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兰芝战争纪念馆游记
漫长的三个月暑假即将结束，但我只希望再多几个月的闲暇。我这个人是懒得出奇，怎么放假都不够。有种说法是人要懂得休息，才能领受安息。
说到安息，七月二十七号那天起了个大早，到靠近兀兰海关附近的克兰芝战争纪念馆参观。说是纪念馆，但并没有任何“馆”，只有一大片墓地和一些纪念碑。陵园算是清净，一条悠长的绿茵道隔断了车水马龙的出关之路。几乎没有树荫的遮蔽，连鸟嘶蝉鸣都不曾听闻，还好酷热的阳光和热潮的空气足以打消任何因静谧而感到的脊背发冷。其实出发前是专门挑了个雨天，只是太阳雨也是雨，实在是草率了。一点云朵的阴凉都不愿给予，只能汗流浃背地走来走去。以及很不幸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发现旁边还有「新加坡国家公墓」，埋葬着那个新币上的男人尤索夫·伊萨总统和薛尔思总统。倒不是说他们的墓穴有多高贵，只不过我想看更多人的坟，更何况是典雅不凡的伊斯兰风“青冢”（绿色的坟墓）。
也无所谓了，照片拍的大多很烂，一站一起很快我就感觉头晕目眩，地上的青草也饱含着阳光的躁动，煎烤折磨着膝盖。得意忘言，差不多就这样吧。只要“德充符”就好，“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嘛。以及我对军衔和部队几乎一无所知，看个乐吧，我没有心情去查了。有错误之处敬请斧正。
官网上说山坡上排列着4400多个白色的墓碑，但不知道有没有考虑到侧面不白的那些。当然更多的人连墓碑都没有。陵园内大部分墓主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阵亡的英军、澳军和英属印度的军队为主。本想走过一个个墓碑，念出他们的姓氏、死亡日期和终年，但漫山遍野的墓碑海洋和流动不息的时间都在宣告我的自不量力。人不能和死亡较劲，无论是对于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于是只能读出沿着面向大门的斜坡上大概1/6的坟冢，其他的就是一个个瞩目都来不及。四个多小时的光阴转瞬即逝，这也算是体会到死亡带来的无力感吧。
在三四十年代，马来亚（西马）和新加坡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自然有无数不列颠的士兵丧命于此。他们有的来自绿林英雄罗宾汉活动的诺丁汉、以港口贸易和轮船制造而闻名的南安普顿、土地肥沃且农牧发达的约克、位于凯尔特神话里神奇的马恩岛上的道格拉斯、有着巨石阵和大宪章抄本的威尔特、忧郁的约翰班扬四处奔走过的贝德福德、传统的农牧业中心赫里福德、伦敦附近的米德尔塞克斯、承载都铎王朝恩恩怨怨的哈特菲尔德宫所在的赫特福德、以学术闻名天下的剑桥、氤氲着浓厚宗教历史氛围的肯特郡、东邻北海历史悠久的萨福克、处英格兰中心地带的莱斯特、长期被丹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争夺的诺福克、曾经的北部重镇和和比德长眠的达勒姆、紧邻苏格兰而埋葬着两个地区无数英魂的诺森伯兰、人口繁密和煤矿发达的拉纳克、气候严寒而民风坚韧的阿伯丁、欧亚之交充满阳光的直布罗陀。除去那些连名字都无人知晓的尸体外，更多的不列颠士兵隶属于中央部队管辖。由于对人类学没有什么研究，从他们的姓氏中根本看不出籍贯和身份。甚至有些颇为好笑，要么和某些英语里的常用词有关，要么和名人同姓，或者包含性器官，路过时反倒会噗嗤一笑。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英语里姓氏的多样性，比如夏普尔、克拉克、谢尔德、布朗、温斯顿、赫伯、戴维斯、奥利维尔、泰勒、库克、李、赫斯、扬、桑德斯、门罗、戴尔、哈波斯、盖拉德、米歇尔、马丁、史密斯、塔夫特、戴维森、高德福德、盖瑞等等。他们的职业也是五花八门，有步兵、骑兵、炮兵、机械操纵师、海事人员、飞行员、皇家部队、伞兵、海军陆战队、医疗兵、通讯兵、无线电部队、情报员、侦察兵、先遣兵、工程师、教育部队、书记员、林务员、炊事兵、锅炉工、劳工、军械管理员、军械技师、司机、协防部队、支援部队、军官、基督教军牧和马拉波特（伊斯兰军队随行神职人员）。
除了宗主国的士兵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员命丧于此。比如来自柔佛的志愿工程师埃里巴、马六甲本地防卫组织的兰斯代尔-拉斯文和温斯顿、协防的泰国人阿鹏和冠红、中国劳工黄中昌、新加坡驻防的科尔霍夫和志愿者宏恒、新西兰的二等兵斯克林杰、印度斯坦的工程师泰勒尔和医护人员塔朗利阿纳、旁遮普的厨师普瑞拉和步兵巴普尔、俾路支的上尉库姆贝尔、海得拉巴的书记员萨缪尔、荷兰的二等兵奎里吉斯曼、马来邦的步兵皮格涅、金马伦高原的二等兵艾恩涅塔、加拿大的步兵穆拉肯、萨瑟兰的二等兵格瑞汉姆、廓尔喀的枪兵亚特斯、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布伦科和福利长官安托妮娜、亚历山德拉医院的琼斯修女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利等等。他们可能是在别处驻防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马恩岛人、爱尔兰人，也可能是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加拿大人、马六甲人、新加坡人、柔佛人、马来（联邦）人、印度斯坦人、泰卢固人、泰米尔人、俾路支人、旁遮普人、尼泊尔人、僧伽罗人、尼德兰人、犹太人、南洋华人、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
总的来说，这些人有两个共性。一是（应该）都死了，二是（大多）都葬在新加坡。不得不让我想起《天使来到巴比伦》里阿基的“怒吼”，无论是乌鲁克人、乌尔人还是拉马施人，一旦得罪了“掌管寰宇”的内布卡德内察尔王，就全部“都得死在巴比伦”，为国王愚蠢的决定陪葬。无论生前的部队徽章是动物、植物、器械还是建筑，职位是校官、尉官、士官、某个机构的领导、大头兵甚至无编制人员，他们现在都死了，平等地死在三四十年代的这片孤岛上。或许也没那么平等，至少军官的墓志铭比别人多些，也不容易成为无名墓主，或只在一群殉难印度士兵的纪念碑上混个名字。但至少死后他们没有机会继续作威作福了，阴间里应该没有什么军队供人指挥。不知道因为愚蠢军令而送死的士兵，会不会一笑泯恩仇，忘记长官的冷漠呢？反过来，某些墓主可能之前的关系紧密、生死相托，被同一颗炮弹送上了天，不知道他们临死时还记不记得往日的恩情呢？那些距离很近墓碑里，大多承载着从属于相同部队，死亡日期相近的士兵。不过他们又在何时何地得罪了谁呢，以至于落得命丧于此的下场？他们所面对的内布卡德内察尔王又是谁呢？
说到临近的墓碑，不知道是排列问题还是什么，偶尔能从上面看见相同姓氏的墓主。比如来自澳洲的两位泰勒，一位隶属于2/19步兵营，死于1942年一月20日，终年19岁；另一位隶属于2/29步兵营，也死于1942年一月20日，终年22岁。在澳洲度过童年和青年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见过面呢？在被运往新加坡的路上，或刚刚下船没多久的日子，他们有没有在和战友谈天说地中互相发掘到另一位同姓的士兵？在被日军追赶逃亡，或在营地里严阵以待的关头，他们有没有来及看向对方一眼？他们会是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吗？他们有相同的父母吗？如果是的话，父母在接受他们阵亡的消息时会作何反应呢？没有人知道，因为墓志铭上只刻着「他全部付出所得的荣誉将被纪念」和「他无畏而高尚地践行了职责，将被永远怀念」。这些是模板话，不知道多少个墓碑上都刻着国家对他们一模一样的认可，尽管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和埋头苦干的书记员可能根本不认识他们。
墓志铭是最有趣的部分，当然大部分人要么徒留一片空白，要么没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录（将校和战后去世的人更容易留下这种）。其中大致有以下几类：
国家认可类的还有「在他们的朋友中，作为英勇的士兵被纪念」、「永远被他的战友们怀念」、「这位印度军队的信度士兵在此沐浴于荣誉之中」，以及其他模板的空话。当然这些荣誉可能是某些士兵生前所倾尽生命去追求的。
特殊纪念类的有「他将不再变老」、「我们所爱的人活在心中，并未离去」、「他死去，是为我们还有机会活着」、「鞠躬尽瘁」、「爱永远不死」、「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
安息类的有临终祷文如「主啊，求你赐给他们永远的安息，使不灭的光照耀他们」、「息止安所」、「安全地在耶稣的臂膀里」、「愿他在人生路上错过的阳光，能够在神的安息之国中得着」、「神所赐予的人不能夺走：安息、完全的安息」、「祂赐予祂所爱的以安息」。
宗教肯定类的有「蒙主呼召」、「他打了美好的仗」（提后 4:7）、「你背负了十字架，荣获了可供安歇的王冠」、「为更崇高的侍奉而呼召归家，永远和主一起」、「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玛 3:17）、「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为朋友舍命）大的」（约 15:13）、「愿主的旨意施行」（太 6:10）。
期待重逢类的有「等到日影飞去的时候」（歌 2:17）、「在神的看护下，直到我们在喜乐之地重逢」、「直到像晨星一样，为我们复活不死的死者」（彼后 1:19）。
疑似留言类（第一人称）的有「为主为国」、「愿我的生命不会白白牺牲」、「耶和华是我的牧人，祂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诗 23:1-2）、「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诗 119:112）。
摆烂类（无名冢）则为「知晓于神」。
不过最感人还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伴侣的留言。带入死者是困难的，毕竟生者不会品味彻底的死味，没有人能全然经历自己的死亡（除了部分濒死体验者）。有时还会沉溺于悲剧式庸俗终局的幻想，依凭着自己尚未见证末路的影子，而将注定的失败转化成一场别样的胜利。但人们大多都体会过别人死亡时的悲伤。亲人离世，消失的不仅是他们，更是自己的一部分。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爱，毕竟“爱”（Love）确实在这里陪他们（有一位叫S.Love的炮兵埋葬于此）。
死于1942年1月30日，终年38岁，隶属于莱斯特郡步兵军团的兰斯中士L.泰勒的墓志铭为「缅怀一位亲爱的丈夫和父亲，爱着他的妻子安妮和孩子们敬上。」
死于1942年3月29日，终年29岁，隶属于皇家工程师的下士L.H.敏思的墓志铭为：「亚瑟·敏思和梅布尔·敏思挚爱的儿子。他活在所有爱他的人的心中。」
死于1942年3月7日到15日之间，终年27岁，隶属于148号野战队的步兵P.A.戴维斯的墓志铭为「V.K.戴维斯和J.P.戴维斯唯一的儿子；（住在）布里斯托尔；哦，勇敢的心，神将你保全在祂的爱中。」
死于1943年10月5日，终年36岁，隶属于南威尔士边防的二等兵T.伊凡斯的墓志铭为「（有关）他的记忆无比美好，他的离去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悲伤。兄弟们和姐妹们敬上。」
死于1946年6月2日，终年24岁，隶属于亚历山德拉女王的帝国军事护理服务的马维斯·乔伊·琼斯修女的墓志铭为「在耶稣的臂膀中晚安，亲爱的。直到我们再言“早安”之时。妈妈、爸爸和温蒂致上。」
死于1946年12月26日，终年不知道，隶属于基督教青年会的队长M.利的墓志铭为「末底该·本·柴姆（我不清楚犹太人的命名方式，但墓碑上不说他姓leigh而不是Chaim），被母亲、父亲、姐姐和兄弟们缅怀。沙龙姆（愿安息）。」
死于1947年9月26日，终年20岁，隶属于皇家军械部队的二等兵A.G.杰考克的墓志铭为「缅怀我们的儿子，愿他安息，永远不会忘记。妈妈、爸爸和泰迪致上。」
不知道算不算幸运，很容易在网上搜索到有全名记录的琼斯修女的相关信息，而末底该先生倒是查不太到。她曾是威廉·格里菲思·琼斯和卡迪夫凯瑟琳的比阿特丽斯·温妮弗雷德·琼斯的女儿。医护人员的职责除了治疗身体疾病外，还可能涉足精神协助，帮助士兵从战争后遗症或精神问题中恢复，减少非战斗减员。只不过治好后他们还会继续被指挥官推出去送死就是了，可这不是医护人员需要在乎的问题了。
在六位埋葬于陵园的女性中，琼斯修女的信息并不算最多的。同葬一片山坡的红十字志愿援助支队的护士多萝西·苏格登曾嫁给二等兵斯宾塞·阿伦·苏格登，后者在战争期间于马来联邦志愿军服役。苏格登护士在马来亚第一总医院工作，在马来半岛沦陷后被疏散到新加坡。1942年2月9日，她在日军的一次轰炸中丧生。不知道多萝西死前有没有想起她的丈夫，和结婚那日的欢喜与泪水。他当时会身在何处，又遭遇了怎么样的困境呢？我是可以从官网上查到，斯宾塞死于1945年8月23日，日本于新加坡政府大厦正式投降之前的二十多天。不过在那个年代，合二为一的至亲，很可能分别散落在近在咫尺的南洋诸地却彼此了无音讯。这对夫妻有没有想过，地图上几乎看不见的这个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小岛，将成为他们的丧命之地。虽然地土狭小，埋葬两万多位和他们一样的鲜活生命倒是绰绰有余。就像特洛伊之战前，地母盖亚对宙斯抱怨人口过多，自己劳役甚重。众神于是策划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厮杀，来减轻土地的负担。或许贫瘠的巴尔干确实承载不了很多活人，但埋葬几十万的死人是易如反掌，不知道哈得斯会不会在乎他们。
昭南岛埋葬他们征战的对手也是完全足够的。日本士兵的坟墓，主要分布在高文地铁站附近的日本人墓地公园。刚放假没多久的五月底，我就随便挑了个下午去逛了逛。比较相同的就是骄阳似火，仿佛在催促我赶快离开死者于人间的“安歇之地”。但这里有树，还有厕所，比克兰芝战争纪念馆要好很多。我在谷歌地图上只会给后者打四颗星。园内只有1000位新加坡日本平民和士兵的坟墓（以及华人翁亚涨，曾经的一位墓地管理者），一半的坟墓已经辨别不清，矮小的石碑被青苔腐蚀或不知因为什么而毁坏，木质的牌位自不必说，早就不成样子，只等待微生物将之吞噬一空。
本来这里是三位日本青楼经营者于1891年出资兴建的墓地，用于埋葬逝世时贫穷而又无人依靠的南洋小姐。她们或主动或被掳，远渡重洋离开了刚刚解除海禁的日本，在另一个岛上卖淫赚钱补贴家用。十九世纪的海上航行颇具危险，新加坡也是瘟疫横行的异国他乡。九死一生后，她们大多数还要在家人和同乡的鄙视下从事着不齿的行当，然后身无长物地孤独死去。有的在十四五岁的年纪就香消玉殒，有的可能勉强拖着一身病体“苟且”到了二三十岁。若不是有其他人帮忙的话，连墓冢都是奢望，虽然她们中的不少有了墓碑后也和没有一样。除了已经破败的墓碑外，大多数上面都没有刻下本名，徒留存“妙高信女”之类的标识。连佛教法号都没有的尸体，恐怕只能留下一个「精灵菩提」的小碑，希望他们守护其他生命。
南洋小姐生前居住且委身他人地工作的矮小破楼，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了新加坡中部巨大的武吉士购物商场。白沙浮购物中心之间的步行街，曾经就是日本妓院的大本营，以至于“马来街”的原名远不如“日本娼寮街”更有名。今日每天都有无数妙龄少女穿行往来，而此处之前又有谁的豆蔻年华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呢？七月三十号的时候我经行于此，完全看不出脏乱差红灯区的痕迹（对比现在的红灯区，比如芽笼的一些地方），倒是发现还有很多日式的店铺和餐厅，以及满有东洋气息的“日本街”。不知道她们会不会感到慰藉呢？但事实是这些和南洋小姐几乎没有关系，不过是武吉士后来成为了日本人的聚集区罢了。很少有人会在乎妓女的功劳，即使是她们的家人。她们流的血，归在她们自己头上就足够了，不必要玷污这地。
话虽如此，还是有不少后来者逐渐进入了日本人陵园，有的是名扬于世的文学家二叶亭四迷（好像是衣冠冢之类的，我记不得了）、首位环球旅行的日本人山本音吉，有的是关注同胞福利的善人，也有日军的将士们。他们中有二十年代染病死于新加坡的水兵，四十年代在战争中罹难的军士，以及战后在监狱里病死或被审判处刑的一百多位战犯，比如脑溢血死于柔佛的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不知道他们的坟墓是何时被修建的，大多都高大肃穆，占据着主路两旁的绝佳位置。各种张扬的纹饰和刻痕也在宣扬着墓主人生前的伟大，有海军的将领和水兵，有陆军的校官和“烈士”，总之他们为了皇国之梦奉献了生命。是这样吗？他们的墓碑虽然也会说话，可惜或许只是别人的话。没有墓志铭和家人的信息，只有无上的荣誉感和未竟梦想却英雄迟暮的悲怆。一战后死于新加坡的日本水兵，会想让自己偶尔染病而亡的躯体被后辈们以一种侵略性的方式（抢占在陵园埋葬士兵的合法性）安置在南洋小姐中吗？或许吧，小姐们可能是他们朋友、同乡的母亲或祖母，更是用血泪喂养日本近代化的母亲们。而后来这几百位母亲的陵冢旁，又埋葬着不知道谁的子孙呢？“在拉玛听见号咷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她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太 2:18）。
回到克兰芝战争纪念馆。观看这些人的墓碑，主要是想体验下他们当时的心情。海明威说“在现代战争中，你的死亡算不上甜蜜和尽责（较于古代）。你会毫无理由地像条狗一样死去”，但谁又能定义有没有价值呢？大部分人的死期都是1942-1944年，当时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死于海上运输的失误了吗？死于马来丛林中蚊虫传播的疾病了吗？在面对日军的轻坦克-自行车闪电战时丢盔弃甲伤口复发，困死于原始森林，或跌落山崖了、陷入江流了吗？被子弹贯穿脑袋了吗？被刺刀捅透胸腔了吗？还是被迎面炮弹的爆破炸成肉糊，被四溅的铁片扎成刺猬？是在退守新加坡的时候被日本海军的鱼雷送上了天，或者沉进了大海？是死于日本空军对居民区和阵地的空袭吗？是死于日本陆军的士兵突击和轰击阵地吗？或者押送到樟宜监狱后被处刑立威了吗？被日本士兵暴力虐待致死了吗？在糟糕的卫生环境中感染化脓，发热身亡了吗？因匮乏的食物提供而头晕目眩，活活饿死了吗？还是由于参与过起义军被肃清正法了呢？在森林里进行游击战被抓捕处刑了呢？可能是从印度和澳新返回新加坡的时候被拦截击杀了呢？参与杰维克行动或Z组织的Rimau行动而遭到报复了？作为间谍传递消息而被发现清除了？被美国空军的援助轰炸夺取性命了？战争结束前被日军泄愤斩首了？战争结束后因精神崩溃而自寻解脱了？但其实无所谓了，在四十年代人命并不值钱，就像过去几千年一样。没有日军干预的情况下，在新加坡因为水土不服、食物匮乏、环境肮脏而死的人，又会有不少人吧？但既然情况已经这么糟糕了，人们为什么还要自相残杀呢？
活着的时候，这些盟军士兵会对什么事情感兴趣呢？三两成群抽烟、在马来撤离登船、据守新加坡直到投降、在樟宜监狱里被囚禁的时候，又会说些什么、想写什么呢？会像维特根斯坦在《战时笔记》记录的一样，饱受蚊子肆虐而苦恼万分，对战友不合心意的表现大发怒气，一起讨论华人说话听起来像是漱口声，因朋友的离去而控制不住地悲伤无奈，收到了朋友的信件而思绪万千，被家人的礼物鼓励欢呼，对于自己的软弱而不满哀叹，阅读托尔斯泰的《福音书简释》和尼采的著作而大受启发，边说着不怕被炮弹击中的空口大话边向神止不住的祷告，让逻辑、手淫、抱怨和上帝（精神）成为生命的主旋律吗？
从1942年2月8日开始，士兵们曾经踏足过新加坡的哪些地方呢？从毗邻柔佛海峡的莎琳汶海滩、兀兰和克兰芝的阻击战，武吉知马高地大本营的保卫战，再到从莱佛士坊、政府大厦、牛车水、实乞纳、樟宜等地调集人力物力的动员战，最终迎来15日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向山下奉文的正式投降。他们在战前会想象己方十三万的军队是如此的脆弱吗？没有坦克，重火力不足，战争经验也亏欠，不是日军三万精锐之师的对手。欺压他们的日本军人又在家书上记录着什么呢？会嘲笑这群手下败将吗？还是会关注家人缺少保障的生活？甚至怜惜眼前不说他听得懂的人话，但具有人形的生物呢？
当然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绪，我不知道，也大概不会想知道他们的内心。我只是在坟边走来走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想要给它们拍照。是为了缅怀他们吗？但我连他们长什么样、做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可能他们只是不情愿地被长官驱赶着去投胎，并不会想着保家卫国的抽象概念，又可能单纯地为自己对日本军队软弱的错误执念付了“应得的工价”。他们中有些上了年纪军衔还很低，大概是被中途被拉来参军或工作一段时间后企图摆脱微小叙事，主动投身于“伟大的战役”，成为史诗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墓主人终年都很年轻，不到25岁，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但如果没有被杀死，他们会不会后悔生活一事无成，当时还不如为了某个崇高的理念而牺牲呢？那我应该要缅怀某个崇高的理念吗？但我也不知道要缅怀什么，两眼所及只是一片白色的墓碑，和数不清的字符。
所以有什么结论呢？因为文章到最后，往往都会有一个结论。要珍爱和平吗？就像上周日在武吉士，我还远远看见那座高耸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在六十年代，日据期受难者的遗骸在实乞纳、樟宜及武吉知马等地的乱葬岗中出土了。昭南岛有几万居民被“肃清”，更有几十万人因管控而忍饥挨饿、因处刑而担惊受怕。可士兵不是平民，他们加入这场“生死游戏”，就要面临被对方杀死的可能，因为他们也可以杀人。两者能混为一谈吗？但又有什么区别呢？小孩用一把厨刀也能杀人，总动员后更是全民皆兵。反正我不太清楚，也没有兴趣往这方面想了，只觉得从陵园里看不到太多和平的话语。犹太人的墓碑上一般都会刻着「ת נ צ ב ה」，意为“愿他的灵魂与永生捆绑在一起”。这句话是对《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五章29节的延伸，妇女亚比该对大卫的祝愿：「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机弦甩石一样」。对个人来说，如果大家都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眼中的仇敌，那又有什么和平之处呢？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中途还看了一场拳击比赛，觉得不够刺激，双方打的太保守。那我想看到的是什么呢？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淋漓，门牙都掉了才好吗？然后看了一个有关《石勒载记》的视频，似乎缺了什么，希望他的故事能更加传奇一些吧。那我期待的是什么呢？是石勒杀更多的人、屠更多的城，就像他侄子石虎执行的那些令我捧腹大笑的大屠杀和灭门惨案吗？不过还好，耶和华没有像那几位犹太人期许的那样，保守他们的生命。事实上，几乎没有谁此生的性命会被保守。墓主人中可能有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或是说不上来组织名的小规模信仰者。他们的超越界没有从战争中救他们，就算救了又怎么样呢？不应该还是有死亡的一天吗？死亡无处不在。人该不该祈求生命保全呢？每个能独立思考的存在或许都有自己的心意，至于不应允求命的祷告，也倒显得超越界不像工具人一样任人摆布。这么看维特根斯坦的祷告又恢复逻辑上被他人认同的可能性，还添了几分超然的味道。尽管他似乎没有求过保全性命，我也记不得他“充满负能量”的话语了。
不是说要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些什么，只是我在从矮小的墓碑上翻过和野草丛生的小道路过低眼的时候，好像没有想到那么多东西。偶尔会闪出「我跨过了他的一生」的胡言乱语，但墓主人真的在乎吗？这不是我一厢情愿的感动吗？我没有什么想法去纪念他，反正于他也无用了。他已经死了，应该是这样。我还没死，但大概会有这么一天。
死亡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想到自己的家人、朋友，他们会死亡吧？我听到死讯时会作何反应呢？又会怀有什么样的心情面对他们的坟墓呢？而我死后，他们又有何感想呢？会体悟到像墓志铭上镌刻的文字一样哀伤吗？还是心口不一，翻不起一点心海里的波澜呢？面对不远的死亡，我要怎样去生活呢？会不会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万·伊里奇一样惊慌失措、自怨自艾呢？出了陵园的大门后，又会不会变得像彼得·伊凡内奇一样根本不在乎迫近的末日，只想着找人打牌、娱乐消遣呢？但有那么一次想法或许也好，就像有人只在做礼拜时才是合格的教徒，一走出宗教场所就立刻变得世俗。虽然在超越界看来这不过是人本性的软弱，但至少好过从不这么想的人吧。或许并非如此，虚伪惯了恐怕没有彻悟的机会，染上了自欺欺人的毛病，陷入无可救药的悲惨境地。谁又能知道呢？
在将要走出克兰芝战争纪念馆大门的时候，我想到了「毕业」的话题。一方面我才经历过毕业，不久后又要经历毕业，对此记忆犹新而又“提心吊胆”；另一方面他们是我「死亡课」的学长学姐，因为论文写好、答辩做完而毕业了。我呢还在准备着论文，也有统计硕士项目的毕业论文。会有毕业的那么一天吧。在此之前，先得感谢下给我新的研究灵感的前辈们。于是，我对着空无一人，却又布满活过的人的山坡说道：
祝你毕业快乐！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Graduation!
ご卒業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尽管没有日本人葬在这里，我或许只是为了填补五月份访问日本人墓地公园时的遗漏吧。顺便既然盟军将士和日本军队为敌，让他们感受到一句不含恶意的日语也是极好的。有天生的敌人吗？民族的关系，就像他们大多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说明的一样。当然语言会制造隔阂，比如古斯拉夫人管能够沟通的人叫「slova」（会说话的人），把语言不通的古日耳曼人叫做「nemoi」（哑巴，不会说话的人）。但本质上，语言可能只是激化了矛盾，真正隔阂的是人心吧。不愿走进彼此的内心，又何必以「邻人」相称呢？此外，写作还能弥补我口语上的不足。请允许再补上这些：
Tahniah dan Selamat Bergraduasi!
परीक्षा पास करने के लिए बधाई हो！
உங்கள் பட்டப்படிப்புக்கு வாழ்த்துக்கள்！
「祝毕业快乐」，作为还在研习、准备毕业的学生，我衷心地为自己祈愿。虽然当时很可能并不情愿，但希望你们那个时候能察觉到心底里一丝隐蔽的喜乐，就像你们的家人朋友希望能有安息临到一样。什么都改变不了了。
本来我是没想写这篇文章的，直到看到了死时与我同岁的G.W.皮尔金顿的墓碑。他是我看到最初的一个有名字的战士。不是“不负责”的管理人员在姓氏之外还误刻了他的教名，而是他的父母告诉我的：「缅怀我们最亲爱的儿子乔治。我们希望在天堂里能够重逢」。注意到墓志铭的一瞬间有些有趣的想法涌现，就像是我的父母呼喊我的小名一样亲切，不再是什么“正经的空话”。错位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尽管只是我一厢情愿），给我带来了不小的感动。如果他的父母想要和孩子相见，也会努力地去变得更好，以求一家人能在天堂重逢。死亡可以带给活人生的盼头，化悲痛为力量。但再仔细想想，在基督教的话语下真能再会吗？基督徒不应该参军杀人，这是耶稣和众使徒们教训的，不知道这位青年和他的家长知不知道呢？感到一阵滑稽，不过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人会正当化自己和所爱之人的行为。想到这里，我打算出了陵园后找个时间，倒一倒这些“离经叛道”的奇思妙想。
然后就这样吧。确实已经累了，休息后就该继续书写我的毕业论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