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客丛书》 宋 王楙（三十四）

白蛾蔽日 《汉纪》说“白蛾蔽日”，颜师古注解说“蛾，指蚕蛾，音为五河反。” 我个人认为蛾，在古时候是蚁字，在经史记载文里面多将蛾读为蚁，比如《礼记》里的这句“蛾子时术之”就是将蛾读为蚁。 《萧何传》的“发纵指示”，注解说“子用反，就是解开放纵。” 我个人以为这个纵即是踪字，汉朝的碑文纵就是踪，比如郭鲁二碑，说“有山甫之纵，比纵豹产。”踪就是纵。而且李德裕这句话也可以作为验证，他说“酇侯指纵对诸葛心化，以内展指纵对外施武力。” 贱子具陈 杜子美的《上韦左丞诗》说“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亢观国宾。”此诗沿袭鲍昭的《东武吟》意趣。鲍昭说“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 杜子美之前应休琏也曾经作诗句说“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与杜子美同时代的王维也有诗句说“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否”。古时候有诗句说“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 杜诗合古意 阮籍的诗句说“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杜子美有诗句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 鲍昭的诗句说“昔如韝上鹰，今如槛中猿。”杜子美有诗句说“昔如水上鳞，今如罝中兔”。 庾信的诗句说“细{竹巨}缠钟格，圆花钉鼓床。”杜子美有诗句说“绣段装檐额，金花帖鼓腰。” 鲍昭的诗句说“北风驱雁天雨霜”，杜子美有诗句说“驱马天雨雪”。 沈约的诗句说“山樱花欲燃”，杜子美有诗句说“山青花欲燃”。 杜子美的诗句与古人的意趣往往非常契合，注解都没谈到这点。 再比如，杜子美的《鹰诗》这句“侧目似愁胡”，王原叔引隋魏彦深的《鹰赋》来说明，但他也不知道这句“状似愁胡”，其实是出自晋孙楚的《鹰赋》。 杜诗的这句“速令相就饮一斗”，大家一般都会引鲍昭的“且愿得志数相就”，来证明说杜子美诗中“相就”这一词是有来源的，却不知道其实是“相就饮”，这三个字出自庾信的诗句“野人相就饮”。 还有杜子美的诗句说“巡檐但{木糸}梅花笑”，“梅花笑”这三个字，可在隋炀帝的诗中找到。 “市桥官柳细”，诗句中的“官柳”，可以读晋《陶侃传》。 前辈皆讲“老杜的诗句无两字无来历”，黄山谷也说“老杜的诗、韩退之的文章，没有一个字是无来源的。”前辈的这些说法，我相信！ 白用杜句 杜子美的诗句说“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李白的诗句说“靖节先生尊长空，广文先生饭不足。” 杜子美的诗句说“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李白的诗句说“眼前无俗物，身外即僧居。” 杜子美的诗句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李白的诗句说“旧语相传聊自慰，世间七十古来稀。” 征有二义 征有两个意思，一是征行，一是征伐。文字中还有东征、西征不同的取名，不可不认真对待。比如曹植的《东征赋》，崔隖、徐干的《西征赋》，班固、傅毅的《北征颂》，这些皆是指征伐的“征”，不是征行的“征”。还有袁宏、班昭的《东征赋》，潘安仁的《西征赋》，张缵的《南征赋》，班彪的《北征赋》，这些皆是指征行的“征”，不是征伐的“征”。现代人没去仔细琢磨，总以为是一个意思，这是过失啊！ 古乐府名 唐子西说“古时候乐府的命题，皆有统一的意思。后辈用乐府为命题的人，应该代入其中而作词，比如以《公无渡河》这个命题，应该作妻劝止她的丈夫的词，李太白所作的《公无渡河》，或许有失命题。” 我个人以为后代人所作的诗词，已经离古词的原意很多了，不止这一处。比如汉朝的《铙歌十八曲》中，有《朱鹭》、《艾如张》、《巫山高》等词，后来的作者往往失去本意。 说下《朱鹭》吧，根据《乐志》，殷人所造作的建鼓，有鹭栖息在上面，取鼓声上扬。或者说“鹭，是鼓的精灵。”或有人说“《诗》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说古时候的君子，悲叹周朝衰败，颂声息，在鼓上装饰鹭。”虽然说法不统一，但可知这里说的“鹭”是鹭鸶的“鹭”。之后宋何承天作《朱路曲》，这里变成路车的“路”，已经完全失去本意了。 再说《巫山高》词，根据解题是说“古词言江淮水深，无梁可度，临水远望，思归而已。”后来齐王融这帮人作《巫山高》，竟然夹杂阳台神女这些事，已经没有原本的意思了。又《艾如张》，艾与刈同如训，古词的意思是指“刈而张罗”，到了陈，苏子卿作的词，却说“张机蓬艾侧”，将“艾”当作蓬艾的“艾”。 这类的事，不止一处。 李杜诗意 杜子美的诗说“子规夜啼山竹裂”，武元衡的诗说“子规夜啼江树白”；李贺的诗说“雄鸡一声天下白”，温飞卿的诗说“碧树一声天下晓”。是沿袭古时候的诗《鸡鸣歌》，歌面说“汝南晨鸡登坛唤，月没星稀天下旦。” 杜子美的诗说“孔丘盗跖俱尘埃”，杜牧的诗说“尧舜周孔皆为灰”，是沿袭《南北史》里和士开的话，他说“自古帝王，尽为灰土。尧舜桀纣，竟复何异？（大意：古时候所有的帝王，都已经化为尘土了。尧、舜、桀、纣，你们有区别吗？）” 灵运得句 《石林诗话》说：谢灵运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句之所以工整，是因为作者无作诗心，猝然与景物相遇，而生出的章句，没有一丝一毫雕琢，所以非一般情感所能做到的。 我个人以为，谢灵运在西堂作《登池楼诗》，几天过去了竟然还没完成，某天睡觉时梦中见惠连而得到这句，于是将《登池楼诗》完成，不是什么登楼时仓卒对景而写的，所以，所谓的猝然与景物相遇，在无准备的情况下成章，我觉得恐怕不是这么回事。古时候的诗人作诗，不像现代人牵强辏合，他们的诗句得来自然，假设此时想不出相契合的句子，便不肯成章。谢灵运这句因为在梦中而得来自然，所以很珍贵。 司字作去声 《容斋随笔》说：白乐天喜欢将“司”这个字作入声读，比如他说“四十著绯军司马，男儿官职末蹉跎”，和“一为军司马，三见岁重阳。”里的“司”字便是作入声读。他还将“相”作入声读，比如“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就是作入声读，因为他在“相”字下面注解说“思必切”。将“十”字作平声读，如“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绿涨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里面的“十”字作平声读。将“琵”字作入声读，如“四弦不似琵琶声”，里面的“琵”字作入声读。武元衡也有句“惟有白须张司马，不言名利尚相从。”里面的“司”这个字作入声读。 我个人以为二诗里的“司”字不是入声，是去声才对。读白乐天的诗句，他没对“司”作注解，《广韵》里面没收录入声，在《集韵》有收录作去声伺字韵，说“司，是主的意思。”我读《西汉 叙传》、《文选》里面的“司”字皆作伺字协，有理由认为诗句是将“司”字以伺字韵用。 而“琶、相”字，洪迈认为作入声，这说法是对的。白乐天的诗经常用到世俗语，比如枇杷的枇、蒲萄的蒲，也是协入声。再有请召的“请”协平声，谅暗的“暗”协去声，这类的例子非常多。 他有诗句说“况对东溪野枇杷”，“烛泪粘盘絫蒲萄”，“燕姬酌蒲萄”，里面的“枇”“蒲”皆是协入声。 又说“当时绮季不请钱”，“商宗谅暗中”，里面的“请”“暗”是协平声、去声。 我个人又再考究，发现不单白乐天的诗句如此，唐朝很多诗人都这样用字，比如张祜的“生摘枇杷酸”，“宫楼一曲琵琶声”。姚合的“每月请钱共客分”，张文昌的“锦江楼下三江流”，也是皆随其律而用之。 颜延年五君咏 《潘子真诗话》说“颜延年的《阮始平诗》有句‘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这是说山涛三次向朝廷举荐阮咸任吏部郎，但武帝不准。荀勖一挥，便将阮咸贬为始平太守。 我个人以为颜延年的赋，是有目的的。徐羡之很讨厌颜延年，想办法让他去始安任太守，谢晦对延年说“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为始安，可谓二始。（大意：以前荀勖很怵阮咸，将他贬到始平郡。如今您到始安任太守，二位真可称为二始啊！）”颜延年后来再次因为刘湛，而出任永嘉太守，当时的他实在是满腔的怨恨，确实太气愤了才作了此赋。向注只说“延年为人疏旷，刘湛向朝廷进言，延年被贬为永嘉太守。”没再说其他的，这说明这个注解不了解其中的深意。 再比如颜延年作《阮步兵诗》，那当时延年正带兵，因为酗酒，被贬职，这遭遇与阮籍一样。他所咏的这五位君子，皆结合自己遭遇。 展江亭语 《西清诗话》说：许昌在西湖建造展江亭，竣工后，宋元宪在亭中题诗，其中有句“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大家以为这句旷古未有，但这句原本出自五代，马殷在潭州时，他建明月圃，徐仲雅题诗，其中有句说“凿开青帝春风圃，移下姬娥夜月楼。” 我个人觉得不止，读唐朝沈彬的《望庐山诗》，有句“压低吴楚淆涵水，约破云霞独倚天。”，前面所说的那两诗句，也是这个意趣。皮日休的《潺溪洞诗》，也有这么一句，说“敲碎一轮月，熔销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辈的马诗用到“著鞭”，大多引用《刘琨传》里这句“祖生先吾著鞭”的意趣。比如黄山谷的诗句说“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任渊的注解说确实是引用了《刘琨传》。 我个人以为大纲言著鞭而已，不一定是用在马上。之前二字曾经是对马而说，像《三国志》，蜀国何祗对杨洪说“故吏马不敢驶，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局限于自己的所见，而推究不广，觉得应该就是如此。 再比如前辈的《蛙诗》用“聒耳鸣事”描述，人们大多引用梁武陵王坐在池亭，池中蛙鸣聒耳，武陵王说“殊废丝竹之听。”或者引齐孔璋的事，认为比梁还早。 我个人以为都不对，可在《周礼》见到，《周礼》里面这句“蝈氏掌去蛙黾”，注解为“聒入耳”，后面的所有说法都是源自这里。《谈薮》认为是讲孔圭，《续释常谈》引用此来证明聒入耳是出自于此，事实不是如此。 李习之为郑州 《贡父诗话》说：唐朝文人李习之不会作诗，郑州挖掘出来的石刻，里面有郑州刺史李翱等等，这是另一位李翱，不是李习之。因为在《唐书 习之传》，没说李习之在郑州。王深甫作《习之集》收录了这首诗，说明他不明真相。 渔隐也以为，李习之未到郑州任刺史。 我个人以为诸公没仔细考究啊！在郑州任刺史的，的确就是李习之。李习之任郑州刺史这件事，史略是没记载，但在《僧录》中却说得很详细，里面说“翱正元十四年登第，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权职方员外郎，授考功员外郎兼史职，出为朗州刺史，太和初，入为谏议大夫，寻以本官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以谬举柏耆，左迁少府少监，俄出为郑州刺史，五年，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御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征为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中卒。（大意：李翱在正元十四年登第，最先任校书郎，三次升迁后任京兆府，而后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权职方员外郎，然后授考功员外郎兼史职，到朗州任刺史，太和初，回京都任谏议大夫，同时以本官加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因为谬误举荐了柏耆，被贬职为少府少监，不久便到郑州任刺史，五年，任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八年调任刑部侍郎，九年，转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最后死在会昌。）”说得很详细，而《唐书 习之传》只说“始调校书郎，元和初，为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再迁考功员外郎，除朗州刺史，召为礼部郎中，出为庐州刺史，人为谏议大夫、知制诰，改中书舍人，坐柏耆事，左迁少府少监，后迁桂管湖南观察使、山南东道节度使卒。”将《唐书 习之传》和《僧录》相校对，发现《唐书 习之传》疏略了很多，而且记载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李习之去郑州是在桂州之前，《唐书 习之传》没记载，导致贡父以为是另一人，这类的传文误人啊，而且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