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食》中摩根·余的后人类身体构建

一、 前言

《掠食》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近未来的架空历史世界。在这条时间线中，人类发现了来自太空的外星生命体“风暴异魔（Typhon）”，并与其进行了接触。空间站Kletka伴随着对风暴异魔的研究被建造，对于该空间站以及其研究权经过数次交替变更，最终在2025年由转星工业（TranStar Industries）购置并私有化。转星从此接手了关于风暴异魔的相关研究活动，并在2030年将Kletka改建并重新命名为塔洛斯一号（Talos I）。至此，故事发生的背景基本搭建完成。

主角摩根·余身为转星工业创始人凯瑟琳·余和威廉·余的后代，在2027年顺理成章地入职转星工业，进行关于一款名为神经调整仪的试验设备的研究。2032年，摩根被调往塔洛斯一号。接下来的三年里，摩根自愿申请成为神经调整仪的主要临床试验对象，这一技术在整个《掠食》世界观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掠食》究竟是如何通过表现一项虚构的技术，进而实现对后人类主体的构建和表达的？本篇评论从此处切入开始。

二、神经调整仪的后人类技术原型

神经调整仪（Neuromod，Neural Modifier的简称）是一个外观类似手枪的注射器，由一个对准眼球中心的发射器和两根对准眼球边缘的长针构成。在使用时，两个长针似乎会围绕眼球的轨道进入。由针头注射的血清会通过视神经（或是视觉皮层），从而引发大脑的重编排。在这个过程中，神经调整仪会生成该使用者大脑的“地图”，将其与预存储的突触模式进行比较，然后推断出进行匹配所需的变化。在初次采样构建时，它会创建已知所需知识或已掌握所需技能的大脑的扫描样本；在之后的使用中，它会将使用者的大脑部分重建，以匹配它之间所存储的模式。[1]

这项技术能够采集并重塑人类大脑的结构，意味着所有的知识和技能都从不可量化的抽象存在，转变为具象化的、数据化的可触及实体。在游戏中对于神经调整仪的作用有一简单例子：通过扫描钢琴演奏家而创建的神经调整仪，将使用户拥有演奏家所拥有的所有钢琴技能，就好像他们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一样。这项功能甚至能够从身体条件较差、不再能支持他们进行实际操作的人群处采集信息，例如病危或因故残疾等等。在这些状态下，通过进行大脑扫描和神经调整仪的构建，能够使他们的知识或技能得以延续和发展。

如果将作为技术的神经调整仪进行拆解，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建构在现有后人类技术基础上的复合构成，它的存在也是对这些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学问题的一次集中发问。借助神经调整仪，主角摩根能够获得更长的寿命、更强壮的身体、更专业的战斗技能，这种通过修改与重建神经实现的人体增强技术，毫无疑问是一种对现实中基因工程的象征。在这个象征关系中，最明显的共有特征就是：二者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带有超人类主义色彩的对“自然秩序”的破坏和僭越[2]。这种视域源自达尔文主义对于亚里士多德“物种永恒”的质疑与冲击，但达尔文否认了在进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指引性的动力，一切都是随机过程中突发的、暂时性的产物。这种随机性被抽象化，成为了某种“自然秩序”，而基因工程作为对这种天然随机性的人工干预，是破坏“自然秩序”的行为。更进一步讲，在有关自然秩序的争辩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对人类“选择进化”权力的归属争夺，在这里“自然秩序”也就转变成为了一种限制了人类“自我超验化”程度的界限。对于这种界限而言，基因工程对身体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传统技术的进步性意义。它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的和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后续进行展开。

另外，在副作用的表现上，神经调整仪还隐含了对另一种技术——神经药理学的象征。游戏中摩根实施的摘除手术导致了不可避免的记忆错乱和部分损失，同时对神经调整仪的多次反复使用对于其性格也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与现实中神经药理学产生的具体副作用：不明抽搐、记忆丧失、自杀、暴力和脑损伤等有着高度相似之处。而除去副作用这一特征之外，神经调整仪作用过程的瞬时性和有限性、通过物质身体改变投射的政治情感影响，都和神经药理学构成了联系。在进行自我价值的构建时，使用药物和使用神经调整仪都提供了一条相似的、捷径式的通路，这种通路的设立不只带来了与基因工程类似的“美容性药理学”的问题[3]，也同样指向了相似的主体性的损害问题。

上述的分析显示，将讨论仅仅悬置于技术本身层面，并不能为其提供肯定的解答，还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因而对于后人类身体的构建表达问题的研究需要更进一步，寻求更多理论上的帮助。

三、身体的切分和构建

对于身体论域的研究并不少见，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其影响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这其中包括身体与文化、身体与性、身体与权力等诸多方面。这种研究拓展到了技术哲学领域，目标聚焦于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唐·伊德在《技术中的身体》[4]中区分了两种“身体”，即所谓的“身体一”和“身体二”。“身体一”是梅洛-庞蒂现象学意义上“能动的、知觉的和情感性的在世存在的”身体，它是一种现象学上的身体，是我们肉体存在的根据。这样的身体是“第一人称”的、“主动”的；“身体二”是福柯意义上的被社会和文化所建构的后现代话语的身体，它的物质性被“强行加之于身体之上的、心理的、政治的、文化的书写和重构”所蒙蔽。这样的身体是“第三人称”、“被动”的。贯穿“身体一”和“身体二”的还有“第三个维度”，即技术的维度，作为对前二者的补全。

这种对于身体的解构，在《掠食》中经由神经调整仪技术得到了巧妙的使用。多种身体根据情节发展逐渐显现，并叠加于前一形象之上，共同构成了《掠食》中摩根形象的根本元素。在游戏的开场，摩根被置于一系列测试场景中，测试内容为执行一些简单动作。在这次测试发生的时间节点，摩根处于上一次摘除后伴随着失忆的“空白状态”，未接受任何神经调整仪相关的操作。因此在这种状态下，任务的实现只能通过基础的、现世的身体进行：按下按钮的操作，必须经过摩根的“真实”身体进行前进、至操作台前停止、抬起手臂、按下按钮的一系列步骤。在这场测试中，动作的物质性和能动性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三分式解构中“身体一”的调动由此产生。而在进行另一项躲藏测试中，在椅子后进行蹲伏操作，能够触发一句研究人员评论：“她居然真的躲在椅子后面了”。这句带有诧异色彩的反问，暗示了测试的目的并非对于纯粹的“身体一”的调动，将“身体一”从讨论的区间切分并搁置一旁。这预示了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身体符号的多重性将被逐一展现。

“身体二”象征的首次出现发生在开场发生后不久，并通常会在整个游戏的发展过程中延续，直至游戏的结尾。这种象征是分散性、多维度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存在于勤务机一月和十二月的形象中。在神经调整仪实验中，转星的研究人员利用前文所述的记忆丧失，将摩根困于同一天的循环中以进行调整仪不同模组的对照试验。摩根逐渐意识到这一情况并作出了反抗的应对措施，一月和十二月就是在这一阶段被秘密制作的勤务机。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摩根的记忆备份，帮助摩根脱离现有的半强制性非人道实验，并最终结束在风暴异魔研究上出现的问题。

对于十二月和一月的构建过程游戏中并没有明确的表现，但从结果上看，这些勤务机不仅继承了制作者摩根在彼时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了人格的相似性。一种猜测是，这些勤务机的决策树是基于神经调整仪技术中的记忆扫描部分进行构建的，因而其行为也可以视作是彼时的摩根本人在当前情况下的反射。基于这种方式建构的勤务机显然也带有一定的瞬时性，对于相同的局势，一月与十二月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道德立场和处理手段，甚至在一定的节点一月会将十二月杀死，以保证自己计划的完成。这种通过勤务机形态现身的摩根是完整时间线上的切片，带有明显的非连续性特征。他们构成了这种被围绕摩根的特殊场域影响并塑造的身体，同时兼具第二人称和被动的特性，是对于“身体二”的完美体现。同时，其他形式的“身体二”也散布于整个塔洛斯一号的空间之中，这包括摩根曾经的语音资料，电子邮件、文档，以及与幸存者之间的交流中。这种身体由延迟和离身的观察者客观化，是伊德所说的“虚拟的身体”。在这种身体中，断裂的“经验”成为了新的主体性构建的主要场所。

四、离身性、具身性和“身体三”

伊德所进行的这种身体拆分，探讨的实质是技术与社会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身体的具身性和离身性的。在库卡尔看来，伊德其实是区分了“具身的现象学”与“离身的现象学”[5]。具身的现象学，即考察技术如何修正或增强身体的知觉能力,而所谓离身的现象学，即考察技术如何“规划”身体并进而把身体客体化。伊德指出，“具身的和离身的现象学分析的是我们经验成为一个身体或成为一个虚拟身体的方式。我所试图表明的是这两种经验是不同的，并进而在由技术所勾织的生活世界中以不同的方式表明这种不同。”

这种具身性和离身性的对立，主要体现在身体一和身体二之间的关系中。“行动中的、在此的身体给予的是我的身体的中心基准。这是真实生活的身体，与那种更被动的或更边缘的、向准离身性的视角转变的虚拟身体相对立。”在伊德看来，当技术作用于身体，实现诸如知觉转化和增强等等功能时，技术就是具身的技术。而当技术将身体客体化、边缘化和图像化时，技术就是离身的技术。这种分析手段经常被用于进行赛博空间中的虚拟——现实身体问题，然而这并不能契合技术——身体问题所经常涉及的所有研究情况。批评者认为其二元对立式的分解方式，仅仅是对于笛卡尔建立的主客体结构的变形和修补，而并未脱出其窠臼。针对这一点，梅丽莎·克拉克将伊德所言的“第三维度”转而称为“身体三”，即技术的身体。在“身体三”中，技术于身体处于一种交互的作用关系中，“身体三”自身构成了技术，同时为技术所构成。[6]

“身体三”的出现，真正意义上破除了对于身体的单向度解释。在这之外，芬博格还提出了一种“延展的身体”，这种身体“不仅是通过技术中介所行动的，而且也是通过技术中介来意（signify）自身的”[7]。这种对于延展性的意指更加贴合了后人类这一存在本体论方面的特征。在海尔斯的《后人类宣言》中提到：“后人类的观点将身体视为我们可以操作的基本的弥补，由此用其他的弥补性手段来扩展和代替身体，是一种在我们出现之前就已经开始持续进程。”[8]

《掠食》中“身体三”的表现，恰恰也是借由“身体一”和“身体二”之手呈现的。为此，摩根需要回溯到“身体一”中所提到的那个测试空间。在一份邮件中提到了摩根曾使用神经调整仪获得的异能，完美通过了整个测验。而当获得了相应的神经调整仪能力升级后，摩根可以选择回到曾经的测试空间，再次重做之前的测试、尝试进行邮件中叙述的复现。这一元素安排的目的在于引导此时的摩根站在技术已知的角度，进行对于测试设计的逆向推理：对于相同的动作结果，使用“身体一”的结果被排除，而使用神经调整仪获得能力的结果被通过。至此，整个测试终于被拼凑完整，其意义在于进行一种前“身体三”和后“身体三”时代的划分。这种通过技术的内化和具象化构成的“身体三”，在游戏的其他方面也有呈现。例如在使用神经调整仪学习过多风暴异能技能后，塔洛斯一号内部的自动安保系统会将摩根识别为敌对目标进行攻击。在这个过程中，安保的判别标准从人——非人的关系，转向了低（异魔）技术——高（异魔）技术的关系。这也象征着一种从“身体一”导向到“身体三”导向的转变。

五、构建摩根·余

在进行传统赛博格形象的分析时，身体拆分的结果经常会将离身性置于中心能指的位置：虚拟空间和物质世界的分歧，往往最终都走向了超人类主义的虚拟存在具体化，作为物理存在的“身体一”仅仅成为某种被更加高效的机器或其他虚拟表征所替代的产物。物质性的身体被贬低为桎梏、拖累、多余的肉体，而虚拟性的意志在赛博空间中得到永生。

然而，《掠食》中对于摩根·余的构建恰恰打破了这一常规论断。在游戏的开始，不包含任何先验知识的摩根——身体一被置入塔洛斯一号。在这之后，“原本的”虚拟摩根（们）——身体二开始在真实摩根的周围出现。而整个游戏的过程，实际上是一场不停歇的对技术的实践：摩根通过安装不同的神经调整仪获得不同的能力，并在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中实现技术的内化，而这种内化反之也在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中被体现，身体三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构建。在这个渐进式的、顺序的构建过程中，身体一和身体二的割裂呈现证明了不同身体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空间，但却经历同一个现实，拥有各自独立的主体性。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在身体建构中离身性和具身性的对立关系。而在最终的身体三的构建中，对边界的模糊和对对立符号学的瓦解被彻底实现。霍林格认为这种“人类和机器的联系，从根本上消除了人类身体的中心性，以及实质上的自我的神像”，从而彻底解构了身体和技术的现代性的、人类主义的二分法。[9]

由此，摩根的形象构建彻底摆脱了离身——具身、现象身体——文化身体的二元模式。同时正如摩根形象所展现出的形态一样，技术哲学对身体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探讨或许也应该向一种更加广阔的、多维度的角度迈进。这个方向就是对身体技术以及身体政治的研究。正如身体三中提及的“延展的身体”一样，技术都隐含着“身体使用技术的”意向。在摩根的构建中，所有技术的出现方式，都是以通过神经调整仪的“技能（techne）”学习实现的。[10]从这种非技术物的角度观察技术，反而能够更加清晰地认知技术和身体的内在同构效应：身体可以被看作是一切技术之发生与发展之所，不但产生在身体之中的技术（即身体技术），而且也产生伴随着身体的技术（即外在的技术体系和技术物）。这种角度不仅有效地避开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和拘泥于特定技术研究的狭隘性，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看待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和身体本身提供了新的启发。

参考文献

[1]https://prey.fandom.com/wiki/Neuromod

[2]Lee M. Silver, Rec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Avon, 1998), pp. 256-257.

[3]Grunwald, Armin (Hrsg.): Handbuch Technikethik, pp.290-292.

[4]IHDE D. Bodies in technology [M]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5]KOUKAL D R. Book review: bodies in technology [J] .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002，43(4): 837-838.

[6]CLARKE M.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session on bodies in technology [J] .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03, 7(2): 120-124.

[7]FEENBERG A. Active and passive bodies: Comments on Don Ihde’s bodies in technology [J] .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03, 7( 2): 1-6.

[8]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ome Posthuman: Vitur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3.

[9]Hollinger, Veronica. "Cybernetic Deconstructions: Cyberpunk and Postmodernism." Mosaic 23. 2 (1990): 29-44.

[10]LETTOW S. Somatechnologies: Rethinking the Body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J] . Techné: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2011, 15( 2): 11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