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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几乎都不知道立陶宛民族的存在。它主要为语言学家所熟知，他们们研究立陶宛语，是因为它保留了史前原始印欧语的许多古老特征，因此对比较语言学很有用。许多波兰人认为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是俄罗斯沙皇政策的一个项目，旨在分裂和削弱波兰的力量。后来，他们又认为立陶宛国家的复兴不过是德国的一个阴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独立成为可能，具有独立思想的立陶宛人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立陶宛?它应该像立陶宛大公国(GDL)一样——多语言和多元文化——还是应该成为一个较小的立陶宛语国家?他们必须考虑如何调和这些观点，以及如何与波兰人达成一种权宜之计，后者计划恢复波兰立陶宛联邦，不理解或不承认立陶宛对主权的强烈愿望。

在20世纪，立陶宛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再次崛起，其与GDL有着历史上的联系是肯定的，但现在是基于种族的——一个说立陶宛语的立陶宛。就像它的邻国波兰和当时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立陶宛是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建立的。难以想象，如果它在其前身GDL的基础上恢复，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即使是1795年的国家模式，当立陶宛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时，也因历史事实而变得复杂，即立陶宛本体的设想边界不再与种族边界一致，况且吸收现在只说白俄罗斯语和波兰语的东部人口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争取独立的斗争

立陶宛的计划:从自治到独立

1914年6月28日，当刺杀奥匈帝国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的枪声在萨拉热窝响起时，欧洲民族运动受到了新的冲击。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俄罗斯站在塞尔维亚一边参战后，奥匈帝国及其盟友德国不仅与俄罗斯交战，还与三国协约国中的另外两个国家——法国和英国交战。当俄国提出如何解决其与奥地利和普鲁士帝国一起参与的瓜分波兰的问题时，立陶宛人畏缩了。在苏瓦乌基（Suwałki，立陶宛语Suvalkai)凯省的立陶宛人不会受波兰控制吧?

1914年7月，约纳斯·巴萨纳维丘斯（Jonas Basanavičius）、Stasys Šilingas和Donatas Malinauskas在维尔纽斯起草了《立陶宛宣言》，后来被称为《琥珀宣言》*立陶宛语Gintarinė deklaracija。未能找到原文。该宣言将德意志东进运动（Drang nach Osten）比作用强力撕开了立陶宛这条美丽的琥珀项链，分离了大立陶宛和小立陶宛。8月初，一名立陶宛议员在俄罗斯杜马上主张该宣言。宣言表达了立陶宛人希望统一涅曼河两岸的立陶宛土地，即大立陶宛和小立陶宛(东普鲁士)，并假设若俄罗斯在战争中获胜，这个统一的立陶宛应成为俄罗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自治区。俄国人没有理会这一宣言。大约在同一时间，在普鲁士议会中，立陶宛族议员Vilius(Wilhelm)·Gaigalaitis也代表立陶宛人发言说，他们希望看到大立陶宛被德国吞并。换句话说，冲突双方的立陶宛人都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立陶宛。立陶宛统一和自治的理念也传播到了欧洲以外。9月，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立陶宛天主教大会支持这一想法。因此，立陶宛积极分子开始协调努力，声明立陶宛的民族政治分离现状，并提出立陶宛的地位问题，利用小立陶宛作为谈判筹码，使这个问题国际化。

另一个国家模式阶段开始于军事行动蹂躏立陶宛并被德国占领之后。1915年春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考纳斯要塞毫无抵抗地被德国人占领了，并于9月15日进军维尔纽斯。至此，在1795年瓜分期间被俄罗斯控制的所有前波兰和立陶宛领土现在都已在入侵的德国和奥地利军队的控制之下。这片领土上居住着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白俄罗斯人。德国人似乎有点不确定他们的位置，因为他们在维尔纽斯发布了一份公告，称维尔纽斯是“波兰王国最美丽的珍珠”。而当立陶宛人抗议后，他们便撤回了它。六个月后，德国人对他们所处的位置有了更好的了解。

德国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韦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在德国国会上宣布，德国不会向俄罗斯归还从波罗的海到沃里尼亚沼泽的任何领土，无论这些领土上居住着波兰人、立陶宛人、德国人还是拉脱维亚人。正在出现的政治格局引起了立陶宛人的兴趣，交战各方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提供了通过德国提出立陶宛问题的机会。德国人认为立陶宛是俄罗斯占领的领土，所以当1915年前线稳定下来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名为东方领地（Ober Ost，来自Oberbefehlshaber der gesamten Deutschen Streitkräfte im Osten -全德军在东部的最高指挥部)的军事管理机构）。它由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领导，它将立陶宛的所有资源用于德国的军事目的。他们将国家划分为地区，这些地区的边界经常变化。1916年6月，立陶宛区(其中心在考纳斯)与维尔纽斯区合并。1918年，成立立陶宛军事管理局(Militärverwaltung Litauen)。令人惊讶的是，在Ober Ost的地图上，其从波罗的海向南延伸的形状几乎与1793年至1795年的GDL边界一致，当时，正如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总统所说，“它已不再是一个国家。” 

一些立陶宛知识分子逃到了圣彼得堡。而那些留在维尔纽斯和考纳斯的人明白，德国正计划吞并被占领的领土，并将其殖民化和德国化。在战争的后期阶段，德国的计划倾向于为一个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建立一个地方行政机构，而其实际上是依附于德国的。但要做到这一点，Ober Ost需要立陶宛的合作。

多元的立陶宛政治主体被划分为各种政党和社会运动，这些政党和社会运动可以有条件地分为两大主流。激进的左翼是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保守的右翼是民族联盟党和基督教民主党。这些阵营都不是铁板一块，因为它们都有各种政治观点不同的小团体。

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支持民族自决原则和立陶宛建国的历史传统。他们对领土的渴望就像双胞胎一样相似:历史上属于立陶宛民族的维尔纽斯、考纳斯、苏瓦乌基和格罗德诺省以及库尔兰的一部分。鉴于波兰立陶宛共同国家的文化影响仍然存在，讲波兰语的立陶宛人越来越倾向于波兰的文化轨道和建立波兰国家的想法，而不打算成为讲立陶宛语的人，于是立陶宛独立的目标就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讲立陶宛语的立陶宛并没有给予讲波兰语的人任何特权，只给予他们保留文化少数民族身份的权利，因为大多数立陶宛人几乎不会赞成给富有的地主特权。尽管少数地主senlietuviai(“老立陶宛人”，以区分他们与立陶宛语的“新立陶宛人”)支持立陶宛人的愿望，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希望寄托在波兰身上。战后波兰的领导人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是立陶宛地主的儿子，自称是立陶宛人。庄园主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

(Gabriel Narutowicz)后来成为了波兰总统*生于萨莫吉希亚的Telšiai（特尔希艾）的一个波兰贵族家庭。后出任波兰第一任总统，仅就职五天便遇刺身亡，而他的兄弟斯坦尼斯瓦夫·纳鲁托维奇*音译自波兰语，若音译自立语则为“斯坦尼斯洛瓦斯·纳鲁多维丘斯”(Stanislovas Narutavičius)后来成为立陶宛独立宣言的签署人，并成为立陶宛议会第一个管理机构的成员。

为了寻求政治妥协，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就立陶宛的未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结果无疾而终。与此同时，其他东方军事政权正在剥削农民，征用他们的食物和其他用品，对他们征收重税和义务，并在学校实施德意志化政策。军事当局在立陶宛学校推行强制性德语教学。他们任命的德国路德教教师，采用原始而严格的教学方法，教孩子们赞美德皇。

地区之间的旅行受到限制，用立陶宛语写的信件被禁止邮寄，唯一被允许出版的立陶宛报纸是经过审查的《Dabartis》(现在)。公开批评这些政策的作者被逮捕，教师被驱逐出境。立陶宛人向柏林抱怨这些报复行为。

战争期间，一个慈善协会(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Aid War Victims，援助战争受难者中央委员会*指立陶宛战争受害者救济协会（Lietuvių draugija nukentėjusiems dėl karo šelpti），该协会是由社民党以外各党派与团体共同运营的，背后出资人是沙俄官方组建的塔季杨娜协会（得名于尼古拉二世的闺女）)成立，以帮助失去家园和生计的大批战争受难者。在第一任主席Martynas Yčas撤退到俄罗斯后，该协会由保守派人士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担任主席。本着妥协的精神，斯梅托纳邀请左派和自由派领袖加入协会。在这种社会活动中，对战争进展和战后重建的兴趣将立陶宛人与维尔纽斯的活动中心联合了起来起来;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德国都没有承诺自治。立陶宛人对未来有各种各样的计划，从立陶宛自治到恢复GDL，甚至到恢复波兰立陶宛联邦。然而，所有这些计划都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它们没有保证立陶宛的独立。由于立陶宛的政治领导人在占领期间必须符合德国的利益，独立问题不仅引起了与波兰人的冲突，而且引起了立陶宛人自己之间的冲突。在1916年的洛桑民族会议上*是1916年7月在瑞士洛桑召开的“俄罗斯被奴役民族代表会议”的一部分，立陶宛代表也参加并组织了自己的会议立陶宛人第一次宣布他们打算宣布他们的国家独立，但德国在立陶宛的占领军不允许对这个话题进行过多的探讨。直到战争即将结束时，它才开始提出立陶宛独立的问题，但它不支持任何波兰立陶宛联盟的变体。Ober Ost不断改变领土边界，减少波兰人的数量和影响力，而有利于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立陶宛试图在Ober Ost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这使他们与波兰人的关系恶化。

当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宣布恢复波兰国家的计划时，立陶宛的代表开始提出立陶宛的问题。当德国人更新他们的吞并和合并计划时，他们需要在被占领土上得到立陶宛人的支持。1917年夏天，立陶宛人获准在维尔纽斯组织一次会议。会议的组织委员会(Mykolas Biržiška, Petras Klimas, 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  Fr Juozas Stankevičius和Jurgis Šaulys)从各地区各社会政治团体中最活跃的代表中选出5-8人参加会议。特别的，波兰地主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因为它是作为立陶宛会议组织的，尽管有少数人参加了会议。维尔纽斯会议于9月18日至22日在维尔纽斯市剧院举行。立陶宛全国共有213名代表，另有9名代表由领导层增选。代表人数最多的群体是牧师(66人)、农民(65人)和知识分子(59人)。

在维尔纽斯立陶宛会议的主要决议中，立陶宛人描述了他们所设想的国家:“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在种族边界内，根据维持经济生活的需要进行调整。”未来国家的最终结构将由“立陶宛制宪会议”决定，该会议将在维尔纽斯召开，并由立陶宛全体人民民主选举产生”。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要得到保障。该决议的补充案文如下:“如果德国同意在和平会议前宣布立陶宛国，并同意在和平会议上支持立陶宛的需要，那么立陶宛会议考虑到在正常的和平条件下，立陶宛的利益倾向于西方而非东方或南方，承认未来的立陶宛国家会使其有可能在不损害其独立发展的情况下与德国建立某种尚待确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东、南、西分别指立陶宛的邻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这条经过精心平衡的文章，是对德国要求宣布效忠德国的回应。德国人对此并不不高兴，他们不允许发表决议。

会议代表选举了一个20人组成的立陶宛国民大会（Concil of Lithuania，立陶宛语Lietuvos Taryba*这里为与日后正式议会以及苏维埃会议区分译作国民大会），该理事会于9月24日开始工作，作为立陶宛人民的执行机关。国民大会主席是律师兼立陶宛报纸编辑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他有望弥合委员会中激进和保守派系之间的分歧*斯梅托纳早年参与过许多民族运动，与各路派别重要人物都有交集，颇有威望。国民大会没有任何真正的行政权力，因此它承担了立陶宛民族和Ober Ost的中间人的困难角色，其试图利用德国皇帝，外交部和国会中心代表(天主教徒)之间出现的分歧，以破坏吞并立陶宛的计划。

最重要的讨论议题之一是未来立陶宛的地理边界问题。1917年11月2日至10日的伯尔尼会议由居住在欧洲和美国的立陶宛积极分子组织，立陶宛国民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国民大会主席，他于1920出任民族进步党主席,但现在他因"能团结各方"而倍选为主席,所以现在应当仍是无党派,确切信息未能考证到, 斯蒂波纳斯·凯利斯Steponas Kairys*社民党核心成员, Jurgis Šaulys*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出席。会议决定，立陶宛的领土应根据民族学的理由在立陶宛固有领土范围内确定:考纳斯省和苏瓦乌基省、比亚韦斯托克*此两地今属波兰波德拉谢省、格罗德诺、斯洛尼姆和瓦夫卡维斯克区*今属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州，几乎整个维尔纽斯省(除了一些东正教区)以及库尔兰的Ilūkste区*库尔兰东部，靠近立陶宛的一块很小的地区，一直到道加瓦河。会议还打算要求利耶帕亚（Liepāja）*拉脱维亚港口的港口，但由于战术原因省略了提及德国的克莱佩达(梅梅尔)。总的来说，领土计划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谁也说不准未来的国家究竟会有多大。

关于立陶宛未来的讨论在立陶宛移民集中的地方举行。大约有30万立陶宛战争难民和工作移民分散在俄罗斯广阔的领土上。在圣彼得堡和沃罗涅日，他们建立了立陶宛中心，开办立陶宛报纸和中学，为年轻人返回立陶宛做准备。俄国革命和沙皇被推翻为立陶宛的运动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但这些灾难性的事件也在政治上造成了分裂。1917年3月，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立陶宛议会上，充满革命喜悦的左翼分子发表讲话，支持未来立陶宛成为“俄罗斯自由国家联邦”的一部分。这促使明显支持立陶宛完全独立的保守党多数派退出选举。

当美国于1917年4月加入对德战争时，居住在美国的30多万立陶宛后裔(主要在芝加哥、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成为独立立陶宛的积极支持者。他们有发达的组织结构(社团和协会)、多产的立陶宛报刊和文化组织。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宣布了他的“十四点”*十四点和平原则，其对欧洲战后秩序的建议中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为提出立陶宛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立陶宛裔美国人组织了对战争受害者的支持，他们要求威尔逊总统宣布在1916年11月1日为立陶宛战争受害者设立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一天为他们筹集了20万美元。立陶宛裔美国人向设在洛桑的立陶宛新闻局(由Juozas Gabrys-Paršaitis和其他人担任工作人员)和以外文出版的关于立陶宛的出版物提供财政支助，他们在这些出版物中提出立陶宛的独立问题。1918年3月，最有影响力的美国-立陶宛天主教组织和民族联盟(Tautininkai)*此时的民族联盟并非后日斯梅托纳所建立的政党，只是民族主义组织的统称在各自的大会上要求立陶宛独立。这些组织的代表也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几次立陶宛会议。立陶宛驻外中心与立陶宛各组织之间的协调有所改善。

1918年2月16日法案

1917年底，当德国准备与苏俄进行单独的和平谈判时，它向立陶宛国民大会施压，要求立陶宛与德国联合。考纳斯的Ober Ost总部提供了一份其要求的决议草案给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稍作修改，但予以同意，并于12月11日将草案退回军政当局。该决议的第一部分提到民族自决权和维尔纽斯立陶宛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指出立陶宛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首都在维尔纽斯，以前与其他国家的所有政治关系都已取消。

然而，在决议的第二部分，国民大会默许了德国的要求，并宣布它赞成“立陶宛国与德国国的一个永久、强大的联盟”，该联盟将通过四项公约(军事、运输、财政和海关)来制定。决议中并没有提及立宪会议。德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立陶夫斯克=立陶宛斯克(现为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和平谈判中受益于这项决议，而立陶宛委员会的代表没有被邀请参加谈判。

然而，有一个积极的结果。12月11日的决议制造了一个丑闻。美国和俄罗斯的立陶宛人都有负面反应，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安理会的裂痕。1918年1月底，激进派斯蒂波纳斯·凯利斯（Steponas Kairys）*社民党, 斯坦尼斯瓦夫·纳鲁托维奇（Stanislovas Narutavičius）*立陶宛波兰裔（Krajowcy），温和社会主义者，Jonas Vileišis*民主党和Mykolas  Biržiška*社民党退出了议会，以抗议其绥靖政策。由于德国在12月11日决议的基础上也没有承认立陶宛，失望的国民大会领导人开始寻求与左派的妥协，起草了一份双方都同意的计划。1918年2月16日，立陶宛国民大会在维尔纽斯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实际上，是一份独立宣言。他们宣布恢复一个以维尔纽斯为首都的独立、民主的立陶宛国家，以公认的民族自决权为基础，并终止以前把立陶宛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国家关系。决议进一步宣布，立陶宛国家的基础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最终由全体居民民主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决定。

2月16日法案宣布“恢复”独立，这显然是指其历史前身立陶宛大公国。通过使用“恢复”和“重建”这样的术语，立陶宛人想强调立陶宛的国家地位与波兰的国家地位不同。毕竟，一个人不仅可以恢复立陶宛大公国，还可以恢复明道加斯王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形势，但很明显，新的立陶宛将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

2月16日法案表达了立陶宛人民的希望和愿望。它成为国家自由和主权的象征，2月16日被视为立陶宛独立日。该法案清楚地表明，国民大会将把立陶宛引向何方。3月23日在柏林，由斯梅托纳率领的国民大会代表团向德国总理乔治·冯·赫特林（Georg von Hertling）转达了该法案的内容。同一天，德皇威廉二世宣布德国承认立陶宛独立，但附带条件是立陶宛要按照12月11日决议的规定与德国建立紧密的关系。

立陶宛是否应该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问题仍在议程上。国民大会与德国在考纳斯和柏林的军事管理当局就将立陶宛与萨克森或普鲁士联合起来的计划进行了紧张的斗争。为了阻止这种想法，1918年7月13日，国民大会的保守派和君主主义者在德国国会中天主教中心派领袖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此时任德意志帝国财政部长的支持下，邀请威廉·冯·乌拉赫（Wilhelm von Urach）公爵*乌拉赫家族是德国符腾堡家族的分值。威廉乌拉赫也是摩纳哥的王位继承人以及新生阿尔巴尼亚王国的王位候选人之一登上立陶宛王位，成为国王明道加斯二世。然而，即便如此，立陶宛主权的前景也没有得到增强，因为德国当局拒绝承认选举的有效性。此外，议会的左翼分子抗议右翼分子篡夺了人民的权利。在德国在战争中的局势发生变化后，国民大会于1918年11月2日取消了选举。

当两个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在战争中战败，当两个国家都爆发革命时，新的机会出现了。国民大会更加坚持不懈地争取在公共生活的具体领域获得权威，并准备接管政府。它对德国人的征用提出抗议，并安排从德国和奥地利遣返战俘以及从俄罗斯遣返立陶宛人。到1922年1月，已有195,000人返回立陶宛。

1918年11月2日，议会通过了临时宪法，指定立陶宛议会为国家的立法机构，而议会主席团(由主席安塔纳斯·斯梅托纳和副主席 Justinas Staugaitis*基督教民主党与Stasys Šilingas*农民联盟组成)与内阁部长一起组成政府的行政部门。在德国新任总理马克西米利安·冯·巴登（Max von Baden）的批准下，委员会邀请历史教授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Augustinas Voldemaras）*民族进步党组建内阁。这个内阁于1918年11月11日开始工作。浮夸的奥古斯丁斯·沃尔德马拉斯也成为了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他宣布他不打算组建一支立陶宛军队，因为立陶宛不准备与任何人开战——拥有一支民兵就足够了，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但到了11月23日，沃尔德马拉斯被迫宣布动员。充满世界革命热情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计划将革命带到波兰，红军各师被派去追击撤退的德国人。1918年11月3日，布尔什维克俄国废除了将波罗的海诸国割让给德国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开始了一场彻底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从德国占领下解放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红军的支持下，少数立陶宛布尔什维克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苏维埃立陶宛成立。一周后，在弗拉基米尔·列宁签署的一项法令中，苏俄承认了苏维埃立陶宛。

然而，立陶宛人普遍不信任苏俄，不支持布尔什维克。立陶宛人面临的问题是立陶宛没有军队来保卫自己，当1918年12月红军逼近维尔纽斯时，以沃尔德马拉斯为首的政府仍然没有战斗力量。1918年12月21日，斯梅托纳匆匆动身前往柏林，在那里他向银行申请了1亿马克的贷款用以购买军备。德国向新组建的立陶宛军队提供武器，在协约国的坚持下，德国被允许派遣自己的军队帮助阻止布尔什维克的前进。从维尔纽斯撤退到考纳斯的米科拉斯·斯莱热维丘斯（Mykolas Sleževičius）*民主党人新政府*沃尔德马拉斯内阁因为军事不利被解散，Mykolas出面组建第二届内阁迅速开始组建立陶宛武装部队。第一批立陶宛军队在萨克森志愿军的协助下，与红军展开了武装战斗，他们最终在考纳斯-阿利图斯一线阻止了红军的前进。

渐渐地，立陶宛议会赢得了批评者们的尊重。左派人士批评议会是亲德的，但他们。还有波兰人，甚至协约国都不得不承认，在困难的环境和巨大的外部压力下，立陶宛议会设法绕过障碍，把立陶宛的独立问题提了出来，设法摆脱了德国的政治支配，并设法迅速建立了一个国家政府和地方行政单位。

《凡尔赛条约》

与波兰不同，立陶宛不是1919年初开始的巴黎和会的正式成员，因此立陶宛代表团只能在幕后运作。立陶宛代表团由沃尔德马拉斯率领。其他代表团成员包括立陶宛犹太人代表Simon Rosenbaum、白俄罗斯代表Dominyk Semashko和许多来自美国的立陶宛人。语言编辑是法国诗人奥斯卡·米沃什(Oscar Milosz)，他是一个古老的立陶宛(GDL)家族的后裔。该代表团通过向会议各委员会提交的备忘录、条款和声明提请会议注意承认立陶宛的问题。这是立陶宛代表团第一次不仅与其他立陶宛人讨论这些问题，而且还代表立陶宛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论坛上采取行动，并为独立创造条件。该代表团被指示在讨论边界问题时将其论点建立在民族原则的基础上，同时坚持必要的经济纠正，例如在克莱佩达（Klaipėda）或利耶帕亚（Liepāja）有一个出海口;强调维尔纽斯是立陶宛的首都;并游说立陶宛加入国际联盟。

该代表团争辩说，立陶宛不希望属于波兰或俄罗斯，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寻求朋友和盟友。它与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以及波兰人进行了对话。它试图将自己的边界包括苏瓦乌基三角区。总的来说，它起到了信息和宣传的作用。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和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这两人的民族主义观念其实正相反。毕苏斯基作为一名立陶宛波兰人致力于重建以波兰为核心的多民族旧联邦而德莫夫斯基主张一个单一波兰民族的波兰。因此毕苏斯基认为整个立陶宛都应是波兰联邦的一部分，而德莫夫斯基主张维尔纽斯等波兰人聚集地应当属于波兰，北部萨莫吉希亚的立陶宛聚集区可以独立为立陶宛的许多波兰支持者试图将立陶宛作为波兰的一部分，因此立陶宛代表团在1919年3月24日的照会中指出，波兰一直在剥削立陶宛，16世纪与波兰的政治联盟导致了立陶宛的内部混乱。俄罗斯白军的代表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然而，其他事态发展帮助立陶宛引起了会议的注意。

当立陶宛驻巴黎代表团收到红军在立陶宛的进攻已被阻止，局势已稳定下来的消息时，他们松了一口气。在1919年4月4日举行的立陶宛议会会议上，安塔纳斯·斯梅托纳(Antanas Smetona)当选为立陶宛总统，因为他可以团结难以驾驭的左派、自由派和基督教民主党，从而保证政治稳定。

到6月底，立陶宛军队规模约为6000人，并在稳步增长。它缺乏军官，所以军官训练开始于考纳斯。志愿者*指的是德军志愿者，主要来自萨克森们骄傲而热情地加入了军队，很快就有了大约有一万二千人。他们被许诺有一小块土地回报他们服务。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导致他们在1919年夏天被驱逐出立陶宛。秋天，立陶宛军队击败了由乌苏里哥萨克帕维尔·别尔蒙特-阿瓦罗夫（Pavel Bermondt-Avalov ）指挥的俄德联军，“别尔蒙特人（ Bermondtians）*德国战败后，根据《贡比涅停战协定》波罗的海的德军被协约国准许留下来和布尔什维克战斗；《凡尔赛条约》签订后他们被要求撤军，但波罗的海自由军团的大部分人留了下来。孤立无援的波罗的海德意志人鲁迪格·冯·戈尔茨与白军将领别尔蒙特合流，建立了西俄罗斯志愿军，旨在维护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的统治。波罗的海各国招揽的德国志愿军再被遣散后许多人也加入了这支队伍。鲁迪格随后被召回德国，别尔蒙特带领着这支队伍袭击了拉脱维亚的里加，在英国海军帮助下“别尔蒙特人”被赶到了立陶宛，随后被基本消灭，撤回德国，其自称归属于俄国白军将军亚历山大·高尔察克。从他们那里缴获的武器大大增加了立陶宛的军事武器库。

然而，让立陶宛得到承认的努力并没有取得进展。许多大门对立陶宛人关上了，因为法国支持“从海到海”(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大波兰的想法，特别是在俄罗斯解体的情况下。波兰和立陶宛联合的想法也没有实现。立陶宛人能从波兰人那里得到的最好结果是一个在更窄的边界内独立的立陶宛。由于波兰人无视立陶宛的利益，立陶宛人毫不动摇地反对波兰人的任何提议。讨论继续进行，也有人提出还价，但波兰代表团都拒绝了。在维尔纽斯或谁应该控制立陶宛东部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立陶宛人声称立陶宛东部是他们历史上的领土，而波兰人则声称维尔纽斯地区的居民大多说波兰语所以维尔纽斯是波兰的一个城市。由于在20世纪之前，双方都没有否认维尔纽斯是GDL历史上的首都，立陶宛人坚持重复这一历史论点。

毕苏斯基张波兰占领维尔纽斯，理由是当地波兰语使用者的自决，以及必须继续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立陶宛要求协约国家在波兰和立陶宛军队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1919年6月18日划定了这条线(“福煦元帅线”)*维尔纽斯划归波兰，但波兰人对此不予理会。协约国坚持俄国不可分割的原则，避免承认新的国家。立陶宛人也犯了一些错误。6月，奥古斯丁纳斯·沃尔德马拉斯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回答英国代表詹姆斯·辛普森关于立陶宛对与俄罗斯建立联邦的立场的问题时，回答说:“立陶宛可以或多或少地像巴伐利亚加入德国联邦一样加入俄罗斯联邦”。目瞪口呆的立陶宛考纳斯政府迅速发表声明，称这只是沃尔德马拉斯的个人意见。

19世纪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的愿望是统一所有立陶宛土地，尽管东普鲁士，即立陶宛人所称的小立陶宛，从未成为GDL的一部分。然而，在凡尔赛，立陶宛代表团提出了将东普鲁士领土移交给立陶宛的问题，那里有10万立陶宛人和50万德国人生活在一起，以及立陶宛的波罗的海出海口克莱佩达（Klaipėda 德语Memel 梅梅尔)。由于输掉了战争，德国并没有大声抗议，认为这样可以减少三国协约国盟国的阴谋。事实上，《凡尔赛条约》第28条划定了将Klaipėda领土与德国分开的边界，并将其置于协约国的临时控制之下。乔治·B·克列孟梭*法国总理，“法兰西之虎”，凡尔赛三巨头之一在给德国人的一份声明中解释说，盟国这样做并不是在反对任何国家的自决权，因为克莱佩达地区“一直是立陶宛的”，克莱佩达港口是立陶宛的唯一出海口。法国人获得了对克莱佩达地区的管理权。一旦立陶宛的国家地位得到承认，这种安排为立陶宛提出领土要求留下了可能性。因此，克莱佩达问题与东普鲁士的立陶宛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巴黎，立陶宛还必须回答有关其内部政治的问题，并驳斥有关立陶宛国民大会涉嫌亲德政治的指控。它承诺给予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广泛的文化自治权，并进行土地改革。在国内，一场破坏性的阴谋被挫败:1919年8月，立陶宛情报机构逮捕了200名波兰军事组织(Polska Organizacja Wojskowa)成员，该组织一直在策划政变并组建亲波兰政府。这一事件极大地削弱了立陶宛与波兰建立联邦的残存情绪。同样被成功挫败的还有别尔蒙特人在考纳斯策划的政变。在战场上组建的立陶宛军队志愿团和参加立陶宛独立战役的游击队员损失了1444人，但他们成功地保卫了国家，赶走了入侵的军队。

在巴黎，立陶宛成功地获得了英国的政治支持、美利坚合众国的物质支持和法国的军事支持。一些外国军官被招募到立陶宛服役，一个由美国立陶宛人组成的军事旅开始建立。虽然许多类似的想法由于资金短缺而未能实施，但却给协约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立陶宛代表团的坚持下，法国、英国、美国和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的军事特派团访问了立陶宛。他们在唤起立陶宛实现独立的希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向盟国提供了有关立陶宛局势的客观信息。

当英国主动支持立陶宛时，人们举行了欢乐的群众示威来感谢他们。1919年9月26日，英国正式承认立陶宛的消息传来，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考纳斯市政厅前。报纸报道称，考纳斯五个世纪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人。飞机拖着立陶宛的三色旗在天空飞过。人们欢呼雀跃，斯梅托纳总统站在阳台上向人群致意。在1919年剩下的几个月里，立陶宛国家事实上被挪威、拉脱维亚和芬兰承认，并在1920年被法国(5月11日)和波兰(7月4日)承认。

1920年7月12日与苏维埃俄罗斯签订的和平条约

立陶宛发现自己处在两个战败国——德国和俄罗斯——利益范围的交汇处。重新蓄势待发的波兰国家填补了这个缺口，其希望填补东欧新形成的权力真空。西方国家因为希望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建立一道“卫生警戒线”（cordon sanitaire）而对波兰的计划持赞成态度；然而，立陶宛将波兰的计划视为对其边界和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威胁。事实上，当协约国鼓励波兰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与布尔什维克作战时，波兰趁机占领了维尔纽斯和立陶宛东部的部分地区

立陶宛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因为俄罗斯没有放弃对GDL遗产的要求，也没有放弃对立陶宛作为遗产的一部分的要求。然而，在俄罗斯内战期间，迫于白军的压力，苏维埃俄罗斯采取了主动措施，并于1919年9月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出开始和平谈判。这样，实际上，苏俄对这些国家给予了事实上的承认。1920年初，立陶宛同意开始谈判，因为他们认为这将提升他们相对波兰人的地位。以Tomas Naruševičius为首的立陶宛代表团于1920年5月抵达莫斯科，立即要求承认恢复后的立陶宛为GDL的继承国，但以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为首的苏维埃将立陶宛视为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并同意仅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承认立陶宛。

尽管如此，新和平条约的第一条还是对立陶宛有利，俄罗斯同意永远放弃对立陶宛的任何权利，并承认其独立和主权。领土问题也得到了有利解决。立陶宛人对前俄罗斯的维尔纽斯、考纳斯、苏瓦乌基和格罗德诺省提出了主权要求，这些地方传统上被俄罗斯政府称为立陶宛。尽管包括维尔纽斯在内的部分领土已经由波兰控制，但越非同意将立陶宛不仅控制维尔纽斯，还控制立陶宛声称拥有主权的大部分领土，包括格罗德诺和利达，这些地方几乎没有立陶宛人。割让的领土面积与1795年的立陶宛相当。然而，作为回报，越飞要求立陶宛与苏俄结成军事联盟。立陶宛人将这一进展通知了英国人，希望英国人能帮助降低波兰对维尔纽斯的兴趣，但法国人阻止了这些企图。为了争取更多的东部领土，立陶宛的谈判代表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基于天主教信仰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以及人种学和历史数据——立陶宛的谈判代表接受了越飞提出的另一个条件，即允许记录立陶宛和苏联俄罗斯“从未处于战争状态”(这听起来自相矛盾，因为起草的文件是一份和平条约)。立陶宛得到了300万金卢布的赔偿，并得到承诺，他们将能够砍伐一些俄罗斯森林，并收回移至莫斯科的立陶宛档案。立陶宛冒着风险签署了条约，因为他们认为，一旦白军在内战中战胜红军，立陶宛将被割让给俄罗斯或波兰。总的来说，立陶宛与苏联俄罗斯于1920年7月12日签订的和平条约是立陶宛外交的一大胜利，因为它巩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加强了与波兰的关系。西方国家也不能忽视这一条约。

然而，该条约有一个弱点:苏维埃在第2条中加入了一个附录，称俄罗斯军队在与波兰战争期间通过立陶宛的任何领土，不会被视为对立陶宛的“敌对行为”，也不会被视为违反条约。把他们赶由于波兰军队控制着维尔纽斯，出去符合立陶宛的利益，立陶宛勉强同意了这一条款，尽管这表面上违反了他们在波俄冲突中宣布的中立。这使得红军能够在1920年7月14日占领维尔纽斯，并使俄罗斯军队能够通过该市前往波兰前线。波兰人将此解读为建立一个支持他们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统一战线的失败。这是立陶宛为获得维尔纽斯属于立陶宛的承认而付出的代价。

在维尔纽斯问题上，还有另一项事态发展可能为与莫斯科签订和平条约提供另一种选择。1920年7月5日至16日，在比利时斯帕举行的会议上，大国向波兰施加压力，要求其将维尔纽斯归还立陶宛。7月10日，波兰表示将服从并撤回其军队。这是立陶宛在协约国援助和波兰的合作下重新获得首都的独特机会，但波兰军队并不急于将维尔纽斯交给立陶宛人。他们之所以同意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遭受了红军的打击；事实上，波兰人正使用武力阻止立陶宛人进入维尔纽斯。然而，红军骑兵军团在7月14日攻占了维尔纽斯。立陶宛人于7月15日进入维尔纽斯，根据与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他们能够要求俄罗斯人撤军。因此，维尔纽斯正如大国所希望的那样被立陶宛接管了。

当然，如果波兰没有打败俄国布尔什维克，那么在莫斯科签署的和平条约将毫无价值，因为后者正在紧张地准备于1920年8月在立陶宛发动政变。大约2000名持假立陶宛证件的破坏分子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被派往立陶宛。他们走私武器，并在考纳斯和其他城市为武器建立军火库。他们招募当地居民。但是红军在华沙附近的失败导致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取消了政变。因此，立陶宛幸存下来，组建了一支3万人的军队进行自卫，并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维尔纽斯问题

由于军事力量薄弱，立陶宛无法统一立陶宛人仍然占多数的所有立陶宛人的土地。立陶宛失去塞伊内(Sejny，立陶宛语Seinai*全地区内立陶宛人占20%，城里只占5%)和蓬斯克（Puńsk 立陶宛语punskas*波立边境)。在与波兰的军事冲突中。对波兰的斗争不仅涉及领土问题，还涉及社会问题。1920年9月，总理米科拉斯·斯莱热维丘斯（Mykolas  Sleževičius）在议会上说:“波兰人正在攻击我们，因为我们的庄园主人邀请他们的军团到立陶宛来帮助他们继续剥削我们的人民，保卫他们的庄园。所有身强力壮的男人都应该拿起武器。” 

斯莱热维丘斯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是特殊的，因为他成功地达成了政治共识，巩固了国家政府，并将地方政府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他邀请少数民族加入对抗侵略者的战斗，这就是为什么立陶宛军队中有犹太人和白俄罗斯志愿者的原因。立陶宛人拒绝了布尔什维克阶级斗争的想法。尽管如此，斯莱热维丘斯仍强调立陶宛人是农民或农民的子女，波兰地主的土地将被没收，并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小农，其子女加入波兰军队。这就是大多数居民支持政府的原因。

当波兰输给红军时，立陶宛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了被波兰人遗弃的苏瓦乌基（Suwałki 立陶宛语言Suvalkai 苏瓦凯)和塞伊尼附近的立陶宛民族土地。8月中旬红军战败后，波兰和立陶宛在这些地区的军事活动加剧，这些城镇几经易手。国际联盟早些时候划定了一条分界线，将维尔纽斯留在立陶宛手中。*指《苏瓦乌基协定》。这篇协定并没有明确提及维尔纽斯归属，而是主要就铁路和军事问题划分了两国防界，所以实际上并不是严格的边界条约。在该联盟的敦促下，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波兰和立陶宛的谈判代表在苏瓦乌基坐下来起草一份和平条约。1920年10月7日，立陶宛和波兰代表团在苏瓦乌基签署了一项临时和平条约，确立了两军之间的分界线，并将维尔纽斯留在立陶宛领土上。然而，两天后，即1920年10月7日，波兰将军卢茨扬·热利戈夫斯基（Lucjan Żeligowski）和他的部队表面上无视华沙的命令，进军维尔纽斯，宣布成立中立陶宛共和国（Republika Litwy Środkowej)。实际上，所谓的“热利戈夫斯基兵变”是有计划的，而且是在波兰国家元首约瑟夫·毕苏斯基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执行，目的是制造这是一场地方起义的印象，并避免西方列强的谴责。热利戈夫斯基的军队在维尔纽斯受到波兰人的欢迎。事实证明，国际联盟无力扭转既成事实，立陶宛尽其所能阻止热利戈夫斯基部队进一步进入立陶宛领土。直到11月中旬，立陶宛军队才重新整编，并在希尔温托斯（Širvintos）和Giedraičiai*两座城市均位于维尔纽斯和考纳斯之间的战斗中制止了波兰军的前进。

协约国战后欧洲秩序的缔造者们设想，在波兰的领导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将形成一个对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靠缓冲区。然而，立陶宛只是部分地符合这一计划，因为它希望重新获得维尔纽斯的愿望导致它与修正主义国家*原文revisionist country。意义不明打交道，尽管修正主义对立陶宛的独立构成了威胁。当然，立陶宛人成为“修正主义者”只是出于必要。起初(尤其是外交部长沃尔德马拉斯)试图争取德国或苏联的援助，以对抗华沙，但这些国家对此兴趣不大。立陶宛依然寻求西方的支持，但这被证明是无效的。立陶宛与俄罗斯的交往是基于它在维尔纽斯问题上反对波兰。这正合俄国人的心意，俄国人对分裂和征服感兴趣，并通过这种方式在该地区获得影响力。立陶宛理解苏联政权的真实意图，包括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危险。因此，它希望得到德国的援助，它也偶尔得到了援助。

1921年9月22日，立陶宛在被西方大国在法律上承认立之前被允许加入国际联盟。而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梵蒂冈、美国、西班牙、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在法律上承认了立陶宛。1922年12月20日，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这四个协约国也相继承认立陶宛。这条路并不平坦，但立陶宛最终成为了一个完全成熟的欧洲国家。至此，历史上对GDL遗产的瓜分达到了高潮——只有立陶宛人能够建立一个民族国家，GDL的其他土地被波兰和苏俄瓜分。立陶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签署了第一批条约，并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承认，独立的奇迹发生了。立陶宛成功地抵御了布尔什维克与。他的邻国们——波兰、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独立。

立陶宛的外交政策被两个主要的领土问题所主导:维尔纽斯问题和克莱佩达问题。由于这些领土问题，考虑到其的规模，立陶宛在欧洲政治中扮演了比预期更重要的角色。1921年，西方列强的想法是通过联邦的方式解决维尔纽斯问题和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持续争端。华沙并不反对，但是联邦不适合立陶宛人：如果成立联邦的话，那么为独立而战的意义是什么呢?当联邦制的想法在西方各国流行起来时，立陶宛无法提供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比利时前外交部长保罗·海曼斯（Paul Hymans）成为与波兰谈判的调解人。他想建立一个联邦，既能满足立陶宛和波兰的利益，又能促进欧洲的和平。

立陶宛首席谈判代表Ernestas Galvanauskas被授予广泛的权力，以满足波兰的经济利益，保证波兰拥有通往波罗的海的出口，并同意签订包括军事在内的公约，只要维尔纽斯归还给立陶宛。波兰高级谈判代表Szymon Askenazy想要处理联邦问题，但没有提到维尔纽斯。立陶宛人试图避开联邦话题，不难理解，他们知道200万立陶宛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同意谈判，只要华沙承认维尔纽斯是立陶宛的首都。

海曼斯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以瑞士为蓝本，准备了一个由考纳斯和维尔纽斯两个自治州组成的立陶宛联邦国家的计划。立陶宛和波兰将协调它们的外交政策，起草军事和经济公约。双方同意接受该计划作为“讨论的基础”。1921年夏天，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一项支持海曼斯计划的决议。9月，海曼斯为了立陶宛的利益调整了计划，给予维尔纽斯地区“自治区”而不是“州”的地位。这让冲突双方都不高兴，但双方都不想因为谈判失败而受到指责。

在立陶宛，外交使团支持海曼斯计划，但遭到所有政党、军事领导层和步枪联盟(Šaulių sąjunga)*立陶宛独立战争期间组建的民间军事团体的反对。甚至有人威胁要发动一场政变。这个计划被看作是波兰的特洛伊木马。德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敦促放弃该计划。11月15日，在考纳斯，一枚炸弹在谈判代表Galvanauskas卧室的窗台上爆炸。他身上多处受伤，但幸免于难。这起谋杀未遂事件从未被调查，罪犯也从未被找到，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计划却破裂了。1922年1月12日，国际联盟秘书长通知安理会，波兰和立陶宛都拒绝了海曼斯计划，并宣布这意味着调解程序的失败。未能成功解决维尔纽斯问题是国际联盟的失败之一，证明它无力执行其决定。

波兰人看到立陶宛如何削弱波兰士绅的经济影响力(在独立战争期间，征用马匹、牲畜饲料和食品供应主要是以波兰庄园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以及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如何减少，他们不再等待了。波兰人决心结束关于维尔纽斯问题的一切辩论，于1922年1月6日至8日在卢茨扬·热利戈夫斯基将军占领的立陶宛领土，即所谓的“中立陶宛共和国”举行了瑟姆(议会)选举。投票结果压倒性地支持兼并主义者。维尔纽斯地区将成为波兰的一部分。但是鉴于立陶宛人、犹太人和大部分白俄罗斯人正式抵制选举，且选举是在军事占领下进行的，波兰当局控制了选举过程，观察这些选举的国际联盟军事控制委员会对选举结果表示“严重怀疑”。委员会的结论是，选举产生的议会不能被认为是该地区全体人民的“真实和真诚的表达”。2月3日瑟姆开会时，只考虑了一个问题——维尔纽斯地区与波兰国家的关系。代表们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吞并;106名代表中只有8名赞成以联邦方式解决维尔纽斯问题。尽管立陶宛政府向日内瓦疯狂呼吁，波兰还是正式吞并了维尔纽斯地区。立陶宛陷入了一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

1923年3月15日，大使会议(国际联盟的一个机构)决定将立陶宛历史上的首都维尔纽斯置于波兰控制之下，这是对埃Ernestas Galvanauskas要求会议就波兰东部边界作出裁决的回应。会议按照他们希望的方式解释了这一要求，会议对这一要求的解释是:好像立陶宛要求确认波兰对维尔纽斯的吞并，从而根据1921年的《里加条约》批准了波兰与苏俄的边界，承认国联在2月3日划定的新分界线为立陶宛与波兰之间的正式边界，而维尔纽斯仍在波兰一方。使波兰感到惊讶的是，立陶宛断然拒绝承认这项裁决的效力，而波兰和西方国家都明白维尔纽斯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使沿分界线的立陶宛和波兰之间产生了难以形容的紧张关系。边境被关闭了:直到1938年，两国之间都没有火车交通，没有邮政服务，那时高速公路上已经长出了相当大的桦树。在当时的欧洲，可能没有比波兰和立陶宛更针锋相对的两个敌人了。

波兰占领维尔纽斯结束了所有关于立陶宛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讨论——历史上的多民族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后者现在似乎是保证生存的唯一途径。被波兰吞并的威胁挥之不去，在立陶宛人中形成了一种被围困的心态，这加强了他们的立陶宛民族主义。反波兰情绪逐渐呈现出一种近乎宗教的狂热。这一防御立场影响了立陶宛的外交政策。在这方面，立陶宛与当时的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立陶宛的民族主义不是扩张主义，而是旨在击退其扩张主义邻国。

立陶宛制宪会议及其决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立陶宛的物质和物质资源都已枯竭。立陶宛人曾在德国和美国军队中作战，大约11,000名立陶宛人在与俄罗斯军队的战斗中丧生。俄国和德国的军事行动使这个国家满目疮痍。撤离时，俄国人带走了160家工厂。“Ober Ost”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独立战争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在立陶宛建国的第一年，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亚麻和林业产品的出口。随着立陶宛开始巩固其在所有领土上的地位，它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政府的结构。由于争取独立的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立陶宛制宪会议(Steigiamasis seimas)的选举在1920年4月中旬才举行。所有年满21岁的立陶宛公民，不论其宗教信仰、种族或性别，都有投票权。与法国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立陶宛的妇女有着投票权且可以参军。

在1920年4月14日至15日的选举中，选民投票率很高。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了选举，该联盟由三个政党组成: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CDPL)、立陶宛农民联盟(LFU)和立陶宛劳工联合会(LLF)*又称基督教工党。他们赢得了59个席位。在一个天主教国家，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尤其是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公然反对波兰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承诺将大地主的地产国有化，或者征用他们的部分土地，并将土地分配给穷人。左翼的农民民粹主义集团，后来成为立陶宛农民联盟(LPU)，赢得了29个席位。立陶宛社会民主党(LSDP)以12个席位排名第三。少数民族有6名犹太人、3名波兰人和1名德国人代表，2名独立议员，共计112名代表，其中5名是女性。5月15日，他们聚集在考纳斯市剧院，参加了第一场制宪会议的会议。原来的计划是从维尔纽斯地区再选举大约100名代表，从小立陶宛地区再选举9名代表。这些地区没有举行选举，因为立陶宛没有控制这些地区，但是宣布打算包括这些地区表明，立陶宛尚未认为其边界是最终的。

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由安塔纳斯·斯梅托纳总统宣布开幕，并根据他的建议，由最年长的代表Gabrielė Petkevičaitė(笔名Bitė 1861 - 1943)女士担任主席，她是作家和记者。立陶宛农民联盟的领导人，农学家亚历山德拉斯·斯图尔金斯基(Aleksandras Stulginskis 1922-1926年立陶宛总统)当选为议长。为了证明选民的信任是正确的，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宣布立陶宛独立的决议，重申了1918年宣布的2月16日法案的原则。6月19日，由农民民粹主义领袖卡齐斯·格里尼乌斯博士（Kazys Grinius*1926.6-1926.12立陶宛总统）领导的基督教民主-民粹主义联合政府成立。1921年11月11日一致通过了一项要求克莱佩达区域并入立陶宛的决议，表示声援小立陶宛。

1922年8月1日，制宪会议通过了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所体现的民主原则为蓝本的立陶宛国家宪法。立陶宛国家宣布成为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主权属于人民。立陶宛语第一次成为官方语言。无论性别、出身、宗教或种族，立陶宛所有公民都得到法律平等和其他民主权利的保障。三色国旗(黄、绿、红)标志着与GDL统治者的旗帜有所不同，但官方的盾形纹章“维提斯”(Vytis)——一个红色背景上的白色骑士形象——被保留了下来。这个国家的首都没有被确定。宪法赋予了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议会(seima)很大的权力。议会和由议会选举产生的共和国总统的任期为三年。宪法赋予居住在立陶宛的少数民族广泛的自治权，并规定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

维尔纽斯问题和与波兰的紧张关系是立陶宛民主实践受到限制的部分原因。当时立陶宛处于战争状态。表面上，这是对新闻进行审查，限制集会自由，并试图让政权的反对者噤声的原因。对政府最严厉的批评者，如民族联盟*此处指民族进步党,1920起斯梅托纳任主席,1926后改组为民族联盟成员沃尔德马拉斯和斯梅托纳*自己没当选总统让他十分不满，都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时间。

随着恢复历史上庞大的立陶宛的希望破灭，有必要为一个民族国家建立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在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变成了国家主要资源——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相比，立陶宛的庄园所有者拥有的土地约为前者的一半，而庄园本身的面积约为前者的5-6倍。立陶宛农民的平均土地面积为15.2公顷，而拉脱维亚为21.0公顷，爱沙尼亚为29.4公顷。无地农民(21%为雇农)迫切需要土地，小地主(约占农业工人的25%)也是如此。他们将自己的贫困生活归咎于大庄园的存在和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种族色彩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超过一半的大地主是以华沙为导向、说波兰语的“老立陶宛人”，他们拥有全国26%的土地。由于一半的可耕地属于大庄园，只有通过重新分配这些庄园土地，政府才有希望获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

经过多次激烈的辩论，制宪会议于1922年2月15日通过了基本的土地改革法。从沙皇政府获得特权的国有土地和地产，所有属于"别尔蒙德人"和那些在波兰军队中反对立陶宛独立的人拥有的土地，以及个人，教堂，修道院和修道院以及其他教会机构拥有的超过80公顷的土地，都被纳入国家土地基金。80公顷的限额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它是波兰“老立陶宛”地主的农场规模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勤劳的新富立陶宛农民或更罕见的立陶宛专业人士、实业家和商人所获得的大农场之间的分界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采取了更为激进的行动，从德意志贵族们手中夺取了土地，只有小于50公顷的庄园得以幸免。)在立陶宛，第一批被分配土地的是前志愿军、无地农民和小地主(拥有不到10公顷)、乡村工匠和一些国家和社会机构。

改革的结果是，古老的村庄被抛弃，人们在单一的宅基地周围建立农场，农业现代化开始，三田轮作制度消失。国家以补贴的价格为农民提供更好的谷物种子和种畜选择，并帮助培训农业专家。农民开始使用改良肥料，他们的谷物产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每公顷9森特纳(centner)*1森特纳=100磅提高到20世纪30年代的每公顷12森特纳。农民越来越多地组成合作社。建有现代化设备和冷藏设施的牛奶加工厂，增加了牛奶和肉制品的出口。

德国的Ostmark(东线马克)仍在国内流通。这种货币在立陶宛被称为auksinai。它在战后经济衰退中贬值，对立陶宛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货膨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迫使立陶宛政府不得不寻求一种解决方案。1922年8月9日，制宪会议通过了《货币单位法》，规定由金本位的立特(litas,由100分组成)为立陶宛货币。立特于1922年10月1日推出。它的价值为0.150462克纯金;立特兑美元的比率为10:1。在独立的22年里，立特一直保持着它的价值。由于这种货币以黄金为后盾，它在其他国家受到很高的尊重。

立陶宛独立后，教育水平提高了。建立了新的学校。1919年，立陶宛已经有1036所学校，45540名学生。1922年2月16日，考纳斯的高等教育课程被正式授予大学地位。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该大学培养了3700名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立陶宛语不仅在政府中获得了官方地位,而且在军事(新成立的考纳斯军事学院)以及科学和学术用语中也是如此。新的传统诞生了。第一届全国歌会于1924年在考纳斯举行。

这些改革发生在一个以立陶宛人为主的小国。根据1923年9月17日立陶宛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立陶宛人口(不包括维尔纽斯和克莱佩达地区)为202,8971人。居民中82%是立陶宛人，7%是犹太人，4%是德国人，3%是波兰人，2.3%是俄罗斯人。立陶宛是一个农业国，8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在农村地区，立陶宛人占总人口的91%。虽然是一个农业国家，50%的城市人口是立陶宛人，犹太人占33%(仅占农村人口的0.5%)。该国的大多数专业人员是立陶宛人，但犹太人在进出口业务和一般业务中占主导地位。83%的企业主是犹太人，而立陶宛人只占13%。

大约35万立陶宛后裔(其中18万人出生在立陶宛)住在美国，大约10万立陶宛人住在维尔纽斯及其周边地区，大约6000人住在英格兰。在独立的最初几年里，成千上万的移民回到立陶宛，购买土地，开办企业，建立工业公司和银行。还有一些人成为了著名的社区活动家、外交家和军人。在美国的立陶宛人向立陶宛汇去了大量资金，以支持其发展。移民的政治运动资助立陶宛政党，并为立陶宛的国家建设工作筹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