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帝国主义论》原文③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试作一个总结，把以上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归纳一下。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角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眼看着自由竞争开始转化为垄断：自由竞争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更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从中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垄断，即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以及同它们相融合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自由竞争，而是凌驾于这种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之点），但是要从中分别推导出应当下定义的现象的那些最重要的特点，这样的定义毕竟是不够的。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先必须指出，帝国主义，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有充分根据的了解，我们故意尽量多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认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十分确凿的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从中可以看出银行资本等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看出量转化为质，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10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
但是，我们不得不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首先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1889-1914年这25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争论。在1915年，甚至早在1914年11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们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所表述的基本思想，他说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上的“时期”或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卡特尔、保护主义、金融家的统治、殖民政策），那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就成了“最乏味的同义反复”，因为那样的话，“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生存所必需的了”，等等。为了最确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思想，我们引用他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直接反对我们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实质的（因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来贯彻类似思想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中所提出的反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所提出的反驳）。
考茨基的定义说：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黑体是考茨基用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无论就其本身还是就其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任意地和错误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它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和错误地突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
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完全，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是力图使用暴力和实行反动。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是考茨基本人纳入他的定义中的经济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法国，恰好是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从上一世纪80年代开始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极度加强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世界已经瓜分完了，在重新瓜分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二，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比利时作为反英据点对德国来说特别重要，巴格达作为反德据点对英国来说也一样重要，如此等等）。
考茨基特地搬出、并且屡次搬出英国人来，似乎英国人确定的帝国主义一词的纯粹政治含义，是和他考茨基的意思相符的。现在就来看看英国人霍布森在他1902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是怎样写的：
“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被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政治扩张和贪图商业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
我们看到，考茨基笼统地搬出英国人来，是绝对没有事实根据的（他要搬的话，也只能是搬出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的公开辩护士）。我们看到，考茨基标榜自己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历史的具体的”（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历史的具体性的嘲弄！）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互相竞争；(2)金融家比商人占优势。如果主要是工业国兼并农业国的问题，那就把商人抬上首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这一点以后还要讲到。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当叫作帝国主义还是叫作金融资本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兼容的。照这样说来，瓜分世界领土（这种瓜分恰巧是在金融资本时代完成的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兼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这样一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考茨基同德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辩护士库诺争论过。库诺笨拙而又无耻地推论说：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这种话就象民粹派在1894-1895年讽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开起酒馆来培植资本主义。考茨基反驳库诺说：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政策的形式之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同帝国主义，同兼并等等作斗争。
这种反驳好象很有道理，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隐蔽地（因此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调和，因为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充分暴露矛盾的深刻性，而是回避存在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显然，这种“理论”只能用来维护同库诺之流保持统一的思想！
考茨基写道：“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也就是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
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弃马克思主义到了何等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按照本书的总的规划，我们要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
如果纯粹经济的观点指的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概念，那么，说到底只能归结为这样一个论点：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象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个意义上，超帝国主义“论”就如同什么“超农业论”一样是荒唐的。
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20世纪初这个历史的具体时代，那么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它完全是为了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为帝国主义辩护士助长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
理·卡尔韦尔在他写的《世界经济导论》这本小册子里，对可以具体说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内部相互关系的最重要的纯粹经济材料，作了归纳的尝试。他把整个世界分为5个“主要经济区域”：(1)中欧区（除俄国和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2)不列颠区；(3)俄国区；(4)东亚区；(5)美洲区。同时他把殖民地列入所属国的“区域”内，而“撇开了”少数没有按上述区域划分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亚等等。
现在把他所列出的这些区域的经济材料摘录如下：
贸 易 工 业
世界主要经济区域□面积 人口 交通运输业铁路 商船 (进出口共计) 煤炭产量 生铁产量 棉纺织业纱锭数目
(单位百万平方公里)(单位百万)(单位千公里)(单位百万吨)(单位十亿马克)(单位百万吨)(单位百万)
(1)中欧区27.6 (23.6) 388 (146)204 8 41 251 15 26
(2)不列颠区28.9 (28.6) 398 (355) 140 11 25 249 9 51
(3)俄国区 22 131 63 1 3 16 3 7
(4)东亚区 12 389 8 1 2 8 0.02 2
(5)美洲区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我们看到，有三个区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时它正在殊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目前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分散。相反，在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政治上却高度集中，但是它们之间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争夺南美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有两个区域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
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小市民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作“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象“可以”把在实验室里生产片剂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由和平瓜分转为非和平瓜分、再由非和平瓜分转为和平瓜分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瓜分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按照以完全非和平的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吗？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铁路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发展速度不同的非常准确的材料。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最近几十年中，铁路长度变更的情形如下：
铁路长度(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欧洲 224 346 ＋122
美国 268 411 ＋143
所有殖民地82 210
亚美两洲的
独立国和半独立国43 125 137 347 ＋128＋222
共计 617 1104
可见，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殖民地和亚美两洲的独立国（以及半独立国）。大家知道，这里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它国家建筑20万公里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
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大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金融资本从特别盈利的殖民地企业和海外企业得到的贡款日益增加。在瓜分这种“赃物”的时候，有极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家手里。各最大的强国及其殖民地的铁路总长度如下：
(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美国 268 413 ＋145
不列颠帝国 107 208 ＋101
俄国 32 78 ＋46
德国 43 68 ＋25
法国 41 63 ＋22
5个大国共计 491 830 ＋339
可见，将近80%的铁路集中在5个最大的强国手中，但是这些铁路的所有权的集中程度，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还要高得多，例如美、俄及其它国家铁路的大量股票和债券都属于英法两国的百万富翁。
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铁路网增加了10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3倍。但是，谁都知道，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其速度之快是英国无法比拟的，更不必说法国和俄国了。1892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490万吨，英国为680万吨；但是到1912年，已经是1760万吨比900万吨，也就是说，德国永远地超过英国了！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瓜分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呢？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对这个方面往往认识不足。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这种一般环境始终有无法解决的矛盾。尽管如此，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它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例如，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完全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费用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当然是促进着各种变化的。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
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其数额，如我们看到的，分别达到1000-1500亿法郎（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霍布森写道：“在1893年，不列颠在国外的投资，约占联合王国财富总额的15%。”我们要指出，到1915年，这种资本又增加了大约一倍半。霍布森又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要纳税人付出很高代价，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殊少价值，……然而对于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在英语里，这个概念是用“investor”一词来表示的，意即“投资者”，食利者〉，却是大量利润的来源。”“据统计学家吉芬计算，1899年大不列颠从全部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输入和输出）得到的全部年收入是1800万英镑，这是按贸易总额8亿英镑的2.5%计算出来的。”尽管这个数目不小，它却不能说明大不列颠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能够说明它的是9000-10000万英镑从“投资”得到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阶层的收入。
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4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因此，“食利国”(Rentnerstaat)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在国外投资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政治上附属的或结盟的国家的投资：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防止债务人造反。”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在他所着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一书中，把荷兰当作“食利国”的典型，并且说现在英国和法国也正在成为这样的国家。施尔德尔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5个工业国家，是“明显的债权国”。他没有把荷兰算进去，只是因为荷兰“工业不大发达”。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
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虽然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有了绝对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发行证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依我看来，这个事实正是帝国主义繁荣的经济基础。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卖主和买主之间的关系更巩固些。”关于德国的情形，柏林的《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兰斯堡1911年在他的《德国是食利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德国人喜欢讥笑法国人显露出来的那种渴望变为食利者的倾向。但是他们忘记了，就资产阶级来说，德国的情况同法国是愈来愈相象了。”
食利国是寄生腐朽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还是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因为谁也不会疑心他偏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是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金融资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霍布森在对英布战争的印象很鲜明的情况下，描述了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以及“金融家”从承包、供应等业务获得的利润增加的情形，他说：“资本家是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指挥者；但是同一动机对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也起作用。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要依靠政府的定货；冶金工业和造船工业中心的帝国主义，也在不小的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这个事实。”这位作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旧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我们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
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帝国主义盲目征的最奇怪的征候之一，就是大不列颠、法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是大不列颠。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斗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庞大的常备军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部非洲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将同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格兰南部、里夫耶拉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也会有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家臣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从事运输和易腐坏产品最后加工的工人。主要的骨干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作为贡品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向我们展示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这样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家臣，他们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当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目前英格兰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化也难以逆料，所以不能很有把握地对未来作出某种唯一的预测。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是在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遇到什么抵抗，不被引上另一个方面，它们就确实会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
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遇到抵抗，它就确实会走向这种结局。这里对于目前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欧洲联邦”的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经常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格尔哈德·希尔德布兰德过去因为替帝国主义辩护而被开除出党，现在满可以充当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给霍布森作了一个很好的补充，鼓吹“西欧联邦”（俄国除外），以便“共同”行动……反对非洲黑人、反对“大伊斯兰教运动”，以便维持“强大的陆海军”，对付“中日联盟”，等等。
舒尔采－格弗尼茨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描绘，向我们揭示了同样的寄生性特征。从1865年到189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大约1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了8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用强制手段是不行的……)，那么帝国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笨重的工业劳动，推给有色人种去干，自己则安然地当食利者，也许这样就为有色人种的经济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解放作好了准备”。
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人们谈到苏格兰这个最贵族化的、用作打猎和其它运动的地方时，都说“它是靠自己的过去和卡内基先生〈美国亿万富翁〉生活的”。英国每年单是花在赛马和猎狐上面的费用，就有1400万英镑（约合13000万卢布）。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100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英国人口 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人数 工人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百万)
1851年 17.9 4.1 23%
1901年 32.5 4.9 15%
这位研究“20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上层中间有大批人参加合作社、工会、体育团体和许多教派。选举权是同这个阶层的地位相适应的，这种选举权在英国“还有相当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谈论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的这个上层，例如，“失业问题主要是涉及伦敦和无产阶级下层，这个下层是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应当说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们很少重视。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数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数（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面描述的一系列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数从1884年起开始减少：1884年有242000人，而1900年只有169000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数，在1881-1890年的10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1453000人，但是在后来的两个10年里，又减少到544000人和341000人。同时，从奥、意、俄及其它国家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1907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1342294个外国人，其中产业工人有440800人，农业工人有257329人。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帝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分化出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广大的殖民地；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一直密切注视着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这种联系。例如，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过了将近1/4世纪，恩格斯又在1881年8月11日写的信里说到了“被中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中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又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完成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瓜分，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榨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只是比英国在1858年剥削的地方稍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7500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6500万平方公里，即86%集中在6个大国手里；有6100万平方公里，即81%集中在3个大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作为整个20世纪初期特征的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为分占垄断权而斗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总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取得完全胜利达几十年之久，但是它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成熟，已经过度成熟，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融合起来了。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大量金融资本，建立了非常广泛而细密的关系和联系网，从而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而且控制了大批最小的资本家和小业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同另一些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瓜分世界和统治其它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这一切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它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德国现在的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而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替帝国主义辩护，通常都是采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刻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拼命用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改良”计划，诸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实质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肆无忌惮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的言论却比较少见，这些人倒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的想法是荒谬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一些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文汇》这一刊物中，力图考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特别是那些非德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提到了印度的风潮和抗议运动，纳塔尔（南部非洲）的运动，荷属印度的运动等等。其中有人在评论一家英国刊物有关亚、非、欧三洲受外国统治的各民族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举行的从属民族和种族代表会议的报道时，对会议上的演说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据称，必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统治国应当承认从属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应当监督大国同弱小民族订立的条约的履行。除了表示这些天真的愿望以外，代表会议并没有继续前进。我们看不出他们对下面这个真理有丝毫的了解：帝国主义同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同帝国主义作直接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仅限于反对某些特别可恶的过火现象。”因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没有“继续”前进，所以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就“继续”后退了，后退到在标榜“科学性”的幌子下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地步。这也是一种“逻辑”！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前进，去进一步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898年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的莫希干人的反对。他们把这次战争叫作“罪恶的”战争，认为兼并别国土地是违背宪法的，认为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阿奎纳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先答应阿奎纳多给菲律宾以自由，后来又派美国军队登陆，兼并了菲律宾），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话：“白人自己治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治理自己同时又治理别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站在一起，那么这种批评就始终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呼吁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早。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批评银行支配一切，批评金融寡头等等的，还有我们屡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路·埃施韦格，在法国作家中有《英国与帝国主义》这本肤浅的书(1900年出版〉的作者维克多·贝拉尔。所有这些人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自由竞争和民主来反对帝国主义，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建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表示了维护和平的“天真的愿望”等等。最后还有从事国际证券发行统计的阿·奈马尔克，他在1912年计算出“国际”有价证券数达几千亿法郎的时候，不禁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设想和平会受到破坏吗？……有了这样大的数字，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显得这样天真，“郑重其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所谓社会党人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不过是抱着一种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想撇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典型例子。他举出1872年和1912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看到这方面的进出口额比英国总的进出口额增长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国同埃及的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意图”“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能够实现得最好 ”。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被他的俄国随从（也是俄国的一个为社会沙文主义者打掩护的人）斯佩克塔托尔先生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弹过的论断，是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较详细地谈一谈。我们从引证希法亭的言论开始，因为考茨基曾经多次（包括1915年4月那次在内）声称，希法亭的结论是 “所有社会党人理论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写道：“无产阶级不应当用自由贸易时代的和敌视国家的那种已经落后的政策去反对向前发展了的资本主义政策。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回答，对帝国主义的回答，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不可能是恢复自由竞争这样的理想（这种理想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
考茨基维护对金融资本时代来说是“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金融资本，那么英国同埃及（或者同其它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增长得”快些。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如果自由竞争没有受到任何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金融资本的 “联系”或压迫（这也是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某些国家垄断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得快些呢？
考茨基的论断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却是毫无意思的。就假定会这样，如果没有任何垄断，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贸易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产生垄断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就愈是加强。况且垄断已经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现在垄断开始延缓发展，这也不能成为主张自由竞争的论据，因为在产生垄断以后自由竞争就不可能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论断翻来复去地看，这里面除了反动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即使把这种论断修改一下，象斯佩克塔托尔说的那样，现在英属殖民地同英国的贸易，比英属殖民地同其它国家的贸易发展得慢些，——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为打击英国的也是垄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它国家的（美国的、德国的）垄断和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卡特尔导致了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上就已经指出来了）恰好是那些可供出口的物品。其次，大家知道，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套 “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 “抛售”的做法：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极低廉的价格销售，以便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即使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德国比英国发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更强大、更有组织、水平更高，而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 “优越”，因为这里并不是自由贸易同保护主义或殖民地附属关系作斗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优势，比殖民地疆界的屏障或保护关税的壁垒更厉害。如果由此得出主张自由贸易与 “和平的民主”的 “论据”，那是庸俗的，是忘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小市民的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虽然也同考茨基一样对帝国主义作了小市民式的批评，但是他对贸易统计材料毕竟作了比较科学的整理。他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国家，也不是单拿一个殖民地来同其余国家比较，而是拿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输出作比较：第一种是对在金融上依附于它、向它借钱的国家的输出，第二种是对在金融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结果如下：
德国的输出(单位百万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数
对在金融上依附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罗马尼亚 48.2 70.8 ＋47%
葡萄牙 19.0 32.8 ＋73%
阿根廷 60.7 147.0 ＋143%
巴 西 48.7 84.5 ＋73%
智 利 28.3 52.4 ＋85%
土耳其 29.9 64.0 ＋114%
·总 ·计 234.8 451.5 ＋92%
对在金融上不依附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大不列颠 651.8 997.4 ＋53%
法 国 210.2 437.9 ＋108%
比利时 137.2 322.8 ＋135%
瑞 士 177.4 401.1 ＋127%
澳大利亚 21.2 64.5 ＋205%
荷属印度 8.8 40.7 ＋363%
·总 ·计 1206.6 2264.4 ＋87%
兰斯堡没有作总结，所以他令人奇怪地没有察觉：如果这些数字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只能证明他自己不对，因为对在金融上不独立的国家的输出，毕竟要比对在金融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增加得快些，虽然快得并不多(我们把“如果”两字加上着重标记，是因为兰斯堡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
兰斯堡在考察输出和贷款的关系时写道：
“在1890-91年度，罗马尼亚通过几家德国银行签订了一项债约。其实在前几年，这些德国银行就已经在提供这笔贷款了。这笔贷款主要是用来向德国购买铁路材料的。1891年德国对罗马尼亚的输出是5500万马克。下一年就降到3940万马克；以后断断续续地下降，到1900年一直降到2540万马克。直到最近几年，因为有了两笔新的贷款，才又达到了1891年的水平。德国对葡萄牙的输出，由于1888-89年度的贷款而增加到2110万马克(1890年），在以后两年内，又降到1620万马克和740万马克，直到1903年才达到原先的水平。
德国同阿根廷贸易的材料更为明显。由于1888年和1890年的两次贷款，德国对阿根廷的输出在1889年达到了6070万马克。两年后，输出只有1860万马克，还不到过去的1/3。直到1901年，才达到并超过1889年的水平，这是同发行新的国家债券和市政债券，同出资兴建电力厂以及其它信贷业务有关的。
德国对智利的输出，由于1889年的贷款，增加到4520万马克(1892年），一年后降到了2250万马克。1906年通过德国几家银行签订了一项新的债约以后，输出又增加到8470万马克(1907年），而到1908年又降到了5240万马克。”
兰斯堡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一种可笑的小市民说教：同贷款相联系的输出是多么不稳定、不均衡；把资本输出国外而不用来 “自然地”、 “和谐地”发展本国工业，是多么不好；办理外国债券时，克虏伯要付出几百万的酬金，代价是多么 “巨大”，等等。
但是事实清楚地说明：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被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铁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
再说一遍，我们决不认为兰斯堡的统计是完备的，但是必须加以引用，因为它比考茨基和斯佩克塔托尔的统计科学一些，因为兰斯堡提供了对待问题的正确方法。要议论金融资本在输出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着重地、专门地说明输出同金融家骗人勾当的联系，同卡特尔产品的销售等等的联系。简单地拿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较，那就正是回避和掩饰问题的实质。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鼓吹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 “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 “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1915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1902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属地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合理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13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词头代替另一个词头，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唯一的进步，就是企图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实质上是英国牧师的伪善言词，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部非洲作战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交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成为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蜜的考茨基抱着什么样的善良意图，考茨基的 “理论”的客观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 “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对群众的欺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6-7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大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大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瓜分上述亚洲国家，这将是一种 “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些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明确地提出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它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个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大国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可以。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生长出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个同一基础上，形成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的彼此交替。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定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所有大国为了“安定”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而且是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着后天“和平的”总联盟来瓜分譬如说土耳其，如此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现代外交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当今的“商业帝国主义”时代。另一个作家则把1870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朝印度方向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1885-1902年），为了瓜分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年的“法索达”事件，——差一点同法国作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缔约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早在1905年，银行“活动家”里塞尔就说过：“政治前哨战是在金融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他指出，法国金融资本在意大利进行活动，为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德英两国为了争夺波斯以及所有欧洲国家的资本为了贷款给中国而展开了斗争，等等。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同普通帝国主义的冲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活生生的现实。
考茨基掩盖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就必然会美化帝国主义，这在他对帝国主义政治特性的批评中也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趋势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正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和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开辟的地区，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状态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逐渐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手段和方法。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手段。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它那些最有价值的、最有光辉前途的经营地区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对此还要补充的是，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强政治上的反动，然而他不去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变得十分迫切的问题。他表示反对兼并，然而采取的却是毫不触犯机会主义者、最容易为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听众说话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实，例如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当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挚的，政治上是诚实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兼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一种尽力把欧洲工人运动中同机会主义的正在破裂的统一保持下去的意图。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垄断的四种主要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生长起来的。这指的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20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那么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同样表明了垄断由生产集中产生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导致加紧抢占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工业部门，即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人事结合”，集中支配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附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突出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产地、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直到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大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还是1876年的情况），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1900年时）、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全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时开始的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着，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论述德国大银行的那本着作的作者里塞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代(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时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业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象拿旧时邮车的速度同现代汽车的速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车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已经异常迅速地生长起来的金融资本，正因为生长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不反对转向比较“安稳地”占有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是要用不单是和平的手段从更富有的国家手里夺取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正因为如此，最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特征就表现得特别鲜明。另一方面，就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作比较，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极大的政治差别大大减弱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在所有这些场合谈的都是具有明显寄生性特征的资产阶级。
许多任务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一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它一切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瓜分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发展特点的出现，在英国比在其它国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尔 ·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没有希望了，等等。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决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空话和谎言。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描述最新资本主义时也常用“交织”、“不存在孤立状态”等等这样一些说法；他们也说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就是讲这话的里塞尔，却又非常郑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交织”这个说法说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这个过程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表面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没有认识这些材料的含义和意义。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都是“偶然交织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交织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织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2/3甚至3/4，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纯的“交织”；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叹道：“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么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人民福利说来，就比大多数国务大臣的活动还要重要〈在这里，把银行家、大臣、工业家和食利者“交织”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 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趋势的发展情况彻底想一番，那么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汇集在银行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办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工作的活动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只是形式上不同。”
这真是对马克思的一个绝妙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那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