但有人告诉她，这种散漫并生性反骨的年轻人，必然会遭到苏联当局必然压制，是被禁止出国巡演的。还是因为法国主办单位隆勃罗索影剧集团（这个机构与法国共产党有联系，在莫斯科也就很有影响力）和珍妮•鲁古埃特的坚持——她甚至尽可能去接触苏联文化部长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福尔采娃（Yekaterina Alexeyevna Furtseva，1910年12月7日-1974年10月24日） ——在基洛夫芭蕾舞团于1961年5-6月首次赴欧州巡回演出，以确保努里耶夫在与基洛夫芭蕾舞团来法国在巴黎歌剧院跳舞，最后基洛夫芭蕾舞团才将努里耶夫补上（又一说是因基洛夫艺术总监和首席舞者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谢尔盖耶夫（Konstantin Mikhailovich Sergeyev）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受伤，努里耶夫代替他）。

1 9 6 1 年5 月11日，年轻的努里耶夫也随基洛夫芭蕾舞团出访巴黎，参加巴黎歌剧院演季节为期三周的演出，然因随行的还有数名克格勃（K.G.B.）特工，而此行监督的重点对象就是努里耶夫（因同性恋的身分）并对芭蕾舞团所有舞者明确的指示，舞者应该集中呆在一起，不许与陌生人交往，外出人员必须成双成对，如果有人违反这些规则，必须报告他们，其目的是监督艺术家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言一行。据说，芭蕾舞团到达巴黎之后，所有人禁止单独外出。努里耶夫早在苏联国内，就常和西方来访的女演员们谈情说爱。到达巴黎之后，他就爱上了巴黎的文化，显示出对西方极大的好奇。在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举行招待会，招待会后基洛夫舞者汇集到一起，起初俄罗斯和法国的舞者留在房间的俩侧，而努里耶夫是第一个同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芭蕾明星克莱尔•莫特（Claire Motte），皮埃尔•拉科特（Pierre Lacotte）和阿蒂利奥•拉比斯（Attilio Labis）成为了朋友，朋友们兴奋、热情地邀请努里耶夫和他们一起出去，但是，任何基洛夫的舞者，与西方人出去，他们必须获得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谢尔盖耶夫的特别许可，法国舞蹈家皮埃尔•拉科特说服谢尔盖耶夫，让努里耶夫晚上一同出去，他们去谈论舞蹈，并承诺努里耶夫会在晚上9点半回来。努里耶夫还要求他的室友一起去。 舞者坦言自己的诺言：他们一起用餐时，他们讨论的剧目，舞技，作品和作曲家，他们忘记了努里耶夫应在指定的时间内回去。但是，努里耶夫不是唯一一次在夜晚出去。其他的艺术家演出之余，都在克格勃陪同者的视线下回到住地，他没有理会这些规则，而他不顾警告，多次溜出去继续与法国的舞者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陪着他参观游览，看电影、逛商店、各种剧院、餐厅和夜总会，放浪形骸，交友游荡和一些不知名的外国人私混在一起，惊吓了基洛夫的领导。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副团长是克格勃特务，他立即向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汇报了努里耶夫“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极大兴趣”。在基洛夫的克格勃队长等待努里耶夫回到酒店后，因他犯了"不准私自外出"纪律对其大骂，不听努里耶夫的解释并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原定于5月16日努里耶夫主演首场演出《睡美人》的计划临时变卦，把努里耶夫撤换下来。尽管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5月19日，努里耶夫在巴黎歌剧院（L'Opera de Paris）演出了《舞姬》第三幕中的索罗尔，表演了当时别人还不能完成的俩周旋转加蜷腿侧跳，他以无与伦比的舞技使巴黎观众叹为观止，为之疯狂，他一时成为万人仰视的灿烂明星，他的表演激起观众和评论家的热情，赞赏他是难以得到的礼物，因为伟大的瓦斯拉夫•尼金斯基在巴黎首演的也是《舞姬》。前佳吉列夫芭蕾舞团（Diaghilev Ballet）的舞蹈家谢尔盖•利法尔（Serge Lifar）为他颁发了“尼金斯基奖”（ The Nijinsky Prize）。

首场演出那天晚上他的舞台魅力吸引了所有人，特别是其中之一他的崇拜者21岁的智利姑娘克拉拉•珊特（Clara Saint），她是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Andre Malraux）未来的儿媳妇，他们马上成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常常出去聚会晚餐（帮助努里耶夫”叛逃”者之一；另一位是他的同性恋朋友，芭蕾编导皮埃尔•拉科特，他多次破产，但是凭借着圈内大工业家、银行家的关系，过着奢侈的生活，他需要努里耶夫这样的巨星。而一些巴黎的演出机构也在游说他）。克格勃一直怀疑他有”叛逃”西方的计划，并致电克格勃总部和莫斯科文化部的官员，说努里耶夫“违反外事纪律、目无组织、无视集体利益。”并要求他的母亲做担保。与此同时，努里耶夫迷上了花都，他忘记了赋予他艺术生命的祖国，萌生了留下来的念头。他来到玛德琳教堂对主教说："指点我吧，我没有勇气独自作出这样的决定。"正当他犹豫不决时，芭蕾舞团结束了在巴黎的演出，下一站将是英国伦敦。

但是，努里耶夫的一言一行，引起了克格勃的重视，在苏联的莫斯科已经受够了，克格勃特工向苏联克格勃总部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声称努里耶夫有”叛逃”的危险。据说，这封电报当时呈递到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 6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发出了一个努里耶夫立即回国的命令。谢尔盖耶夫知道损失了努里耶夫，将不利于芭蕾舞团的信誉，决定拖延时间，建议等几天再说。他警告努里耶夫停止与他的法国朋友来往，然后通知苏联官员说，努里耶夫有所改进，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威胁。

如果努里耶夫不忽略谢尔盖耶夫对他的警告，他的生活竟然是不同的结果。但是，他却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他的朋友一个个被严格禁止行动，他甚至到一个私人家庭去参观。在6月6日，从莫斯科发出了第二道密令，把努里耶夫遣送回国。芭蕾舞团领导认为努里耶夫已经改正了错误，建议推迟。然而，在芭蕾舞团的克格勃特务天天向莫斯科打小报告。于是，6月14日，从莫斯科发出了第三道密令，将努里耶夫再一次遣送回国。谢尔盖耶夫没办法，只好送努里耶夫回国，而基洛夫其他舞者将继续去伦敦巡演。莫斯科最后回应是：遣送回国，只是要到芭蕾舞团去伦敦那天告诉他。

1961年6 月1 7日，在伦敦科文特花园（House Covent Garden）举行的演出季开幕式之前，这位23岁的芭蕾舞演员在布尔歇（Bourget）国际机场（现在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国际机场）与他的同伴——120位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团员结束在巴黎的公演，已经过了法国海关，在候机厅里等候准备登机乘坐飞往伦敦的航班。候机厅里外，站满了向芭蕾舞团告别的法国舞迷，其中大部分是来欢送努里耶夫的。就在努里耶夫向他的舞迷们挥手道别的时候，谢尔盖耶夫将努里耶夫拉到一边，告诉他“努里耶夫同志，你今天不和我们一起去伦敦。赫鲁晓夫同志有一位重要客人，为此决定将他召回莫斯科，要请你去给他们做一个特别的音乐会上演出。你两个小时之后乘机返回莫斯科。”他不能登机随同芭蕾舞团继续前往伦敦，参加皇家芭蕾舞团演出季为期四周的演出。努里耶夫立即明白了这个“特别演出”是个什么意思。他苦恼，愤怒，沮丧，恐慌的努里耶夫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不停地说“这不可能”，“这是怎么一回事”。此时的他削瘦脸颊尽是仓皇惨白，泪流满面，一个接一个的与其他随行舞者说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具体情况，努里耶夫知道，这意味着更坏的事情可能他会错过伦敦的演出季，可能要接受纪律处分并禁止他以后再出国巡回演出，也许是下放到到省一级的芭蕾舞团，也许被遣送回乌法，或者甚至被判入狱（因为在斯大林时代，同性恋是一种罪行，可以叛15年徒刑）。他悲痛欲绝地恳求为他送行的朋友皮埃尔•拉科特帮助他并对他说“他们要把我送回莫斯科。你们要帮我，不然我今天就死……”但他的朋友也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拉科特试图帮助努里耶夫，对团长解释说他们每次都是谈的舞蹈，从来没有谈政治或不让他回家，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他的努力没有结果。再名克格勃特工已经在努里耶夫身后面两、三步远的地方紧紧地盯着他。努里耶夫只有无奈地用头撞墙，一下又一下地撞墙。他芭蕾舞团的团员只有远远看着他掉泪。许久，他转过身来，低声对拉科特说“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就要送我回莫斯科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彻底完了。”拉科特决定公用电话打一个求救电话给努里耶夫的朋友克拉拉•珊特来帮助他。

后来据努里耶夫卷帙浩繁的传记资料记载，克格勃在背后想立刻送他回苏联，作为托词克格勃谎称莫斯科将有一场重要演出，他们告诉他不会随团继续去伦敦巡演，是总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想再欣赏他的舞姿，克里姆林宫有一场重要的演出需要他去跳舞以及其母亲重病，必须征调他回国。他预感到这是克格勃的一次阴谋，他坚信如果他被送回的苏联，他可能会被监禁，因为事实上克格勃特工已经调查过他有同性恋，他便假装同意，被押解到一个地方等待俄罗斯的飞机。

上午十时许，珊特乘着出租车与俄罗斯飞机争分夺秒呼啸而至赶到机场。她得知事情真相之后，决定自己一定要解救努里耶夫。于是，她走向努里耶夫，她发现在有两名克格勃特工和芭蕾舞团的克格勃头看守着他，芭蕾舞团的克格勃头走过来挡住她，她乔装作为崇拜努里耶夫的女朋友，说服了克格勃特工，“我就想和他道个别，”珊特用英文说着，但他们都不懂英文。不过，看着这个娇小的红发姑娘，克格勃特务似乎比较放心，让她过去了。让她与努里耶夫说再见，珊特打着告别的幌子拥抱亲吻他的脸颊，对他低声耳语，此时努里耶夫手持一把利剪对珊特说：“你一定要救我，否则我就自杀！”。她问他“是否想留在巴黎” “想。请帮忙救救我。”“真的？ ” “真的，真的，我要留下来。”。当然，努里耶夫想留。他知道，如果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从此他的职业生涯将结束。然后，珊特匆匆回到外面送行的人群当中，但是法国朋友们警告她不要轻举妄动。她四周巡视着机场，看看有什么其它的方法可以救努里耶夫。突然，她看见了楼梯旁边的“机场警察”四个大字，就跟机场警方构通，得知法国警方是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珊特说服他们帮助一名伟大的俄罗斯舞蹈家，他愿意留在巴黎，但被迫返回莫斯科。珊特说，“我们能帮他吗？”他们其中一名便衣警察告诉珊特 “我们不能跑去救他，” “努里耶夫如果拒绝回苏联，他必须跑来找我们。如果他能摆脱克格勃看守，只要他能跑过来，我们会帮助他留在巴黎的。”

上午十时半左右，她将俩名法国便衣警察带到机场楼下候机厅酒吧，克格勃在那里看守着努里耶夫。她又告诉芭蕾舞团的克格勃头，得到允许之后，她最后一次走近拥抱他，她大声地对他说“鲁迪克，看见你要走，我的心都要碎了。”然后，她趁着亲吻他脸颊的机会，低声说对努里耶夫说道：“看见酒吧那儿坐着的那俩个人吗？他们在等你。你必须跑去找他们。”

他需要得到保护的便衣警察就在几英尺远的酒吧里。俩名克格勃特工也放心地坐在他的俩边，他紧张得发抖，努里耶夫知道厄运降临，在要登上返国飞机前5 分钟，突然做出这一戏剧性的"“叛逃”"，寻求政治庇护，突然，努里耶夫站起身来冲出了他的座位，冲到法国便衣警察面前，一边竭力用英语尖叫着：“我想留在法国了！并要求庇护”。 说时迟，那时快，努里耶夫刚刚跑出四步，训练有素的俩名克格勃特工上前抓住了他，努里耶夫又挣扎地向前跑了俩步。这时，芭蕾舞团的克格勃头同时也扑了上去。努里耶夫此时已经寸步难行。随后一些叫喊和推搡，他一边和三个克格勃特工挣扎扭打在一起，然后直到法国警察告诉他们必须停止，一切就结束了。由于俄国人是在法国领土上，他们不得不服从他们。据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记载："当克格勃人员看见克拉拉在俩名便衣警察的陪伴下朝我走来时，他便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们用双手抓住我，试图把我拖进小房间去……但我挣脱了他。……那一瞬间，我全身的肌肉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而那一霎间又好像长过一万年。接着，我做了我一生中最长的、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腾跃'，直接落到了那俩名法国便衣警察的身后，这一跳成为日后的“飞跃自由”。我气喘吁吁地喊道："'我想留下，我想留下。'"逃入机场酒吧内寻求法国便衣警察的庇护。

他的“自传”是最好的描述：“我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这一步后果可能是消极，但我不后悔。“。在俄罗斯，努里耶夫已经完全痴迷致力于他的工作。正如他所说的，“我觉得，我应该永远留在西方，没有人向我会这样急于，我把自已放在一个盘子里，我周围像一个蛋糕。我必须要自己去争取。“他的"“叛逃”"是完善自己的技术。法国便衣警察立即把努里耶夫带到楼上的警察分所。芭蕾舞团的克格勃领导赶紧向苏联驻巴黎大使馆打电话报告这个坏消息。努里耶夫到了警察分所，依然是胆战心惊。他知道，不出一会儿，法国政府就会把他交给苏联大使馆。

然而，努里耶夫不知道的是，那天是他的吉祥之日。原来，法国巴黎布歇尔机场边防警察分所阿列克辛斯基所长是白俄的后裔。他的父亲曾经担任俄国杜马的社会党议员，后来因为批评列宁而遭到迫害，1919年举家逃到法国。作为一个白俄罗斯人，他根本不想看到苏联政府再去迫害一个逃脱专制的同胞。于是，他迅速填好所有表格，马上安排法国移民官员和反间谍官员和努里耶夫进行面谈。面谈之后，为了避免任何诱导”叛逃”的指控，法国政府请努里耶夫一个人在一间空办公室独自一人好好想想：到底是否想留在法国。正当他起身到那间办公室时，苏联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从外面冲了进来，要求与努里耶夫谈谈。法国方面同意了。谈话中，苏联文化参赞对努里耶夫百般威胁利诱，劝他回心转意，可是努里耶夫的回答就是一个字：“不。”最后，苏联文化参赞严厉地对努里耶夫问道：“这么说，你拒绝回到你那伟大祖国的怀抱？”努里耶夫回答“是的，我拒绝回去。”苏联文化参赞恼羞成怒，狠狠地打了努里耶夫一个耳光。俩名法国警察立刻冲上去把苏联文化参赞架起来。当晚，法国警察悄悄地把努里耶夫从机场后门送出来，由法国内务部安排住宿。当时，法苏外交关系良好，法国政府不愿俩国关系因此事而恶化，故没给努里耶夫居留权，也不准许他在巴黎国家歌剧院演出（因克里姆林宫提醒法国政府，如留努里耶夫在巴黎国家歌剧院，将停止法国与苏联的文化交流）。第二天，他拿到了法国的难民签证（多年来他在法国没有法国国籍，他所有的旅行都必须申请临时签证），他的避难要求很可能获得批准，他还是"“叛逃”"成功了。

翌日，他的照片上了巴黎、伦敦、法兰克福、纽约等地的报纸头版头条：“在布尔歇机场的芭蕾和戏剧的明星”、“在自由跳转”、 “奔向西方自由的六步”、“冲出铁幕的大跳步”。西方人对努里耶夫的"“叛逃”"兴致勃勃，以为这是又一次"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并给这次"“叛逃”"取了个名字——通向自由的巴黎之旅。在"冷战"的极致时期，这是当年轰动西方世界的新闻，引起轩然大波，产生巨大反响，西方世界将努里耶夫的"投诚"视为是反共宣传最好的题村。

一周以后，他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克格勃在监听。身为苏共党员的父亲拒绝听电话，只是他的母亲在电话中紧张地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然而，多年以后，努里耶夫坦承，他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什么西方的民主啊、自由啊。他唯一想到的是，如果他不”叛逃”，他在苏联的艺术生涯就会在23岁就终止了。他后来一再强调，“那是奔向艺术自由的六步。”他个人主义的倾向与基洛夫芭蕾舞团的对抗是他出走的动因。事后，他说："苏联的芭蕾舞团显得太刻板，使他不能经常演出，对他扮演各种角色多所限制。"这是他滞留西方的主要原因，从努里耶夫”叛逃”后言行来看，根本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在西方的几十年里，从来不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认识的政治活动，而是一门心思地钻研提高他的芭蕾舞演技并从未在公开场合批评过他的祖国。

1961年11月，克格勃制定的针对主要"“叛逃”者"的计划并没有具体针对他的"特别行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该计划的内容来看，以后发生的事肯定将要比向台上扔碎玻璃片严重得多。克格勃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14年2月15日-1984年2月9日）试图“毁灭全部各种方式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常常强调“人权斗争是帝国主义破坏苏维埃国家基础的广泛性阴谋”。1968年他下达克格勃主席令《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同敌人制造的政治性怠工斗争的任务》，要求同持不同政见者和帝国主义主子进行斗争。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包括将1961年”叛逃”的舞蹈演员鲁道夫•努里耶夫致残的计划。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主要领导还讨论制定了一个对付努里耶夫的秘密计划。克格勃特工要打断努里耶夫的一条或俩条腿的计划，使他从此上不了舞台。不过，由于原本就犹豫不决的、执行暗杀任务的杀手鲍格丹•斯塔申斯基的"“叛逃”"，致使克格勃针对居住在西方的背叛者展开的行动遭到了彻底失败。虽然付出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去追踪这些背叛者，并准备暗杀或致残他们，但实际上和克格勃总部所宣传的也完全是一个骗局，克格勃在一直到1970年对60年代对这些"“叛逃”者"的追踪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使得这项秘密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接下来，克格勃将毒手转向他的朋友和家人，基洛夫的每个舞者。塔玛拉•扎克尔热夫斯卡雅从大学开除出并30年内禁止到东欧巡演，因为说她知道努里耶夫会”叛逃”。 努里耶夫的亲属被禁止签发任何到外国护照或出境签证。努里耶夫的前舞伴和未来的女明星艾娜•奥西本科（Alla Osipenko）她失去基洛夫首席的位置并被禁止参加在国外的巡演。基洛夫的团长格奥尔基•科尔金（Georgi Korkin），被指责为没有给舞者下达强有力的政治指令，同时在巴黎俩次警告后，没有将努列耶夫谴送回国，他很快就被解雇。

1962年4月2日，前苏联当局在列宁格勒对他进行了缺席庭审，在一个小房间，对五名证人进行了面谈。这些证人包括克格勃特工维塔利•斯特里祖维斯基（Vitaly Strizhevsky），基洛夫芭蕾舞团团长格奥尔基•科尔金，舞伴阿娜•奥西本科，努里耶夫的妹妹罗莎和最好的朋友塔玛拉•扎克尔热夫斯卡雅。根据当年的庭审记录，法庭宣判努里耶夫犯叛国罪判处7年有限徒刑，并开始删除任何历史记载中提及他的名字：一本关于基洛夫的书在重印时，一篇重要的文章上说舞者失踪了；一部关于俄罗斯的电影芭蕾努里耶夫的独舞被编辑了和所有将被出售到外国的杂志，只要有努里耶夫的形象一律删除。从那以后，他已经上了克格勃的黑名单，不得入境。

 

2．第二位”叛逃”西方的娜塔莉娅•玛卡洛娃

1970年，正当她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她随基洛夫芭蕾舞团巡演到伦敦，在之前丝毫没想过真的要离开基洛夫的娜塔莉娅•玛卡洛娃，终于在朋友力劝之下，9月4日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娜塔莉娅•玛卡洛娃脱离团队滞留在西方，她不后悔，尽管她离开了她有母亲和朋友。当消息传回苏联国内，莫斯科的文艺界普遍感到疑惑不解，有人认为身为基洛夫芭蕾舞团首席女主角，又是俄罗斯芭蕾舞界的宠儿，她还欠缺什么？此举使得她的名字很快就从前苏联芭蕾舞史上被一笔勾销。原先娜塔莉娅•玛卡洛娃希望加入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由于当时皇家芭蕾舞团的首席女舞者过多的关系，同年12月，她加入了美国芭蕾舞剧院，美国芭蕾舞剧院在当时的美国是一个有着最现代和古典芭蕾剧目的芭蕾舞团。她在这里如鱼得水，看到了西方一全新的芭蕾世界，这与她在苏联相比天渊之别，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

究其出走的根源，后来真相浮出水面，原来是由于基洛夫芭蕾舞团高压、封闭的管理制度，演员们可以表演的剧目非常有限，限制和扼杀了顶级舞者的艺术才能，在此时有机会接触到西方自由社会的表演环境，她可以进步和发展她自己的风格，自然想留在西方寻求发展，娜塔莉娅•玛卡洛娃的出走只是为了延续自己的舞台艺术生命。她比学长鲁道夫•努里耶夫小两岁，却比他晚九年才在伦敦滞留西方，但这对芭蕾舞学校的师兄妹同样受到西方国家的欢迎。玛卡洛娃早期曾和鲁道夫•努里耶夫同台演出（据传她心中深深的爱着努里耶夫，是否为追随他而去，却不可得知，他们俩人在西方的舞台上曾合作过，但在一次演出的过程中，玛卡洛娃被重重地摔倒在舞台上，她认为是努里耶夫故意的，但努里耶夫说是失误，之此，玛卡洛娃对努里耶夫产生了深深的恨意，以致俩人多年都不再联系，但最终俩人冰释前嫌），后和滞留西方、年轻她八岁的师弟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合作无间，他俩合作的《吉赛儿》被誉为难得一见的芭蕾舞伴。

关于娜塔莉娅•玛卡洛娃的出走，克格勃在她的"“叛逃”"报告中把她描述成一个"政治上不成熟，思想品质低劣"的人。但实际上，她"“叛逃”"的主要原因和鲁道夫•努里耶夫一样，是为了在艺术上有更大的自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与第二总局的主要领导在一份联合备忘录中建议，如果可以找到对鲁道夫•努里耶夫下手的方法，而且在这个方法中又没有明显的克格勃参与的痕迹，那么对娜塔莉娅•玛卡洛娃也应该实施相似的行动。当然，像通常一样，在他们的备忘录中，对这些身体伤害的描述用的都是非常委婉的官僚语句：根据对鲁道夫•努里耶夫采取的旨在降低他的职业技能的特别行动的结果（克格勃）应该考虑对娜塔莉娅•玛卡洛娃也采取相似的行动，以便对她即将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演出造成消极的影响，并使得这种影响显得是她所出走的国家造成的。如果英国宣传机构积极行动起来点，利用她提供的资料抵毁苏联的话，则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中心找到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希望能够得到一名隐藏在娜塔莉娅•玛卡洛娃要去演出的公司中的间谍的帮助。有一次，由于后台布景中的一根横梁突然落下，致使玛卡洛娃受了一些轻伤。但是在克格勃档案里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次事件到底是克格勃针对”叛逃”的芭蕾舞演员采取的第一次险些成功的"特别行动"，还是只是幕后工作人员笨手笨脚造成的失误。

 

3．第三位”叛逃”西方的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Mikhail Baryshnikov）

1970年8月，基洛夫芭蕾舞团于伦敦的巡回演出季中，巴里什尼科夫成为了继鲁道夫•努里耶夫之后又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此时他的一个美国朋友克里斯蒂娜•柏琳（Christina Berlin），帮助他策划”叛逃”），巴里什尼科夫第一次接触西方世界，在那儿与鲁道夫•努里耶夫见面（对他未来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在这次巡演中，巴里什尼科夫的好舞伴纳塔莉亚•玛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他们曾有过一段情），为了追求艺术上的自由在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离开了基洛夫，轰动一时。

1974年6月19日，巴里什尼科夫也步他们后尘，跟随"大剧院明星"最后到加拿大多伦多巡回演出《唐•吉诃德》（Don Quixote）后， 跳上了一辆等待的汽车——而不是运送俄罗斯的舞者包车——消失在加拿大的荒野中。巴里什尼科夫以同样的理由做了同样的事情，亦同样的轰动。加拿大政府给予他政治庇护，加入加拿大国藉。自此，他再也没回到祖国，加入了加拿大皇家温尼伯芭蕾舞团（Royal Winnipeg Ballet）（即后来的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National Ballet of Canada））。后来他回忆说：“我的背叛在那个时候是必不可少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和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70年代的苏联，仍处于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苏联芭蕾舞界受此影响下不容许个人有独立的思惟，是压制住绝大部分人个性想法奇特的地方，力图与群体的相符，人才的成长目标侧重技能训练，而日久天长下来在精力方面消耗透支，抵消了不少舞者独自创造性的东西，从而使舞者大都去追求如何去跳的更高和转更多的圈，使得舞蹈表演处于一种呆板的状态。可是光靠技巧去跳舞是没有办法永久的，不只是身体负担没完没了，并且人的体能和身段也不成能永恒都逗留在颠峰的时候，舞者的艺术生命要怎样延续？何况芭蕾舞的艺术层面与内涵其实不只是仅仅停留在技能上面，不然它便与体操无异了。巴里什尼科夫他年轻时候的天赋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苏联的闭关自守对芭蕾的认识是有限的，他是在苏联的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并不适合对于他的发展，更令他沮丧的是，苏联舞蹈界削弱与19世纪传统的密切合作，故意地避开西方。巴里什尼科夫偶尔在巡演和电影中看到他们的作品中创造性的舞蹈动作，特别是在现代芭蕾这一方面，巴里什尼科夫以追求自我的冲破，想往现代舞的起源地——美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他在离开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与这些创新的作品有关。

 

4．第四位”叛逃”西方的亚历山大•戈东诺夫

戈东诺夫的”叛逃”过程与前几位苏联”叛逃”的芭蕾舞演员截然不同。后者处心积虑，暗中布置，然后”叛逃”。戈东诺夫的”叛逃”完全是迫于形势，当时美国媒体的报道都承认这一点。报道标题就是“芭蕾明星戈东诺夫错过归队时间然后叛逃”。

戈东诺夫的”叛逃”意向和具体实现之间有巨大的差距。”叛逃”在他更像是一个经常讨论的想法而没有积极的行动。也许正因为如此，单纯的戈东诺夫居然随便和别人讨论他的”叛逃”意向。1974年戈东诺夫就和玛雅•普莱谢茨卡娅（Maya Plisetskaya）的团队到美国演出。普莱谢茨卡娅在自传中回忆说戈东诺夫在飞机上对她说想留在美国。当时《安娜•卡列尼娜》刚刚完成摄制，尚未发行。普莱谢茨卡娅说那“我们的电影就完了。等发行以后吧”。戈东诺夫说：“好，那就等以后，也许下次我们一起留下？”

据说，戈东诺夫公开表示对美国政治制度和生活的欣赏，愿意留在那里。但是同时戈东诺夫也批评美国的演出条件。比如戈东诺夫对媒体说美国的舞台太硬，很伤腿，俄国的舞台会呼吸等等。

戈东诺夫的言谈行为，自然有人向组织汇报。加上戈东诺夫桀骜不驯的性格，克格勃坚信他是一个潜在的”叛逃”者，从1974年到1979年禁止其到国外演出。当时外国演出商常常指名要戈东诺夫参演，而苏联当局也会答应，并在海报上印上戈东诺夫的名字。但是，每到行前，总是以戈东诺夫突然生病为理由替换成别人。戈东诺夫当然不高兴被生病，但是也无可奈何。

1979年，同样的把戏又上演了。演员们（包括戈东诺夫的妻子柳德米拉•弗拉索娃（lyudmilla vlasova））收到了为西方演出排练的同知，只有戈东诺夫被排除在外。这次外国演出商已经受够了那套突然生病的把戏，明确说要么让戈东诺夫参加巡演，要么取消合同。面对巡演将给国家的数百万美金收益，苏联政府觉得值得冒险派出戈东诺夫。

两个文化部特使找戈东诺夫谈话，说等他回来会分给他一套豪华公寓，并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柳德米拉•弗拉索娃对此十分高兴，认为这以后丈夫会被允许去西方工作（当时戈东诺夫已经收到一些西方编舞的邀请）。戈东诺夫却不是这么乐观。克格勃似乎十分信任这对夫妻，因为按惯例不会让夫妻二人一同出国演出，以防”叛逃”。但是也许是另一个原因。戈东诺夫一向不能忍受和妻子分离，克格勃也许为了照顾他的演出情绪才同意夫妻同行。

1979年这次巡演包括加拿大和美国。74年出国，戈东诺夫经常和普莱谢茨卡娅在一起，这次则和妻子形影不离，两人过得十分开心。演出之余一起散步逛街购物，参加宴会，社交，在游泳池中嬉戏，品尝各种食物等。戈东诺夫的演出很受欢迎，媒体也大量报道了这对明星夫妻的行踪。

1979年8月19日，莫斯科大剧院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戈东诺夫扮演其中的蒂巴尔特。这位狂野诗人以他高超的舞技演足了青年贵族的骄横鲁莽及临死的痛苦。观众报以热烈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掌声。这是戈东诺夫最后一次作为大剧院的演员演出，也是最后一次跳蒂巴尔特。

第二天早晨（8月20日），弗拉索娃独自出门参加彩排，留下丈夫在家休息，因为戈东诺夫的习惯是只要晚上演出了，当天夜里和第二天白天都要睡觉。当她彩排回来，戈东诺夫已经不在了，什么都没有拿，甚至护照都留在房间。有人打电话来问戈东诺夫在哪里，弗拉索娃竭力掩饰不安，说戈东诺夫散步去了。戈东诺夫当天夜里没有回来，第二天早晨还没有回来。弗拉索娃知道狼真的来了——她失去了戈东诺夫。就是这一天（8月21日）报上登出了戈东诺夫要求政治避难的消息。弗拉索娃立刻被送到苏联驻纽约领事馆。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布罗茨基谈话录》中记载了布罗茨基对戈东诺夫”叛逃”经的详细叙述。当时布罗茨基正在家里翻译文章，一个朋友请求他租一处在城外的住所并请布罗茨基把住所钥匙送到家里。布罗茨基到了那里，戈东诺夫立刻被介绍给他。原来，住所是要隐藏戈东诺夫。在余下的10天，布罗茨基几乎一直和戈东诺夫在一起，充当翻译。

布罗茨基和朋友带着戈东诺夫去了隐藏住所后，布罗茨基建议戈东诺夫立即与美国外交部（State Department）联系，以便尽快得到保护。第二天（21日），布罗茨基带戈东诺夫去移民局填表格，到警察局去取指纹。至此，戈东诺夫”叛逃”的消息已经见于各大报纸。嗣后，布罗茨基又被请求带戈东诺夫到临近的康涅狄克州隐藏。

戈东诺夫相信妻子会同意和他一起”叛逃”，所以认为她是被克格勃挟持的。为此，戈东诺夫和布罗茨基共同的朋友推荐了一位著名律师奥维里•谢尔（Orville Schell）来打理此事。根据法律，苏联有权要求会见戈东诺夫，以确定其并非被挟持。谢尔律师建议戈东诺夫同意见面，但以会见弗拉索娃为先决条件。双方达成协议：于星期五（8月28日）一点，戈东诺夫、弗拉索娃在FBI和克格勃官员监督下见面。

周五，美国外交部的两名官员先行前往纽约，但是发现弗拉索娃正在被送往肯尼迪机场。两人跳上汽车，尾随而去，展开一场追逐，想拦截苏联的汽车。但是终于没有成功，弗拉索娃登上了苏联的飞机。

美国封锁了跑道，不允许苏联飞机离开。此后三天戈东诺夫和布罗茨基就在机场的一个面包车里，戈东诺夫心急如焚，近乎疯狂。曾经在夜里站在大雨中，希望能从舷窗看到妻子。民众聚集在飞机场抗议，打出给柳德米拉自由的标语。众多媒体也在现场报道。

戈东诺夫坚称妻子肯定是被强制送上飞机，只要他们二人见面，他一定能说服妻子和他一起留下。苏联只同意戈东诺夫一人登上飞机见妻子，而戈东诺夫也不敢独自登上加满油的苏联飞机。双方僵持不下，直到周一，两个超级大国的老板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开始过问此事。

两个大国的领导人只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利益，哪里会为这两个小人物的命运操心。布罗茨基认为当时的谈判官员麦克亨利（McHenry）既无经验也不擅长谈判而且卡特也下达了颇为圆滑的命令。卡特一方面授权政府法律顾问（Attorney General）动用一切他认为需要的法律手段，一方面命令麦克亨利要保持一定分寸。也就是说在戈东诺夫这件事上，美国外表十分强硬，但是并不真正要和苏联抗争到底。

最后只有麦克亨利和律师谢尔被允许去见弗拉索娃。布罗茨基建议戈东诺夫写一封信，说明情况。戈东诺夫写了一份简短的信，其中用了他们夫妻间的私密语言，然后交给律师谢尔。

半小时之后，谢尔回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弗拉索娃明确表示自愿要回苏联。布罗茨基三天来目睹了弗拉索娃在戈东诺夫心中是何等的宝贵和亲爱，不由呜咽起来。他和戈东诺夫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忽然想起问问米拉对那封信的反映。谢尔说，谈判官麦克亨利根本没有转交那封信。

麦克亨利对媒体说美国满意弗拉索娃的答复，允许苏联飞机离开。由于暴雨，飞机耽搁了一小时，终于在8月27日下午六点半离开。眼见飞机载着妻子离开，戈东诺夫泪流满面，担心再也没有机会解释自己的行为。

弗拉索娃是犹太人，苏联的排犹政策使她额外担心母亲和兄弟的安全。她出身于单亲家庭，母亲一人做两份工作拉扯大了一儿一女，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她说“如果我选择不回来，妈妈绝不会反对，但是她会因为伤心而默默死去。”弗拉索娃当时表现得十分坚决，甚至没有要求见戈东诺夫。当时美国一个女记者到飞机上对她说，他（戈东诺夫）就在那辆汽车里，都快疯了，你就不想见他一面吗？弗拉索娃说：“见他一面，以后我还怎么生活？”

弗拉索娃回到莫斯科，作为女英雄受到热烈欢迎。政府官员盛赞她“公民的责任感和勇气”。母亲搂着她不停呜咽。弗拉索娃简单机械地说，”妈妈，不要这样，没什么，没什么，我不是回来了吗。“母亲当然知道这不是没什么。米拉的一念只差，她就只好当做没有生过这个女儿，而她也必定明白女儿所做的牺牲。

在此后的一年里，戈东诺夫发疯似地想尽办法办理妻子来美团聚。他坚信总有一天他能够把他的米拉从克格勃手中解救出来。而弗拉索娃一年后也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赴美与丈夫团聚的申请。

弗拉索娃回忆说一位和蔼的克格勃老将军对她说，“我们是同情你们的。“然后提出一个折中解决方案：允许弗拉索娃到东德，戈东诺夫可以在那里和她见面。夫妻甚是欣喜，戈东诺夫接受了西柏林芭蕾舞剧院的邀请。但是，行前弗拉索娃发现这是一个圈套。以前一个”叛逃”的运动员到了东德就“自愿返回苏联，因为无法适应西方生活“。弗拉索娃知道克格勃不会放过这个大剧院的首例”叛逃”者，要用自己做诱饵。于是，在和戈东诺夫通电话话时，她毅然告诉戈东诺夫自己很为他担心，撤销了会面。此后，克格勃老将军再见弗拉索娃变得冷若冰霜。

戈东诺夫还做过其他努力。他曾告诉弗拉索娃只要想法走进美国大使馆即可，大使馆的人会帮助她去美国。1981年戈东诺夫曾去以色列演出。恰在那时，弗拉索娃忽然收到了一位“姑妈”从以色列发来的探亲邀请函。她问戈东诺夫为什么做这件事，戈东诺夫写信给她说要“移动世界，做每一件事来实现我们的相会”。但是，弗拉索娃对于这两项提议，都没有接受。

这对夫妻生离死别，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拖到1982年，弗拉索娃提出结束这名存实亡的婚姻，因为她已经和一位大剧院歌剧团的一位男中音独唱演员订婚。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戈东诺夫彻底失去了妻子。

弗拉索娃说她和戈东诺夫度过了8年幸福的时光，从没有一天分离。她拒绝了政府要给她的嘉奖，从没有说过任何对戈东诺夫不利的话。

1995年5月18日，戈东诺夫在美国家中突然离奇的死亡。

 

5．第五位”叛逃”西方的弗拉迪米尔·马拉霍夫

90年代，芭蕾舞团出国演出，这种到西欧或北美带有交流性质的演出一向是前苏联最敏感的活动，因为太多的舞者，都是在这些演出中一去不复返。出国之前，马拉霍夫也动了离开的念头，但当时苏联刚刚解体，谁又知道之后的局势会怎样？20岁前几乎没有接触过外语课，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前苏联不想让他们知道。

马拉霍夫在临走之前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问她："如果我这次走了以后再也不回来了，你会怎么办？"电话那头，他听到妈妈说"你应该去追逐你的梦想。"演出任务紧张，没法回家，只有电话，所以马拉霍夫能听到的，只有妈妈的一句话，自然他照着这句话去做了，就像儿时一样。

谁都不知道，说这句话的时候，妈妈是个什么表情什么心情，马拉霍夫看不到妈妈转身后的眼泪，就像儿时一样。终于在1991年，随团在洛杉矶巡演时，他滞留美国。

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他没有出走西欧北美，如果他没有这么巡演世界各地，他不会有现在的成就，不论是名气还是自身的内涵。斯图加特芭蕾舞团前总监玛西娅·艾德（Marcia Haydee）的说道："第一次看到马拉霍夫的时候，他还是个腼腆的大男孩，但前途无量。所以我们签下了他。"而且，斯图加特芭蕾舞团悲剧版的《天鹅湖》成全了马拉霍夫对王子人物的刻画，这是大剧院因为种种原因而绝对不会有的。人们对他刻画的王子形容道：他的跳跃如努里耶夫（Nureyev）（芭蕾舞表演、编导大师），肢体如迪特里西（Dietrich）（德国着名男中音歌手），感觉如卡拉斯（Callas）（着名歌剧女高音歌唱家），影响如尼金斯基（Nijinsky）（芭蕾舞表演、编导大师）。"可当人们把这些大师们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的时候，马拉霍夫本人却说："我就是马拉霍夫，我不是谁的第二版。"做出这样的回应，并非他故作谦虚或是做个想，这应该是他的真心话，他曾对比较熟识的记者抱怨过，以上的那些比喻是他的包袱，因为，当他的每一个特点特别是每一个优点，都被人冠以"如同谁谁"的时候，那也就是他迷失自己的时候。

以上所列举这五位舞者出走并滞留在西方，成为“冷战”时期比较轰动的事件，被美国政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上，进行大肆抄作，今天回过头来看，都没有深厚意识形态背景，不过都是舞者个人的艺术追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