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里戏外皆人生】对“票房”的理解（杨柏年）

【秋思按】杨柏年老师，浙江镇海人，1933年出生于上海，2014年8月去世，享年81岁。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后，到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1960年调市局消防处后任防火监督员，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消防文艺宣传和消防影视片创作和摄制工作。1994年退休于上海市消防局。2003年，转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军休干部。

杨老师生平热爱文艺、戏剧。系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周信芳艺术研究会理事：并担任上海国际京剧票房副理事长和上海春秋京剧票友社总干事等社会职务。

杨老师生前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字集结成书《戏里戏外皆人生》，通过文字杨老师把自己毕生所学，对京剧麒派艺术的感悟，以及在票界多年的所见所闻做了很好的梳理与记录，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上海票界活动史料。因为是杨先生自费出版，印量不多，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精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在公众号展示，通过这些文字老戏迷们能回忆当年的过往，新戏迷们则能领略当年老先生的风采。

几十年来，我对京剧的学习、实践使我懂得：京剧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一门高度深奥的包含双重综合性的艺术，是各种古老戏曲的基础合流，又是多种艺术元素的融汇。它有着诗歌般的文学诗词，有着悦耳的音韵、格律；有着美妙的、画卷式的动作、舞蹈、武打；还有紧密配合的琴弦、锣鼓的伴奏；服装、道具、舞美的衬托。更重要的是它的历史性、演义性的题材，撼动人心的情节、人物，讴歌着爱国主义，颂扬了民族大义，贬恶扬善地寓教于乐，宣扬了高尚情操。它虚拟的时间、空间、人物，规范性的表演程式，艺术形态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或许是机缘，由于父亲的关系，我从小就接触京剧，此后我的一生便围绕着京剧，生活如是，工作更如是。一度我认为自己“不务正业”，抛开了自己所学的法律专业，只知京剧不顾工作。经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尝尽了甜、酸苦、辣的各种味道，反复地体验、回想过去，方才释怀，逐渐改变了“不务正业”的观念：京剧、麒派艺术丰富了我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知识：提高了文学修养，是我文艺创作的源泉，启示我做人的品德和艺德。另一方面，我通过“京剧”这一形式来进行消防文艺宣传工作，完成得还不赖，实则很“务正业”。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因素，接触了京剧，学演了麒派艺术，就得主观上设法去和专业结合、融贯。我既然是公安系统的文艺工作专职干部，后来调至消防部门专门从事消防安全文艺宣传，立足点首先就是公安、消防。然后，把学到的、懂得的、掌握的京剧麒派的元素、学识用到公安和消防业务上去。

我所谓“追随京剧一生”，其另一种含意在于：我一生热爱京剧，学习京剧，并为弘扬京剧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可是，我从未想过转为专业，也就是所俗称的“下海”，也是自知凭自己的条件尚不足够。所以，也就道道地地当了一生的“票友”。自六七岁开始，我就随父亲进出票房，七岁后正式参加票房活动，跟着教师学唱、学身段，跟着琴师吊嗓练功，第一个票房就是“剑社”（原在龙门路武胜路口）。那是一个由几位非常热爱京剧、且有一定水平的京剧爱好者自己筹钱创办的学习京剧、研究京剧、进行唱、念、做、打的京剧研讨活动的票房。当然，也是个包含着一定的“玩耍”成分的场所，需要我们自己筹钱租房子、请教师、琴师、鼓师以及服务人员，自己花票(旧社会的钱被称为“钞票”)玩京剧的场所，也可理解为票京剧的场所一一票房。参加人员都是爱好京剧、志同道合的朋友，称之为票友。

到了一定的时候，票友们学排了几个折子戏、片断，进行化装彩排演出（因为这是自己内部化了装、穿着服装进行排练，不作为公开演出，所以称为“彩排”)，这更需要花大钱了；租场子、借服装、道具，请化装、穿服的人员，还需筹措请配角、龙套、乐队伴奏人员的劳务费等等。这些钱综合起来，分成几份，由参加彩排演出的票友认码子（按戏码排列的次序认钱数多少来分担，第一个戏码，所谓开锣戏认数最少，第二、第三或第四个戏码逐步提高，一般最后一个为大轴戏及最后第二个为压轴戏认数最高)。然后，根据认钱多少再分发戏票，这也就更进一步符实了花了钞票、换了戏票，然后请亲戚朋友来观看自己的彩排演出（票戏），棒热场子的“票友”这一称呼了。

这些仅仅是自己多年来感受到的认识，正确的含意至今也未曾有明确的考据。话又说回来，这个“剑社”票房，有几位主要负责人，也就是集资最多的主要成员，他们认真到连自己的名字中间一个字也换成了“剑”字，如洪剑云、王剑章、章剑荣等等。我父亲当时还算是个自由职业者一一卖字，收入微薄，但由于喜爱，就作为缴会费的普通会员。而我随父亲去后，他们见我人小，唱得不错，且有小孩童的折子戏，如《三娘教子》的薛倚、《汾河湾》的薛丁山等要我为他们配戏。

我是双免费的“揩油”小票友了（既不缴会费也不受酬费）。时间长了，他们更加喜欢我这个小票友，就让专职教师也逐步教我唱、演大人们的正角老生戏了。那时，我总感到这些票友们的唱、念、做、打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似乎都是能教别人、指点别人的票友，就连当时也是儿童票友、比我大三四岁的文武老生票友汪国桢（当时也称他娃娃票)会戏也很多，而且水准很高。我当时，除了明确的专门教戏的教师外，他们这些票友包括汪国桢等人，都是我的学戏对象，都能当我的老师，这也使我受益匪浅。

从那时起，我渐渐感到这个花钞票玩京剧的“票房”，不仅是京剧爱好者玩乐的场所，更是学习京剧艺术自由的民间学堂。第二个票房—华联同乐会。位于南京东路、近江西中路，原大公报馆，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俱乐部，是供当时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高级职员、商人、洋行职员玩乐的娱乐场所。除各种娱乐设施外，就有京剧玩票的京剧联谊会。我父亲由于书法方面的行业伙伴的关系，也被吸收进去参加活动，至于我，除需要我配演孩童角色外，也要我偶尔配演赵云、王平之类的配角，虽然当时我已经长高了，已近青年，但到底还是小孩子，惹人喜欢。那时老资格票友石品芳、陆汉琦、薛子寿、张国椿等都教授或指导了我许多身段难度较高的戏。其中在张国椿、陆汉琦和我父亲合演的《群英会》中配演赵云后，我开始对张国椿的鲁肃麒派表演深感兴趣，麒派的铿锵有力、节奏鲜明、感情逼真渐渐印入我的脑海，使我入了迷，成了小麒迷。

这样，也就使我更进一步感觉到：“票房”，不管这些大人票友们有什么其他想法、意愿，但对一个京剧爱好者来说，尤其是自幼喜爱的人，确是认识京剧、熟悉京剧、迷恋京剧以懂得流派而深谙各种流派的特点、魅力的最佳处所。我也亲身感受到有些老票友对京剧艺术的追求、探讨、钻研的程度决不亚于专业的京剧演员，也就是说有不少的老资格票友，由于某种原因而转为专业演员，而且较有成就，也是有名望的专业演员了。如：言菊朋（言派创始人）、陈大濩（余派）、赵培鑫（余派）、孙钧卿（谭派）、陆锦荣、张中原（麒派）、李世济(程派)、杨畹依、包幼蝶（梅派）、张哲生、刘居海、王济美、王新华（净）、包式光、纪金陵（丑）等等，包括当时的“娃娃票友”汪国桢等都成了京剧名家。我想“票房”这个民间自由的京剧学堂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已经成了京剧学府了。

这是我自小至解放前夕所参加的京剧票房活动后的初步理解和认识。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上海解放了。政权、财权、文权，一切归人民所有。中国的民族文化仍归人民所掌握、学习、弘扬。京剧专业队伍也逐渐步上正轨，改革并且走上了新的道路。京剧的票友、票房活动也随之而兴起，成了一种新的形式一业余京剧队（团）、业余京剧研究社、俱乐部京剧组等等。大部分都是附属在工会组织下的公办群众组织，我的印象中，最早创办的沪西工人俱乐部（位于胶州路常德路)是上海沪西区的工会组织，当时有一位居住在沪西地区的工会干部庄子荣，本人十分喜爱京剧，但自己不唱不拉，就是喜欢听，好研究，他认识了几位老票友，认为这项活动应该恢复而且活跃起来，因而联络一些票友办起了“大家唱”京剧活动，逐渐发展成了俱乐部下设的京剧组，当时我父亲也是发起人之一。起先是票友间相互探讨，研究，慢慢地也请了专职教师、琴师、鼓师等，许多票友除了学唱、学做、学打，还排起了折子戏，也有人学了各种文武场面。

京剧的伴奏乐队成员经费主要由区工会拨款，参加人员也缴了象征性的会费。一年后，其他区的工会俱乐部也相继成立，发展较快，有曹杨新村文化馆（当时办得较认真，由每月演出一次发展成每周都有彩排演出，水平较高，有些专业演员也来参与演出，上座率也很高，售票收入也足够补贴演出费用)。随之，卢湾区、黄浦区、虹口区也都发展起来，以后差不多每个区的工会俱乐部、文化馆都有京剧组织。

市总工会的下属—市工人文化宫当然也组织起来，发展成京剧一队、二队。当然，后来各种剧种也都形成了类似的戏剧业余组织。这样的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现在，越办越兴旺，越办越有质量。而且全国各地类似形式的京剧活动群体也多种多样，有公办的京剧队（有市、区，甚至某些大的工企单位内部也有)，也有私人办的票房、茶座以及小型的流派研究小组，充分证明了京剧艺术的魅力之大。这些京剧活动群体的表演水平也越来越高，目前的电视大奖赛也起了很大的促进和提高作用。票友活动也似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刚解放时，我就参加了上海的第一个京剧票房一一沪西工人俱乐部京剧组，后来又活跃在曹杨文化馆、徐汇区工人俱乐部、黄浦区文化馆以至市工人文化宫京剧队等的公办票房。

这些票房活动，对我在幼年、少年时代学到的京剧唱、念、做打的基础训练，进行了进一步的系统学习提高：有些地方上升到理论上的认识，又加上多次的舞台实践，从而成套地逐步完善。每次我演唱或彩排演出后，都会有一些老票友向我指出：哪几句唱腔不够顺通、圆润；哪些字眼、尖团字不分，四声不准；哪些动作，不讲究边式，不符合人物和剧情……后来，到了曹杨文化馆，活动更频繁，指点我的人更多。使我一直怀念的宋希元、潘乃新、张乃文、张中原、程贻泽对我的帮助都特别大。尤其是宋希元老先生对我的咬字要求特别严，念不准就重来，念准方休，有几次我都被逼得几乎要哭出来，事后也才明白，唱戏就是要这样严格，认真。

尤其在刚进中学时，未能拜师求成，周信芳大师却谆谆教导我：“读书青年，念书要紧，课余喜欢也要认真地学唱、学演，一定要讲究人物，符合剧情……”更使我深感唱戏要认真地学一字一句、一腔一调、一招一式、一人一情。

到了大学里（华东政法学院），在学生会的京剧团，我也不断地学习、实践。那时教工中的徐希博老师，更指导我去看些京剧方面的论述，经典书籍，使我的京剧艺术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参加公安工作后，在公安艺术团工作中，我又认识了孙鹏志老师，使我得以在学习麒派艺术方面更上了一个台阶，从外形逐步深入到内在的人物感情来提高麒派艺术的修养。而且，我还有幸又得到了范叔年、李桐森、李如春等名家的指点，学麒的最中心一点就是学习掌握人物，符合剧情的需要。从而，使我真正体会到：学京剧、唱京剧、探讨和研究京剧，绝不是仅落在“玩”字上，这个“玩”字，应扩大和提高其含义，也并不仅限于自身的艺术修养和享受，更是提高人文素养、弘扬国粹和民族文化的一种高尚的文化活动。多少年来，京剧的魅力越来越使我离不开它，当年，虽然经受了风吹雨打、种种不平，可我还是离不开它；到如今年逾古稀，白发满头，仍与它日日为伍。

再之，我在公安业余艺术团工作时，除了自身的学唱、学演，还从事着京剧活动的组织工作；锻炼了改编、移植等创作能力，都从实践中得到了循序渐进的提高。更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这些活动的经验和学识都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我的公安、消防宣传的业务工作，使我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直至退休后，我的“票友活动”仍然活跃而频繁。

1990年成立的上海国际京剧票房和2000年成立的春秋京剧票友社是我退休后主要的活动的票房，不仅是自己参与学唱，学演，而且还操作了大量的组织活动。从而，我所找到的京剧“票友”、“票房”的含义是：学习、实践、探讨、研究和操办组织京剧的活动，以至达到弘扬祖国民族文化的活动。“票友”的“票”字就是这些活动的行为；“票友”也就是其一员，一兵、一卒。“票房”也就是票友们活动的场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