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乐队》的旧情怀与新面向

说是致敬也好，追忆也罢，作为一部拼盘电影，《七人乐队》难掩几位导演对香港在地文化书写时的怀旧倾向，试图将香港发展几十年间无形中所传递出的“香港（电影）价值”通过小篇幅的影像凝练出来，作为此刻对彼时的追望。几部短片分别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以十年为跨度将不同时代下的港人生活通过不同风格进行展现，以过往的时空维度为参照，反而把香港的当下性逐步映衬出来，成为对香港电影略带唏嘘的总结。

以时间为线索架构影片，并回归胶片拍摄这一行为本身就带有怀旧色彩。七部短片中，除了徐克导演最后的《深度对话》外，皆在时空的压缩下存在着浓重的怀旧意味。《练功》以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笔触描写了功夫学习的师徒制和师门内严苛的惩戒规矩，并在洪金宝的一句“往事只能回味”中弥合时空，直白地完成对回忆的诉说。《校长》中对质朴善良的师者形象的刻画以及末尾直接地悼念行为，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过去的缅怀。

《迷路》更是将代表“过去”的父亲丧生在意为“现在”的香港街头作为片中不断对比出现的新旧香港街头景观的结果。怀旧成为影片《七人乐队》一个基本的底色，充斥着香港影像的过去与现在。但怀旧不仅仅作为一种复现集体记忆的美化行为，伴随怀旧同时发生的往往还存在着对当下现实的不满足，在怀旧背后是以“现在”为主导的支配。学者黄玮杰把怀旧视为一种欲望-幻象的构建，以此应对“过去”与“现在”之间连续性体验的断裂。[1]强烈的怀旧情感首先在时间上指向了过去，行动上构成一种回溯。尤其影片以洪金宝导演的《练功》开篇，自然勾连起香港电影辉煌一时的功夫片和武侠片，甚至黑帮片和警匪片，引发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回忆。而在今天，这一类型已失去了当时令其走红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条件，留在了商业与情怀层面，难以复刻，洪金宝等一众香港老牌明星面孔的再次出现已超出了单纯的演绎行为，而变成了时代的标志，其间的变化流转不可谓不是一种断裂，皆使这从始至终的主体表达构成了影片。

除了显而易见的怀旧情感，怀旧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体，在进行着从一而终的找寻行为，找寻对象从具体到抽象，支撑起怀旧的具体内容。从《功夫》中的记忆开始，找寻的对象是昔日求学时的快乐与教训，具体且明确，并以个人视角介入其中。由此，找寻的内容一点点变得抽象、公共。《校长》还在延续学生的身份进行童年的追忆，《别夜》和《回归》已经走出个人话语，在移民语境下进行爱情和亲情的沟通，找寻由跨国身份带来的问题的化解。《遍地黄金》也在找寻，找寻的是世纪初整个香港膨胀的社会经济，一个遍地黄金的年代。至此，找寻行为的方向还朝向外部，而到了《迷路》，已有了向内的趋势。

《迷路》表面上是在找妻儿重逢的路，实际上是对当下香港主体性的找寻。电话里指向模糊的目的地、晃动的镜头、街头大量作为群像背景存在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新旧香港的比较、禁止抽烟的警察，大量现代城市与文明的产物的展现阻碍着父亲找寻妻儿团聚的道路，而曾经熟悉现在却倍感陌生的香港街头却因他的“过时”而将其扼杀，宣告找寻的失败。“新”香港与“旧”香港在接洽时出现了断层，过去寻找现在，寻找的是主体存在其中的方式，失败的结果宣告主体自身独立性的撼动，对自身存在产生了迷惑。找寻的对象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放大香港的文化意义。

《深度对话》中两个最终的病人主体性的迷失尤其点明了困局。医生与“病人”身份的几次转换彻底模糊了对谁是病体的判断，而在几位导演的大名之间变成了对香港电影发展状态的疑惑。香港文化本土性的追寻一直存在于香港导演的影像中。张英进在《影像中国》中评述《重庆森林》里的警员663是在寻找新的自我，将空间的变化变为自我重建的过程，香港也在其中完成了对自身的定义。如今香港电影定位自身的主体找寻行为依旧存在，只是更换了参照对象。就像《深度对话》中围观实验的观众，视点的转化间亦在发出着自己的判断。

怀旧行为的主体是现在，现在作为过去时间的支配者重塑着那一段集体记忆，并回过头来面向未来未知的新时间。《七人乐队》在怀旧之余也在表达面对现在甚至未来之香港的态度。似乎也只有当这些走过一个辉煌时代的香港影人再次立足当下，追忆那些属于他们个人的、裹挟于时代中的辉煌时光，在“旧”的死去、湮灭并延续重生后，关于香港的影像书写和主体找寻才进入到一个新的语境。 [1] 黄玮杰.当怀旧成为商品——逆托邦及其批判[J].山东社会科学,2020,(12):10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