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时写同人文，要求全班传阅并撰写读后感，将自己对于爱情与友情最真挚的期待和想象赋予在两个屏幕形象中加以升华。写他们的相遇，写他们的缘分，写他们相互陪伴又彼此理解的每个瞬间，写一段聚光灯下平凡又热烈的感情。所有的一切像是在笔尖被重新创造，人物在自编自导的情节中来回穿梭，在原有的性格基础上，获得更多全新的人生经历与起伏跌宕。在这里，在这些被自由创作出来的文字中，那些由原先剧本所设定好的故事内容被重新编排，光鲜的偶像也可以成为落魄失意的青年，如同等待子期的伯牙，寻找陪伴一生的soulmate。

◼️ “作者已死”。罗兰·巴尔特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中说用户对文本内容的二次阐释与分析，认为那些由作者主导的意义内涵在传播的过程中已然丧失了保持其完整性的能力，所有的文本均构成了一场由读者全然挤占的开放式的意义空间，允许观看者或阅读者自行进行解读，甚至与作者的意义发生争执与抗衡。

◼️ 同人文的撰写实际上就是此种观点的具体表现，通过对角色、人物的挪用和德塞都所言的盗猎，台词与情节的重新编写，粉丝们将凭借对文本内容的不同理解，建构出一处非正统、非官方的情境空间，并邀请与之有着同样喜恶特点的，处于同一圈层、群体中的成员一同参与进来，形成完整的产出与消费的闭合链条，甚至在其中还会自行编写一套专属于该社群的符号系统，例如「不逆不拆」「PWP」「娇妻向」「架空向」等等，由此完成一次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壁垒搭建，形成同人粉丝内部较强的成员凝聚与身份认同感，保证「产出-消费」的持续进行。

◼️ 不过，与其他商业性质的文化产出内容有所不同的是，同人文化更多诉求于「快感消费」和「精神体验」。也就是说，文章、视频的作者并不以经济利益回报为根本诉求，其更加关注的是通过二次创作完成对偶像、对影视角色的「朝拜」与「加冕」，在情感需求的作用下，同人文往往更具有个人的想象与理解，同时大多也以免费观看为核心，在其他人的喜爱中实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重写故事的创作快感。

◼️ 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所有的写作均是一时兴起，是对人物与其生平的复刻与故事化润色，也是在阅读过两位学者共同的研究经历后对其更丰富的想象性书写。文章在基于二人的经验之上，引入虚构的采访场景和其他角色形象，只为书写一场，我心中，我所认为的学术拍档与挚友的故事。

◼️ 当然，这篇故事，也是写给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生平纪念。

🌛

03/30/Thu.

那个奥地利来的小子，

I follow him.

@TuTouSuo™️ 

娜塔莎是一个记者，从她的装扮上面就很容易看出来，就像是她的同事山姆正在打趣形容的那样：灰头土脸和意气风发的混合体。

以往这个时候娜塔莎肯定会回以一个完完整整的白眼，但是她今天没空和那位幽默风趣的黑人朋友说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话。因为她今天终于等到了所有记者都梦寐以求的机会——尤其是像她这样刚来到报社没多久的无名小卒，天知道她有多紧张——采访罗伯特·金·默顿。

以至于到现在，她真正坐在默顿面前的时候，仍然有些手足无措。

dame it。娜塔莎心里默默地懊恼：关键时候，你就不能争气点吗？

结果，反而是对面的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来安慰她：“嘿，红头发的小姑娘，不用太紧张，就当是陪我这个老人家聊聊天也好不是吗？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这些事了。要是我突然忘了讲了些什么，你要记得提醒我。”

他直起身来，像是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似的面对着娜塔莎，缓慢地开始讲述起来：

“所有人都认识保罗，他们说关于他的一切，他的家庭、他的故乡、他的学术成就。施拉姆还称他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他绝对是功成名就了不是吗？”

“是的，拉扎斯菲尔德先生的成就无与伦比，而您也一样。”娜塔莎抬起头，从她的方向上看，老人周身被窗外投射进来的一圈光晕所包裹，变得更加温柔起来。

默顿没有接着说，他只是摆了摆手，重新靠回了沙发座椅上，“已经很久没有人再关注他啦，你知道的，他在二十几年前就离开我们了。”他把老花镜摘下，苍老而浑浊的眼睛让他的年龄也无法隐藏。

“如今我和你说的这些，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关注。但是说说也总是好的。”

娜塔莎了然，准备拿出录音笔和采访本时却被老人拦住，“不必做这些，我想你成为倾听者，而不是记录者。”社会学家重新严肃起来。

“你愿意吗？娜塔莎？”他问她。

“当然。荣幸至极。”收起那些准备好的稿子，娜塔莎想，就这样吧，去他的录音和笔记，一场好故事也绝不应该让这些东西打扰。

···

“嘀嗒，嘀嗒。”

下午三点，挂在墙角的钟表突兀地响起声音，像是提醒沉默了许久的老人，那段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故事，是从何时开始的。

“他是从奥地利来的一个犹太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事实。在维也纳，保罗度过了他的前三十年，和他的第一任妻子扬霍达结了婚。青年时，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并且还因为曾参加抗议示威而遭受过短期监禁，你能想象他坐在法院门口当众示威的样子吗？”老人扬起头笑着，“不过这在一个当时主要是由工人和知识分子所在的社会党所统治的维也纳来说并不是一桩稀奇事。同样也是在维也纳，保罗爱上了数字和一些量化的方法，如果用他自己的形容，那就像是'看见一个裸体女孩’能够带给他无穷无尽的快乐。所以应该没有人会惊讶他在1925年——24岁那一年——获得的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后来保罗就在维也纳大学的心理学系担任教员，教授统计方法方面的课程。同时还在教授一些高中的数学和物理，你知道的，像是要混口饭吃之类的。”

“在维也纳大学的日子里，K·比勒和C·比勒这两个教授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保罗帮助他们通过定量的方法去处理一些经验性的工作，包括统计分析之类的。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定量的方法论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在他脑子里生根的。而且听他说，他还因为在弗洛伊德的学生阿德勒的研讨会上讲了些定量的方法论就被赶了出来。所以，他毕生都在追求一种定量和定性方法的结合。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你谈起他的原因。”

“大概是25年的时候。喔，娜塔莎，请原谅我已经退化的记忆，我记不清那些可恶的数字了。你就姑且这样认为吧。在那个时候，保罗在维也纳大学创办了一个名为「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的项目，他确实总是爱搞这些什么研究所之类的东西，就像是39年他在哥伦比亚成立的「应用社会研究局」一样——对了，它现在应该是叫「社会科学中心」。”

“他在那个研究所里帮公司做一些市场调查工作来糊口。他可能是个好的研究者，但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经营者。所以你知道，研究所的经济问题总是很凄惨。不过，保罗终究还是做出了一项还不错的调查，应该是叫「马林塔尔失业研究」，他们通过调查、访谈、案例搜集这些方式得出了「对于失业，个人的反应是冷漠的」的答案，也预示了接下来奥地利被纳粹占领的未来。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就是这个研究，让保罗获得了帮助他来美国旅行资助的荣誉。”

“不过他来美国真正定居之前还是发生了一些小波折的，当然现在的教科书都只会对他为什么来美国潦草地写上几笔原因，例如逃离纳粹避难之类的。但其实最开始他是被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上帝啊，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基特里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32年的时候，他为保罗提供了一份来美国的研究资助的申请资格。但是保罗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当选，所以干脆根本就没有递交申请，结果基特里奇特地打电话过来叫他再次递交申请，如你所见，他来到了这里。”

老人停下来，笑着捏了捏鼻梁，“你看吧，命运有时候就是有这么多你不相信的事情出现，但是也总会有一些人在帮助你。”

“然后他就在美国待了两年，最终因为基金会的资助结束，而且他还没能在美国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不得不回到维也纳。”

“也是这个时候，R·S·林德出现了，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你知道的，他们兴趣相投，都是完全的实用的经验主义者，强调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和我这种理论派真是完全不一样啊。林德在35年的时候帮保罗找到了一份工作——在瓦尔克研究中心担任失业项目的领导人。”

“人生真奇妙不是吗？”默顿向娜塔莎使了个眼色，那瞬间，他好像脱离了年迈的样子，与故事中的保罗一样，像是在壮年、在青年时期似的，对一切都充满期待。

“不过，保罗最后会走向大众传播研究还是得益于那个著名的「广播研究」，大部分的人都叫它为「普林斯顿广播研究项目」。保罗本来不是研究项目的主任的，只是因为另外两位名声在外的研究者——一位是坎特里尔，一位是斯坦顿——太忙了而已，他最后通过林德的举荐获得了这个主任的位置。但是保罗一直不觉得自己是在做大众传播研究，他只是认为这种广播研究能够让他一直崇尚的方法论有用武之地罢了，只把传播当作是一个便利的洗澡盆，在上面可以漂浮起他的那些研究小船。”

真是个精妙的比喻，娜塔莎扬起眉毛。

“后来的事情大家应该再熟悉不过了不是吗？他在广播研究项目中创造了多种研究工具，通过把调查访问、多变量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将民意测验变成一种科学工具，以及那个被称为「拉扎斯菲尔德-斯坦顿节目分析仪」，它的昵称是「小安妮」，真是一个可爱的名字。”

“而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成为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大约1941年。我想朋友的关系应该高于合作伙伴吧。”

“在遇见我之前，他的广播研究项目已经有了很多杰出的成果，包括他第二任妻子赫佐格的日间广播肥皂剧的研究、坎特里尔对广播剧《火星人入侵》的研究、阿多诺对于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的研究，以及保罗自己关于广播与印刷品的比较研究。”

“小姑娘，你还记得阿多诺吗？莫里森对他的评价是粗鲁、傲慢、不容人、无礼。但是保罗喜欢他。相信我，保罗一直在思考怎么能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就像他一直在做的那样。只是阿多诺很抗拒，他不想做这种他眼中的「行政研究」，他的研究报告从批判的角度把那些利用广播进行宣传的公司，把广播带来的音乐贬损得一文不值。而保罗仍然护着他，还在尽力为他争取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只不过，最后他还是离开了广播研究项目……”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眼睛有点失神，像是漫长的回忆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一般。

正当娜塔莎飞速思考应不应该暂停采访的时候，默顿终于像是历经了一场精疲力尽的长跑一样回过神来：

“对不起，我需要休息一会…大概是人老了吧，脑子也不大灵光起来。或许是屋子里太闷了的缘故，你愿意我和在花园里逛逛吗？”

“当然。”娜塔莎率先起身向前，为老人打开通向花园的落地窗。

···

“九月的费城真的很不错对吧。可惜保罗没能和我一起跟你说这些故事，不然他能告诉你更多的细节。”

默顿拄着拐，虽然蹒跚，却很享受。

1910年出生，现在也已经86岁了。娜塔莎忍不住将目光在默顿的身上多回旋了几次。依旧如此健谈，一定是因为永远在思考的缘故。她暗自想着，感叹作为学者的默顿是如此具有吸引力。

在介绍完自己亲手栽培的几株花草之后，默顿便在娜塔莎的搀扶下，来到花园里的摇椅上坐下。

“40年的时候，我和他相遇的前一年。他去做了伊里县的调查研究。这让他在44年出版了《人民的选择》一书而声名鹊起。那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专题小组研究。和之前做的所有研究一样，他想要探讨的是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对于个人的决定的影响。他当然希望他能够在这次的研究中发现大众媒介对于公众在个人选举中的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决定作用。”

“但是很遗憾。结果是大众媒介在使公众意见强化和结晶上有着一定影响，但是几乎不会改变他们既有的态度和立场。他在那里发现了意见领袖、两级传播、政治既有倾向、选择性接触等概念。这就是一种弱效果论的开端。”

“后来，我就和他相遇了。41年时我们一同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新成员。他邀请我与我的妻子一同去他的公寓用餐，结果我还没踏进他家的门，他就说他必须立刻赶往位于纽约的全国广播公司（NBC）播音室，结果就是我陪他一起去了纽约，扔下了我们俩的妻子应付那顿饭局。那真是一个疯狂的夜晚，接下来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35年，直到他患病。”

“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保罗想要应用他的方法论，而我就负责搭建理论。那时候的我们大概是在哥伦比亚大学里让所有人都知道，社会理论家并非不关心系统的经验研究。”

“保罗开创了媒介效果研究的传统，这一传统后来甚至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含有统治地位的范式。他也是一个精妙的「工具制造者」，大家都这么称呼他的不是吗？通过一些收集资料的方法，比如焦点访谈、三角策略以及收集不显著测度等进行社会研究。而且，他还开创了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机构的原型，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形式，传播学才能引入几所大学。就像是施拉姆47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和55年在斯坦福大学创办的传播研究所一样。”

“而我，我似乎一直被很多人当作是保罗身边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乃至我出版过一本书，保罗自己都在书的扉页上写的是「鲍勃，这是20年来第一部你不必为保罗工作的著作」。即使当时我在社会学领域里已经声名鹊起。”

默顿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他本来就是一个温柔的人，“这样说自己是不是有点Narcissus？”

注：Narcissus希腊神话中一位因为美貌带来的傲慢和自负而溺水而亡的年轻男子，后也是水仙花的名称。

“我和他的那些事，估计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知道那些东西不可能被写入你的报道里，就算你愿意写，你的编辑也不会通过的。”

“保罗是我那个年代里最富盛名的年轻人。最起码我是这么觉得的。连斯托弗都称赞他是「极具闪光点的，值得敬佩的家伙」。当然，他当然是这样。”

···

费城的黄昏很美。

娜塔莎走出那幢颇具田园牧歌气息的房子时，仍然在想默顿最后说的那句话：

“如果当时那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负责人没有再次催促保罗，那现在你我都不会坐在这里。我更不可能和保罗相遇。而后来的一切也不会发生。保罗是我的兄弟，我爱他。这种爱你这么形容都可以，但是我爱他，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确认的事情。”

是啊，可不就是这样吗。人生多有意思啊。娜塔莎想。这么有意思的人生，为什么还会有人排斥、抵抗和厌恶一些爱意？

它不过是在有意思的人生里，寻找到了另一个有意思的人而已。

soulmate。

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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