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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出昆仑——黄帝昆仑的曼德拉效应

2023-06-30 17:59 作者:文脉云  | 我要投稿

阅读提示: 回顾关于昆仑的种种历史进程,认真复盘做一番辨析,发现昆仑研究有两团最大的疑云:一是昆仑“墟”和“山”的关系。导致了对昆仑研究长期围绕着中国境内大山脉错误方向展开,最终研究越深,误入歧途越远,南辕北辙,不得正解。对此本研究已有专文阐释、澄清。二是华夏人文始祖黄帝与昆仑的关系。后者甚至从来就没有被提出来当作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黄帝和昆仑之间关系会存在疑问和悬念。随着石峁就是昆仑墟的确定,石峁年代的科学测定,以及石峁(BC2300始建)与黄帝(BC2700左右)年代明显差异产生的矛盾就凸显出来,必须予以合理解释。

(图片来自最美风情集) 一、集体错觉,黄帝昆仑的曼德拉效应。 千百年来民众心目中总有一个“黄帝昆仑”的概念,民众总是把昆仑与黄帝联系在一起,当做一个确凿无误的史实。然而,事实却是——“黄帝本无昆仑城”。 晚近以来黄帝昆仑城的描述时有所见。但仔细遍览查阅传世文献,连一次“黄帝昆仑”的描述都没有。《山海经》没有,《史记》没有,《淮南子》也没有,其他先秦和早期文献都没有。《史记》只载“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娶于西陵之女1”,并没有把这个轩辕之丘定义成昆仑之丘(墟)。最早记载有黄帝昆仑的是《穆天子传》:“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隆之葬,以诏后世。癸亥,天子具蠲齐牲全,以禋□昆仑之丘2”,一部目的不明,手法随意,内容荒诞,历来不被严肃史家认可的文献。但是,晚近民间关于黄帝昆仑的提法相当常见,这种常见隐含着一种大众的广泛认同。所有人都认为黄帝昆仑城应该是传世文献的确凿记录,所有人都对自己想象的这个事实确信无疑。在群体无意识中,黄帝昆仑城就成为研究并解开昆仑之谜一个无形的认知束缚,直到当代仍旧发挥着作用。本文明起源研究也一度深信这个集体记忆错觉与误解,由“误解”产生“无解”,放弃了把石峁城定位为昆仑之墟研究方向。在错误的方向上摸索了很长时间才最终悟出,是黄帝和昆仑这对概念似乎毋庸置疑的关系本身出了问题。 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心理学曼德拉效应。所谓曼德拉效应,就是“许多人表示,在自己的记忆中,南非总统曼德拉“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在监狱中死亡”,但现实是曼德拉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死去,后来还被释放,还当上南非总统,直至2010年时仍然在世(曼德拉在2013年才逝世)”。这种事实与人类集体记忆产生偏差的心理学现象,叫曼德拉效应。中国历史对黄帝与昆仑关系的集体记忆错觉就是一种典型的曼德拉效应。 二、时空错位,黄帝本无“昆仑城”。 时间错位。当确定石峁就是昆仑墟后,石峁年代与黄帝活跃年代之间的时间差异就不可回避。石峁的考古学时间测年(BC2300-BC1800)是严谨科学的,无法推翻。本研究系列之前已经阐述民国黄帝纪元采取的元年BC2698年,在数量级上是相当可信的。即便有一定的误差,黄帝活跃年代也绝对不会迟到石峁始建年代的BC2300年。有史学家相信石峁是黄帝昆仑城,为了与石峁建城起始时间相一致,只能人为把黄帝活跃时间下拉到BC2300年左右。一旦若此,对整个五帝的时空框架研究和论定,就会陷入到混乱而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错一发动全身,一错招致百错。甚至石峁遗址考古队首任队长听闻石峁可能是黄帝昆仑城,都后悔地认为当初应该把当地居民口中的“皇城台”(音)命名为“黄城台”。 空间错位。虽然目前考古尚未确证上古黄帝的具体活动位置与轨迹黄帝时期主要活动地点应该还没有到达陕北榆林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带。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应该还在今陕北延安和陇东庆阳一带。也许,历史上的黄帝就没有大都。庆阳的南佐遗址算是一个大型聚落,面积很大,时间也对得上,但性质和内涵还达不到石峁水平的昆仑之墟要求。延安芦山峁无论是时间,还是内涵规模,都也还不够级别。石峁古城应该是随着北方商贸通道不断发达,导致陕北和晋西北地理位置越来越重要而形成的空间迁移。 文献不合。《史记》载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披山通道,未尝宁居”1。黄帝在涿鹿之战击败蚩尤获得部落联盟领袖地位后,向东西南北多个方向四处征伐。以黄帝部族是陕北陇东高原地区发展了几百年的族群,也许在天时地利条件下膨胀很快,军事实力也在当时属于顶尖。但部族文明程度并不高。当时的发展阶段和财富积累程度,并非处于造宏都大邑定居守业状态,而象后来多数开国之君一样四处征战、开疆拓土。导致在整个陕北陇东大河套地区黄帝活跃的年代,考古上并未发现与石峁同规模和等级的史前大城。 常识不通。昆仑神话是中华第一神话,流布甚广,几乎妇孺皆知。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这个神话中第一提及率人物一定是黄帝,起码也是与西王母并列。但是仔细查阅这个神话的各个版本,凡是涉及到黄帝与昆仑墟的具体描述,均语焉不详,基本没有任何细节。从人类神话与传说发生学的角度出发,也可以论证,历史上就不会存在有一个黄帝真正建造、活动、居住过的昆仑之墟,否则就一定有特别场景化、生活化的故事和细节传出来。在整个昆仑神话体系中,反而昆仑山与西王母的传说特别具体、鲜活,绝非纯粹虚构而得。个中原因本文明起源研究昆仑系列在《河出昆仑——石峁女王城与神话西王母》一文中有详细阐述。

(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地理) 三、虚实相生,久远历史的记忆叠加。 为什么会在石峁实体上生发出并不存在的黄帝昆仑城集体虚幻?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又缺少清晰的文字记录,导致了一系列虚虚实实、亦真亦假的历史纵深叠加,进而形成记忆平面。 史实叠加。陕北陇东大河套地区对华夏族而言有两个确凿的史实。第一,黄帝族群本身就是在这一地区崛起的。第二,该地区历史上的确有一座超级大城——石峁古城。石峁古城的建设者和主人鲧禹一系和黄帝族群就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族群。在文字记载相对缺失而更多靠口头传说记忆的上古时代,对后世中原地区华夏族群的子孙,这两段历史很容易混淆在一起形成一个平面图景。这种纵向历史记忆平面化的现象在天文学很常见。以地球为观察点看到的北斗七星,每颗星之间实际相距都在几百光年,但却在地球观察者面前很神奇地形成了一个勺子形状。如果换一个离地球有相当距离的其他星球作为观察点,北斗七星所组成的整体形状就完全不是勺子形了,甚至都有可能不能出现在同一幅画面中。 符号叠加。类似《越绝书》描述“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蚩尤以金为兵,禹以铜铁为兵”,对民众与后世有相当的误导。按照现代考古学发掘和研究,黄帝时代之前尽管在红山、良渚、大汶口都已经有了广泛的玉礼器使用,但地处西北的黄帝族群并没有大规模使用玉器(偶尔零星使用也是相当低级原始),更不要说以玉器为兵了。与黄帝同时代的蚩尤更不可能有金,禹也不可能以铜铁为兵。中国少量铜器要在龙山时代早期才出现,大规模使用要到二里头时期。铁器的冶炼与使用起码要到春秋时代。《越绝书》之所以记载黄帝“以玉为兵3”,也一定是因为西北石峁古城聚集有大量特征性非常明显,以牙璋为核心的玉器群形成的印象。石峁城的“藏玉于墙4”在当时应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类似“禹赐玄圭5”中的玄圭功能,相当于军事上的兵符、虎符。另一种功能是衬托古城拥有神圣光环,使得周边和被统治民众产生敬畏、朝圣心理,有利于王者统治。该书记载黄帝以玉为兵,显然是把后事提前,也算是一种张冠李戴。早期文献的错误又进一步误导出后世以它为依据,证实石峁就是黄帝昆仑城。从而给黄帝昆仑城客观存在提供一种循环论证的伪合理逻辑。 称号叠加。因为对《山海经》中“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6”中帝的错误解读,很容易把这个帝认为是黄帝。今天并不知道《山海经》原著作者用这个“帝”是不是指黄帝,也许是,也许不是,很可能不是。但是因为黄帝在后世心目中是以武功而非文治闻名天下的。下都作为军事之都自然与黄帝的武功形象高度契合而很容易让人将二者关联起来。帝是庙底沟二期到龙山时代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对部落联盟最高领袖的统称,在这个约六百年的历史阶段,黄帝是五帝,乃至所有帝中时间最早,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普遍公认的那个帝。所以,每当在没有专门解释的时候,大众阅读到有“帝”字,很容易集体无意识地指向那个大家觉得最应该的“帝”——黄帝。 形象叠加。石峁本身尽管规模宏大,但是早期只有皇城台,面积并不大。后期由鲧扩大增建为超过4000万平米,却并没有能够与黄帝相提并论的男性英雄人物长期统治。因而在男权社会越演越烈的农耕社会,昆仑之墟不能只有女王没有男性王者,很自然就被演义为陕北高原历史第一大英雄——黄帝的旧都。那么黄帝之都自然就可以称之为昆仑城了,由此产生一系列的误解。《山海经》里记载的主要是写实的西王母,但是后世对昆仑英雄情感的需求,仅有西王母女性形象是不够的、有缺憾的,远远不能满足男权社会对男性英雄的崇拜与呼唤。那么,陕北陇东乃至整个西北大河套地区历史上最为民众认知确凿无疑的,唯一的大英雄——黄帝自然就成了昆仑,同时也是辉煌的石峁古城最希望拥有,也最应该拥有的大英雄。由此,黄帝-昆仑就由民众的需求呼唤慢慢转换成诗性文献和民间传说的创作,进而讹变成虚假的历史真实。也正是基于此,先秦文献中,相对正式的文献中基本不会出现黄帝昆仑的记载,而象《穆天子传》和《楚辞》之类带有强烈个人情感色彩的文献中,就会出现黄帝昆仑的描述,其本质不是历史记载,而是需求表达,更是情绪释放,不足为历史考证之凭。 需要特别注意并特别强调的是,澄清“黄帝本无昆仑墟”历史迷雾,既不影响昆仑作为中华第一圣域和第一神话的历史与现实地位,也不影响黄帝作为华夏人文始祖的历史与现实地位。即便黄帝与昆仑之间本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数千年来民众相信黄帝昆仑并口口相传黄帝昆仑。黄帝昆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无涉4000多年前黄帝与石峁的历史真实。民意不是真相,民意就是真相!就象《道德经》正本原文是一回事,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精英们对《道德经》的解读与注疏已经构成了《道德经》作为中华文脉一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它比《道德经》正本原文可能更加重要,更能反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流变,此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廓清历史,才知道中华民族是从哪儿来的,都经历了哪些曲折的道路,也才能更好的知道中华民族将向哪儿去,如何才能走得更好。 (文明博大精深,笔者疏陋浅闻,欢迎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全译[M].张大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穆天子传[M]. (晋)郭璞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越绝书[M]. (东汉)袁康,(东汉)吴平 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马明志,邵晶,杨利平,郭小宁,邸楠,张鹏程,孙周勇.2008~2017陕西史前考古综述[J].考古与文物,2018(05):10-40+2. [5]尚书校释译论[M]. 顾颉刚,刘起釪著.中华书局.2005 [6]山海经[M]. (西汉)刘向,刘歆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版权声明:【本文为原创内容,若要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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