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风云 第七章 刘裕的底牌
平定刘毅以及诸葛长民的内乱以后，刘裕的资本积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粗略列来如下：
1、把孙恩从海边赶走；
2、平定桓玄之乱；
3、北伐南燕；
4、平定卢循海贼；
5、铲除刘毅。
这没有一件事是不与军队有关的，那么，刘裕的军队从哪里来呢？是不是像一些神话之中的一样，是神兵天降？
扯淡。
刘裕手中的军队，是北府兵。
晋之北府，亦乃汉之虎贲，唐之玄甲，属于有名的一支军队。然而，这支军队的创建缘由，却是要追溯到西晋。
西晋最后一支劲旅败在“八王之乱”的东海王司马越手中。司马越死后，他命令他的十万大军为他迁移棺材。但是阵势一搞大，就瞬间玩脱了。北方汉赵政权的刘渊劫了这数十万人的军队，结果——就这么没了。
河南、河北一带军力瞬间出现真空。而当时的西晋已经组建不起来一支能够与北方羯胡相抵抗的军团了。
此后便是晋室南迁，两京沦亡。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宣布在建康重建晋朝，史称东晋。
但东晋玩的是门阀政治。
门阀氏族是东晋的特产之一，但中国向来讲究论资排辈的事情，门阀也有三级之分：
一级氏族：琅琊王氏、温县司马氏、陈郡谢氏；
二级氏族：太原王氏、龙亢桓氏、陈郡殷氏、吴郡孙氏、新野庾氏；
三级氏族：陈留阮氏、陈郡袁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
以上排下来，便成了东晋的主要门阀，所以就很可以理解，为何东晋的政治人物排得上号的，便来来去去是姓谢、姓王、姓桓、姓庾的了。
祖上积福，后辈享用啊。
司马睿重建晋朝之后，第一个跳出来的便是琅琊王氏。琅琊王氏可是繁荣百年的大氏族，自然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于是当时也便产生了一句名言：王与马，共天下。
司马睿自然不爽，于是在暗中提拔刘隗、刁协等人，想要以此制衡琅琊王氏。当时王氏的代表是王敦，他感受到了压力，于是一拍桌子——反了。
王敦自武昌起兵，立马攻进了建康。王敦还想更进一步（篡位），但是身体却不争气，在324年挂了。
实际上，王敦与司马睿是几乎同一时间死的。
铁打的皇位，流水的氏族。琅琊王氏倒下了，站起来的是新野庾氏。庾氏之中的庾亮在朝中掌管大权，不久便解除了在讨伐王敦的过程中颇有战功的苏峻的兵权。征辟为大司农。
一个将军被解除了兵权，不是被杀就是没了用处。苏峻随即造反，以讨伐庾亮的名义，于328年再度攻进了建康。问题就在于，这苏峻其实也并非是什么好人，他虽然没有立马杀了庾亮，但是并没有能够好好处理好朝政。同年，温峤、陶侃起兵讨伐苏峻，苏峻战败被杀。
王敦、苏峻之乱，一个自武昌，一个自淮南，都是轻轻松松地就攻入了建康。这让东晋的明帝、成帝这一两代人深深地认识到：要有一支强大的、真正效忠于朝廷的军队，才能在朝廷与外部的各个州郡的征战与安抚之中，牢牢地把握全局，防止建康再遭受战火的摧残。
东晋手中难道没有什么兵吗？
东晋手里有兵，但是不能用。
晋朝实行的是世兵制。所谓世兵制，就是之前为了征兵方便，就把有一群居民划出来，给一个特定的名称，叫“军户”。
军户的民众世代相袭，不得逃役。久而久之，这问题就大起来了，当兵，在古代可是令人瞧不起的职位。秦朝时，陈涉正是因为“发闾左谪戍渔阳”的调令，而走上了当兵的道路——那时当兵的都是贫苦人民。那时当兵就是当兵，没有太大的提升空间，上了战场也是当炮灰使。
谁愿意一直当军户啊。
于是军户就开始逃亡。可就算朝廷把所有的军户凑在一起，好不容易拼齐了几千人，这群人也上不了战场。
这些人平日都是农民，哪有什么军事经验可言？一拉上去，拿刀的当菜刀使，拿弓的能把弦扯断，要是是烧饭的……搞不好把全军整得拉肚子。
这种军队绝对不可以用。
这时，一股势力与一个地方渐渐地进入了东晋皇帝的眼中。
流民集团与京口。
东晋以京口为北府，历阳为西府，姑孰为南州（这一制度后为南朝所沿用）。其中京口在魏晋时期江南经济未经开发的情况下，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晋室南渡以后，京口城的地位逐渐凸显出来。
其一便是作为长江天险以北的第一个重要的军事屏障，对建康起到了不言而喻的拱卫作用。
其二便是流民。
流民集团自北方南下，因财力缺乏、势单力薄，故抵达京口的时候大多选择不再渡江。反而他们纷纷招募人士组建军队，以防北方二赵南下劫掠，到了东晋明帝时，流民集团的数量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可观的地步。在王敦之乱爆发的时候，出身高平郗氏的郗鉴便已经能率领这支部队平叛勤王了。
郗鉴赶上了朝廷对于京口的开发的好时机。在平定苏峻之乱之后，郗鉴被任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对于浙东与浙西的流民王舒、虞潭之军进行统辖，以拱卫京师。
到了晋孝武帝太元二年（377），情况又出现了变化：郗氏一门执掌流民军队四十余年，于369年被荆州派系的桓温所挤走。同时，前秦正还逐步击灭前燕、前凉、代、仇池诸国，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比东晋建国那会不知要大上了几倍。
为此，东晋决定任命谢氏重新改造当年郗氏的北府军。
十月，命谢玄（谢安侄子）为南兖州刺史，募集从永嘉南渡以来的诸路流民，组建北府兵团，同时招纳徐、青、兖三州流民前来参军。
在海选之中，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孙无终等人进入了北府兵系统之中。
海选，也得有个选法。谢玄自然也没有精力去把流民一个个看个一遍下来，从中挑选有些的人。
他先看等第。
咱就打个比方，假设你是当年不幸受战火影响逃亡到南方的一员，心中怀着深仇大恨，想要报名参加北府兵，为国作战效力。可你会被明确告知：你没有资格。
朝廷不收个体户。你只好去找到当地的流民武装，先去在里面当个小兵。接着你要做的便是等。等什么？等朝廷派专员去见你所在军队的领导。如果他评估之后觉得这支军队有收编的价值，就会赋予你的领导一个番号，那你就真正成为北府兵的普通一员了。
如果你志向再大一点，你就应该在流亡的途中就收编到足够的武装，这样朝廷就可以给你颁发官职。有了官职，就可以往上爬，摸到国家高层的权力。在这方面，刘牢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最不幸的情况是，你既没有参军，更没有武装，那也不必过于伤心。因为朝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民间征发一定的民丁作为补充兵员，那时候参军入伍的你，倘若表现出色，还是有机会出头的。刘裕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爬上去的。
以上，便是海选的方式。可有人要问了，这北府兵是民兵，能够抵抗住东晋正规军的打击排挤，或是北方胡骑的冲击吗？
可以。
据资料显示，虽然北府兵是匆忙组建的一支军队，没有十分先进的武器装备，或是经受过正规的训练。但是实践是最好的练习，在组建北府兵之前，他们早就与北方的胡人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了，因此在实际上这些居民是半武装性质的流民，只需要给他们一些官职，便可以为朝廷卖力打仗，并且实力不可小觑。
北府兵的作用，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
谢安任桓冲于荆、江，而别使谢玄监江北军事，晋于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相权，以图中原，一举而两得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
如王夫之所述，北府兵首先是为了对内。它所平衡的是荆州的势力以及中央势力。荆州兵强马壮，而扬州只有皇帝，徒有虚名，即所谓“建邺（建业，即建康）拥天子以为尊而力弱，荆襄挟重兵以为强而权轻”。
整个东晋的政治形态就如同一棵反重力生长的树，根部很细，而枝条却很粗很沉重，处在根部的建康无时无刻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建康自此成为了各种势力的快乐老家，只要一激动就可以随便带兵攻进建康。
而北府兵的出现，就如同在朝廷的手中增加了一把利器。使朝廷面对荆州桓氏的时候，可以挺得起自己的腰杆子。
于是，在谢安的带头下，朝廷中的谢氏与荆州的桓氏终于达成了暂时的和睦。
这也就造就了东晋的一段和平时期。
更重要的在于，在以后，外地反叛的将领必须得需要与北府兵联合（如桓玄联合刘牢之），才能成功。否则只是徒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而已。
其次是为了对外抵抗前秦等北方国家。北府兵的威力自然已经不必要赘述，只需列几条战绩即可：
太元三年（378），前秦彭超进攻彭城；
太元四年（379），二月，谢玄与何谦、高衡解彭城之围；
同年，彭超率军六万围晋幽州刺史田洛与三阿（今江苏高邮）；
五月，解田洛之围；
太元八年（383），淝水之战，秦军大败，北府兵北伐，收复淮北、青州、河南，刘牢之甚至渡过黄河，围攻邺城。
可见多么强悍。
树大招风，这是每一个人所深谙的道理。拥有这样高权力的谢安不久为了避开朝中司马道子的专权，于太元十年（385）让出朝中政权。不久之后，谢玄也于太元十二年（387）让出了自己的兵权。
太元十五年（390），朝廷以晋孝武帝皇后之兄王恭为都督青、兖、幽、并、冀、徐州晋陵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北府兵为王恭掌握。王恭是一个极有野心的人，他看不惯司马道子等人的专权，分别于隆安元年（397）和隆安二年（398）两次起兵讨伐司马道子。
此时，王恭手下的司马刘牢之倒戈（一人三反第一反），取得了北府兵的控制权。从此，任何一个世家大族都没有自己动用北府兵的权力，刘牢之及其手下的北府兵实际上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
元兴元年（402），桓玄杀刘牢之，撤销北府兵。元兴三年（404），刘裕凭借自己的威望再度组建北府兵，依旧保留了十分强悍的战斗力，成为了自己的主力兵团。
这次组建北府兵，却是与之前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
之前，北府兵听命于中央，防范的是内部的叛乱，抵御的是外寇的入侵。刘裕掌权之后，组建的北府兵完全听从于他个人的指挥，实际上就是亲兵。并且，在讨灭刘毅之后，刘裕相当于把握整个朝廷的兵权，所有的征讨目标都是以刘裕的意志为准，服务的是刘裕个人。
没错，这是一个新王朝军队的肇始！
历经几次讨伐，刘裕早已有了篡逆之心。因此，为了继续积累威望，他打算继续征讨，不仅转移矛盾，而且为自己的功绩单上再添上一笔。
刘裕找准的目标，是谯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