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狱相权取其轻：NKVD将军G·S·柳什科夫向日本的叛逃（1）

原作者：Alvin D. Coox   

原载：“The lesser of two hells: NKVD general G.S. Lyushkov's defection to Japan, 1938–1945, part II”, , 1998, 11:4,pp. 72-110. 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方所有。

翻译：上海师范大学史学社翻译小组

编者按：本文为1998年A.D. Coox撰写的关于叛逃到日本的原苏联远东地区人民内务委员部负责人柳什科夫的第二部分，其中详细叙述了柳什科夫叛逃前后直到被日本特高科由于某些原因，该篇被纵横史学社翻译小组先一步翻译完成。两部分相对独立，不影响阅读。

  在1937- 1938年间，亨里希·萨莫伊洛维奇·柳什科夫曾在苏联的苍穹下高飞。作为一个无情、忠诚而又经验丰富，为斯大林、亚戈达和叶若夫服务的契卡职业杀手，他得以成为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伯利亚的委员。他的命运从那之后便一落千丈，这引发了对他的召回。即使柳什科夫深知拒绝服从召回会使他的家人、朋友及同事们陷入危险，他仍冒险为之，并在1938年的六月逃往了日本。他的叛逃加速了叶若夫和布柳赫尔元帅的倒台，并引起了苏联与日本在边境哈桑/张鼓峰地区的战争。一直到1945年日本军方将其在大连谋杀以前，柳什科夫都在为其工作。他如此生存了七年却最终没能削弱斯大林，后者轻松地比他活了更久。

柳什科夫颠覆性的观点，再加上他对于许多高情报价值的事务的了解，自然而然地就引起了苏联人和德国人这两个第三方的兴趣。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可用的最好的信息来源就是日本内政部检察官于1942年3月在东京监狱中对于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及其间谍集团成员的秘密取证的完整文字记录副本。当然，佐尔格和他的间谍们在他们所处的单人牢房中没有文件记录，但是他们所说相当有针对性，而就佐尔格的呈辞而言，具有实质性的细节和可靠性。

佐尔格说，一开始他对柳什科夫没什么兴趣，因为 “叛徒们的言行举止总是一个样” 。这位委员很有可能是因为对于苏联当局对他的态度和待遇感到不满，他在西伯利亚可能也确实有做过一些渎职的行为。既然大清洗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进行着，他也面临着被揭发的危险。由于他在西伯利亚的朋友当中存在所谓的反动分子，所以他声称自己属于那些反动团体以此来证实他那本是自导自演的政治流亡也是有可能的。而佐尔格的特工，宫城与德（Yotoku Miyagi）认为，由于柳什科夫的许多犹太下属被抓，导致他认为被抓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而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叛逃的原因。宫城还对此事件的转折提出了一个未必确实的可能：柳什科夫在其叛逃之前就已经与日本接触，并且为了日本的利益进行了很长时间的间谍活动。

佐尔格和他的特工们试图收集关于柳什科夫案进展的情报，但收效甚微。佐尔格特别迫切地想要得知柳什科夫对苏联远东的内部局势的看法，但尾崎（Ozaki）说他最多只能取得一个日本人给予柳什科夫极好待遇的传闻。他和宫城只能报道那些坊间传播的泛泛之谈。无线电报务员麦克斯·克劳森（Max Klausen）回忆佐尔格曾给苏联高层总部所发的电函大意是：日本人对柳什科夫严加看管以防其说出任何不利于日本的信息，所以不太可能获得太多关于他的情报。

然而，由于日本情报处与德国地方当局保持着密切接触，同时佐尔格巧妙地以外国记者的身份打入了德国大使馆，军事助理肖尔（scholl）上校天真地向其透露了许多情报。佐尔格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总参谋部确实从柳什科夫那得到了不少情报，后者在谈话中不但十分主动，而且所谈涉及范围很广，显示出他对于苏联的政治及军事问题是十分熟悉的。基于佐尔格从肖尔处已得到的信息，他向莫斯科方面传达了三或四份无线电信息，包括以下几个话题：（1）柳什科夫本人的态度是反共的。（2）柳什科夫对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持批评意见。（3）关于如今西伯利亚红军的形势，柳什科夫认为：由于反动势力在军中已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且军中已积聚起了不满的压抑情绪，因此，只要日军出击，红军将在一个上午内就分崩离析。（4）红军在远东的部署及代码军用电报密码。

除上述佐尔格报告给莫斯科的要点外，他还补充说日本和德国可能会利用柳什科夫所强调的红军的弱点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来对抗苏联。日本对德国大使馆开展的宣传活动也传达了他们从柳什科夫那得出的印象：苏联即将崩溃，这令佐尔格非常担忧。因此佐尔格极力向尤金奥特（Eugen Ott）少将（在1938年四月被晋升为大使之前职务为军事专员）、马茨基（Matzky）、肖尔和其他一些人强调称：柳什科夫不但不是一个重要角色，而且相当不可靠。在这种人的口风的基础上试图判断苏联国内的形势是很危险的。德国人理应了解地更好。在纳粹夺取政治权力的时候，许多德国人都流亡到了国外。这些流亡的民众在国外写了很多反纳粹的出版物，并暗示纳粹即将一夜倒台——尽管事实与之相悖。柳什科夫的言辞也恰恰传达了与之同类似的谬误。

然而佐尔格向莫斯科所提交的关于柳什科夫的秘密报告起初并没有引起苏联的重视，也许（佐尔格猜测）是因为他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数据了。接着，肖尔（传来消息称，德国政府对东京大使馆所提供的柳什科夫对苏联的揭露十分感兴趣，并且军事情报局(Abwehr)局长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上将将会委派一位特工在日本人的全程配合下亲自审问柳什科夫有关德国的问题。于是佐尔格问莫斯科当局是否需要一份德国特派员所做的报告。而在较早前的1938年7月13日起，莫斯科当局就通知佐尔格，自8月1日起，他的无线电信息将在每小时开始时被接收15分钟。回到九月初的当时，佐尔格受命竭尽全力来获取卡纳里斯的特派员直接审讯柳什科夫后所编写的文件或从日军处所得到的记录，并第一时间将副本传达给莫斯科当局。

据佐尔格回忆，这位军事情报局的上校是一位俄语学家，10到11月间，他在东京花了数周来审讯柳什科夫。佐尔格在德国大使馆曾多次见到这位军官。这位上校打了一份几百页的冗长报告。到了1938年末，正如其他被佐尔格蒙骗的大使馆人员一样，轻信他人的肖尔少校向佐尔格完整地分享了这份报告。佐尔格将该文件中他认为极为重要的约占一半篇幅的部分秘密地复印了下来，其中就删去了涉及开的柳什科夫自己政治事务的部分。佐尔格所复印的部分强调了反动集团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活动，以及与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红军部队有关的情报，后者极为具体。关于红军在东方各个师的部署地点、组织和装备，都细致入微。这些师的总数——在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共有25个师——始终刻在佐尔格的脑海中。在1939年1月，他用无线电传送的短篇报告之后，又偷偷地将此报告用无线电寄给了苏联。

战后能在东京驻日盟军总司令处仔细阅读柳什科夫档案的美国历史学家戈登·普朗格（Gordon Prange）认为，佐尔格从卡纳里斯的特务处所获得的资料是极为重要的：

[佐尔格]为苏联提供了一个信号，迅速且精确地指出了从潜在的敌人身上所了解到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他关于柳什科夫所泄露的[苏联]军事密码的报告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因为它给了佐尔格的红军头目们一个修改该它的机会，从而堵住了一个远东情报大坝上的危险漏洞。

毫无疑问的是柳什科夫给日本带来的情报使得苏联当前正在使用的军事密码失效了。现在可获得的资料中并没有涉及苏联的密码学的具体细节，但是日本陆军军官告诉作者（译者注：应指肖尔少校）称，根据柳什科夫所告诉他们的情报，俄国人现在还不能破解被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密码的波兰军队的密码，或日本密码。日本人听到该情报后很是欣慰，尤其是其中涉及到了他们自己的密码。柳什科夫还解释说，苏联在满洲国和日本的间谍活动中心分别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和驻东京大使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红军在每个地点都有两个独立的情报收集和报告频道。谈到无线电拦截活动，柳什科夫说，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以下设施：在共青城有两个分别是10千瓦和110千瓦的站点，在斯沃博德尼（Svobodni）有两个分别是10千瓦的站点，在海参崴有一个110千瓦站点，在堪察加半岛有一个10千瓦的站点，在库页岛有一个10千瓦的站点。

虽然纳粹军事情报局于1938年秋的报告已无从取得，但正如先前所述，日本在1938年春就决定泄露一批数量可观的关于1938年11月在东京对柳什科夫所做审讯的译文。据推测，这是日本心理战行动的一部分，旨在使苏联难堪并削弱其在西方人眼中的地位。所选取的泄露渠道是日本人的一个反共产主义的波罗的海朋友，爱沙尼亚驻莫斯科武官。审讯的一份副本被送给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该大使将其转交给了伦敦外交部，另外一份副本送给了英国武官，该武官将其转交给了陆军部。

对柳什科夫的审讯的另一份副本是由一个被认为是“通常灵通且可靠的消息来源”在保证极度保密的情况下转交给美国驻莫斯科武官的。在1939年5月12日，该武官办公室将此报告转交给华盛顿陆军部的G-2，后者于6月2日收到报告。虽然该消息来源对此文件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但美国武官办公室却对此表示怀疑。该文件声称是柳什科夫对日本人所提的问题的回答，该报告中包含着一些军事情报，特别是关于红军各个师和军团的位置，并且通过与来自于其他情报渠道的数据核实得非常准确。

 然而，由于大部分证词的诽谤性，因此不能忽视该文件完全来自于日本人的可能，而且在接受其中有关远东形势的一些说法时应谨慎。日本人很有可能掌握了该文件中的全部军事情报，其中一些情报可能被泄露，以确保整个文件的可信度。除此之外，至少可以说，像柳什科夫将军这样的俄国人向日本人泄露如此重要的情报，本就是极不寻常的。

美国武官办公室由此得出一条不完全的结论：尽管该文件在一些问题上的真实性仍有待商榷，但该资料仍然值得悉心研究，并具有成为从其他渠道收到的情报的佐证资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