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长文 | 刘成：共情、同理与非暴力，通往和平的必经之路

民智讲坛

作者简介 

刘成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所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主持人

世界的安全涉及到每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安全的需求，但是人们期盼了上千年的这样一种安全并不踏实，因为现在世界上战争正在发生。所以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安全这个问题。

和平和安全是密不可分的。一个人若感到缺乏安全感，通常意味着和平的存在不足。在英语中，和平一词不能用复数形式（peace vs. peaces）。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可以使用和平的复数形式。在千年以来的历史中，和平意味着没有战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人们将所有的关注、投资和金钱都用于这个方面。然而，这个世界上从未存在过完全零战争或冲突的状态。例如，俄乌冲突就仍在进行中。因此，人们需要对和平进行新的思考。

如果和平的范围扩大了，责任也会相应扩大。过去，人们对和平范围的追求过于狭窄。由于对和平的认知范围狭隘，所付出的努力也只作用于相对狭小的领域。然而，如果扩大对和平的理解，对和平问题的实现就可以变得更加广阔。

消极和平vs积极和平

在和平学的概念里，和平存在两种形式：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没有战争的状态是和平的一种体现。然而，从和平学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和平。消极和平是通过提升武器的质量和数量来维护世界的相对和平。人们需要通过减少军备、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削减军队等方法来创造安全感。这种消极和平是建立在正义战争理论的基础上的。在许多情况下，这意味着人们必须为和平做好战争的准备，由此才能获得更多的安全感。

例如，美苏通过军备竞赛来维持和平，这使各方都害怕使用核武器。在近代历史中，中国没有强大的军队，因而常常受到欺负。因此，我国现在需要建立一支威武正义的军队，它不仅是和平之师，也是安全的保障。我们通过建设军队来增强自身实力，那些想要挑衅中国的人就不敢轻易进攻。

然而，消极和平是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的，通过让人感到恐惧来维持和平。消极和平的问题在于，这种安全感是暂时的。例如，假设核武器被使用，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因如此，联合国提出了禁止核武器扩散的条约。因此，建立在恐惧基础上的和平既不牢固，也无法持久。

对比消极和平，和平还存在另一种形式，即积极和平。积极和平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需要采取积极的行动。例如，在疫情期间国家之间互相援助、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争端、帮助极度贫困的群体等等。中国的小康建设就是积极和平的一种体现。此外，和平还涉及到环境保护、性别平等、赋予女性权力等问题。如果不关注这些和平问题，它们可能在某个时刻引发人际冲突，甚至导致战争。因此，积极和平意味着对维护和平所需的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消除人际和国际冲突，还需要考虑和平问题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上的深入。

通往和平的四种交往模式

根据对人类历史的总结，无论是人际、民族、宗教还是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四种交往模式的选择。首先，最底层的是单一模式的交往关系，即以自我为中心的交往方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个人会认为自己是最优越的，而其他人都不重要，甚至可以被忽略。例如，在传统家庭中，父母控制一切，孩子的感受与自主行为可以相对次之。同样地，美国认为全世界都应该按照它的领导生存，否则这个世界就不如人意。

然而，这样的单一模式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历史上，罗马帝国通过强权维持了当时地中海地区的相对和平，但没有人真正喜欢这种和平。然而，在当今世界，人际与国际间的交往仍然很大程度在以这种模式运行着。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世界怎么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第二种模式是一个多元文化、宗教和民族并存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没有一个最大的主导者，彼此间相差不大。当各个民族和国家开始形成一个共同体时，它们才能走向现代化。然而，这个过程将充满竞争、冲突甚至战争，以达到彼此之间的平等。此外，即使追求到平等的效果也不能使人们获得安全感，这是由于很多时候，付出更多并不意味着和平感和安全感的增加。

第三种模式是互动，即通过对话解决彼此出现的问题，处理交往中出现的困扰。联合国采取的模式就是这样。无论国家的大小，联合国都会采取平等的圆桌模式，所有争端不能通过以强欺弱的方式解决，这样小的国家或群体才能感到安全。

而第四种模式，也是最推荐的模式，即融合和超越（transcend）。在这种理想模式下，各种文化、宗教、民族和国家仍然存在，但全球化的浪潮催生了能够超越独立个体的局面。在这种超越模式下，国家和个体的利益需要与全球的利益相结合。举例来说，中美贸易战反映出全球经济的紧密联系，制裁一个国家可能也会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同样，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也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来解决。在这种全球化时代，我们只有在考虑到各国特殊利益的同时，联手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全。

和平伦理观与非暴力文化

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Marx Weber）提出了伦理二分法：信任伦理和责任伦理。前者意味着由于世界的不完美和人类自身的不完善，人们应当坚持不使用、不介入暴力。后者则认为个体有责任拯救不完美的世界，包括使用各种手段实现更好的目标。而和平学提出了第三种伦理观，即积极非暴力伦理，这是将前两种理论的优点结合起来的产物。这种伦理观强调既要采取行动，又保持非暴力原则，以此创造更多的和平与安全。

非暴力是和平学中的核心思想，其中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是非暴力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代表人物。甘地曾说过一句名言，“结果由手段决定，就像树干起源于种子”。然而，在现实人类社会中，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个自然规律，一方面希望长出和平的大树，另一方面却相信暴力的种子也能结出此果。人们在希望和平的同时却坚信通过战争也能实现和平，只不过是采取另一种手段和路径。然而，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表明战争并未实现和平。俄乌战争爆发后，有人大放厥词说中国对此负有责任。他们似乎认为，中国负有责任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了，而中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坚持和平发展。

联合国在千禧年初提出了一个名为“Culture of Peace and Non-Violence for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的为期十年的规划，旨在为全球儿童创建和平以及非暴力的文化。对于这个规划，联合国考虑到一个现实问题：为什么人们一直希望和平，但战争却无法终结？联合国认为，一个真正的和平文化需要大多数人认同，否则就会存在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战争才不断发生。因此，联合国希望2001年至2010年出生的孩子们成为未来世界的建设者以及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联合国希望孩子们意识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文化只能与非暴力相连。换句话说，只有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实现的和平才能持久发展，否则将只是暂时的和平状态。

2016年，联合国颁布了《和平权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Peace）。中国政府在该宣言上签字，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没有签字。这个宣言首次将和平作为人权的最基本内容写入了联合国的文件中。此外，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包含了与和平和安全相关的各个方面。比如，气候变化的控制是必要的，否则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世界上国家的减少，这会削弱人类的安全感。教育质量也是实现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因为没有良好的教育，人类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暴力的根源是复杂而多样的，其中包括权力的滥用、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利益的争夺等，但主要与人们对自身权力和利益的执着、对差异和多样性的不容忍以及对其他群体的歧视和排斥有关。有些人、国家、宗教、文化可能认为自己拥有唯一的真理，因而对其他观点持否定态度。然而，正是这种偏见导致了他们对其他人或群体的暴力行为。此外，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等因素也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产生。

而战争，作为暴力的极端形式，常常涉及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利益对抗。尽管个体杀人在现代社会是不被接受的，但在战争的情态下，国家间对大规模杀伤和破坏的容忍却时刻存在。这种逻辑悖论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历史因素。为了构建一个安全和平的世界，人们需要认识到暴力的危害性和无效性，推动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公正分配，倡导相互尊重、理解和包容的文化氛围，以及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冲突。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待冲突这一话题时，可以通过分析历史事件和社会背景来获得更全面的视角。例如，英国的议会改革和妇女投票权，都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争取权力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冲突。这些争论和冲突最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为中产阶级和妇女争取到了政治权利。这个过程展示了社会对权力分配和政治参与的认识逐渐演变的历程。

回到当今世界，可喜可贺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借鉴和平学的原理和思想，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和谐、公正和稳定的全球社会。中国的文化中更是富含着和平学的思想。例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就反映了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此外，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强调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冲突的转化和双赢的结果。

行为、矛盾状态和态度

当我们面对冲突时，往往只看到表面行为，就像露出海面的冰山顶端一样。例如，当朝鲜试射核武器时，许多人只是看到了这个行为，却忽视了背后的原因和态度。朝鲜半岛制造核武器的原因之一是北朝鲜和南朝鲜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双方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统一半岛，这便造成了矛盾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逐渐形成了一种态度，比如北朝鲜与美国的相互敌意。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在处理冲突时要考虑到行为、矛盾状态和态度这三个方面。

当面对暴力或冲突行为时，人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应对呢？其中关键的核心是要具备共情和同理心。例如，当国际社会部分国家指责中国时，他们需要反思自己的历史，这样他们就能理解民主是一个持续的进程。

至于矛盾状态，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希望统一朝鲜半岛，也都期望在南海问题上获得自己的利益。要创新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现有的体系。找到一个支点，才能撬动整个地球。对于态度问题，许多日本年轻人对中国不满，而许多中国年轻人也对日本怀有反感情绪。要改变这种文化上的态度，需要通过和平建设和非暴力方式来增强青年之间的交流。例如，通过中日和平学者之间的对话，举办定期的交流会议，以增加双方之间的信任。

因此，处理冲突需要综合考虑冲突行为、矛盾状态以及涉及方的态度。只有通过综合治理，才能建设一个更安全的世界，避免冲突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冲突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冲突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而是冲突解决的方法可能时对时错。

冲突化解的五种方法

具体说来，化解冲突应该时刻牢记遵循五项原则。第一，当面对冲突时不要选择回避，终身避免冲突是不可能的。要充分利用冲突的有益因素，或者说积极因素，而最大程度地避免或减少其破坏性后果，或消极结果。

第二，双方应当以共赢为导向。当一方认为自己比对方强大时，就可能会使用制裁等手段。就像如今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种种“制裁”措施一样。然而，这种双方认为自己赢了的观念是不合理的。

第三，妥协是具有局限性的。虽然妥协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但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妥协有时会隐藏未来的冲突。我们应当做的，是通过超越妥协的模式，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第四，圆桌机制。这是一种平等对话的方式，无论是家庭成员、教师还是学生，在面对问题时都应平等对话。修复性正义中的家庭会议模式就是一个例子，让每个人平等地陈述自己的故事，寻求更好解决冲突的方案。

第五，调解是解决冲突的一个有效办法。在和平学中，调解人被称为第三方，他们与冲突双方一起制定标准，但并不制定解决方案。调解人的角色是让冲突双方共同讲述自己的故事、表达需求，达成部分协议，并逐步接近双方都满意的冲突解决方案。

构建安全和和平世界需要从对话和理解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理解是关键，它并不要求赞同对方，而是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即使对方的故事与自己不同，也不应立即批评或质疑。在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容忍与自己不同的事物，搭建起彼此之间的桥梁，欣赏彼此的美。此外，珍视也很重要。珍视他人、国家、文化和宗教的价值，不仅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则，也是通向和平的必经之路。

编务：王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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