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卡夫卡》笔记：凝视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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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电影院欣赏的第一部新海诚的作品，便是近期上映的《铃芽之旅》。开场仅几分钟，电影唯美的画风与音乐引人入胜，但并未使我陶醉；村上春树的那部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却抢先进入脑海，难掩千头万绪。
二者创作的蓝本来自于同一个日本神话：《出云国风土记》中记载，神明八束水臣津野命用大网将海中的岛屿拉到一起，便形成了日本。传说日本的地震是地中的大鲶鱼所为，这条大鲶鱼横卧在日本全国的地下，首尾在日本茨城县鹿岛郡处相接。这位神明在鹿岛立下木桩，化为“要石”镇住鲶鱼，要石放在鹿岛神宫中，鹿岛便很少发生地震，这位神明也成了防地震的守护神。
二者在剧情设定上也几乎如出一辙：有象征灾厄的长条形恐怖生物，有失去部分记忆却要探寻身世、寻找命运的主角，有具备神秘主义性质的猫，有玩世不恭、放荡不羁却是主角莫逆之交的好友，有两个世界间难以闭合的大门，这些共同组成一场命运多舛的旅途。
笔者15岁时，接触的第一本日本文学便是这部《海边的卡夫卡》，也结识了年龄、性格相仿的那位“名为乌鸦的少年”，多次重读，屡次重逢，偶有心得。如今来到了少女佐伯的年龄，途径《铃芽之旅》，便迫不及待地再次重读，醍醐灌顶。
笔者本想从这两部作品的对比出发，完成这篇拙作，但经重读，其思想深度与个人感触却将计划推翻。《铃芽之旅》作为动画电影确有其出彩之处，但若要以作品自身内涵相比，却有不及《海边的卡夫卡》所在，况笔者水平拙劣，难以同时驾驭两部不同领域的作品。于是笔者决定以《卡》作为主线，完成这篇随笔，也完成自己心中那位“名为乌鸦的少年”的旅途。
《海边的卡夫卡》于2003年出版，与笔者同年出生。《卡》与村上春树于1985年创作《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结构一致，采用单双章的双线推进方式，魔幻与现实，“表世界”与“里世界”，多对彼此互为隐喻的意象看似毫无瓜葛，却在南辕北辙中悄然聚首，给读者以怪诞离奇的巨大冲击。
奇数章的故事大多基于现实主义，以第一人称的“我”为叙事主体，讲述少年田村卡夫卡为逃避父亲口中杀父淫母的命运，于15岁生日前夜离家出走，从东京中野区孤身来到陌生的四国的甲村纪念图书馆，结识“作为假说”的母亲佐伯与姐姐樱花，结识作为真正人生导师的中性人大岛，因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且无人在意而进入“里世界”，后经佐伯劝说回到现实世界。
而偶数章则贯彻着魔幻主义，着重讲述老人中田与青年星野的故事。中田少时经历了奇异的昏迷与暴力后，误入“里世界”而丧失记忆与学习能力，丢掉了一半的影子，却获得了与猫对话的能力；中田一辈子碌碌无为，但在60岁这年，在目睹卡夫卡父亲“琼尼·沃克”虐猫而杀害他后，便离开东京，伴随着一路的灵异事件，与半路相遇的星野一同前往寻找“入口石”，完成使命后将责任传给星野，在睡梦中离世。
细品《海边的卡夫卡》，二元对立的理念贯穿全书：单双章魔幻与现实的对立，卡夫卡与中田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对立，“表世界”与“里世界”的对立，卡夫卡的逃避命运与“名为乌鸦的少年”接受命运的对立，50岁成熟佐伯与作为“活灵”的少女佐伯的对立，中田以平凡的手段行不平凡之事的对立，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样的二元对立旨在突出古希腊个人毁灭式的悲剧性：逃避命运或许是在更加尽力靠近命运，“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之中，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沙尘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过”。
在二元对立的理念下，又可划分为三大主题：救赎与成长、命运的擒纵和反战与反暴力。其中卡夫卡个人的成长与他和命运纠葛的经历，大多还是依靠个人的主体性对抗作为客体的整个世界，其中个人主动占多数，他者主动占少数。而反战和反暴力，则是以他者为研究对象，强调以一对一的暴力与多对一的战争的手段对个人的影响。
这三点也是村上作品的常客：他总能以独特的口吻，依靠魔幻现实主义，将其思想娓娓道来。而前两个主题，更是今日引起多数人迷茫和痛苦的要害；而村上春树又如何在《卡》中为我们指点迷津呢？
救赎与成长——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
“谁也不肯帮我，至少迄今为止谁也不肯帮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干下去。为此必须变得强壮，如同失群的乌鸦。所以我给我自己取名卡夫卡。卡夫卡在捷克语里是乌鸦的意思。”
“噢——”她语气里不无佩服的意味，“那么，你是乌鸦了？”
“是的。”
是的，叫乌鸦的少年说。
“不过那样的生存方式恐怕也还是有其局限的。不可能以强壮为墙壁将自己围起来。强壮终究将被更强壮的击败，在原理上。”
“因为强壮本身成为了道德。”
佐伯微微一笑：“你理解力非常好。”
“成为另外一个人不容易，成为另一个名字并不难。”卡夫卡是主角为自己取的名字，其意有二：一为乌鸦之名，二为纪念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其一者，离群索居的乌鸦是主角对自己的定义，“生来至今，我从不记得真正被谁爱过被谁需求过，也不晓得除了自己能依靠什么人。……”
笔者与此颇有共鸣。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到过所谓“单人孤独者”与“双人孤独者”（或译作成双结对者）的概念：独行的人在极度的孤独中，会从自身产生另外一个人格与自己作伴，此所谓“双人孤独者”，放在卡夫卡身上十分妥当。乌鸦正是卡夫卡在孤独中所创造出来，为自身施与帮助和引导，实质上源于自身的形象。
生活中也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有些答案早已呼之欲出，也早被内心接受，但化作语言讲出却有困难，实践更是难于登天。“我是知晓答案，但无论是我还是她都不能把它诉诸语言。倘诉诸语言，答案必定失去意义。”如此，从自身与他人都不能得到的答案，便成为“双人孤独者”的责任，即无奈，也恰当。这是名为乌鸦的少年的责任，更是少年卡夫卡给自己的回答，也是笔者变得更坚强的手段。
笔者的成长一如卡夫卡经历这段旅程后的成长：从始至终，卡夫卡没有多得到谁的关爱。换言之，卡夫卡的成长并非“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也非“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他的成长无关他人的凝视。他原谅了母亲与姐姐的抛弃，践行了命运，仍然特立独行地走上接下来的旅途，一如佐伯回到甲村纪念图书馆，等待死亡的列车向她驶来。
他最终明白，他的主体性不依赖于他人的凝视而得以存在，而是在孤独前进的道路上得到实证。
“看画”，他说，“听风的声音。”
其二者，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深为主角与大岛喜爱，《在流放地》一文最甚。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一架精密冷酷的“杀人机器”，主角认为人们正置身机器其中，作者通过细致地描写机器，说明人们在其中生存的模式。同作家卡夫卡一样，少年卡夫卡厌恶自己的父亲，厌恶父亲对自己的咒诅，厌恶母亲与姐姐抛弃自己后不告而别，无论是家庭还是现实社会，对他而言不啻于一部杀人机器，这也是他起初不愿返回现实世界的缘由。
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剧本《禁闭》中提出著名的论断：“他人即地狱”。萨特认为，自我所成的主体在他者的凝视下化为客体，这一对主体性的追求与抢夺引起了恐惧与冲突，最终每个他者都成为他者的地狱。卡夫卡从儿时便主动抗拒这样的凝视，不愿留下照片，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只沉浸于阅读、锻炼与为逃避命运而准备中，是真正意义上的早熟，为积极的逃避与背叛做好准备。他在逃避的过程中成长，结束旅途后，甚至决定返校上学，这并非臣服，也非随波逐流，而是在认识到“他者”的意义后做出的合理决定。
卡夫卡之心路历程又与笔者何其相似！事实上，“他人即地狱”并非绝对的抗拒他者，既非恪守于凝视，又非沉浸于被凝视，而是要正确地看待与利用他人的评价，从而提升自身。
存在主义本身向往自由，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名言却清晰地展现出自由内在的矛盾，换言之，自由本身的缺陷：“人不自由的时候感到不满，人自由的时候感到恐慌”。在这一点上，我更赞同加缪(Albert Camus)的观点，正如他在剧本《卡利古拉》中借卡利古拉之口道出：“这个世界并不重要，谁承认这一点，谁就赢得自由。我（卡利古拉）憎恨你们，恰恰是因为你们不自由。”
自由本身无关乐与悲，如同“琼尼·沃克”，上校山德士和白色长条生物一样，“善也好恶也好都与我无关。我追求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彻底施展我所具有的功能。我是个非常实用主义的存在，或者说是中立性客体。”少年卡夫卡尚未完全理解这一点，但已经在如是的道路上前行，作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已经做得足够好；笔者自以为理解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会同卡夫卡一样，在追求自由和思想解放的道路上孤独前行。
林少华先生在序言中说到：“这个少年基本天生是一个坏小子，一个被严重损毁的人。……读者在这里势必会质疑：这样的十五岁少年还能得到救赎吗？他的人生还有希望吗？……村上春树决心让他得到救赎，决心给它以希望。希腊神话中，善良、勇敢、正直的俄狄浦斯没有得到救赎，彻底毁灭了。而在这部长篇里面，糟糕的田村卡夫卡君反而得到了救赎，走向新生。”村上让卡夫卡阅读、思考、经历，在双人孤独者的意味上得到救赎与成长，这是自由的自由与希望的希望；笔者也卑微地希望如此。
曾听过这样的笑话：但丁(Dante Alighieri)的《神曲》分为三部分，除去《天堂》《地狱》，剩下那部必然是《人间》；笔者想将错就错续写这一笑话：《炼狱》是人们生前的灵魂罪恶较轻，忏悔后前往的界面，但笔者并无宗教信仰，可得人间便是最后的忏悔时光；但若真有死后世界，人间完成忏悔，就能直升天堂。如此这般，人间便是炼狱，也有其可取之处。
少年卡夫卡的成长，便是从被凝视的世界中找寻到自己的价值，找回了主体性。这一点令笔者想起，星野在面对哲学系应召女郎时所谈论的话题：
“这就是我现在为你做的，星野君。对我来说，我是自己，星野君是客体。对于你当然要反过来，星野君是自己，我是客体。而我们就是在这样互相交换投射自己与客体的过程中来确立自我意识的，主动地。简单说来。”
“还不太明白，不过好像受到了鼓励。”
“关键就在这里。”女郎说。
黑格尔的思想放在这里，恰恰体现了村上写作的深厚功底，也暗含着“从主体性得到救赎”和“找到主体性的成长”的主题。
如此，成长与救赎的话题成为了自由和忏悔的讨论，那么以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中的论述作为结尾实乃丝丝入扣：“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命运的擒纵——深埋在体内的装置
“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你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暴就像配合你似的同样变化脚步。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化脚步——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一起跳的不吉利的舞。这是因为，沙尘暴不是来自远处什么地方的两不相关的什么。就是说，那家伙是你本身，是你本身中的什么。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之中，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沙尘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过。那里面大概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唯有碎骨一样细细白白的沙尘在高空盘旋——就想象那样的沙尘暴。”
叫乌鸦的少年对我这样诉说。
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曾探讨过自由意志的话题，这里便接续其讨论：前文提到，人们对命运的态度，最高不过“相信命运又欲改变命运”这层意味。村上春树为卡夫卡，索福克勒斯为俄狄浦斯写下这样的时悲时喜的命运供读者思索，但正如上篇文章所谈，是否相信命运与命运是否能被改变这一点，是纯粹的关于“命运”一词本身的文字游戏，定义之争，而不是决定我们意志和行为的圭臬。
上篇文章链接：是自由意志还是命运？
换言之，你我的人生是否由某位同诺贝尔文学奖陪跑多年的大叔写就并未可知，但你若认为你有自由意志，便可尽力追求，若无自由意志，老实说笔者也不知道如何作为，请这样的读者以自己自由的“非自由意志”自行裁决。
暂且搁置我们间的矛盾，回到田村卡夫卡君身上：“父亲说，我无论怎么想方设法也无法逃脱这个命运，并说这个预言如定时装置一般深深嵌入我的遗传因子，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我杀死父亲，同母亲同姐姐交合。”卡夫卡一直以来背负的命运，驱使他从东京来到四国的，正是《俄狄浦斯王》式的邪恶预言。
笔者想起小时候读过的画册，上面便讲述了俄狄浦斯智斗斯芬克斯的故事，记忆犹新。那故事作为儿童读物，并未提及任何有关邪恶运的情节，仅仅擘画了俄狄浦斯的勇敢与智慧；笔者想，这恰恰体现了我们或急或缓、或轻或重，都在试图假设、相信、逃避并最终改变命运的意图。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剧本。传说俄狄浦斯出生后，其生父从神谕中得知他长大后将会杀父娶母，因而下令将他抛弃荒野。但他却被人救起，被无子的科林斯国王收为养子。成年后，俄狄浦斯得知预言，以为科林斯国王和王后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为了躲避预言便逃离了科林斯。他在逃往忒拜城的路上与路人产生冲突，动怒杀死了一位老年人，这人正是俄狄浦斯的生父。
来到忒拜城后，俄狄浦斯除掉了人面狮身女妖斯芬克斯，被忒拜人民拥戴为王，并且娶了前国王的王后——他的生母为妻，生有二女。而后为平息忒拜国内流行的瘟疫，俄狄浦斯寻找杀害前王的凶手，发现凶手正是自己，此时他才意识到命运早已降临，一切的逃避都在向着这一命运靠近。其生母在悲痛中自杀，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离开忒拜城，自我放逐以求忏悔。
卡夫卡为了反抗这样的命运，贪婪地获取知识，坚持锻炼身体，最终决定在15岁生日前夜出走四国。文章中对卡夫卡和中田出逃的描写，“不知什么缘故”“到那里自然知道”这样的字眼反复出现。
中田可以说是卡夫卡的分身，他少时遭遇昏迷与家庭与社会的暴力，在勤勤恳恳却碌碌无为的一生中并无亮点，但遵循同样无可名状的命运指引，他在“杀死”杀猫人“琼尼·沃克”后出逃，近乎无意识地来到了同一家图书馆，见到佐伯，完成寻找入口石与烧毁佐伯记忆的命运。
星野是中田在半路结识的年轻人，他工业高中毕业后便不务正业，离开自卫队后在运输公司工作，开了六年的长途卡车。星野喜爱在卡车高高的驾驶位上俯瞰，仿佛一城之主；他的眼中似乎没有命运，也不懂什么哲学概念，但操作入口石的责任与和猫对话的能力却由中田渡到他身，他最终也杀死了那白色长条生物，完成了他的使命。
“并且那里有预言。它作为装置深深埋在我的体内。”
卡夫卡、中田、星野，一位尽力与命运抗争，一位无意识地顺从命运，一位不相信命运，却在作者的安排下尽数达成使命。这一点正是遵循了日本文化中“各得其所”的重要概念。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著名著作《菊与刀》中曾经这样叙述：“任何了解日本人的努力，都必须从理解‘各得其所’这句话的含义开始。他们信赖秩序、等级制……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心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即日本对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业已形成的整套观念。”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抛弃了传统的封建制度，但“各得其所”的文化本身却被更加彻底的实践。“他们根本没有把这项事业看做观念上的革新，而只是一项工作。他们施政的目标是使诶本成为一个不可估量的强国。他们并不是破坏偶像者，也没有谩骂过封建阶级，剥夺他们的财产。他们用厚禄引诱封建势力，使他们最后转而支持新政府。他们最终改善了农民的境遇，其所以十年起步缓慢，原因在于明治国库空袭，而不是出于阶级立场无视农民对政府的要求。”本尼迪克特如是说。
卡夫卡初次在林中小屋独居时，翻阅了一本审判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书，他的行为和意识与明治维新中这些新式官僚的行为或有相似之处：艾希曼作为纳粹党卫军的中校，受希特勒之命负责杀戮犹太人的任务。他极为冷酷地制订杀戮的计划，从运输和处理的效率，残酷但高效地完成这项任务。他在接受审判时，甚至不能理解作为技术人员，同世界上所有良心的官僚一样完成课题，为何唯独只有自己受到这样的责难？
大岛在书上的批语给了卡夫卡关于自身责任与命运的指点。叶芝曾这样说道："In dreams begin the responsibilities"，责任始自梦中。艾希曼被卷入希特勒巨大、扭曲且谵妄的梦中，一如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却在梦中杀父淫母的卡夫卡君。弗洛伊德说，梦是潜意识的表现，而潜意识常扎根于主体的想象力；所以村上才会借大岛指点卡夫卡，“没有想象力，责任也就无从产生”，命运也就无从谈起。
卡夫卡从逃避命运到接受命运，他从未怀疑过自身，没有同花剌子模信使的命运一样，因为在梦中屈从于命运，便怀疑囊括知识和身体在内的自我，从而像俄狄浦斯一样径直冲向自我毁灭的结局；他对学校、同学和老师深恶痛绝，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图书馆中贪婪地获取知识；他痛恨父亲与父亲所带来的命运，但并未凭借自身的强壮除掉父亲，仍然坚持锻炼。
笔者想，这或许是卡夫卡能够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的根本原因。和少年中田经历暴力后的经历一样，卡夫卡同时出于自愿和被迫逃离他人的凝视，在独自生长的过程中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在佐伯的指点下，依靠主体性回到外面的世界，和中田在花甲之年找回另一半影子，凭借死亡变回普通的中田，带有相同的意味。
所以说，“各得其所”一词，既是对命运本身的认可，又是对命运引导下背叛与颠覆行为的赞许。这并不矛盾，而且正应了笔者在前文所谈的“相信命运又欲改变命运”的思考，即章节标题中所谓“命运的擒纵”，擒纵之间，在相信和改变的矛盾中不进则退。“各得其所”的田村卡夫卡，正是因为相信命运，所以才要逃避命运；而正是因为逃避命运，才能解释命运并提升对命运的认识，跳脱出命运，拥有像星野小子居高临下成为“一城之主”以凌驾之势对命运的嘲讽与蔑视。
“刺刀的用法别忘了。”高个儿说，“刺中对方后马上用力搅，把肠子搅断，否则你会落得同样下场——这就是外面的世界。”
“但不光是这样。”状个儿说。
“当然，”高个儿清了下嗓子，“我们只谈黑暗面。”
“而且善恶的判断十分困难。”
“可那是回避不了的。”
“或许。”
总结，或是组合 ——从个人行为到集体行为
依前文所述，个人的成长与反抗命运均属个人行为，颠倒主客体和研究对象便成为对暴力的指控，而若外延主客体的概念，便得出反战的中心思想。所以笔者不再赘述反战与反暴力的主题，而是与文章总结一并给出：可以说，主客体概念的性质得到外延，但其逻辑结构并未发生变化，而前文所得到得结论也可依靠简单组合，从个人行为顺延至集体行为。
中田受到家庭的冷暴力与女教师的热暴力，卡夫卡受到父亲的诅咒与母亲和姐姐的抛弃，这便是集体行为之反对暴力的具象化；高个子士兵和壮个子士兵厌恶战争来到“里世界”，这是多对一之反战的具象化。
中田就算失去记忆，目不识丁，但也在众多好心人一路的协助下，寻找入口石，找回曾经的自己；卡夫卡就算痛恨命运，但在无奈之下完成命运后，也获得救赎与成长；两位士兵就算离开军队，仍然身着军装,作为“里世界”的哨兵履行职责；这便是“各得其所”的更深层次含义。从他们的经历出发，反暴力与反战的意味早已不言而喻，无需笔者多言。
行文至此，笔者虽不愿涕泗横流，但不可避免地感慨万千；笔者或许拥有着田村卡夫卡的性格，星野的做派与外表，中田的平凡命运，但并未像佐伯一样直到五十岁才领悟有关成长与命运的课题。
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狂妄地猜想，社会学的本源问题便是处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冲突。而在重读《海边的卡夫卡》后，对这一问题有着更加清晰，却仍幼稚和模糊的见解，请读者朋友尽情指教、嘲讽与谩骂：人与集体间的关系不外三种组合，若颠倒主客体关系共有六种模式，而无论如何，主客体的冲突始终存在于每一对关系之中。互相的凝视带来冲突，而这也是笔者为何盗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副标题作为本文副标题的原因：笔者行文为一切人的客体，但又不为除自己以外的一切主体行文，故谓“为一切人又不为任何人所作的文章”。
笔者读《奇鸟行状录》时，常反复揣摩标题的含义，看到另译“拧发条鸟年代记”时才略有所得。发条玩具十分常见，那发条与体内的机械装置正是玩具的命运，而外界微小的扰动和混沌，和人所具有而玩具不具备的自由意志，难道不能代表着成长吗？由此，佐伯的一则寓言故事则必须要呈现给各位：
“假定一只鸟落在细树枝上，”佐伯说，“树枝被风吹得剧烈摇摆。那一来，鸟的视野也将跟着剧烈摇摆，是吧？”
我点头。
“那种时候鸟是怎样稳定视觉信息的呢？”
我摇头：“不知道。”
“让脑袋随着树枝的摇摆上上下下，一下一下的。下次风大的日子你好好观察一下鸟，我时常从这窗口往外看。你不认为这样的人生很累——随着自己所落的树枝一次次摇头晃脑的人生？”
“我想是的。”
“可是鸟对此已经习惯了，对它们来说那是非常自然的，它们没法意识到，所以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累。但我是人，有时候就觉得累。”
“您落在哪里的树枝上呢？”
“看怎么想。”她说，“不时有大风吹来。”
至此，笔者再无可说，便即时住笔，望与读者朋友交流，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