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片段
死亡万岁，朋友们！恭贺新禧！愿我们今后坚定不移，决不背离自己的思想，也不怕预料的事成为事实，不放弃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认识。愿我们坚如磐石，忠于我们的信念。
他们中间不乏聪明机智的人，怀着热烈的信念准备献出一切的人，但是头脑清醒，能够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或者病理学家研究疾病那样，研究自己的地位和问题的人，却几乎一个也没有。他们容易悲观失望，往往不把任何人和任何事放在眼里，喜欢作些无用的指责，发些无用的牢骚，他们可以过清贫的生活，重视气节，不怕吃苦，却不善于分析研究……或者，他们可以对胜利充满信心，却不懂得方式方法，不知道明确的实际目标。他们满足于旗号、标语、大道理……喜欢谈劳动的权利，消灭赤贫状态，共和国和秩序！各民族的友爱和团结！……至于这些目标怎么达到，怎么实现——这无关紧要。只要取得政权，其余一切都可以靠法令，靠公民投票迎刃而解。如果不服从，那么，“战士们，前进，拿起武器！齐步走……拼刺前进！”这是恐怖的宗教——政变、集权主义和军事干预的宗教，渗透在卡马尼奥拉服和工作衣的每一个窟窿中的精神。尽管某些带有奥尔良派典雅气质的书呆子提出了抗议，要求在射击中发扬英国绅士作风，他们也置之不顾。
恐怖由于它突如其来的可怕性，由于它猝不及防的大规模报复性，它是雄伟的，但是喜爱它，毫无必要地推行它，这是我们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奇怪的错误。
福格特具有杰出的教育才能。他在我家里半真半假地给女士们讲过几次生理学。他讲的一切都这么有趣，这么单纯，表达得这么鲜明生动，而他为了达到这种明确性所经历的漫长路程，却没有人知道。教育的全部任务正在这里——为了使科学变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就得迫使它用简单的、普通的语言说明自己。
没有不能懂的科学，只有不能懂的叙述，那就是还没有消化的语言。学者的语言是程式化语言，与符号无异，这是一种速写，一种代用品，只适合于学者；内容隐藏在代数公式中，是为了在揭示规律时不必千百次重复同一些话。在通过一系列烦琐的方法时，科学的内容身上长满了这类学院的杂草，而教条主义者习惯了这套乖僻的语言，不会使用别的语言，它对于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年老之后，他们甚至觉得这种语言非常宝贵，这是他们用血汗挣到的收获，与庸俗的语言是不同的。随着我们从学生走向实际知识，桁架和脚手架就变得讨厌了，我们要求单纯的叙述。谁没有看到，初学者使用的艰难术语总是比精通的人多得多？
科学上晦涩的第二个原因来自教学者的不良用心，他们企图掩盖一部分真理，回避危险的问题。科学怀有某种目的，而不是传播真正的知识，它就不是科学。它应该具备直言不讳的勇气。谁也不能指责福格特不够坦率，畏缩退让。倒是“感情脆弱的人”会责备他过于直截了当，过于直截了当地说明他所认识的、与公认的谎言针锋相对的真理。观念使我们习惯了二元论和理想的思维方式，以致一切自然而健康的东西反而引起我们的不快。我们的智慧经过许多世纪的歪曲，看不惯毫不掩饰的美和日光，需要阴暗的粉饰。
一个人不知停顿地、毫无顾虑地快步前进时，在他遇到沟壑，或者碰破头皮以前，总以为他的一生还在前面，他高傲地看待过去，也不能正确地评价现在。但是当经验摧残了春天的鲜花，吹凉了夏日的红霞，当他醒悟到生活实际上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尾声，这时，他对少年时期那光辉的、温暖的、美好的回忆，就会改变态度了。
大自然以自己永恒的狡计和简练的手法，把青春赋予人，又把发育成熟的人据为己有，将他安插到、编织到那张四分之三不取决于他本人的、社会和家庭关系的大网中，诚然，他会使自己的行为带上个人的色彩，但是他的绝大部分不是属于自己的，个性中的抒情因素削弱了，因此情感和乐趣也愈来愈贫乏，只有智慧和意志依然如故。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维奇·洛韦茨基生得粗犷高大，行动迟缓，大嘴巴，四方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的豆绿色大衣有几层大小不一的领子，有些像第一执政时期的式样。他在走廊上已脱下大衣，还没跨进课堂，便用平稳冷漠的声调（与他讲授的矿石非常相配）讲了起来：“在上一堂课中，我已把有关硅石的必要知识讲完。”然后坐下，继续道：“现在讲矾土……”他为记载矿石的性能创造了一套格式，它们千篇一律，从不改变，以致有些性质只能采取否定的记载：“结晶状况——不能结晶，用途——毫无用途，益处——毫无益处，只对机体有害……”
然而他也有他的诗和道德规范。每逢他给我们看人造宝石时，讲完怎么制造它们以后，总要附带说一句：“然而，诸位，这是欺骗。”在农业方面，他认为如果公鸡“喜欢啼，追逐母鸡”，这是好的公鸡，是有道德的；公羊如果“膝上无毛”，这是它属于贵族的特征。他还会娓娓动听地描摹苍蝇怎样讲话，怎样在晴朗的夏天沿着树干散步，沾满一身树脂，于是便取得了琥珀的色彩；每次还得补充一句：“诸位，这是拟人法！”
这小小一群同窗学友毕业之后并未分散，仍保持着彼此的关怀和共同的憧憬，谁也没考虑物质状况和未来的生活安排。我不想在成年人中提倡这么做，但我非常重视青年人的这种气质。青年，只要还没有受到市侩习气的腐蚀，造成精神上的堕落，总是不切实际的，特别在一个年轻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因为那里向往的事太多，而如愿以偿的事又太少。再说，不切实际决不意味着自欺欺人；面向未来必然含有理想的成分。没有不切实际的气质，一切实际只能停滞不前，变成同一事物的枯燥反复。
奔放的热情有时胜过一切道德说教，更能防止真正的堕落。我还记得当时年轻人的纵酒狂饮，这种及时行乐难免也会越出分寸，但是我想不起在我们这些人中发生过任何不道德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做过真正应该脸红的事，做过竭力想忘记和掩盖的事。一切都是公开的，而公开的事很少是见不得人的。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心都厌恶游手好闲的放荡生活，自私自利的病态心理，因为它们只能产生肮脏的思想，助长罪恶的势力。
按照道德概念，按照行业的主要特征，把人分门别类，贴上标签，不加区分，一律看待，这是世界上最没见识、最不人道的事。名称是个可怕的东西。让·保尔·里希特尔说得很对：孩子撒了谎，应该警告他这是做坏事，告诉他，他骗了人，可不要说他是骗子。您把他定为骗子，这就使他丧失了精神上的自信心。我们听到“这人是凶手”，马上会想起暗藏的匕首，野蛮的相貌和阴谋诡计，仿佛杀人是他的本行和职业，实际上这人一生只偶然杀过一个人。不可能既是暗探，既是拿别人的堕落作交易的奸细，又是正人君子，但可能既是宪兵军官，又没有完全丧失人的尊严，正如在“腐败的社会”造成的不幸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温柔的性格，慈祥的心灵，甚至光明磊落的行为。
有人不能、不愿或不肯费力跨过名称前进一步，透过罪行，透过紊乱的假象，看清事实，却采取清高的回避态度，或者粗暴的否定态度，这种人我是讨厌的。这样做的通常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人，自私自利的人，高尚得令人作呕的人，否则就是那种还没有暴露，或者还没有必要公开撕下假面具的卑鄙无耻之徒，这种人在肮脏的底层正如鱼得水，不像别人是失足掉下去的。
在彼尔姆，秋法耶夫的声望还不小，那里有一批他的信徒与新省长作对，新省长当然也有一批自己的党羽。
然而也有人憎恨秋法耶夫。其中一人可说是俄国畸形生活的相当新奇的产物，他特别警告我，要注意秋法耶夫是个什么货色。他是一家工厂的医师，生得聪明，神经过敏，毕业后不久便不幸地结了婚，然后给派到叶卡捷琳堡，由于毫无世故经验，在外省生活的泥淖中毁灭了。他的职业本来可以使他与这个环境不发生瓜葛，但他还是无法幸免，于是他把全部精力消耗在对官员的冷嘲热讽上。他当面取笑他们，挤眉弄眼、装模作样地侮辱他们。由于谁都没有得到宽恕，医生的恶毒语言倒也并不使谁特别生气。他靠嬉笑怒骂制造自己的社会地位，迫使意志薄弱的庸人们忍受他无休止的鞭笞。
人们对我说，他是个好医生，但神经不正常，对人非常粗鲁无礼。
他的闲谈和笑话既不粗俗，也不平淡，恰恰相反，它们充满幽默和强烈的愤懑，这是他的诗，他的复仇，他的怒吼，一部分也可能是他的绝望的呼声。他在研究官僚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医生，他熟知他们一切细小而隐秘的情欲，这班朋友又颟顸无知，胆小怕事，使他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对每一句话，他都要加上“一文不值”几个字。我有一次开玩笑，指出了他这句口头禅。
“这有什么奇怪的。”医生说道。“讲话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服别人，所以我要加上这句话，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证据。你使一个人相信，杀死父亲是一文不值的事，他真的会杀死他。”
对于卓有成效的爱，相异与相似同样必要；没有相异之处，感情便会萎缩，衰退，变成只是一种习惯。
论争是出于重新获致统一的内在需要，因为只有互相喊叫才能弄清谁站在哪里。
除了天真的革命空谈家以外，那些无人赏识的艺术家，生不逢时的文学家，读完了大学、没有拿到学位的大学生，揽接不到案子的律师，不会演戏的演员，自命不凡但能力有限、抱负远大但缺乏刻苦耐劳精神的志士仁人，自然都汇集到了这伙人中间。在平时给群众充当领导的那种外在力量，到了动荡不定的时代便失去了它的权威性，群众在没人做主的状况下变得无所适从。这时年轻的一代突然发现，在革命时期，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一举成名，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于是他们纷纷投身在空洞的政治呐喊中，学会了豪言壮语，却丧失了工作能力。咖啡馆和俱乐部的生活引人入胜，生动活泼，既可满足自尊心，又不受任何限制。不怕迟到，也不必花力气，今天不做，不妨明天再做，而且也可以根本不做。
意识到思想无能为力，真理对现实世界缺乏强制力量，这使我们悲痛。一种新的摩尼教控制了我们，我们出于怨恨，正如相信合理的善一样，准备相信合理的（也就是有意识的）恶——这是我们对理想主义献上的最后贡品。
这痛苦会随着时间而流逝，它那悲惨而炽烈的性质也会平伏；在合众国的新世界中它便几乎并不存在。那里的人民年轻有为，富于事业心，实干胜于聪明，一心一意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我们那种悲痛的体验。除此以外，那儿也没有两种教育水准。在那个社会里，构成各别阶层的人在不断变化，随着每人的收支账目而上浮或下沉。英国移民的强壮血统在惊人地繁衍；如果它占了上风，人们不会因而幸福一些，但会富足一些。这富足比起浪漫主义的欧洲所向往的富足会差一些，贫乏一些，枯燥一些，然而在那里不会有皇帝，不会有集权，也许还不会有饥饿。谁能够摆脱旧欧洲的亚当，脱胎换骨，变成新的乔纳森，那就请他搭上第一艘轮船，前往威斯康星或堪萨斯吧，到了那儿，他也许会比待在分崩离析的欧洲愉快一些。
不能这么做的人就留在原地，作为人类美好梦想的体现者继续过活吧。这些人离不开自己的梦幻和憧憬，不能达到美国的理性高度。 这不致造成太大的危害，我们人数不多，不用多久就会绝迹的！
那么人的发展怎么会跟自己的环境脱节呢？……
“绝望，厌倦，冷漠！”民主评论家们谈到这些痛苦的词句时这么说。是的，绝望！是的，厌倦！……绝望，这是一个陈旧而平庸的词，一层烟雾，它掩盖着消沉的内心，以爱的面貌出现的利己心理，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虚荣心的牢骚怨言，以及徒劳无益的努力。这种自命不凡而得不到承认的天性早已叫我们厌倦了，它们由于嫉妒而痛苦，由于高傲而悲伤，这在生活和小说中也屡见不鲜。这一切确实是这样，但是在这些蜕化为可笑的拙劣表演和庸俗的假面舞蹈的骇人的内心苦闷的底层，未必没有真实的因素，那种完全属于我们的时代的东西吧。
过去不是一张可以修改的校样，它是断头台上的斫刀，它一落下，许多东西便再也不能接合，不是一切都可以恢复原状的。刀痕像金属铸成的，形状分明，不可改变，像青铜那么黑黝黝的。通常人们忘记的只是不值得记住，或者不理解的东西。一个人只要忘记两三件事，某些细节，某个日子，某些话，他便可以保持青春、勇气和力量，而有了它们，他便会像一把钥匙一样沉入底。不必像麦克白那样非遇到班柯的鬼魂不可，鬼魂不是刑庭法官，不是良心的谴责，唯有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事件才能起那样的作用。
而且也不需要忘记；这是软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欺骗。过去有自己的权利，它是事实，应该面对它，而不是忘记它——我们便以一致的步伐朝这目标走去。
……有时，局外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眼中偶然瞥见的一件事物，会像刀子一样划过心头，于是流出了血，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但同时我也遇到了惊慌的眼光，它带着无限的悲痛在向我说：“是的，你是对的，不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于是我尽力驱散汇集的乌云。
和解的时刻是神圣的，我透过眼泪回忆着它……
……不，这不是和解 ，这个词不贴切。文字像现成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所有 同样身材的人，然而并不能对每一个人完全合身。
我们不需要和解，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使彼此痛苦，但并没有分开。在最阴暗的时刻，两人都毫不怀疑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彼此的深刻尊重，都依然保持着。我们与其说像和解的人，不如说像两个大病之后刚才清醒的人：昏迷状态过去了，我们睁开有些虚弱而模糊的眼睛互相望着。经历的痛苦记忆犹新，困倦还能感到，但是我们知道，噩梦已经过去，我们又平安无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