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西交流——翻译文学与汉字拉丁化

近现代中西方交流中，西方文化属于绝对强势的一方。当天朝上国的美梦破灭，国家民族逐渐陷入危亡之际时，有识之士开始放眼西方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中西的交流也主要是中方单方面的接收，大多只有西方主动输出与中方主动寻求的分别。本文将从这里出发，讲述近代的翻译文学与汉字拉丁化运动。

一、翻译文学

近代主动的翻译工作的兴起也许可以从19世纪末洋务派的救国行动算起，翻译的对象主要是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而后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的强盛并不仅仅与其科技、军事相关，而且与其先进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于是，他们将重点转向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历史等方面的著作，严复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中国近代的文学翻译较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得最晚。战争之前，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很少。1899年，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正式出版，揭开了文学翻译的新纪元。而后在梁启超、鲁迅等人的推动下，翻译文学的影响力不断彰显。

翻译文学的出发点是朴素的，是要让大众了解西方的社会面貌，政治制度等基本情况。翻译文学的主力是小说，这与向大众介绍西方的最初目的相符合。

翻译文学的内容是多样的，而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偏重，从时间上讲大致有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等几个风潮。偏重内容的变迁也反映了不同时期译者对于改革中国社会所需的力量的不同认识。

严复提出的“信”“雅”“达”可以说是翻译技法的基石，然而在实践时却多有困难。在翻译文学开端之时，就没有按照“信”“雅”“达”的原则进行。林译小说本身带有译者的政治考量，因此译本相较小说原文有诸多改写，书中凡是与译者的政治诉求相冲突的地方一概遭到了无情的改写。以《黑奴吁天录》为例，原著作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原文中的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郁的宗教色彩。原著中有一章题为“Victory”记叙了汤姆大叔是如何惨死于奴隶贩子的毒手之下。但就在将死之时，汤姆大叔还是以德报怨原谅了毒害他的恶人们。作者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汤姆之死 ，在她的笔下简直如同圣徒殉道一般光荣。但在林纾笔下，却只有寥寥几笔仿佛是中医诊断书：“心胃之间，喜气充周，忽而气逆，奄然遂逝”。林纾并非不能理解该书的主题，只是他认为中国急需的是西人的尚武精神而并非这种坚忍与博爱，他更怕书中宣扬的这种非暴力抵抗会钝化国人的灵魂心志，因此将相关内容尽数删除。林纾毫不掩饰地在他的序跋中阐明了他这种政治化倾向：“余与魏君同译此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眼泪，[……]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士气爱国保种之一助。”而后周氏兄弟的翻译则“宁信而不顺”，主张对原文的绝对忠实，从另一角度看，也许正是此时翻译文学开始放下改革社会的第一要务，而逐渐凸显文学本身的价值。后继的诸如鸳鸯蝴蝶派等，使用传统中式的语言翻译西文小说，同时也进行小说的创作（多模仿西文小说），可以说是这种文学价值的体现。

翻译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社会层面，翻译文学与逐渐开化的社会风气相互促进，同时也提高了读书人对西方世界的认知程度。文学层面，翻译文学直接影响了本土文学的创作技法，使传统小说突破了第三人称的创作视角、章回体的叙事思路、顺叙的叙事结构、局限的选材内容等等限制对本土小说有明显的改革作用。翻译文学带来的欧化汉语也使得汉语构建了新的语序与表达方式。

然而，翻译文学的作用只能在读书人的世界体现，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另一个问题：识字率极低；也引出了本文的另一个话题：汉字拉丁化。

二、汉字拉丁化

汉字拉丁化的提法出现得很早，在实践上也有苏俄方面和瞿秋白等人的诸多努力，但是正式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可以说主要归功于鲁迅。从背景来说，汉字拉丁化源于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和衍生问题：社会识字率极低，识字读书本身成为一种特权并塑造了阶级。也正是因此，汉字拉丁化在一开始就带有政治诉求并且一以贯之。

改革汉字，将汉字推广到更广大的人群中，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所公认的重要任务，实践的路径主要有两条：拼音方案和汉字拉丁化。拼音方案是用注音符号或西文字母标注汉字的读音，方便人们的认字与发音。拉丁化则主张弃用汉字，使用口语转写的拉丁字母书写；拉丁化内部又分国语罗马字与汉字拉丁化两派，在依国语（大众语或北平话、北方官话中选出的唯一转写来源）转写或依各地方言分别转写的具体路线上不断争执。

当时，主张汉字拉丁化的鲁迅、瞿秋白等人已经从必要性、可行性、具体方案等多个方面阐释了整个汉字拉丁化工作。但是最终汉字并没有拉丁化，这一方面是由于汉语的独特性给整个工作带来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时间所迫：日军全面侵华开始了。

此时，真正广泛的实践开始了。中共在根据地开展扫盲运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多种尝试，最终使用西文字母为汉字注音，并且简化了部分汉字。这种折中方案在根据地取得了成功，也为1955年的拼音方案打下基础。

有趣的是，本文作者在搜集资料时发现了两篇同出于1981年的作品，一篇质疑了过去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另一篇提出了更简的拼音方案。当时计算机正在中国兴起，也许是计算机输入中文的需求引起了这种讨论。或许，在未来风云再度变幻之际，汉字与字母的兼容问题会再次回归公众的视野。

总结

翻译文学帮助构建了中国的现代文学，汉字拉丁化则着眼于受教育的权利问题，着力于语言和文字教育问题，推动了我国扫盲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这两个方面，可以一窥近现代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全盘西化的构想在实践中化为虚影，大浪淘沙，经过许多代人不断的努力，试错，最终形成了中文现在的格局。虽然目前仍然有西方语言照搬进中文而“水土不服”的案例，但总的来说，先行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肩负起来他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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