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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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自在教室里，用电脑放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时我对古典音乐没什么欣赏力，贝多芬对我来讲仅仅是远方的名字。我在周末用一个多小时听完一个作品，仅仅是出于一种荒诞的仪式感。听完后，我在学校里散步，看到黑得发紫的天空，树杈的轮廓在黑夜变得模糊，影子仿佛在天空中流动。高中时候，家庭变故与青春期的荷尔蒙交织，我过得并不快乐，听音乐是我为数不多的消遣。我偏爱阴暗、另类、痛苦的音乐。抑郁黑金属（Depressive Black Metal）、天启民谣（Apocapyptic Folk）、黑氛围（Dark Ambient），还有其他许多奇怪的、听起来不像音乐的名字。我能很快在痛苦、挣扎和撕裂中找到共鸣，那时我认为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现在看来不免过于幼稚而固执了。我在济南的郊外住校，附近是机场，飞机时常从空中呼啸而过，闪烁的尾灯让人幻想未曾到过的城市和森林。在一个周末，宿舍管理员忘记了锁门，我逮住空子，半夜激动地跑到操场看星星。但天上没有星星，空气污染让夜空变得单调而缺少层次，仿佛一眼就能看透。我好像看到一个不耐烦的人对我说：“告诉过你了，没有就是没有！” 我改变主意，打算等一架飞机，但飞机也迟迟也没有来。一个人在镜中，在水里，世间万物都走在他的反面。我突然觉得生活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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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德堡的街上，穿过咖啡店、旅行社和杂货铺。午后阳光正好，风让人感到凉爽而清醒，但不至于裹紧外套。我走在街上，不觉得困倦或疲惫，没有目的也没有限制。只要我愿意，可以随时停下脚步、拐进一家咖啡厅或者搭公交车回家。一切如此舒适，我突然感觉到我过去、现在、未来或者都是为了此时此刻。我还年轻，对人生有无数美好的幻想，可以抬头盯住太阳，或者沿一条路一直走下去。那时耳机里在放Dire Straits乐队的歌，应该是《Brothers in Arms》或同名专辑里的哪一首，可能是《Six Blade Knife》或者《Walk of Life》，具体记不清了。我觉得双脚轻快有力。那是六七十年代洋溢着舒适、惬意与发自内心的乐观主义的音乐，并不仅仅描述金钱和快餐爱情，而关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真切体验，与九十年代后加了工业糖精的流行音乐大为不同。我记得我在海德堡一家二手唱片行买Dire Straits的专辑，老板指了指裱挂在墙上的演唱会门票，开玩笑说：“我也是他们的歌迷，他们的专辑我不买”。然后又拿出几张黑胶让我挑。我不买黑胶，因为没有机器，但我不想空手回家。最后我买了几张Charlie Parker和Miles Davis的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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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在海德堡一个咖啡馆遇到一个德国老嬉皮。年纪五六十岁，穿一件T恤，上面印着“fuck free hugs, we want free drugs”。不知道他具体干什么工作。他自称没读完大学，因为“我太聪明了”，大学课程“是给傻瓜准备的”。他对什么问题都很有看法，角度偏向于戏谑和嘲世，不招人厌。他随身带着一张纸，上面按字母顺序写着自己喜欢的所有乐队，从AC/DC一直列到ZZ Top。每次聊天之前，他把这张纸塞到对方手里，问：有你喜欢的没有？遇到有相同爱好的就聊两句。他说Jimi Hendrix是史上最伟大的吉他手，我故意和他找茬，说我觉得Mark Knopfler（Dire Straits吉他手）才是最伟大的。他很认真地拉着我争论了十几分钟，大多数时间是他在说、我在听。最后我不得不同意他的观点以求脱身，因为我饿了。时间过去很久，我还记得他。可能嬉皮士不论对生活多么敷衍，对摇滚都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