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新闻媒体的边界悖论
专业新闻媒体的边界悖论：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视角
胡翼青 郭静
白红义曾经对国内外当下新闻业的边界研究做过很好的综述。他不仅将新闻边界工作区分为“面向新闻业内部的边界工作”和“面向新闻业外部的边界工作”，而且将当下研究者聚焦新闻边界工作研究的原因归结为“新闻业外的威胁，尤其是在新媒体不断冲击传统新闻业的背景下，来自外部的挑战越发频繁，使得新闻业必须保卫自身的边界”。
新闻边界受到挑战，当然与各种各样且产能巨大的公民内容生产有关。在技术创新和商业资本的双重驱动下，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应运而生。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设定自己特定的知识主张和目标，即记录与分享日常生活。借助这类社交媒体平台，公众压抑许久的表达欲被迅速激发，散处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公众被组织进来。
业余或半专业的生产者长期驻扎在平台上，随时随地地进行脱域化交流，集结成多种多样的兴趣社群，内容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并且被同一批人消费。这种内容生产机制，通过重新定义“什么是新闻”而挑战了新闻生产机构的“专业性”，这种挑战的残酷性当然并不仅仅体现在对什么是新闻的认知上，而是直接影响到了专业新闻机构的社会声誉和盈利模式，甚至威胁到了这些机构的存在。那么，专业新闻机构能否成功应对这场生死攸关的边界危机？而我们又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和阐释这场边界危机？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准备以经验现实为起点来展开讨论：选取两家公认的专业媒体机构——财新传媒和南方周末为经验研究对象，通过公开资料、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试图展示专业新闻业对边界危机的应对策略。
一、边界工作：专业媒体的核心策略
在新闻业的“黄金时代”，财新传媒和南方周末都是国内公认的新闻业一流专业媒体。两家新闻机构都以专业主义为原则深耕转型期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尽管都强调受众导向，但是二者机构性质略有不同，前者更侧重于商业化，后者则更侧重于体制化。近年来两家媒体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强烈冲击，都在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体现出明显的边界工作的特征。
(一) 相近的专业主义理念
从获得的经验资料来看，两家媒体对专业主义理念内涵的理解比较接近。尽管机构性质不同，但对于客观性、真实性、公共服务、自律等专业主义的主要内涵，两家媒体都持有高度认同。与此同时，对于社交媒体非专业内容生产的冲击，两家媒体的感受也大体相似。它们都意识到新媒体造成的冲击，诸如受众大幅流失、收入持续锐减使得新闻业整体环境非常严峻，但它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组织内、行业内、行业之间都进行着深入的讨论与反思。这体现了两家媒体对新闻边界工作的高度敏感。
这与两家媒体的定位、资源和传统不无关联，但总体而言差异不大。不过，就专业主义的核心内涵而言，两家媒体的理念存在细微差别。
财新一如既往地强调客观性的首要地位，要坚持独立、平衡、怀疑、事实与评论分开的操作准则。财新传媒从高层到一线记者都对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专业主义理念保有高度认同，只是不同职位的新闻工作者的侧重有所不同。
财新高层着眼于宏观的价值层面，事实和公共利益是最为核心的坚守。对此，胡舒立曾有过较为全面的总结，她将媒体的价值和社会责任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媒体服从公共利益；
二是媒体必须报道事实；
三是媒体要坚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社会核心价值；
四是必须服从事实这个最高权威；
五是必须受制于专业规范，包括不迎合原则、现场原则和防火墙原则。
而在一线操作的采编人员则高度认同客观性这一操作性原则。聚焦到自己的采编工作，财新的一线从业者普遍认为，客观性意味着在外部保持采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与运营、销售、技术部门既合作又隔离；在内部，采编应尽量避免主观立场，平衡客观地呈现多方声音。对此，财新记者R在访谈中指出：
客观性不是可以清晰地给出定义的，它应该贯穿在你的具体的新闻采写的过程当中，不能用抽象的语言去总结。尽可能去尝试采访到跟真相有关的每一个人，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在调查过程中，记者要尽可能地摈弃自己的立场，最后的稿子呈现出来的是冷静克制。
南周尽管也认同客观性的重要性，但更强调公共服务的首要性。伴随中国社会转型期成长起来的南周，对新闻专业主义这一舶来品进行了在地化的改造。
南周认同财新的专业理念，但其高层一直以来都洋溢着中国传统文人家国天下的济世情怀。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这种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考验如火，正在淬炼真金”，“哪怕世界在历史三峡中漂流，你我有彼此在”，“每一次抉择都期待一场苦尽甘来”，这一篇篇的新年贺词仍然彰显着南周烙印的专业精神——“公共服务”和“家国情怀”——的传承。
对于南周的一线记者来说，他们对什么是专业媒体应当扮演的角色与财新记者的理解差距不大，并没有太多的感性色彩。就像南周记者Y1言简意赅所说的那样：“南周的任务就是为公众提供新闻和信息，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新闻。”
从以上的这些表述和文本可以看出，尽管新闻业一直是一个专业性很弱的领域，但标榜自己的专业理念、专业态度和专业精神一直是专业媒体边界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社交媒体的话语越是强势，专业媒体就越是强调对自身专业边界的捍卫，其从业者也就越是认同这种专业主义的价值。“近年来技术变迁大大丰富了既有的媒介生态，涌现出不少新兴的媒介平台……恰恰是这种现状，使得确定和维持边界对于当下的新闻业来说格外重要。”
(二) 无处不在的“专业性”
在相似的新闻理念的指导下，财新和南周都强调坚持专业的内容生产标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以公共利益作为新闻选题的核心标准。
虽然对编辑室的参与式观察早已显示，选题遴选是一个多方互动与合意的过程，一个选题的成立是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体有事件的普遍性价值，必然要被纳入考量的因素、管控红线和制作成本；偶然因素包括把关人的惯习、个人立场和情感等，但这些因素在两家专业媒体的具体操作中依旧没有脱离公共利益的框架。
两家媒体的受访者都认为，报道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新闻，包括对公权力的监督、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以及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始终是专业媒体的职责所在。比如，南周记者Y2就认为：“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去推动的。有一些涉及到公权力的腐败的东西还是要去揭露的。”
在受访者看来，媚俗迎合，向流量摇尾乞怜是对专业新闻业的反叛。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报道未必能引起反响，无论是严肃的政经新闻，还是深度的新闻调查，在当下通常的状态是阅读面很窄，影响力很小，用户评论寥寥无几，而轻松有趣的软新闻却受到了更多的点击阅读。于是，记者们期望做到的是既符合公共利益，又能够带来流量的热点事件的报道，而这样的选题被允许跟进的概率也会非常高。但这实际上进一步局限了专业媒体的选题范围。
二是坚持报道的专业规范。
在当下独家新闻越来越少的背景下，受访者都表示，做新闻要比以前更加注重专业规范，注重事实核查流程和证据链闭合，更强调报道的深度和可读性。在现场原则的要求下，财新要求新闻报道必须满足基本事实要素齐全、深入揭示社会结构性矛盾以及良好的阅读体验等标准。财新记者R指出：
最基本的就是满足5W，接下来就是看这篇文章能不能带给我一些更深层次的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背后反映出来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可以给我提供这种启发的点？第三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比较的碎片化，也不太愿意去花很多的时间读新闻，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一种流畅的，甚至是觉得像在读文学一样的流畅的阅读体验，但是这个层次就更高了，要求也比较高。
对于财新的做法，南周表示认同。与此同时，在报纸差异化竞争策略之下，注重公共服务的南周还非常看重报道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后果。南周记者K认为，一篇好的报道应当有助于“推动制度建设、程序公平正义或者推动社会进步”。
以往，一篇报道因为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而被视为获得成功；如今，报道直接受到上层关注，也被视为所在机构的影响力。记者Y1提到了报社对上层关注的稿件的态度：
我一个同事做的那篇报道，被某个部门领导批示了。我们也有内部通知，就是说这篇报道内部表扬。尽管你会发现这篇报道可能阅读量一般，大家都没有注意，同事也没有注意，可是因为它被批示了，然后某部门直接有所行动了，就会被认为你的报道、你的监督产生作用了，可能会推动制度建设或者是社会进步。像这样直接的推动非常少，因此我们就会视为是很成功的报道。
三是强调新媒体的专业性。
在渠道布局上，两家媒体都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建设自身的垂直内容网站，“三微一端”都在井然有序地运作着。新渠道要求足够大的新闻体量，两家媒体都需要转载大量其他信源的消息才能满足新媒体的体量和速度要求，这导致转发新闻比例在专业媒体中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两家媒体的从业者都认为，转发新闻并不是他们的主体，目前的内容生产也完全跟得上新闻体量的需求。转发新闻最大的问题是不好监控新闻的真实性。财新非常强调客观性，对于转发新闻，为了保证专业性，他们的做法是严格设置转发白名单，只转发官方党报的消息。
同时，两家媒体也都更加强调把关流程，尤其是加强了新媒体平台内容的把关，每条新闻基本需要经历三至五道把关。按照组织级别，由下至上经过记者、编辑、总编三个环节，不同媒体有细微差别。审查范围包括文本结构、新闻细节、选题方向等。受访者对严格的把关流程持较高认同态度，认为这才是专业新闻业应有的生产程序。
也就是说，专业媒体在各个环节，即从选题到报道的采访写作、内容的把关再到新媒体的运营都想宣称和标榜自己的“专业性”，以区别于竞争对手——社交平台上的“业余选手”，并以此来捍卫自己的话语权。而由于竞争对手过于张扬，因此专业媒体的从业者似乎也对捍卫自己的话语权的边界工作高度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算是被公民内容生产的“他者”建构起来的“专业共同体”。
二、目标与手段的分离：边界工作的实践困惑
尽管对“专业性”理念的强调入脑入心，但面对社交媒体的挑战和媒体融合的实践，对边界工作的强调并没有真正改变专业媒体的危机。
财新毫无疑问是革新行动者，勇敢地采纳了《纽约时报》采用的付费墙模式，想在社交媒体时代强有力地建立专业性的媒体边界；
而南周则在技术革新这个问题上相对保守，只是努力维系着各种媒体端口的内容生产。
然而，积极的应战和被动的改变似乎都面对同样的结果，即强调专业性并没有提升媒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两者之间没有产生专业媒体所盼望的因果关系。强调边界工作历来被看作是强调专业机构的垄断地位，以便获得更多资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事实上，这一目的在当下的媒体场域中根本无法通过边界工作的实践来达成。
（一）主动行动者：财新的自相矛盾
作为国内首家付费新闻媒体，财新模式自2017年起一直是学界和业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财新多次陈述了自身的立场：以广告为主体的盈利模式被瓦解，但是专业新闻生产需要较高成本，所以新闻机构需要寻找更具有持续性的收入来源，而付费新闻是当时唯一可行之路。按照财新的逻辑，新闻付费是为了有效捍卫专业的边界。“新闻与普通的知识付费不同，编辑部仍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运营、销售、技术部门既合作又隔离，坚持客观的报道原则。这从长期来看，也是新闻价值体现、付费得以执行的根本基础。”
新闻付费对财新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财新为此在产品开发、用户体验、组织结构、记者身份、营销模式等一系列体制机制上都做出调整。例如，模仿互联网平台进行差异化定价，自制知识产品“财新私房课”“王烁学习报告”等财新分享课。
此外，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新闻记者被要求具备新媒体的运营思维。记者们被统一安排在一个运营部门中，不再区分采编部门和新媒体部门，如运营产品一般的发布信息，其发布平台可以不论是微博、微信还是客户端。“以财新传媒创始人、社长胡舒立为首的全体员工均主动投入了客服工作，一方面旨在推广，另一方面也是自身熟悉产品、监督和完善产品的过程。
财新的一系列实践与其说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倒不如说是一次对新闻专业主义若隐若现的背离。由于将自身打造为一个产品，财新不得不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中的重要内涵——公共服务彻底放弃。新闻本身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所以，新闻不应当等同于有着群体壁垒和专业壁垒的知识。在很多人看来，新闻付费是对新闻专业主义重要内涵之公共性的舍弃。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新闻付费的争议，财新自上而下的官方措辞中不断模糊着新闻与知识的界限。他们指出，新闻报道也是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更加专业和严肃的知识，所以新闻的付费逻辑自然而然成立。然而，这又导致了新闻边界工作中的自相矛盾，本来，新闻边界工作就是要强调新闻与知识、常识等信息的差异，结果财新主动地把二者的边界给抹去了。而这种抹去边界的后果非常严重，它导致了整个媒体对“新闻是什么”和“我们做什么”的提问和困惑。产品导向的新闻付费模式直接威胁到了新闻的选题。由于从编辑到记者全都转变为产品运营经理，新闻选题的问题变成了产品内容运营的问题。
公共利益作为新闻选题的核心标准，意味着新闻报道的背后承载着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付费墙之后，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被转变为付费用户的利益。作为产品运营经理的记者不得不考虑付费用户的阅读喜好，并将财新的用户画像深深烙印于脑海，了解财新用户的阅读结构。
长此以往，按照客观性原则制作的新闻报道不过是披了公共利益外衣的特定群体利益的体现罢了。甚至，由于用户痴迷于财新提供的新闻以外的丰富知识产品，财新将知识产品的开发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原本作为媒体主体部分的新闻报道则退居次位。
胡舒立多次提及，新闻影响什么人，结果是不一样的；财新致力于影响少数的社会精英。这种表述体现出一种无奈：一方面，专业主义的边界工作是必须强调的，但另一方面，用户的利益是首要的。然而，这二者之间在当下的社交媒体语境中并没有强烈的逻辑关联，前者再也不是实现后者的有力手段了。
（二）被动行动者：南周的困惑与质疑
南周整体上没有财新那般大刀阔斧地改革，其媒体融合进程服从着整个报业集团的整体推进。它的变革散落于组织结构、记者角色、新闻选题、写作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南周面临的边界问题主要是来自于内部的边界问题，即传统采编部门与新媒体部门间的“专业”之争。
南周组织架构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媒体部门的出现。从组织架构的情况来看，采编部门仍然是机构核心，采编部保持新闻生产的独立性，新媒体部门补充原本缺失的网络传播渠道。但是，在实际运作中原本相对独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却造成诸多冲突与矛盾。
冲突集中在发布权限和媒介逻辑两个方面。记者的稿子只在客户端拥有绝对发布权力，其他平台的内容发布由新媒体部门的编辑判断抓取。基于新媒体的传播规律，稿件的选择和加工势必遵循另一套新闻生产的标准。新媒体编辑让记者觉得很不专业，记者Y1就指出：
新媒体编辑有自己的KPI，如果达不到就要扣奖金。所以他要把那种他认为在网上最容易达到10万＋阅读量的文章给发出去。为此，他还要起那种特别耸动的标题。他认为这个标题是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之前有个同事的稿子被新媒体编辑改了标题，本来他要讨论的是教育观的问题，结果被改成了一个成功故事，在微信上发出后就是流量惨案。
当一篇稿子的阅读量很高时，新媒体编辑会认为是自己对文章的改动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文章作者则认为是稿子本身的优点被公众发现了。遇到稿子阅读量不如预期的情况时，双方常常陷入相互指责。Y1回顾了这种争执的日常场景：
我们会说你改的这个标题还不如报纸的标题呢，他们就会说文章就那样，你的文章本身不能达到10万＋，还能赖到我改的标题上？于是记者和编辑就会大吵一架。即使不吵架，双方也会表达严正抗议。经常都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在两个群体之间的协商成为必要且频繁出现，双方开始学习如何判断情境，根据不同情境选择应对策略，时而冲突，时而妥协抑或共谋。一些报纸记者为了让自己的稿子有更多的传播渠道，就会主动和新媒体编辑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Y1描述了双方的复杂关系：
新媒体编辑经常要在群里给我们看预览，看看记者、编辑同不同意这个标题，如果他觉得你太强势，索性就不动你的标题，就拿你的报纸标题发出去。……我听说我们有一些编辑也邀请新媒体编辑吃饭，其实就想多上一点微信，因为没有太多渠道。
冲突和矛盾折射出记者角色认同的分化。有些采编记者表现出清晰的边界意识，他们以新闻专业主义作为判断标准，对新媒体编辑抱有较低认同度，认为他们不够专业。但也有一些受访记者对此并不特别在意，认为都是新闻工作者，只是服务的平台不一样。比如Y1就对这件事很在意，这体现了他对边界工作的敏感：
我始终觉得他们不是真正的采编人员，因为我们是专业主义判断，他们是网络传播的判断，这是不一样的。他们没有采编经验，他们新闻工作的经验其实是不如很多的编辑的。
显然，内部的边界问题给南周的记者带来了困惑，但社交媒体带来的困惑更加深重：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他们觉得做专业性报道尤其是对新闻热点的报道常常会陷入两难境地：
首先体现在选题上。
相较以前，很多并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会因为居高不下的讨论热度而被迫进入南周的选题列表。记者K和记者Y1都感受到了公众在热点新闻上对他们的倒逼：“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太大，大家都在讨论，所以我们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去参与。”“很多都是没有太大新闻价值的，但是公众感兴趣，所以没办法。”
其次体现在时效性上。
严格执行新闻核查的南周在发布新闻的速度上落后于新闻发展的速度，就像记者K说的那样：“那些新闻当事人不再依靠我们发声，他自己申请个公号就可以发声。我们拿不到一手资料，就算我们拿到了，很多时候你也无法核实这个资料的真实性。”专业性流程的自我标榜反而成了做新闻的负担。要介入那些在自媒体上已经发酵的新闻事件，通常面临两重困难：
一是要推翻公众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公众来说常常无法接受。
二是新闻更新速度太快，当专业媒体继续跟进相关事实时，可能早已没人关注。
记者K指出：
新媒体的速度我们确实跟不上了。自媒体带节奏的能力很强，他们已经把节奏带偏了，这时你就面临的压力很大。你要冒风险，把真实情况揭露出去，就会承担很多骂名。……做选题时还要判断三天之后有没有人还在关注，能不能在三天之内拿到更多增量，拿出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并且你写出来的东西正是别人关注的。
专业媒体和自媒体在速度、真实和能力之间的博弈令南周不得不在一些热点事件上选择不发声，记者Y2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内容增量不多，发出来之后只会让水更浑”，而这恰恰是边界工作自我标榜的后果。受访者表示，现在做新闻的压力确实很大，而在这个过程中以往的操作标准是否需要改变，采访材料会不会因此打折扣，都是他们正在思考和摸索的问题。目前他们的尝试集中在两个方面：投入更多人手，研究舆情规律。正如记者Y2所说：“以前是一个人一个星期，现在就是五个人一起。……我们一直在研究舆论的热点到底体现出什么样的规律？舆论热点形成之后，公众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新闻？”
但是这种改变并没有扭转局面，他们将之归因于文本形式与新媒体传播方式的不兼容，但是困境恰恰就在于现阶段无法改变传统的文本形式。记者Y1说：“我们做得很好了，我们采访到了很多独家的信息，但是我们的文章传播效果不好，因为我们发表的是一篇5000字或者4000多字的文章，大家‘看不到’你在写什么。有些媒体专发短消息，逮到一个发一个，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K甚至开始反思“深度”一词的定义：“过去可能觉得深度报道就是长，字数多。但深度是你追踪到的事实的深度，你可能采访到了一个高层，或者接触到距离新闻事实非常近的知情人士，这是你挖掘到的非常深度的真相。所以其实不一定跟字数有关系。”
三、谁在促逼：边界工作失效的原因探究
无论是主动采取变革行动，还是试图保留传统，上述专业媒体的边界工作实践似乎都陷入了困境，而且它们并不仅仅是个案，它们的遭遇颇具普遍性。
从新闻史的角度来看，每当新闻业遭到质疑的时候，边界工作屡屡有效捍卫专业新闻业的声誉和地位，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边界工作。那么，面对社交媒体的冲击，通过边界工作来确立专业媒体的地位，为什么没有一如既往地获得成功？
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者吉尔因曾经用各种案例来说明科学边界工作的三种类型：
一是扩张，即强调科学的阐释力，从而占有被非科学人士所占据的领域；
二是驱逐，即给竞争者贴上“不专业”和“业余的”标签并将其逐出专业领域，实现权威和资源的垄断；
三是保护自主性，将责任归咎于“不合法”的入侵者而保障本领域的自律。
新闻谈不上是一个科学领域，但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跑马圈地的行为。根据威伦斯基对职业到专业需要经历的五个阶段——努力成为专职或全日制职业，建立起训练学校，形成专业行会，赢得法律支持以获得自主性以及公布正式的道德准则——的划分，我们大致可以认定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强调客观性的新闻专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
而这一过程的完成，使新闻业的边界工作得以完善。所以黄旦认为：“后来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以及组织理论等等对‘客观性’的严厉批评，虽不无道理，可也未必批到了点子上。因为这是新闻业作为一个职业或专业所需要的，提出‘客观性’包括要达到的目标，都与其职业特征有关，而与其他各种学科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以及所遵循的习惯思路，均有较大的区别。”
可见，客观性、公共价值等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提出，只是为了确立新闻业的合法性及其边界。而舒德森将客观性说成是“风中的芦苇”，也是同样的意思：在学理上“客观性”未必站得住脚，但在新闻边界工作上它却很有用，因此每当新闻业遇到危机，“客观性”和新闻专业主义总能派上用场。
回顾新闻社会史，新闻专业主义遭遇过一战和二战带来的整个思想界关于客观和真相的失落，也要时刻面对权力和资本的持续性他律。但专业媒体机构通过各种方式修改、强化，努力维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地位。这使得专业媒体坚信，纵使实践变化无限，只要新闻机构适时地做出调整，就能够维系它的生命力。当下专业新闻机构的自救努力亦是遵循这套逻辑：通过对自身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和相应的边界工作，将威胁自身的力量从新闻场中赶出去，并形成自身的壁垒。
然而新媒体时代，历史似乎没有重演，新闻边界工作不仅在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似乎在实践中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越强调“专业”，好像越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但是专业媒体如果放弃边界工作，那么它可能消失得更快，所以除了依赖强调专业性的边界工作以外似乎别无他法。正如访谈中一位记者Y1发出的感慨：“大家都觉得专业主义没有必要了，但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原则来工作，对吗？”时至今日，新闻专业主义早已被抽空了实际内涵，却又必须存在。
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从多个视角展开分析和探讨。有学者从理念出发，接连发出捍卫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声，也有研究取径实践维度，专注于记录当下新闻机构的内容生产和专业记者的生存状态。但是，放在边界工作的框架中，这些解释和分析都显得苍白无力。按照吉尔因的说法，专业媒体是在忙着驱逐竞争者和保护自主性，可自媒体却在扩张，自媒体也在做边界工作，它们的任务目标是融合和模糊边界。
“边界工作的过程并不只是划分边界而已，有时也是对现存边界的模糊，可称之为合界”。边界与合界的矛盾极大地抵消了专业主义在边界工作中的有用性。所以，吴飞等学者的呼吁只能被看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种无奈之举。
但是，同样是边界工作，自媒体在扩张，专业媒体在捍卫，为什么专业媒体却处于被动呢？这恐怕就得到更大的社会框架中寻找答案了。
专业媒体之所以能稳定运行，来自大众传播技术体系及其基础设施的支持。按照法国学者吉尔的技术体系理论，大众媒介所依赖的印刷技术和电力技术同属于工业技术体系，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则属于信息技术体系。
信息技术体系较之工业技术体系不是工具迭代般的更新，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技术体系。每一种技术体系都有具体的技术形态，报纸、广播和电视是工业技术体系的具体形态，从web1.0的网站到移动社交媒体则是信息技术体系的具体形态。这些具体的技术形态同时又需要在各种不同层级的技术支持之上才能得以运行。
报纸需要印刷机器、纸张、油墨、交通工具等的支持，广播电视依赖电力、电缆、信号接收器、收音机、电视机。而互联网则基于无线网络、5G通信技术、通信基站、智能终端等技术体系，并将自己转化为一种信息基础设施。报纸、广播和电视无论怎样发展，它们还只是工业技术体系下的渐变，但互联网登上历史舞台，则是技术上的突变和质变。
自从专业新闻业登上历史舞台，经历过很多新媒介的登场，但还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一种新媒介快速崛起，成为所有其他媒介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断裂，由此引发的突变引人瞩目。正如彼德斯所说：“过去20年来，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催生关注的原因有多个，包括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大范围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冷战期间建成的大型技术系统日益老化以及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的这一大型网络的建成。
当一种改变社会基础设施的新型媒介技术出现，就会彻底消灭原有媒介生存的物质性条件。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兴起消解了传统媒体的物质终端。看报不再是手握新闻纸阅读新闻，听广播、看电视也不再是扭动收音机或电视机的开关，所有传统媒体的接触与使用行为都逐渐被统合在智能手机中，被转化为数字文本，实体被迫退场，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都被迫转为数字流量，与社交媒体的运行逻辑合流。
与此同时，新媒体消解了传统媒体的物质传播网络。像报纸这样的传统媒体由新闻机构送到读者手中需要包括印刷厂、交通工具、报刊亭等行动者的协作，它们持续性连接为庞大而稳固的物质传播网络。
但是，新媒体的数字传输不仅使得这些物质传播网络失去存在的意义，还消解了传统媒体接触和使用行为的实体空间。大众传播时代，公众读报行为嵌入其日常生活之中，公交车、咖啡厅、早餐桌、客厅、卧室这些实体性功能空间成为媒介使用的主要场所，但是，依托智能手机的新媒体因其具身性而消弭了实体空间的功能区分。公交车上可以办公，卧室也可以成为电影放映之地，如此一来，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被全盘清理，只能将自身融入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物质体系中。而这种融入，足以摧毁与社交媒体进行区分的所有边界工作。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大众媒介技术的外部性垄断基础之上，所以一旦当这一基础被彻底破坏，这一理念的正当性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新技术体系的扩张、嵌入和渗透导致自媒体跨界融合来势汹汹，而专业媒体所谓的边界工作或者保卫自主性只是一种态度，在实践中根本没有行动的力量。也就是说，在现有技术体系中，合界的力量远大于分界的力量。所以，指望新闻边界工作再度救场，只能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
四、媒介本体论视角下的边界工作
行文至此，似乎应当对专业主义问题再做一点深入的思考。尽管笔者同意新闻客观性不同于理性主义哲学的客观性这样的观点，但也同意它们二者出于同源，即:
主客体二元论的主体主义本体论。要做到事实与观点的分离，以及去主观性的事实描述，其前提就是存在理性主义的新闻从业者主体或群体。
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背后，是对新闻人主体性的绝对自信，这是典型的人本主义。然而，这恰恰是主体主义哲学最自信但又最无知的一点。笛卡尔想用人替代上帝成为造物主，但导致的结果只是把人的主体性无限放大，从而将理性主义哲学变成了新的神学。
最早系统反思这个问题的人是海德格尔。他很感慨地提到，人们似乎把他们感知到的社会现实等同于存在的本质和真理；他认为这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而是前者将后者遮蔽了。“真理之所以隐蔽，不是因为它被努力蔽盖了，而恰恰是因为——颇为矛盾的是——它被过度丰富的正确性替代了。”追究起来，这种遮蔽的原因就来自于媒介。
海德格尔很早就发现，一旦当任何事物不再出现在语言中，它就是物自体，不具有意义，因而成为非事物。所以，他指出，语言之外别无他物。由此推断，是各种媒介体系建构出了这个世界，建构出了围绕它的逻辑组织起来的社会现实。
受海德格尔的影响，拉图尔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物向本体论。今天这种物向本体论的核心内涵被称为行动者网络理论。
秉持关系与联合的基本立场，行动者网络理论开启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世界观：它高度重视技术、器物、用具等非人类因素在联结社会中的作用，将它们提升到和人类因素同等重要的位置，坚持“人、组织、事物之间的令人惊异的混合”。
社会不是一个外在实体，而是各类异质性行动者之间的相互连接勾描出的持续性关系空间。通过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每个行动者完成转译，确定自身角色和位置，网络结构和运行机制得以生成，行动者网络得以维持稳定运转。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因素的能动意义不言自明，但技术、器具等物质要素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连接与转译角色。人类行动者通过非人类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产生关联，非人类行动者凭借其独特的物质性也在其中不断地调适与规定着行动者网络的机制和结构。当有新的行动者加入或原有的行动者退场时，网络原本的平衡状态便被打破，行动者之间原先的稳定连接面临调适，以达成新的融合与稳定。
在拉图尔看来，一个行动者网络的构建需要经过“问题界定”、“招募成员”、“兴趣激发”和“简化并置”等环节，各类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被吸纳进网络，完成转译和角色界定后，建立起稳定的网络结构和运行机制，最终构成一个持久运转的异质性整体。行动者网络成为社会联结自身的主导力量，它塑造连接的新方式决定了社会的新形态。
行动者网络理论让我们看到，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既不是一套稳固的、客观的、“没有人会想到要去怀疑的确凿的‘事实’”；亦不是傲然挺立，与媒介物质体系完全独立、分裂的存在，相反，它只是一个时代技术体系的产物。
一旦当互联网基础设施以新媒介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它在短时间内以无法明察的方式快速重组了新闻领域的游戏规划，人们才突然意识到，新闻业并非天然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而且以后也不会一直听命于新闻专业主义。
不仅如此，物向本体论也同时将“我思故我在”的主体主义哲学打下了神坛，任何经由人创造出来的边界工作，都不全是主体的功劳，甚至并不主要是主体的功劳。
互联网基础设施将公众和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全部卷入这个新型行动者网络，所以这种力量是以合界为主，分界为辅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化的环境中。在这里，存在者与存在之间的差异，以及存在者层次与存在论层次的差异，都变得模糊了。”日常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全部在新媒体网络中展演。新型行动者网络打破传统的传受二元对立，赋予公众传受共同体的身份，用户而非受众成为公众的新角色。
与此同时，网络中的各类行动者也完成了彼此之间的转译：
一方面，在社交媒体对公众的转译中，前者强化公众的圈层知识，为公众招募更多相似的人进入本圈层。它置换了大众传播时代由专业媒体输送的单一的公共利益目标，而发明了新的日常生活目标，隐秘地完成了受众的兴趣转移。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强化的日常生活知识又对用户彼此之间的转译产生了强烈影响。一些自媒体用户依靠新鲜有趣的知识成为头部网红，收获巨大的资本回馈，吸引更多自媒体效仿。普通用户利用朋友圈和微博等个人空间展现生活、联系情感。多元的日常生活取代单一的公共利益成为社交媒体行动者网络的知识类型，也成为媒介化社会主导的文化形态。
对整个社会形态进行全面改造的新型行动者网络很快向专业新闻业施加了巨大压力。在合界工作的作用下，社交媒体以公众汇集的流量漩涡重组了预先给予传统新闻网络的社会形态，以数字化的传播形式消解了专业新闻行动者赖以生存的物质网络，以日常生活的知识形态淹没了新闻专业主义严肃和理性的新闻生产。
综上，财新和南周等专业媒体所强调的边界工作之所以效果有限，并不是因为行动主体不够努力或者专业理念落后，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太强调“专业”分野。他们都挣扎在同一个悖论中，即他们越是强调专业就越是远离现在被算法组织起来的阅读群体；而且，这又是一个反向悖论，如果他们放弃专业，也还是会远离现在被算法组织起来的阅读群体。很多人呼吁我们需要更高质量的信息和新闻，但在实践中数字化技术的眼睛看不到这一点。如果站在主体主义本体论的角度看问题，人们就永远不能理解技术的逻辑和技术的行动力。
从海德格尔到拉图尔，一种新的本体论———媒介本体论呼之欲出：它反对以主体为天然的中心和起点，而是以媒介为起点，强调媒介的联结性和生成性，建构了存在着的社会现实。
从这种媒介在行动的角度去看，就可以理解被媒介化的对象所处的困境。只有不停地追问研究对象被置于何种媒介物体系之中，又受到何种媒介逻辑的支配时，我们才能摆脱主体主义哲学带给我们的世界观。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把研究的问题转化为：在这个合界的媒介技术体系中，什么才是新闻，什么才是专业的新闻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