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事：近代老昆明的举人和“新学”学生、留学生

清代末期废科举、兴学堂，有了最早的新学学生，出现了最早的学生运动。当时又“派游学（留学）”，于是有了最早的“留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云南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影响云南和中国半个世纪之久。

戊戌变法中的昆明“公车上书”举人

戊戌变法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当时正值甲午战争之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借赴京会试之机，上书痛陈变法之务，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相继联署，以为声援。

云南举人也“书”上有名，其中有三个昆明人：

一为白嘉澍；一为段荣嘉；一为张锴。

“公车上书”之后，会试在京城如期举行。

试前清廷密谕，凡立论尖锐、文字犀利，疑为康、梁之卷的，概不录取。此次会试的房考官之一是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昆明人陈荣昌，其细审一卷，详瞻博雅，议论正大，虽担心为“康、梁之卷”，但觉得通才难得，仍然批注后上呈主考，被主考退回，原因仍然是“恐系康、梁之卷”。

陈荣昌犟脾气一来，又两次批注补荐，均无结果。后来才知道此“通才”确实是梁启超。会试结束，“陈房官三荐梁启超”之事传遍京城。

据说梁启超离京时，以“陈先生非需人谢者”，让人把一纸名帖塞入陈宅门缝，悄然而去。

这一年“公车上书”有名的三个昆明举子都考中了进士。白嘉澍任过贵州安南（今属晴隆）知县，有不少善政。

段荣嘉后来做到四川巴县知县，辛亥革命中被迫立誓剪发，向革命党人缴印投降，以布衣度过下半生。张锴官至吏部郎中、内阁铨叙局长，“名震都下”，辛亥革命中做过清朝廷与南京政府谈判的代表（《昆明市志长编》）。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北京的云南学人还响应康有为，先后在北京云南新馆成立了“滇学会”和“保滇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力主保护本省领土完整、发展本省经济，会员有在京本省同乡上百人之多，这是云南昆明人自组的第一个政治团体。

后来“保滇会”被当局以“私借洋款，贻害国家”的罪名“严禁”（《清实录》），更随着戊戌变法失败而销声匿迹。

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当时滇中谣言四起，有人说慈禧太后与列强议和，已将云南割让给外国。昆明官绅士民，无不愤慨，商谋自卫，筹办团练，准备与列强决一死战，不当亡国奴，这是后话。

近代昆明最早的出省、出国留学生

清末昆明兴办新学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一批学生出外留学。那时出国求学叫留学，出省到内地求学也叫留学。

昆明最早有学生出省国内留学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最早有学生出国留学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国内留学的中心是北京，国外留学的中心是日本，还有比利时、法国占领下的越南以及英国占领下的缅甸等。当时出国留学的有官费生近百人，自费生数百人，其中昆明人最多，主要学军事、师范、法政、实业、警察等，学成归来后多在昆明就职。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些人都成了昆明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图 | 云南最早的留学生唐继尧，民国初期的“云南王”

据统计，在最早的昆明留学生中，代理过省长的有2人，当过市长的有2人，在省级重要机关当过首长的有37人之多。

而在日本军校学习的一批留学生，如唐继尧、李根源、李鸿祥、顾品珍、杨振鸿、谢汝翼、叶荃、赵钟奇、秦光玉、周钟岳、董泽等，都在昆明上演过一出出大剧，对全省甚至全国的历史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图 | 云南最早的留学生杨振鸿，清末革命党人

图 | 云南最早的留学生李根源，后来任云南讲武堂总办

图 | 云南最早的留学生董泽，后来任东陆大学校长

昆明最早的学生运动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华书院改为高等学堂，这是昆明最早的学堂，也是昆明最早的学生运动发生之地。

高等学堂建立不到5年，昆明大旱，天气奇热，学校伙房卫生太差，学生杨忆祖看不下去，跑去质问总务课，校方不但不改进卫生，反将杨忆祖开除。

同学们愤愤不平，纷纷要求校方收回成命。校方置之不理，全校同学愤而罢课抗议。

消息传开，东文学堂和法政学堂的同学也相继罢课响应，引发昆明最早的学生运动。

就在此期间，东文学堂学生集会返校时，路遇昆明县令有瑞乘轿回衙，衙役们狐假虎威，吆喝开道。学生队伍来了，衙役们挡在路中，持棒乱打。同学们激愤不已，要求县令惩办衙役。县令推说回衙后再行处置。

同学们当然不上这个当，围住县令不放。县令无奈，只好下轿，进了圆通寺大门，就近从居民家借来板凳，权充太师椅坐下，喝令手下把那衙役按倒，抽了一顿鞭子。同学们这才罢休，整队而归。这算是学生运动中的一段插曲。

同年八月，昆明高等学堂等几个学校的日本“教习”无理要求提高报酬，中国师生强烈不满。

学校当局竟瞒过中国师生，暗中给日本“教习”大加工资。这些日本人自以为得势，更不得了，在学校内外胡作非为，乘绿呢大轿，置亲兵，添轿马，耀武扬威，冶游逞凶，又侮辱中国学生，无恶不作。于是有革命党人领头，同学们又群起请愿，要求校方斥退日本“教习”。

校方不得不将合同期满的日本“教习”辞退，合同期未满的发给路费，退送回国。

学生运动又取得一次胜利。

“五四”运动在昆明：“还我青岛”、抵制“仇货”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当时一无广播，二无汽车，三无飞机，昆明人了解外界新闻主要靠从滇越铁路运来的上海等地的报纸，一般从上海寄到昆明，总要十天半个月，在此期间，一般昆明人竟不知其事，虽有一些滇籍北京学生拍来电报，但过于简略，难以了解详情。

直到5月中旬，上海《申报》寄到，头版头条消息就是五四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情况。省立第一中学的几个学生根据报纸内容，写成传单，自己掏钱印刷之后，散发到各个学校。

各校学生群情激愤，立即起来响应，四处宣传，呼吁市民起来救国。

5月的昆明，到处是学生宣传队，有的在街头慷慨激昂地演讲，有的利用民间“莲花落”的形式，自编自演爱国节目，还有不少同学到戏院作幕间演讲。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激起了昆明市民的强烈共鸣。

6月4日，由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议会、报界联合会、实业改进会、救国团体等发起，在金碧公园（今省第一人民医院址）召开万人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当时还没有学生组织，但昆明中学生全都参加了会议。

会场门口贴着“人心不死，事尚可为”八个大字，场内挂有胶州及青岛详图及“救青岛即所以救中国”等标语。各校学生队伍之前，均有一大旗，上书大字，有“还我青岛”，有“勿忘国耻”等等。

国民大会上，一些团体的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演说，通过了抵制日货的决定，并通电全国和中国赴巴黎和会专使，力争青岛，挽回权益，誓惩国贼。

会后，全体学生三呼“还我青岛”，列队上街示威游行。

他们先上广聚街（今金碧路），过得胜桥，转太和街，入大东门，然后分头回校。在日本领事馆门前，他们高呼口号，抗议示威。路过广聚街日本保田洋行和车站前日本人开的理发店和镶牙诊所，同学们禁不住一腔义愤，将手中小旗扔过去，还砸坏了一些玻璃，但没有发生大的事故。

后来日本洋行报告日本领事馆向当局交涉，当局畏惧外国势力，一面下令追查爱国学生，一面屈辱地向日商赔偿损失20万元。

但日商也无法经营，只好停业回国。

国民大会后，成德中学学生马上以实际行动抵制日货。刚刚归校，他们马上把自己使用的日货如瓷盆、茶杯、茶壶和牙粉之类全部扔到天井中砸毁，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校园里到处是震耳的掌声、欢呼声。

昆明各界人民也纷纷响应学生的爱国行动。

有一个商人在国民大会上主动登台，发表了激昂的演说。后昆明商界举行罢市，声援学生。

一些商店、药房、书店主动抵制日货，宣布停止销售。但也有商人唯利是图，仍在进口日货，或以日货冒充他国之货，在市场上偷卖。

更有甚者，一些奸商还乘机廉价收购日货，待抵制风头一过，又以高价抛出，大发其财。于是，昆明人又在街头轰轰烈烈地抵制日货。各校学生巡查街市，一些学徒也参加了进来。他们查出日货就当街烧毁，许多市民甚至把自己身上穿的日货衣物也当众脱下，扔进火堆。

铁路工人则在货运处组成“仇货检查处”，认真进行检查，每一节车厢都不放过。

当时的商会也参加了查处日货的行动，他们将查出的日货送到后来成立的学生爱国会，再运到南门外教场或金碧公园，当众烧毁。

随后，全省各地的商会，甚至在香港、越南海防经办进口商品的滇商，都宣布停办、停运、停售日货，并派人以国货样品遍告商家，以便采办代用。当时香港日货虽然价廉，云南商家都坚决不办、不售。

原来充斥市场的大宗日货，如棉花、印花布、搪瓷器、洋灯、洋伞、火柴和电石等等，都在云南省内绝迹，外国洋行运来的少量日货，也无人购买。

早先日本火柴称霸昆明市场，遭遇抵制后，不得不退出，昆明本土火柴企业抓住机会，趁势发展，拿下了一大块市场份额，为最后把“洋火”赶出昆明和云南市场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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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朱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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