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派武侠小说的传统与西化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新派武侠”这个东西的定义。

在当前比较公认的概念里，“新派武侠小说”是相较于“民国旧派小说”而定义的。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所谓的“新派武侠小说”总给人一种强行划分49年前后的武侠小说的感觉。但实际上并不能这么简单的下结论。

“新派武侠”的这个“新”究竟“新”在何处？究其根本，是与近代胡适、鲁迅等人提倡的中国新文学同根的，即“新”在新思想（如梁羽生部分作品里的左翼及女权思想）和新技法（如古龙后期的作品）。

只不过，相较于新文学的发展，“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明显要滞后的多。

众所周知，我国新文学自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就已诞生，而同时代的“新鸳鸯蝴蝶派”等通俗作品（此处主要指民国武侠小说），在“武侠小说”的概念里仍然属于“旧派”。

这种情况到了建国后则产生了变化——

1954年，香港作家陈文统以梁羽生为笔名，创作了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目前一般公认此为“新派武侠”的起点。

但实际上由于古龙在武侠小说求新求变方面的探索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新派武侠”的起点问题是有争议的，主要争议点也就在古龙和梁羽生身上。即部分评论家认为梁羽生这些人传统气还是浓了些，“新派”鼻祖当为古龙。

我个人在此问题上赞成林保淳先生观点，林先生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新派武侠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可以视为新派武侠自梁羽生开始发展，最终由古龙完成”。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武侠小说历经了辉煌的“民国五大家”后，其发展出现了断裂，正是梁羽生为首的一批作家们实现了武侠小说的复苏，这才能有以古龙为代表的进一步发展。

与旧派武侠相较，从梁羽生开始的新派武侠自诞生起就展现了强烈的西化色彩：

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借鉴自爱尔兰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牛虻》。

梁羽生的《还剑奇情录》，灵感源自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雷雨》。

梁羽生的《塞外奇侠传》，尽管飞红巾故事来自民间传说，但其中部分情节来自我国作家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近代的“新文学”，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文学的，所以无论是对西方文学的直接借鉴，还是对我国近代文学的借鉴（这属于对西方文学的间接借鉴），都有着极其强烈的西化色彩。

不过，梁羽生在是“新派武侠”鼻祖的同时，也是水平极高的武侠评论家，著有著名自吹（黑）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他曾经对武侠小说的创作理念有过以下几个观点：

1.“侠”胜于“武”。

2.武侠小说作家要懂一点兵器技击。

3.武侠小说要结合历史（对于梁羽生自己而言，还要结合诗词）。

4.写武侠小说需要想象力，年龄过大就不适合写了。

梁羽生的这些创作理念，可以看出，他在有着西化色彩，也是较为注重传统的。

而传统的这部分内容表现在梁羽生的创作中，其代表就是《江湖三女侠》《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这些作品，吕四娘、江南八侠这些人物都来自民间传说，而大唐系列的铁摩勒（昆仑奴）、空空儿、聂隐娘、虬髯客等等就来自唐传奇了。至于梁羽生作品里的各种诗词，就更是老生常谈，不再多言了。

故，“新派武侠”在此时还是兼有传统与西化的，起步略在梁羽生后的金庸亦然。

金庸是梁羽生之后影响力最大的新派武侠作家，虽然金庸实际上只比梁羽生晚入行1年（梁羽生1954年作《龙虎斗京华》，金庸1955年作《书剑恩仇录》）。

而金庸在《书剑恩仇录》《连城诀》等作品中对法国作家梅里美、大仲马的借鉴都是老生常谈的事了，此处不多表。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金庸创作生涯里最值得一提的两本书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前者革新了武侠小说的剧情架构，是新派武侠真正更像现代小说的里程碑，后者则成功的塑造了杨过这一人物形象，启发了古龙等诸多后来者。

上面说的都是香港地区，但实际上当代武侠小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区域，台湾武侠。

与香港地区不同，台湾武侠的新派发展要晚很多。

台湾武侠小说可以分为四大类：

1.超技击侠情派：继承民国武侠“北派五大家”特色，强调武功与招式，讲述儿女英雄传奇故事，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等都可归入此类。此类后来衍生出数个小类，如以司马翎为代表的综艺推理派、以柳残阳为代表的铁血江湖派、以诸葛青云和独孤红为代表的才子佳人派等。

2.奇幻仙侠派：继承自还珠楼主，喜欢写飞剑、法宝、仙侠、神怪，代表作家有海上击筑生、醉仙楼主等。

3.新派：类似香港新派武侠，以古龙为代表。

4.鬼派：继承自还珠楼主作品中的“邪魔歪道”，喜写猎奇、恐怖、血腥故事，内容非鬼即魔。这派以陈青云、田歌等为代表。

1951年，台湾武侠作家郎红浣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北雁南飞》，他是台湾武侠早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此时连梁羽生都还未开始创作武侠小说。但由于这个时期香港武侠小说长期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所以台湾武侠在没有受到金庸、梁羽生干扰的情况下，一直处于群雄割据的时代，当时最出名的几位作家是“三剑客”卧龙生、司马翎和诸葛青云。这种情况直到1966年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有一部叫《绝代双骄》的书横空出世，其作者古龙从此成名。但其实古龙对新派武侠的探索早在《孤星传》时便已开始。在《绝代双骄》之前，古龙对新派探索成就比较显著的书有《浣花洗剑录》和《武林外史》。

值得一提的是，古龙在高中阶段就有创作新诗，且大学就读于台湾淡江大学夜间部英语科，对西方文学作品涉猎颇广，尤其是可以看出他深受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故古龙在创作理念、写作技法等方面较之主要借鉴19世纪西方作家及我国近现代文学的梁羽生和金庸是更为先进的。

古龙首先学习日本武士小说（尤其是吉川英治和柴田炼三郎）以及剑戟片，最终在《浣花洗剑录》探索出了所谓“迎风一刀斩”的写法，即简化传统武侠小说中繁复的招式和打斗描写，转而描写战斗双方的精神、心理和注重气氛营造。《浣花洗剑录》一书虽然在古龙作品中成就平平，但古龙对打斗的摸索将会在他日后的作品中大放异彩。

随后，古龙学习西方侦探推理小说，将侦探风和悬疑风较为成熟的引入了武侠小说，此即《武林外史》，该书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寻宝、学艺、复仇的窠臼故事，且以浪子游侠型的角色作为主角。这其中，“浪子主角”在日后以《多情剑客无情剑》《边城浪子》等为代表，侦探悬疑武侠则以《楚留香传奇》和《陆小凤传奇》为其中翘楚。

凭《绝代双骄》出名后，古龙旋即以《楚留香传奇》和《多情剑客无情剑》一统台湾武侠文坛，台湾武侠文坛从此进入“万般皆下品，唯有新派高”的状态。此后，无论是《流星·蝴蝶·剑》对《教父》的借鉴，还是《萧十一郎》剧本改编小说、《天涯·明月·刀》武侠小说散文化，这些对武侠小说“求新求变”的进一步探索，都显而易见是西化的成分居多了。

好了，绕的有点远，做一个总结：新派武侠从诞生之初就是有着很强的西化色彩的，但传统也有着很强的存在感，之后古龙进行的求新求变，削弱了其传统的一面，进一步加强了其西化的色彩（实际还有东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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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叶洪生, 林保淳. 台湾武侠小说发展史[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2]梁羽生. 梁羽生散文：生花妙笔侠影留[M].北京:三联书店,2010.

[3]古龙. 笑红尘[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

[4]林保淳.“鬼派”小说平议[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63(03):30-52.

[5]林保淳.武侠小说的旧派与新派[J].关东学刊,2019(03):9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