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武则天的出生时间史料中并没有较为明确地记载，据王涤武先生的考证，武则天出生于唐高祖武德六年。她十四岁时入宫成为太宗的才人。太宗崩后，武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在高宗永徽年间，再次入宫，并于永徽六年(655年)被册立为皇后。

从此，武则天开始间接或直接地影响高宗朝政。高宗死后，中宗即位，武则天临朝听政，并于嗣圣元年(684年)废中宗立睿宗，随后又于天授元年(690年)，改唐为周，成为皇帝，直至神龙元年(705年)，以张柬之为首的五王改变迫使武则天退位，才结束了她对唐朝的统治。

她在位期间虽然总共只有十五年，然而其影响力却远不止这十几年。现对武则天在统治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政治方面

武则天实施配酷吏政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李唐王室的旧臣非常反对武则天进行统治国家，并且这些人力量强大且人数众多，所以通过酷吏来诛杀反对她的大臣，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武则天采用酷吏主要是为了打击与自己在政治方面不同的旧臣，也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巩固自身的统治。据记载，武则天通过酷吏将与她意见不合的，支持李唐王室的大臣们绝大部分都被杀害了，大臣有数百家，更有很多高官在内。

“与来俊臣同为《罗织经》，屠覆宗枝朝贵，以作威势”；“傅游艺”“希则天旨，诬族皇枝”；“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胜记。”这些都说明武则天是希望通过打击这些元老重臣来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

具体而言，被酷吏杀害的宗室朝贵到底有多少呢？特别要指出的是范阳王李蔼，虽然他未参与越王起兵之事，并且予以揭发而暂时保住性命，但是最终还是难逃酷吏之手，而李丛更是“以幼流死岭表，葬南安，人号其冢为'天孙墓’。”年纪尚如此之幼的都不放过，足可见武则天翦除李唐宗室的坚决彻底。

武则天时期的酷吏由于多数出身无赖，靠告密起家，因此同汉朝的酷吏相比，在职业素质方面不可相提并论。汉朝的酷吏在发迹之前，如张汤、赵禹、郅都、臧宜等，已经处于基层官吏阶层，就任职于司法部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具备了相应的素质，后因办案有功，上级认为确有能力才逐级上调，而且有些仕途并非坦途，时有起落，这也符合一般官吏升迁规律；值得注意的还有张汤与赵禹分别编纂了《越宫律》和《朝律》，足可见其法律素养之高。反观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来俊臣有犯罪前科，侯思止甚至目不识丁。

这些人的任命往往由武则天论功行赏，未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便直接为官，他们能否按照律法程序审案便可想而知。至于傅游艺与吉顼在发迹前已身在朝廷为官者，他们亦非其他从事司法职务的官吏，非出自明经、明法科，对律法知识并不熟知，缺乏必要的审判经验，可谓门外汉。

由此可见武则天使用酷吏的目的在于以杀立威，并不需要熟知律法。其中的例外是“少以明习法律，为尚书省都事。累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的周兴和以明法擢第的皇甫文备。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素质，所以这酷吏在执法过程中，并不遵循正常的司法手段，大多都采取了罗织罪名、酷刑逼供和大肆牵连这三种方式。

文化方面

1. 服饰方面

在武则天之前，自“五服”制度确立之后，各朝各代都未能提出质疑。即使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也并没有人敢于触犯“五服”制度。武则天却从母亲生养子女的甘苦劳瘁角度，提出:“禽兽之情，犹知其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这是对封建社会“五服”制度惊世骇俗的批判。她提出:“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这是对“五服”制度的一个开创性的改革，是提高妇女地位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在提倡一种男女平等的权利。

是“母尊”向“父尊”的第一次大挑战并获得成功。这服饰的变化，对后来的影响极大，同时，也促使了女性意识的崛起，也为武则天以后的政治统治打下基础。武则天这次是以“礼”为基础的，引用观点：“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变古者未必是，循旧者不足多。”从实际出发，从人情出发，从利国利民的角度出发，修改立制是天经地义的，从此处看，武则天确实是一位服饰文化的改革者。

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允许女性为官，女性可以与男性同穿官服，在服饰上不做硬性规定，不在一直拘泥于裙子，可穿裤子，其服饰也可倾向于男性风格。另外，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唐朝女性的杰出代表上官婉儿，就表现出了唐朝女权主义的兴起和自我个性的大胆释放，有力地冲击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模式，男女无别、两性关系较为宽弛等，成为突出的时代特点。反映在服饰上即为女着男装的特色，女子穿男子衣服、靴、衫曾流行于唐朝宫廷内外。女着男装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深得当时的女子喜爱。同时，唐代女性又在化妆领域上追求变化与创新，使发式和妆容争奇斗妍，绚丽无比，时髦大气。

2. 宫廷诗的发展

（1）对之精巧工细

武则天时期宫廷诗十分重视诗歌的技巧，尤其是对偶。关于关于“对偶”的研究自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从骈文写作的角度提出“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四种对偶形式后便再无大的进展。武则天时期有大量的文士从事文学工作，他们政治上无太多建树，更乐于研究诗歌的形式技巧。加上武则天喜好文艺，该时期大量的修书活动和宫廷文学活动，使文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与时间潜心钻研诗学，他们最先把目光投放在对偶上。

诗中的“对”，严格地说是一种句法要求，但是它往往涉及到声律等其它表现形式因素，它是伴随着诗的形式演变而来的、并最终构成古典诗歌相当重要的形式因素之一。但是六朝诗人的创作中“对”的运用，并没有达到十分自觉的程度，到了上官仪时代，“对”成为诗歌形式新变的主要特征之一。

从齐梁至初唐，诗歌的对偶技巧没有得到发展，诗人在创作中也没有自觉实践，总结规律，直至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说才有了真正的突破。该说曾被李淑《诗苑类格》所保存，但此书已佚，南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属对》中汇编了《诗苑类格》的这一资料。

（2）风格之含蓄婉媚

武则天时期宫廷诗的整体风格之所以给人以含蓄婉媚的感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诗人们擅于捕捉景物的特点，用流丽的辞藻强调细节，从而营造出与心情一致的意境。含蓄地传达情义，融情于景，体物缘情。二是巧用“影带”与“假对”之艺术手法，正义与复义交互相映，诱导读者产生联想。

加之隐喻和典故的生僻幽深,使诗有多重复释义,交错复杂。增加阅读的难度，创造出曲折婉转的诗歌风格。武则天时期宫廷诗很少直接表达情感，不像盛唐诗一般直抒胸臆，因此需要借景抒情，这个“情”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心情，也许只是某种诗人想要营造的情境，让读者体会的“情”。

上官仪便深谙此道，因此他的诗歌风格便呈现出“绮错婉媚”的效果，“绮错”是指音律错落，“婉媚”便是幽婉的情景交融。上官仪曾在《笔札华梁》中提出“六志”与“八阶”。 说明上官体并不在于对艺术 形式的片面追求，同样注重意境的创造，情与景的融合。如“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脉脉原意指凝视的样子，此处用以形容水流的悠远绵长状，使原本便有诸多历史文学意味的洛水更添情志、示人遐想，营造空旷而深邃的意境。

（3）声律之严谨和谐

汉魏以来的文人已经注意到了“音声之辨”，但在诗歌创作中仅限于韵脚。注重一句之内声音之对称，自南朝永明始。近体诗从初具模型到到趋于定型，大家自然公认为是从音韵

学家周颙创立“四声”，谢眺、沈约、王融等诗人将其结合双声叠韵，运用于诗歌创作中而产生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的“永明体”起，到将四声彻底二元化，消解“八病”之弊，从而形成在平仄上有严密规则可循的“沈宋体”。

但其实中间还有上官仪、元兢、崔融和其他珠英学士们共同的努力。从永明到唐初，近体诗的声律已向平仄二元转化，但没有一个明确的律诗书写标准与规则。上官仪的诗作虽然也没有完全合律，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是四声二元化和粘对规则的最早研究者和倡导者。

齐梁以来的五言诗，语意节奏形式多以“二一二”的撷腰式或“二二一”的解镫式为主，当时元兢、崔融等人还未提出长撷腰、长解镫之病，但上官仪已经注意到利用句式的变换来进行诗行间的节奏转换。仍以《入朝洛堤步月》为例，首句“脉脉广川流”为“二二一”，次句“驱马历长洲”为“二一二”，接着后两句又转变成“二二一”。

除了句与句之间的变换，他还注意到同句间字与字的错落。自齐梁声律兴起之后，诗人们开始注重“二五异声”，即在“二二一”句式中，其第二、第五两处声调相异。虽然初唐对此并无硬性要求，但上官仪却自觉地为自己的诗句增加音节的限制，“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两句都符合“二五”之处声调相异的规律，使句子读起来更有顿挫之美，但同时也更为考验诗人炼字的能力。这种词义音义两相对仗的手法使得原本词义句义都紧密联系的对句因音义的互异而多了某种平衡，因错综而和谐。

经济方面

由于武则天采取的这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调动了广大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当时的社会经济也在较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这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诸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

(1)农业

武周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田畴的垦辟水利的修复和粮食产量的提高。当时的垦田面积究竟有多少,由于史书上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是由于以田畴垦辟情况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之一，武则天在统治时期，采取政策大力实行屯田，由于继续推行均田制，特别是由于人丁的增加和窄乡居民向宽乡的迁徙,垦田面积的增加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以垦田情况作为考绩的标准之一，官吏就要考虑拓垦的问题;在人丁增加的情况下推行均田制，客观上需要更多的土地，徙民于宽乡，就是鼓励开垦;屯田绝大部分也是新垦土地。

如前所述，武周时期的受田率达到26%以上，这个数字与贞观年间差不多相似，但武周时期的人口比贞观年间要多得多。这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印证了武周时期耕地增加的事实。要发展农业，光凭垦田是不行的，还必须兴修水利。唐初以来，对隋代原有的水利工程大都予以修复,创修了一些新的水利工程。武德八年,陇州开五节堰;永徽元年,薛大鼎于沧州开无棣河等等。武则天时期，全部修复利用了这些水利工程，并且注意完善灌溉系统。当时在中原和江南的某些地区已经形成了一些溉田网。西陲敦煌、吐鲁番地区的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

(2)手工业

武周时期的手工业有很大进步。当时已有以知绫为业的机户，有的机户甚至拥有绫机五百张，与丝织相关的刺绣业也有相当高的水平，武则天曾将许多“刺字袍”赐给大臣。从立天枢，即征得铜50万斤(当时一斤合今11936斤,故约当今59万6千余斤)铁330余万(约当今393万8千余斤)的情况看，武周时期的采矿业也有所发展。当然，当时最突出的手工业部门还要数铸造业。如前所述，武周时期曾置九鼎，立天枢。

而“九鼎”、“天枢”都是铸成的。九鼎用铜56万余斤(约合今66万8千余斤),鼎上图铸九州山川物产之像，“光有五彩，辉焕错杂其间”。天枢用铜铁三四百万斤,“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蠕龙麒麟缠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周三丈,金彩荧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完成这样的工程，可谓之奇迹，说明当时的铜铁铸造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3)城市和商业

武周时期，城市有了明显的发展。京师长安自高宗、武则天修筑含元殿，外郭城后基本定型。至武周时宫室宏伟、坊街整齐,市场繁荣,人口滋增。洛阳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其繁荣情况，可与长安媲美，已跨入名城之列。太原的发展也显著。太原旧有东西二城,西城,是原来的旧城，东城系贞观十一年李劼所修。

中间为汾水所隔，武则天以太原为北都,派精明强干的崔神庆为并州长史，神庆架桥筑“中城”，把东西二城连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使并州成了名副其实的北方重镇。此外，扬州、益州等城也有了较大发展，后来的“扬一益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的发展对商业有一定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市”的增加。唐初京师长安有东西二市，东都有东、南、北三市，都督府以至于县多亦各有之。武周时，人口增长，物品繁多，旧市或不能满足需要，即扩大规模或另增新市。此外，当时“国际”上的贸易也比较发达，当时在洛阳、长安、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不少胡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其统治对唐朝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则天统治期间，政治上，打击政敌，发展科举，提拔人才，实行酷吏政治；经济上，重视农业，对土地兼并和逃户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军事上，基本维持了唐朝的疆域。

人们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主要来源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传世文献的记载，根据史料记载，初唐时期至开元年间，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和态度主要以开元、宽松为主，而在玄宗开元时期之后，对武则天的评价则逐步走向否定。宋至明清时期，除了李贽等少数思想家外，对武则天的评价更是长期呈现出一边倒的否定倾向。

参考文献：《旧唐书》、《大唐开国》、《中国制度史》、《唐武则天》、《武则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