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告别社恐 《歌德谈话录》读书笔记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年8月28日  生

1823年

那一年 他74岁

门槛前嵌着SALVE这个预示着客人会受到亲切接待的拉丁字

身着一袭蓝色长袍，还穿好了鞋子——形象何等高贵啊！

可是，你脑袋里如果装着大作品，就不可能同时想到任何别

的事情，如此一来所有思想都被排挤掉了，你也会长时间失去生活本身的乐趣。仅仅为使一部大作品的构思变得完整、谨严，就需要耗费多少的努力和心智；而随后要流畅自如地把它表现出来，又需要花多少力气以及何等安静而不受干扰的生活环境哟。要是整体有所失误，那自然全功尽弃；再说，题材如此巨大，只要不能完全把握好一个个的细节，整部作品必然这儿或那儿出现漏洞，你于是会挨骂；结果，诗人做了那么多努力和牺牲，一切一切换来的不是奖赏和喜悦，仅只是不快和心灰意懒。相反，诗人如果抓住每天的现实，随时趁热打铁以涌起在自己胸中思想情感作题材，那他就总写得出一点好东西；即使有时候也可能不成功，却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世界如此辽阔广大，生活如此丰富多彩，什么时候也不会缺少作诗的因由。

个别特殊的事件，正是通过了诗人的处理，才会获得普遍价值和诗意。

我特别要告诫你别去搞自己的伟大发明；因为发明得拿出自己的观点，而年轻人的观点很少是成熟的。再说，塑造人物和提出观点作为诗人禀赋的重要方面往往会从其自身剥离开来，这样就将使他日后的创作丧失丰满。结果呢，多少光阴耗费在

了臆造、构思和编织的过程中，到头来却没人会说你一点儿好话，就算你好歹还能大功告成。

写现成的题材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会容易得多。事实和人物俱已存在，诗人只须赋予整体以生命。

前几天你去了提弗特郊外；我要你再去，并把这作为你的任务。你也许还可以去观察提弗特三四次，直至看出它本质的方面，并搜集好所需的全部母题。别惧怕艰苦，好好研究一切并将它们表现出来；题目本身值得你这样做。

仿佛感伤的诗没有其所产生的质朴基础，单单本身也可以存在似的！

1824年

那一年 他75岁

那年纪轻轻、刚一省事，就会让所有那些丰富多彩的杰作和巨著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本不会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必定要长久地思索，以便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人天生喜欢自由自在，却不得不勉强适应、屈从一个

已然腐朽的世界的种种规范。幸福遭阻挠，活动受拘束，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并非某个特定时代的毛病，毛病在每个人自己身上；要不是人人生命中都有一个感觉《维特》仿佛就是为他自己写的阶段，那才真叫糟糕呐。

在宗教问题上，在科学和政治中，我到处遇见麻烦，就因为我不阳奉阴违，就因为我有勇气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

人们就爱不以我的本来面目看我

我同样也不是专制统治的朋友。我并且完全相信，发生任何一场大革命责任都不在民众，而在政府。只要政府能够适时进行改良以满足民众的愿望，革命就完全不可能发生。

可由于我仇视革命，人们便称我作现存制度之友。

若现存的一切都好，那我绝对没有意见。可是在有许多好的

方面的同时，还存在许多坏的、不合理与不完善的地方，这样一来，现存制度之友往往差不多就等于坏的和腐朽的制度之友。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好的制度只可能从自己的本原，从广大民众的需要中产生，而不是对别人进行模仿。

不是出自植根于民族本原的需要，一切引进外来变革的尝试都是愚蠢的，这样子的革命企图都不会成功；因为它们没有上帝支持，上帝避之唯恐不及。反之，如果在民众中存在大变革的真正需要，上帝便与之同在，革命便会成功。

总而言之，大学里学的太多太多，而且是太多毫无用处的东西

还

有一些个老师拼命延伸自己的专业，教授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学生的需要。早年化学和植物学一起归入药物学讲授，学医的学生只听它就够了。现在倒好，化学和植物学都自成一门无边无涯的大学问，掌握其中任何一门都须要人穷其一生，可是医学

院学生硬是两门全得念！结果呢什么也学不到，顾此失彼嘛，统统忘得精光。谁个聪明，就会拒绝一切叫人分散精力的要求，而专心致志于一个专业，把一个专业学精学通。

只是我担心咱们不会很快获得安宁。世人生性可不谦虚知足。只有使人性变得完美，现实也才可能完美；实际是将无休止地动荡摇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难，另一部分人安乐享受；自私和妒忌这两个恶魔将永远作祟，党派之争将没了没完。

一般说来，在认识外部世界之前，我先只喜欢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后来，等我在现实中发现世界确实像我想象的样子，它就令我生厌，我再也提不起兴致去表现它了。是的，我想讲：如果我长期等待，直到认识了世界才去表现它，那我写出来

的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戏拟喽。

我和谁只要谈上一刻钟的话，就足以让他在作品里讲两个小时。

这样的套路总是赶着完工，不觉得创作本身有任何乐趣。

人说一棵树上几乎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那么一千人里同样也找不出两个思想观点和方法和谐一致的人。以此为前提，那我就不奇怪跟我作对的人数那么多，倒惊讶我竟有如此众多的朋友和拥戴者。我的整个时代与我分道扬镳，因为它完全朝向主观，我却努力朝客观奔去，所以就备受责难，孤独无助。

与人交往我总执著于个人的好恶爱憎，怀有自己特定的爱和被爱的需要。我寻找的总是投合自己心性的人，往往和这个人乐意倾心相交，和另一个人却不愿有任何关系。

有理解力和智慧，却缺少实在和虔诚

他们称赞我们

从来不是出于承认我们的功绩，

而只是可以用我们的观点去增强他们党派的势力。

你现在要做的是积累一笔用之不竭的资本

杰出民族的文学中寻找依靠

集中精力干点正经事，丢开一切对你不适合、也不会有结果的事务。

一个人往往很快什么都听得懂，可要他表达出来却不行。

世界永远是同一个模样嘛，各种情景不断重复，一个民族生活、恋爱和感受如同另一个民族

国家的不幸就在于，没有谁愿意安居乐业，人人都想施政掌权。

文艺界也是，谁都不肯欣赏已经成功的作品，而一定要自己动手重新创作。

没人想到可以通过学习别人的作品提高自己，而是谁都希望马上创作一部同样的作品。

再就是没有顾全大局、以大局为重的认真负责精神，而是只想个人出风头，在世人面前尽可能地表现自己。

而始作俑者就是新近受到追捧的音乐大师，他们不选那类听众能获得纯净音乐享受的曲目来演奏，而偏偏选一些演奏者能够炫耀技巧、博取喝彩的曲子。到处看见的都是突出个人，哪儿也找不到个人服从全局、为事业真诚奉献的努力。

结果就是，人们在创作中养成了粗制滥造恶习而不自知。还是小孩儿已经在写诗啦，一个劲儿写下去，到了青年就以为真能干出些名堂，直至成年后才恍然大悟，知道了现存的杰作是什么样子，再回头看看自己走冤枉路所浪费的光阴，便禁不住心悸心惊。

自然科学家最容易受到越界的诱惑，因为观察自然的确需要有广泛而协调的知识修养。

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一生致力于民众的教育，为什么又不可以为他们建立一座剧院呢？只不过在魏玛这么座小小的都城，如大家开玩笑说的连居民也没几个，可诗人却有成千上万，哪儿谈得上什么民众呢——更别提一座什么民众剧院！

魏玛有朝一日无疑也会变成一座大都市，但咱们无论如何还得等上几个世纪，魏玛市民的数量才会多到足以把剧场坐满，才能建设和维持一家剧院

奇怪，真叫奇怪，对于公众舆论人们太容易盲从啦！

我是公侯的仆从，我是君王的奴隶。

人们总在讲原创性，可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影响我们，而且不断影响，直至生命结束。说到底吧，除了精力、体力和意愿，究竟有什么我们能称作是自己的东西呢！要是我能一一道出我从伟大的先行者和同代人身上

得到的一切，那剩下的真就不多了。

我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时对他们有所领教。我发现，搞科学对于多数人来说仅仅为的是谋生，因此只要能保住饭碗，他们不惜把谬误奉为神圣。

许多人聪明绝顶，博学多才，可同时也满脑子的虚荣；为了博得一班浅见的庸众的赞赏，让他们视自己为智者，这种人会不知羞耻，无所忌惮，对他们任何东西都不再神圣。

1827年

那一年 他78岁

谁都容易获得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并且懂得

寻找。多余的自由不能派任何用场，对我们又有何好处！瞧瞧这个房间和相邻的小屋子，透过敞开的门你可看见小屋里有一张小床，两个房间都不大，还塞满了家具、书籍、手稿、艺术品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因此变得来更加局促，不过却仍然

令我满足，我整个冬天都待在这儿，前面的其他房间几乎完全不去。既然我没有使用它的需要，我拿自己宽敞的府第来做什么，拿可以从这个房间走进那个房间的自由来做什么！

一个人只要有健康的生活和从事自己职业的自由，就该满足啦；这么一点自由，是谁都容易获得的。再说，我们所有人的自由都得满足一定的条件。市民和贵族一样地自由，只要他坚守自己出身的等级限制，也就是听天由命。贵族和君主一样地

自由；只要他到了宫里遵守那一点点礼仪，就不会感觉自己是异类。自由不能靠目无尊长获得，相反得通过尊重凌驾于我们的势力。因为尊重和承认它，我们也就得

到了自我提升，并且表现我们心怀高远，不愧成为其同类。我在旅途中常常邂逅一些德国北方的商贾，他们往往粗鲁地与我同桌而坐，以为这样就成了和我一样的人。才不是喽；相反他们要是知道尊重我，对我表现出应有的礼貌，才算真正与我平起平坐。

类似的无数典故，全都着眼于伦常与德行。

你可自己说说看，中国诗人写的内容如此绝对符合道德，法兰西当代诗坛首领却正好相反，这难道不有意思极了吗？

一位天才要得到迅速、健康的成长，关键在于一个民族要正好处在精神、文化的繁荣昌盛时期。

然而除此以外，凡是涉及到过去的时代，凡是属于传说范畴的东西，都未得到应有的真实再现，因此便缺少了真正的核心。对亚马孙女强人及其立身行事的描写也一般化了，这在年轻人看来倒是诗意而浪漫，在美学界也算得上司空见惯。

巴黎就是法国，他伟大祖国一切引人注目的大事全集中发生在首都，都在那儿获得生命，都在那儿引起反响。这样，他的大多数政治诗都绝不可视为只是某一个党派的喉舌，相反他所反对的东西都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所以人们倾听他永远如同倾听人民的声音。在我们德国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哪座城市，是的，甚至没有哪个邦，对它你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里就是德国。我们在维也纳提出问题，人家回答：这儿是奥地利！我们在柏林提出问题，人家回答：这儿是普鲁士！——仅仅十六年前，当我们终于摆脱了法国人的统治，那会儿还到处都是德国；一位政治诗人在这里还大有用武之地。然而这时并不需要他。普遍的贫困和普遍的耻辱感，像恶魔一样攫住了整个民族；诗人能够点燃的愤激之火，早已在各处自行燃烧起来了。

这世界真荒唐，它不知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让世人爱怎么讲怎么讲，爱怎么干怎么干吧。——我没有仇恨怎么能拿起武器？我不再年轻怎么能够仇恨？要是二十岁时碰上那样的事件，我肯定不会落在人后

每一种流言蜚语后边，都藏着对我的恶意，情况比你知道的严重。多年来就有人仇视我，企图暗中伤害我，这些流言蜚语

我感觉只是旧仇恨换的新面孔。我明白得很，不少人视我为眼中钉，给予除之而后快；既然对我的天才无可奈何，就想损坏我的人品。一会儿说我傲慢，一会儿说我自私，一会儿我对年轻的天才满怀嫉妒啦，一会儿我又沉溺于声色啦，一会儿讲我

缺少对基督的信仰，喏，最后甚至骂起我不爱祖国，不爱我亲爱的德国人来了。

民族仇恨就是个怪东西。——你总发现在文明程度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可在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以后，它就完全消失了；这时候，人们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凌驾于民族之上，已经感到邻国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就是自己的幸福和痛苦。

“在英国也一样，”我说，“一些年以前，大学生们递交了一些请愿书，企图对有关天主教问题的重大决策施以影响，结果遭到人们嘲笑，接下来便没谁再留意他们了。”

党派仇恨成了他利用的同盟力量；不依靠这个力量，他不可能

产生影响。在文坛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例子，就是仇恨取代了才能；一些才能微不足道者大出风头，就因为充当了某个党派的喉舌。

同样，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大量这样的人，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格得以自立，只好投靠一个党派以自重，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人物。

总而言之，我们一切都得感谢马丁·路德和他发动的宗教改革。我们摆脱了愚昧的锁链，由于文化的不断发展而获得了追本溯源，把握纯净的基督教义的能力。我们重新有了勇气立足于神的坚实大地，并且体验我们由神赐予的真实人性。任随精神

文明不断地提高好了，任随自然科学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发展好了，还有人的心智也无论怎样扩展——一切反正都超越不了基督教义闪烁在《福音书》中的崇高道德之光！

还有新教内部讨厌的派别之争也会停止，父子之间、兄妹之间也不再相互仇恨和敌视。因为一当大家理解了基督原本为博爱的纯正教义并将其化为血肉，就会感到自己生而为人的伟大和自由，对这派或那派外在仪式细枝末节的差异也不会特别在

乎了。

这类的观念不再适应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整个说来也和我们的宗教观矛盾。

我们现代人现在更适合使用拿破仑的语言：政治即是命运。可千万别学我们的先锋作家说什么：政治即是文学，或者政治是适合诗人的题材什么的。

诗人想搞政治就必须参加一个党派，如此一来就必然失去作为诗人的自我；它必须对自己的自由精神道再见，对自己不受约束的观察道再见，相反得把褊狭和盲目仇恨的软帽拉下来把耳朵蒙住。

诗人作为人和公民是会爱自己的祖国，不过呢，他发挥自己诗才、以诗为事业的祖国是善，是高尚和美；这个祖国不限于某个特定的省份，某个特定的国度；他无论在那儿发现了它，就会将它抓住，并且加以表现。他犹如一只翱翔在广阔大地上

空的雄鹰，看见野兔就会箭一般扑下去，根本不管那兔子是在普鲁士，还是在萨克森。

到底什么叫爱祖国？到底什么叫爱国行动？一个诗人终生致力于与有害的偏见作斗争，消除狭隘的观念，开启民众的心智，净化他们的审美趣味，使他们的思维情操变得高尚起来，难道他还能做什么更好的诗吗？难道他这样做还不够爱国吗？

我恨一切的敷衍塞责、滥竽充数，视它们如同罪恶；但我特别恨的是有关国家大事方面的滥竽充数、敷衍塞责，因为它们会给千百万人带来灾难。

别再扯这糟糕的话题吧，免得在反对非理性的过程中，我自己也跟着失去了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