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纪录片23《两汉经学》
北京孔庙 乾隆石经碑林
《十三经》是是儒家的13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的《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12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数倍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山东省曲阜市孔林 孔子墓地
这里是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没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骂儒生为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
山东省曲阜市孔庙 孔子像
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公元1465-公元1505）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这些彩绘绢本展示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一幅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境，从这幅《汉高祀鲁》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
山东省曲阜市孔府文物档案馆 《汉高祀鲁》彩绘
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 副馆长 唐丽
唐：太牢礼主要指的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也是规格比较高的祭祀，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汉高祖刘邦还专门下诏旨诸侯公卿将相让他们先谒孔庙，然后再去地方上任。
刘邦对于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qian一声）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之间叔孙通谨小慎微的对待刘邦，没有像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在苦苦地等待着机会。
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上争功饮酒，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地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城略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没有意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的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上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是登堂入室。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
孙：秦汉以后由于礼坏乐崩所以这个社会秩序就混乱了，大家就没有一套行为准则，汉高祖通过叔孙通来整顿这个朝野的这种秩序，制定了这种礼，高祖才感觉到自己真正像一个皇帝。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大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
陕西省西安市 刘邦墓地
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已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
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所长 卜宪群
卜：焚书坑儒以后当然对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对儒学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能说是断了，因为这个历史的过程比较短，比如说在汉初当时兴起了一些学习儒学的这样一些学者他还在，他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保留下来。
阜阳市博物馆 西汉奴阴侯墓 漆笥
阜阳市博物馆 原馆长 韩自强
韩：它那个（西汉）作坊里做出来的，它每一个漆笥片上面都带有字，这就是装竹简的（漆笥）盒子，多精美，这竹简从（漆笥）上面。
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汉初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汉朝也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与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知道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学、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于重振，实现就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
孙：当时有六经，《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乐经》，但是的确《乐经》到汉代就看不到了，就是我们的音乐的《乐经》就没有了。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15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礼》《易》（乐》《诗》《书》《春秋》，可是汉初《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立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
西安碑林博物馆 熹平石经
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yong一声）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 研究员 刘一闻
刘：熹平石经他的字体因为当时是派宣传的用场，所以他就写得刻得都很端端正正的，最大的那是1922年出土也在洛阳出土的，出土以后发现最大的《周易》他有940多个字。
美国大都会美术馆 伏生授经图 明 杜堇
这件非常珍贵的作品是明代画师杜堇的《伏生授经图》，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复兴，然而伏生已90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马上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
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 武氏墓群石刻
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70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长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
孙：汉代道家已经不是完全的像先秦的道家一样，他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他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所以他要对政治、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所以有的学者把秦汉以后的道家称做为新道家。
徐州博物馆 乐舞佣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汉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力行和亲弭兵。
江苏省徐州市 狮子山楚王陵
在楚汉战争后的60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旧谷子，一直堆到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杨振红
杨：汉初黄老之治在于它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去恢复自己的生产生活，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做，因为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湖南省长沙市 贾谊故居
而文景盛世中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志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比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并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仪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所长 卜宪群
卜：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不是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淮南王和齐王都进行了拆封，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削藩，彻底撤掉这些诸侯，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逼，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就是说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
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也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的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府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
孙：历史上它的确社会是变得很富有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但是社会问题也出来了，那新出来的这些社会问题加上旧的社会办法与民休息这种办法能不能解决，看来是没办法解决了，这就需要新的思考和一些新的方法。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 五贤祠
这里是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汉代儒者辕固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立了塑像。汉景帝时，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汤武非受命），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政治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社会政治。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
孙：黄生说现在的社会不能再变了，不能去改革，但是辕固生认为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革，两人就发生了争论，而且争论到最后就拿着帽子和（鞋子）做一种比喻，就牵扯出了汤武革命。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呈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的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宋艳萍
宋：汉武帝这个人他是有雄才大略的一个皇帝，而且他只主张积极进取的，他不满于无为而治，因为儒学它是有大一统还有君权神授这些思想，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河北景县的大董故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用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
河北省景县大董故庄村 董子故里
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 董子出生舍宅遗址
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
河北省景县广川镇 广川董子小学
“史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董仲舒曾发愤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 杜维明
杜：从董仲舒看起来，特别是在修《公羊春秋》一种微言大义，要改变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就说来自他对人性、人的生命的价值的意义和社会的、长久的、持续的和谐，他有一套全面的理解，这一套全面的理解是以德治为主，但是刑也加在上面，就是法治和德治，法治是最基本的，但是法治的本身不能够创造道德，必须还要有德治。
杜维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汉武帝如何采用儒学作为汉代学说，对董仲舒思想有详尽的分析，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极，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道理，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的社会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 杜维明
杜：像董仲舒那个时候，策是策问，皇帝有问题，问题就是天下大事，我们现在碰到大的问题，培养人才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发展的问题，乃至人和天的关系问题都是大问题，那么对策，他就对你这些大问题他提出回应，所以重要的是了解他说天是什么意思，它有很深刻的内涵，而且内涵是道德的含义，非常深刻的内涵，天有好生之德，天对老百姓讲，我想跟老传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摆黜百家，独尊儒术。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 杜维明
杜：董仲舒的意思是汉武帝你如果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的非常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儒学可以提供，所以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
河北省衡水市景县 董仲舒衣冠冢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地得以实践。
河南省洛阳市 东汉太学遗址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吏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生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发展起来的。
上海孟母堂 读经儿童
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2000年来不绝与耳。汉朝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学说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14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 杜维明
杜：儒家有它的道、有它的学、有它的政，在他的学术传统中间，经学是它的核心，从董仲舒开始，特别是《公羊春秋》嘛，也是一个实践哲学，那么你不通过对于经的理解，不读《大学》，不读《中庸》，不读四书啊，不读五经，那对儒家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它整个人文，它是一套全面的人文思潮，不能够进入它的核心。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艺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
孙：公孙弘功不可没，儒学变成了经学，这样它成为汉代的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支配意义的政治学说，当然他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汉代朝廷重我们我们可以看到设五经博士，每个博士都要招很多弟子。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书》的伏生，传习《礼》的高堂生，传习《易》的田何，传习《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奇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
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皓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但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
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
孙：比如说《春秋》它有《春秋》纬，《书》它有《尚书》纬，《礼》它有礼的纬书各种各样的，所以说这个纬书呢内容大多是放荡不羁，有很多神话的色彩，它保留了很多中国原始神话、上古神话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经学中记载的孔子是很严肃的，很庄严的，但在纬书记载的孔子呢就可能站在天门上拿着一把宝剑，踩着祥云，所以说这就是纬书和经书的区别。
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作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罪己诏。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 杜维明
杜：儒家有他的批判的精神，他这个批判的精神就是对他所建构的政治要有一套反馈系统，那么天人关系是一个最难理解也是最后的一个反馈系统，假如你的政局不能够进入常轨，那要受天谴，他先有这个警告你，先有灾异，那么如果你一直不受警告，那你的天命就会丧失了。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
孙：汉高祖把自己的这些功臣和自己这些的子弟都封为诸侯王，同样也封了很多郡县由中央直接治理，并行的情况下，诸侯坐大以后，它有一个想脱离中央集权的冲动，或者这种需求，就说明当时这个社会它不是很统一，所以董仲舒讲的这个大一统，整合整个社会的这种政治秩序，它提供了一个自己的理论支撑。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点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2000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 院长 杜维明
杜：董仲舒所提出来的三纲它有强制性，强制性也就是为了秩序的安定，这个思想受到法家的思想，那么它要维持一个秩序它需要有一种纲领的观念，那么这个我相信在现代对于儒学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个上下的关系和君臣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夫妇的关系，都是核心的关系，都是纲。《白虎通义》就把三纲定为国家的大经大法，一直到了宋明以后，包括到了今天像陈寅恪先生，王国维先生，都认为三纲六纪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
绵延2000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的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织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醇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诗礼春秋汉服 创始人 周应之
周：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没有文化修养中的人他很快会赢得尊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历来就对有文化的人有尊重感，那同时，我们这个尊重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骨子里对于真理的尊重，对于深刻思想的尊重。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只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成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投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的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做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孙晓
孙：儒学和经学是有差别的，儒学他原来是一种社会学说，和诸子百家这种学说是一致的，但是他被汉代政府采用以后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说，变成了一种经世治邦的一种学问，这就是儒学向经学的一种演化，经学不是完全照搬一些传统儒学的一些东西，它吸收了百家学说的各自的一些优点，经学内容比儒学要更为丰富。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与时俱进，发扬光大，正因为如此，在2000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些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生与其他圣哲先生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