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国—帕提亚交往与汉代艺术中的希腊化文化因素

本文节选自《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

作者：王三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文刊载于《世界历史》2018年刊第5期

       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时发掘出土两汉时期带有希腊化文化特征的考古实物。这些实物有的具有典型的希腊文化特征，有的则表现出希腊化亚洲普遍流行的艺术风格。作为丝绸之路开通初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学界对此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纵观此类研究，学者们普遍的结论是：虽然两汉时期中国与希腊并无直接的交往关系，但自亚历山大东侵以来希腊文化的东进及其与东方文化的长期融合，希腊化遂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及至张骞西使和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与希腊化亚洲交往骤兴，希腊化文化亦随之东及汉代的新疆和中原地区。这就是说，希腊化文化的东渐入华远非古典希腊一方东来的结果，更有与汉代中国直接交往的“希腊化亚洲”的贡献。古典希腊和中国分处欧亚大陆两端，正是当道于丝路要冲的这些“希腊化亚洲”国家铺就了双方联系的桥梁。从这一点上说，前辈学者的研究只是溯源式的分析，对于希腊化文化东渐入华的途径和模式却鲜有论及，这无疑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和有待深入探讨的空间。基于此，本部分仍选取与汉代中国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西域“最大国”帕提亚为例，从相关考古实物出发，对帕提亚与希腊化文化的东渐问题作进一步系统的阐述。

       1.汉代有翼神兽。汉代有翼神兽的出现，是与希腊化时期帕提亚帝国普遍流行的格里芬（Griffin）观念密切相关的。学界关于有翼神兽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概括说来，早期的讨论似乎是由南朝神道石刻问题而引出。但是对于我国古代艺术中有翼神兽出现的时间、文化渊源等具体问题，意见分歧较大。比如在出现时间上，李零认为似乎可上溯至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但沈璃认为，其“渊源确可上溯到远古新石器时期带羽翼的兽面纹饰，”至春秋战国时期，“独立的有翼神兽随之出现”。至于其文化渊源，滕固说“传自波斯”。朱偰认为“当自小亚细亚亚美不达米亚”。林树中认为，其渊源来自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的有翼神兽，直接来源于汉代。杨泓、姚迁、古兵以及梁白泉等对外来说提出反对意见，如杨泓认为中国的传奇瑞兽“完全是中国古文明的结晶”，梁白泉也说“有翼兽的艺术品中国自古已有”。沈从文对西亚来源说提出质疑，认为“是受秦汉以来神仙方士传说影响”所致。

       要探察有翼神兽的文化源流，势必要考察整个历史时期世界各地以有翼神兽为主题的各类实物证据。就以上的研究来看，其中以李零的论证较为系统。他不仅系统梳理了汉及汉以前中国艺术中的翼兽，而且也对同时期境外最常见的翼兽格里芬做了分类探讨。笔者较为赞同李零关于麒麟和天禄辟邪等翼兽的结论。麒麟在先秦以前已出现，但它很可能是被神化了的鹿类动物，但天禄辟邪却是汉通西域以后汉代艺术中较为普遍的主题。《汉书》记载乌弋山离和帕提亚出“桃拔”。颜引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考古出土的天禄辟邪，一律都是成对的带翼狮或狮子形象，与麒麟无关。因此可以肯定两点：一是根据文献，它们是从西域传入；二是根据出土实物，它们与狮子有关。从这一点上说，天禄辟邪的形象和麒麟其实并无源流上的承接关系。至于古人常用麒麟代指神道石刻的天禄、辟邪，其实是人们常以熟悉的东西来解释不太熟悉的东西的普遍行为，这是语言学上常见的词语误用（Catachresis）现象。但李零将亚述、波斯和中亚地区的格里芬分为鹰（鸟）首格里芬、狮首格里芬或带翼狮、羊首格里芬或带翼羊三种似稍嫌不妥。比如亚述的格里芬以狮首为造型者，就不在少数。希腊的格里芬既有鹰首，亦有狮首的情况。同样，波斯的格里芬以鹰首为题者，亦不在少数。古代欧亚地区的格里芬造型融合了东西方世界观念的各种因素，若单以地域分类，显然还应考虑同一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格里芬所具有的不同特征。

       狮子产于西亚地区，狮子出现于汉地与汉通西域直接相关。从词源上讲，汉语“狮子”一词应出自古代伊朗语。汉通帕提亚后，汉代的石刻艺术中才普遍出现天禄、辟邪等有翼神兽的造型。陈竺同早指出，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石狮，“胸膛两旁各刻有翼，乃是西域安息的特殊作风”。类似的还有汉元帝渭陵寝殿出土的带翼玉狮和河南洛阳西郊出土的东汉石辟邪等。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和齐武帝墓前的有翼神兽，应该是这一艺术风格在汉以后的延续。此外，四川彭山出土的有翼神兽画像和哈特拉出土的帕提亚格里芬不仅形态相近，而且神兽的双翼、前爪以及尾部特征也极为相似。其实在新疆地区发现的织物图案上，带翼神兽也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尼雅遗址出土的有翼神兽，就其形态特征来看，与以色列学者收藏的帕提亚时期青铜香炉上的格里芬极其相似。若将尼雅木雕上的有翼神兽和哈特拉格里芬浮雕相比较，又会发现两者在造型布局上皆呈动物对纹式样，而且也都是用于门楣装饰的饰件。同样的建筑装饰风格，还见于帕提亚时期的尼尼微城，门楣中央的有翼神兽成对称状，与哈特拉、尼雅所见如出一辙。这一事实起码说明，两汉时期尼雅遗址的建筑不仅具有帕提亚时期的特征，而且在纹样的装饰上也借用了帕提亚艺术的惯用手法。据说斯文·赫定在楼兰LB.II佛寺遗址也发现过刻着有翼神兽的木雕饰件，林梅村将该饰件与哈特拉的格里芬进行比较认为，楼兰木雕件的艺术源头是帕提亚时期出现的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题材。值得注意的是，尼雅和楼兰两地的木雕饰件，也多刻有典型的希腊装饰纹样，如似忍冬纹和葡萄纹一类的枝叶图案。这样看来，两汉时期艺术造型中有翼神兽和希腊装饰纹样的出现，显然是汉通帕提亚后，受希腊化文化影响至深的帕提亚艺术东渐的直接结果。

       2.和田人首牛头莱通。1976年，在和田约特干遗址出土了两件人首牛头形莱通。长分别为19.5厘米和17厘米，均为细泥黄陶制成。上塑人首，人物颧骨凸起，浓眉深目，高鼻大眼，胡人特征较为明显。较长的一件下巴突出部分塑有一小牛头，牛角向内紧贴，牛嘴部留有出水口。据笔者了解，学界关于中国出土莱通的研究往往多是围绕何家村玛瑙兽首杯而展开，对约特干莱通只零星提及，似乎还未有专文讨论。

       从现存的实物来看，古代的埃及、希腊和罗马、波斯以及斯基泰人的艺术中都有大量的莱通存世。古代中国亦有类似的器物，如西汉南越王墓的青玉角形杯，其形亦似于莱通，故常被称为莱通。学者们对于莱通的研究，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进行分期和分类的问题。分类的依据不同，易带来混乱。从词源上看，莱通，系英语rhyton一词的汉译，rhyton又源于古希腊语“”一词。依利德尔和斯科特的解释，有“流出、流动”（flowing、fluid）的意思。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莱通在古希腊是一种被用于祭仪的注酒器。不过，从实际的情况看，并非所有的莱通皆有端口，因此，莱通多充当一种仪式化的圣物。从目前国内出土的莱通看，除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青玉犀角杯外，年代较早的也就算约特干的人首牛头莱通了。

       那么，此类型莱通是属于哪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品呢？概括说来，目前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类：刘文琐根据孙机的研究，认为是萨珊时期流行的类型。穆舜英主编的《中国新疆古代艺术》认为其年代当在公元3—4世纪。马尔沙克认为是在公元3—5世纪。祁小山、王博等编的《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将此类型的莱通归入唐代的艺术范畴，这也是目前较为普遍的一种认识，估计是受了唐代玛瑙兽首杯的影响。此外，较新的观点则又认为该莱通大致属于公元4—7世纪的艺术品。也就是说，目前的争论要么认为此类器物属于帕提亚晚期，要么属于萨珊时期。但对比帕提亚晚期西亚地区出土的莱通式样，不难发现所谓人首牛头莱通造型早在帕提亚晚期就已出现。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件人首牛头莱通为例，该莱通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高38.1厘米，宽15.2厘米，亦为釉陶制品。需注意的是该莱通器身雕刻的女性，具有帕提亚时期典型的发型式样。因此，这件莱通当为帕提亚时期无疑。同样地，卢浮宫也有类似的藏品，其质地依然是青绿釉，女性的发型分成两半并紧贴于双颊，显然是帕提亚时期常见的人物造型。在这一类莱通中，学者们引用较多的是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一件。该莱通高35.5厘米，宽12厘米，出土地点不明，为釉陶质料。吉尔什曼认为这是帕提亚时期的艺术品，并称：“帕提亚时期的陶匠也制造带有模制饰品的釉莱通。”因此，就文化渊源和艺术造型而言，和田约特干出土人首牛头莱通应源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地区普遍流行的艺术式样。

        3. 山普拉马人彩色壁挂。1984年，考古学者在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乡发现一座汉墓。其中编号为84LSIM1号墓出土的一块残损的彩色毛织壁挂，经拆开重拼后，长116厘米，宽48厘米，其上部分为一马人双手持一长管乐器做吹奏状，下部分为一武士右手持矛像。该武士大眼高鼻，立体感较强。由于其余部分残缺，所知仅有以上所描述的信息。关于这块壁挂，不论是从其质料构成、来源还是从其本身图案的含义等方面，学者们都已做了不少的研究。

       目前争论较多的依然是壁挂图案本身的含义及其象征意义问题。比如，最初的简报认为马人图案是《魏略·西戎传》中马胫国人形象，但参与发掘者李吟屏则认为，壁挂上半人半马怪物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喀戎（Centaur），整个表现手法也是以希腊风格为主：“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山普拉的于阗古墓》的作者分析认为，赫拉克勒斯在猎取厄律曼托斯的野猪时误伤了喀戎，他感到痛苦难忍，只求速死，壁挂反映的也就是这一故事。目前来看，马人系喀戎的观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但壁挂中的武士形象及其身份又该作何解释呢？林梅村曾依据法国考古学家法兰克福（C.DebaineFrancfort）的分析，认为该希腊武士应为亚历山大大帝，后又倾向于认为该武士为赫拉克勒斯。美国学者张禾综合壁挂的织法和人物装束，指出这是“进入欧亚草原并本地化了的希腊武士形象”。窃以为，鉴于臆测成分太多，该武士的具体身份可暂且不论，但很明显的是其面部特征与中亚哈尔恰杨（Khalchayan）出土的希腊武士雕塑极其相似，这意味着该壁挂所反映的主题是与希腊化中亚地区文化有关联的。因此，有学者直接指出，“武士面部各器官均使用退晕方法以表示明暗，具有立体感。显然为希腊化影响之产物。”照此说来，壁挂中的马人形象应系希腊神话中的喀戎无疑，且该壁挂所反映的文化主题应与希腊化中亚地区的流行的文化大有关联。

       那么，这块壁挂是汉代新疆本地的制品吗？很明显，壁挂中的人物服饰不是地中海地区的式样，而与中亚地区的服饰式样相近。因此，该壁挂不可能是来自于地中海地区，应该是来自于中亚。贾应逸对扎滚鲁克、山普拉所出毛织品的鉴定结果认为：其中有同质毛，也有异质毛；既有新疆当地产的绵羊毛，也有少量的安哥拉山羊毛。但羊毛品种并不完全等同于羊毛织品的产地，如山普拉墓地所出的彩色条纹裁绒毯，使用被国际学界认为创于波斯的“8”字扣法，但羊毛则是新疆地产的巴楚羊毛。她在其新著《新疆古代毛制品研究》一书中，通过对山普拉出土的大量缂毛织物的比较分析，进而推定该壁挂应是沿丝绸之路西来的中亚地区织物。赵丰则根据哈尔恰杨所出土赫劳斯（Heraus）家族陶俑头像和钱币币图，也推断该缂毛壁挂应产于中亚地区。综上所论，壁挂出土于东汉墓地，且其织法与伊朗有关，又出产于中亚，这是否意味着该壁挂与帕提亚时期曾经流行的文化式样存在某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呢？近几十年来，域外丝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日本国士馆大学伊拉克古代文化研究所对伊拉克地区阿勒塔尔（Al-Tar）遗址进行了长期发掘，此地曾出土了一幅类似于山普拉马人壁挂的人物像缂毛织物。该缂毛织物也用同样技法重视人物面部的晕染效果，属于希腊样式，且出土地层为帕提亚时期。除阿勒塔尔以外，此类缂毛织物在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地区也多有发现。如此说来，山普拉马人壁挂显然属于帕提亚时期西亚和中亚地区普遍流行的织物式样。而就其所体现的文化要素而言，马人吹长笛的形象在希腊罗马造型艺术中较为常见，站立的武士及其装束则又体现出其中亚身份和草原游牧民的属性。帕提亚人长期受希腊文化浸染，且本身又具有游牧民族的文化渊源，要说该壁挂出于帕提亚帝国的艺术家之手亦无不可。韩森（Valerie Hansen）即根据壁挂中士兵匕首上的兽头图案，倾向于认为其源出于帕提亚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