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现在有些资本家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心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定会出懒汉。在有觉悟的劳动人民看来，这固然是杞人之忧，不堪一驳；但在头脑里还有一块生长个人主义思想土壤的人，对此一说却颇感兴趣，并且还以己度人，以为别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会懒下去。他们说：“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的”；他们说：“人的欲望无穷，按需分配将会乱成一团。”他们说：“一个人肯努力工作，总要有一种刺激，例如名誉、地位、等级……等等，如果这一切斗没有了，谁还肯努力工作？”……种种说法，不一而足。我们很有认真加以讨论一番的必要。

以为共产主义社会必出懒汉的人，总是把懒惰当作一种和社会条件无关的人类共性，好像人生来就是有一种好逸恶劳的懒惰脾气，只是因为自己吃得好穿得好或有名利的刺激，才肯被迫地参加劳动，此二者一去懒惰就必然来了。他们自己头脑中是这样想的，就推己及人，以为别人也是这样想的。他们没有了解到，正是他们自己头脑里这种观念，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夏虫不可以语冰”，如果不改变这种剥削阶级对劳动的看法，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有觉悟的工农就从来没有担心过什么懒汉问题，因为他们自己就没有“好逸恶劳”“按酬付劳”这种想法，推己及人，就自然觉得共产主义社会里，大家一定都把自觉的劳动当作生活的准则。

我们要公开地坦率地向“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者说：懒惰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共同人性”或“人类性格的弱点”——如果有人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当做是“人类性格的弱点”一样。懒惰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习惯，少数劳动人民中间的懒惰习气是受了剥削阶级厌恶劳动观念的影响。你们说共产主义必出懒汉吗？恐怕你们自己对不劳而获就还有些羡慕吧！有一位先生想象共产主义社会说：“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过资本家的生活，每天只工作半小时，剩余下的时间各人按自己的兴趣去玩，没有什么约束，钓钓鱼，抽抽烟，一张沙发，一壶热茶，一盆点心。其乐赛神仙，人间天堂，此之谓也。”——这完全把共产主义社会设想成一个懒人的社会了。如果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过资本家一样的生活，我们要别人做资本家就行了，何必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影响？实现共产主义，何必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的，未来的物质生活水平会超过资本家。但共产主义的生活永不会成为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生活，艰苦朴素仍将作为一种美德。共产主义的高度的物质文化水平和高度自觉的劳动是永远不能分开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是提高，共产主义的劳动者越是觉得为大家劳动得更好一些，是多么的幸福，光讲享受是多么的可耻，离开了共产主义的劳动而谈共产主义是一点都不懂得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质，也不懂得幸福美满生活的实质。至于把共产主义社会想象为无政府主义，那也是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空想。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纪律和自由的关系的共产主义的方法，舍弃哪一面都是不行的。现在有些人按照自己个人主义的愿望用无组织，无领导，无集中的无政府状态来歪曲共产主义，我们要注意。

把话说回“懒汉”上来。从猴子(科学的术语叫“猿”)变成人就是因为劳动。人为什么会有一双手呢？不是为了数钞票，不是为了躺在沙发上去拿“一杯热茶”；在猿猴时代大概是没有钞票，也没有热茶的。手的形成来自于劳动，也正是为了劳动。手不但是劳动的器官，他还是劳动的产物，如果我们的老祖宗是懒汉，大概就没有我们这些子孙了。所以劳动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第一个和最根本的特点。也是人类其他方面能够发展的根本条件，只要是人就应该劳动，就应该把他的两只手使用在劳动上。在原始公社制的时候，没有剥削，没有私有制，没有劳心劳力的对立。人就没有懒这个观念，生活在原始公社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生活当然很苦。但不知懒惰为何物，生活中没有不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就不可能出现一批“热爱”懒惰的懒汉，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后来有了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产生了剥削和劳动的对立。才出现了懒汉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懒惰，民间故事中才出现了各种讽刺懒汉的形象。劳动人民中间少数的懒惰习气，正是由于生活中存在着一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寄生虫而来的。

中国人民是勤劳而勇敢的民族。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开辟中华国土，创造了古往今来的历史。封建社会中最懒的是穷奢极宜的地主阶级和大商人，这一点是封建阶级较有见识的人是也承认的。“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的富豪不是天下最懒的人吗？“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从容出入，望若神仙”的那批奇形怪状的大少爷们不是懒到连四书五经这些封建阶级视为“经典”的书也不愿意读，懒到连作诗也要请人捉刀吗？许多皇帝是天字一号的大懒汉，他可以懒到早朝也不做，“春宵苦短日高起”日夜过着他荒淫无耻的生活，有些“放达”之士以懒为风。想以懒散与朝中势力相对，酒与懒常常就合而为一。即使诸葛亮，在隆中高卧之时也何尝不带些懒气，鞠躬尽瘁，是在他做了刘备的军师之后。俄国岡察洛夫创造出一个奥勃洛摩夫，可谓集地主阶級懒性之大成。他懒到根本不想从床上爬起来了。千事万例,不都說明了“好逸恶劳”是剝削阶級的一种性格;而决非什么“人类共性”嗎?而懒的根本原因是脱离生产劳动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心在剝削，家財万貫，飯来张口， 衣来伸手,人就必然懒起来。地主阶级是如此,资产阶級也是如此。资本家有了洋房，懒起来可以躺在沙发上数钞票。有些资产阶級知识分子所猬“自由化”的生活,其实也是一种懒，他們总希望生活不要太“紧張”,不要集体化，也不要战斗化,留出时間可以“懒"下,懒得舒服一些,一个人整天躺在床上打打呵欠，念念唐诗，“其乐赛神仙”，和劳动人民生活绝缘...由此看来，彻底消灭剝削阶級和剥削思想，逐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共产主义,正为了消灭作为一种社会現象的懒汉，怎么反而說共产主义要出懒汉?黑白颠倒,岂不妄哉!

肯定地說，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党悟能够极大的提高。这需要相当长的时問,要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經过许多次的思想斗争，但一定会做到。在人民內部,是自觉地改造，通过参加劳动和批評，克服各种輕视劳动的观念。在此过程中，少数有懒汉思想的人，将会根本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由于他生活方式改变，他的思想也必然会或快或慢地改变。对于反革命分子及杀人犯、盗窃犯、骗子、流氓...及其他坏分子,則是强迫他們劳动改造,他們要經历一个从强迫到自觉的过程。花岗石头脑的人自然也会有的，这极少数死守住头脑子里白旗不放的人,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

可以想像一下;多少年之后,全中国人民都已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新人，生活中没有一个非劳动者。从这样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就参加生产劳动,他們把劳动和学习、吃飯一样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就同不吃飯要饿肚子一样，不劳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他們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自觉地忘我地为社会劳动,根本就不知“名誉， 地位”之类为何物,不知私有制为何物,也不知“懒汉"为何物。如同他們只有从博物館中才能見到老鼠一样，他們只有从历史、文艺书中才能看到懒汉的形象。他們的“欲望”就是创造性的劳动，他們感到最大的幸福就是用劳动为人类創造新的财富，使別人得到更多的幸福。一在这种情况下，懒汉不是就被彻底消灭了嗎?“南海圣人”康有为也很怕共产主义出懒汉,他在“大同书”中設想共产主义社会中有“四禁”,“第一禁懒惰”，这是因为他不知道那时候的人是有共产主义党悟的人，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也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条原理。他究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不理解一种社会現象产生和消灭的必然性。

当然,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以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切矛盾都沒有了。那时也还有先进、落后的矛盾,还有劳动得較好与較差的人,还有思想斗爭，还有发展,还有变革，还有革命。然而在集体生活中,形势逼人;任何一个落后的人都不可能长久停留在落后状态做“懒汉”,集体的力量,思想、道德的力量，是这样巨大，很快会逼迫落后的人走向进步。在“兄妹开荒”中,妹妹一唱“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床作懒虫?”哥哥立刻就拿起锄头上山岗了。这还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何况共产主义?.可见，作为一种社会現象的懈汉,到共产主义社会里是肯定消灭了。

这样,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的“懒汉”,也将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而消灭。从月前看,自觉的忘我的劳动态度,作为共产主义精神的一个方面,正在大跃进中飞速地成长起求。这里我們得到的唯一正确的結論，正如少奇同志所說的是:“只有彻底实現共产主义,才能彻底消灭懒汉。”——和“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論者针锋相对,完全相反。

1958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