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

（一）韩复榘（1890年1月25日—1938年1月24日）字向方，直隶省顺天府霸州煎茶铺镇（今河北省霸州市）人，中华民国军事将领，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韩复榘祖籍湖北武昌府蒲圻县，明永乐年间先祖徙河北霸州蒲疙瘩定居，清初再迁东台山村，到榘辈已十八代。1890年1月25日韩复榘出生在直隶省霸州城东九公里中亭河畔三面环水的东台山村（今河北省霸州市煎茶铺乡台山村），他出生时家中尚称富有，到入学时即入私塾读书，家有六间平房、三十多亩耕地和自养畜及碾磨等。韩复榘年幼时因家里人口多，较为贫困，1910年韩复榘离家另谋生路，闯关东到辽阳。正值北洋第二十镇在新民府招兵，韩复榘毅然吃了军粮，编在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当兵。冯玉祥见韩复榘外表斯文，还能写得一手好字，颇为喜爱，就叫他当了司书生。从此韩复榘在冯玉祥手下，逐级提升，与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孙连仲等成为冯玉祥的得力战将，被称为“十三太保”。韩复榘因有一定文化，不到半年就由正兵提升为营部司书生，并与冯玉祥建立较好的感情。他参加冯玉祥组织的反清组织“武学研究会”，并成为骨干之一。辛亥革命后随冯玉祥参加滦州起义，失败后还乡。1912年再次投冯玉祥部。初任秘书，后任连长、营长、团长。1925年1月韩复榘任国民军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1月国民军进攻天津，韩复榘率敢死队首先攻入天津，并由此被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天津警备司令。1926年冯玉祥部退至宁夏时韩复榘投靠山西商震，任晋军第十三师师长。同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复归冯部，任援陕军第六路司令。1927年5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联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韩复榘所辖第六路改为第六军，后又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1927年7月第二集团军进军河北，韩复榘率部由洛阳出发，渡过黄河，9月韩复榘在禹县打败靳部。10月下旬奉系张宗昌大举进犯豫东，韩复榘率部抗敌，敌军重创。11月韩复榘任第二集团军中路总指挥，大胜直鲁联军。12月份与第一集团军会攻徐州，将直鲁联军主力消灭。

（二）1928年韩复榘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师师长，1928年4月奉军进攻河南，韩复榘担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6月韩复榘率部击溃奉军，攻占北京南苑。1928年底韩复榘受命担任河南省主席，但不久又被冯玉祥免去师长职务，韩复榘与冯玉祥的矛盾日益严重，并萌生投靠蒋介石之心。1929年5月22日韩复榘与石友三联名发电，表示“维持和平，拥护中央”，接受蒋介石任命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的背叛使西北军事集团由此走上没落的道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韩复榘任“讨逆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开赴山东。韩复榘于9月在济南任山东省主席，开始他长达八年的对山东的统治。韩复榘督鲁八年，捕杀大批共产党员、无辜群众，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为巩固山东地盘，保存实力，他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一方面截留地方税收，扩充自己的军队，大力推行“清乡”、“剿匪”、“澄清吏治”、“乡村建设”、“新生活运动”等；另一方面重视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韩复榘在山东的统治始终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有一定矛盾，实际上是处在半独立的状况。1935年后随着华北形势的变化，韩复榘夹在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之间，力求自保。为此他一方面取缔反日宣传，解散抗日组织，竭力讨好日本，与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交往密切，挟日本势力不让蒋介石的部队进驻山东；另一方面他也不完全听日本摆布。1935年后日本几次诱使他参加“华北自治”时他怕被人骂作“汉奸”而不肯干，日本驻济领事怕他“蛮干”（一次日领事邀他“赴宴”，他调炮队巡守在使馆外），也不敢过分胁迫他。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12月21日韩复榘发出“马”电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支持，并准备派兵袭击由何应钦率领攻陕的“中央军”的后路，韩复榘的这一举动加深其与蒋介石的矛盾。

（三）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复榘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日军进攻山东时韩复榘曾在德州抵抗日本的进攻，1937年冬日军进攻山东时韩部损失较大，德州血战韩部三个师损失过半。加之蒋介石调走韩部所属炮兵，军事上的不利致使韩复榘转变态度，为了保存实力，不战而放弃济南。韩复榘撤离前夕下令焚毁省政府、进德会等，名曰“焦土抗战”，实施坚壁清野。当日军推进到山东时韩复榘面对日军的咄咄逼近，加之临战之际蒋介石不信任他，把许诺调给他的中央军重炮旅调配给汤恩伯部，韩复榘为了给自己的嫡系部队保留实力，几乎是不战而退，主动放弃黄河泰山的天险，几日之内便弃守原本预计可守数周的黄河防线。韩复榘离开济南后李宗仁电令其死守泰安，韩复榘回电：“南京不守，何守泰安。”李宗仁接电，又是大怒，将韩电转给蒋介石，指韩复榘不听指挥。复榘同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秘密联络，企图共同发动反蒋运动，韩复榘的这些行为使蒋介石下定肃清他的决心。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河南省政府召开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并预先通知说为避免日本飞机扰乱，会议在夜晚举行，韩复榘也被通知到会。到了开会的时候韩复榘坐车到河南省政府门口，即看见电灯旁贴着一张写着“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的通知，并有军警宪兵在指挥车辆，把车辆排列到旁边的空地上，韩复榘当时和很多与会的将领一样下车向里走。到了第二道门口，左旁屋门上贴着“随员接待处”，于是韩复榘带去的三个卫士都被留在接待处。1938年1月19日国民党组成高等军法会审，何应钦任审判长，鹿钟麟、何成任审判长官，贾焕臣任军法官。然而在审讯中韩复榘只昂着头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法官再问，还是一言不发。

（四）这个审问其实就等于宣判，因为在逮捕令上已注明韩复榘罪状和革除韩复榘的二级上将及本兼一切军政职务，因此韩复榘已拿定主意见，一句话也不回答。到了1月24日晚上七时左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被军统特务押在湖北武昌市平阅路（今彭刘杨路）33号内院一座小楼上枪决，过后蒋介石念及其中原大战中的功劳及其部下的劝说下准其安葬。因韩复榘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韩复榘的灵柩被安葬于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地。墓前立一石碑，上刻“韩复榘之墓”五个大字。1954年韩复榘的灵柩经人民政府批准，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从1930年9月至1938年1月韩复榘统治山东近八年之久，他在山东的统治与以前督鲁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同样是土皇帝式的，但外表上不一样。他摆出一副“急于求治”的架势，严禁部下穿丝绸衣服，不准士兵上街游荡。他常到各地“巡察”或“私访”，随个人喜怒滥用赏罚。他可以把彻夜赌博的小职员误认为“能早起”而提升为县长，也可以据一封匿名诬告信而惩办他的僚属。他喜欢自己审案，当时流传着他判案的笑话：“左立者开释，右立者枪毙。”人们戏称他为“韩青天”，他很高兴。他成百地诱杀降俘，手段非常残暴。从1932年至1933年期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捕共队三次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山东省委员会，逮捕和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在此期间共产党人发动益都、博兴、诸城、日照、荣城、海阳等地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和韩复榘的残暴统治，这些暴动都先后被韩复榘所镇压。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省政府，提出“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张绍堂、李树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韩复榘治鲁七年，山东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五） 对教育工作时韩复榘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而且没有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私人，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韩复榘听了梁漱溟的讲学，对他的道德学问很是仰慕，于是便有了后来在山东鼎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梁漱溟也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韩复榘时期山东警察机构进行一系列的从上到下的重组，包括省会警察局、各县级警察局、税务警察、公路警察、卫生警察、秘密警察、外事警察以及民团等，这一时期警察机构建置比以往更加科学合理，更加注重山东的实际情况。勤务分工细密，警种繁多科学，这极大地推动山东近代政治文明的发展，适应时代的潮流。韩复榘主鲁时期的警察管理从招录、训练、奖惩等各个环节入手，把规范警察的选拔与任免、考核与奖惩、行为修养与纪律、薪金与保障、教育与培训、勤务和职责等作为重要的管理内容。这一时期的警员待遇改善，公务员性质明显，警政管理范围扩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更加专业化更加职业化的警察队伍开始出现。警察的管理入微入细，比较合理科学，不仅体现近代先进警察制度文明对中国影响，还反映韩复榘政府对警察管理的高度重视，总之这一切为韩复榘时期山东警务活动的开展和稳固韩复榘的山东政权提供坚实的保障。韩复榘力排众议，任命何思源先生为教育厅长，并从不拖欠教育经费，而且每年都有所增加，使山东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除原有的学校大大增加班次外又增设许多中小学，还增设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以及国立山东大学、山东省立戏剧学校。在学校生由1929年的50余万，到1933年增加到100余万。山东原是烟毒泛滥之地，日本帝国主义以青岛、济南为基地在山东大量贩卖毒品，甚至深入到广大农村。韩复榘主鲁以后雷厉风行禁烟禁毒，吸食鸦片者关押起来强制戒毒，屡教不改者枪毙，贩卖毒品者无论多少一律枪毙。韩复榘在山东虽然杀人较多，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土匪烟贩。

阎锡山

（一）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号龙池，山西五台河边村（现属定襄县）人。民国时期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清政府公派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中国同盟会会员。晋系军阀是民国时期以山西为主要活动场所的军阀的统称，活动时间38年，为民国时期军阀派系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阎锡山、徐永昌（1887年12月15日—1959年7月12日）、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傅作义（1895年6月27日—1974年4月19日）、杨爱源（1886年—1959年）等。1912年中华民国肇始，山西省拥护共和，宣布脱离清朝“独立”，这是其产生时期。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出了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主要有直系军阀、奉系军阀、皖系军阀等，直系、皖系等主要军阀势力都在1927年南京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进而北伐之后消失。1930年中原大战是晋系军阀最鼎盛时期，抗战胜利后一直到解放战争在山西解放之后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晋系军阀主要占据山西地盘，20世纪上半叶晋系军阀集团统治山西38年之久。于其他军阀类似，和当时的北洋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代表人物阎锡山就曾拥戴袁世凯称帝。以阎锡山为首和以晋绥地缘为特征的晋系军阀集团屡屡与其他政治力量逐鹿中原，一度占有晋绥冀察四省和平津二市，其首领阎锡山甚至一度自立为“国家元首”。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阎锡山失败，晋系军阀集团实力、地位大为下降，但仍保持较为完整的体系，直至1949年4月太原解放，晋系军阀集团方才土崩瓦解。晋系军阀集团萌芽于辛亥革命，发轫于北洋时期，二三十年代逐步膨胀，至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实力达到顶峰。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晋系军阀集团是存在时间最长、实力最为雄厚的派系。其主要赖以能较为系统和持之以恒的进行官兵教育和培训，有稳定的领导层，在山西省内积极建立军事和民用企业，发展经济。

（二）1930年的美国《时代杂志》记述：“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处于各军阀的包围之中。尽管目前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1100万人带来繁荣，在中国中他们最富裕，因而使他显得出类拔萃。阎锡山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即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阎锡山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实用主义的结合，其中掺杂着农民的现实和商人的势利，在政治、军事上受日本影响较大，表现在军国主义和发展实业上。一方面有经世致用、改革图强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趋于保守世故，具有小农意识的弊端。阎锡山一生中坚持记日记和读书，以“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戒声色犬马，潜心研究学问，严格行为操守。在对“中”的哲学、社会建设、物劳分配都有创造性的建树，特别是他自己撰写的《阎府家训》系统的阐述做人、做事之理，很有教育启迪意义。阎锡山生逢乱世，难能可贵的是一个有思想的军阀，这也是他能够占据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时局的变化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略路线是他一贯的准则。共产党在经过长征战略大转移后达到陕北，提出“东渡黄河”的计划。倭寇入侵，国难当头，西安事变，时局骤然变化。阎锡山及时调整战略步骤，成立“牺盟会”，组建新军，提供宽松的环境让共产党在山西合法的活动。三个鸡蛋上跳舞，以制衡蒋介石与日本人。得益于山西这块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难攻。且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外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关起门来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它位近京畿，有随时可以切断南北交通，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于中央政府软肋一侧，政治上位置极其紧要。动荡不安、头绪纷乱的民国政坛，台上人物频繁更迭。忙于窃权窃位者，忙于争地争利者既看不起贫瘠落后的山西，也没有更多的力量顾及它的是非，这就给山西留下相对自由发展的地。

（三）阎锡山提出“存在就是真理”的哲学观点，他说：“所谓真理就是指为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是客观实际需要的真理，我们的组织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的。我们主张的是人类谋幸福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组织就是代表人类的真理的。因此我们说我的存在就是真理，就是国家的、社会的、世界的真理。”由此出发他提出需要就是合法，既然存在就是真理，则存在上的需要，就一定合法。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并没有像当时许多军阀那样做搜刮地皮的蟊贼，当祸害百姓的蝗虫，而是以极大的精力图谋发展。“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也罢，都是其他军阀不谋不做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经济社会都得到较快的发展，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不少，这就使他的统治得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给他的军事力量提供充足的经济保障。阎锡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组织构建。对内笼络和控制人心，对外韬光养晦，以利用时机方面有他独到的策略权术。他的算计精明、两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现虽然从道德的层面让人们可以鄙弃或谴责，但在乱世取胜的军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1883年10月8日阎锡山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山西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读过《三字经》等启蒙读物与部分四书五经。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及金融方面的投机。1900年阎锡山在一次投机中惨败后负债累累，父子二人被迫逃往省会太原躲债。金融投机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却为阎锡山后来进行政治活动积累原始经验。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上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04年7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日语，后入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期结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期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阎锡山于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订中国同盟会的“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即中国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从此阎锡山登上政治舞台。

（四）1909年26岁的阎锡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士官生会试，考列上等（分优上中三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当时陆军部提出新军协统以下军官须以学生或带过新军者充任，阎锡山在几个月之内即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中国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太原的同盟会员密谋响应，但因新军有枪无弹（当局害怕起义而收走子弹）未能发难。1911年10月28日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子弹，阎锡山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当即决定起义。29日晨该标中国同盟会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起义军总司令。起义军攻入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山西爆发革命后清廷一片惊恐，立即命令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吴禄贞本向往民主革命，先前曾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和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早已是个革命者。此时准备联合锡山山西民军在北方革命，遂邀阎锡山于1911年11月4日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阎锡山即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扣留清政府运往武汉前线的军用物资，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袁世凯恨之入骨，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将吴禄贞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遂告失败。1911年11月15日清政府改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曹锟第三镇进攻山西，1911年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在今山西阳泉市平定县）。阎锡山采纳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1882—1961）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阎锡山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曾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军；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配合山西民军攻克运城、绛州并围攻临汾，在后方和侧背对清政府构成极大威胁。参加辛亥革命是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

（五）太原辛亥起义是1911年同盟会山西成员为响应武昌起义稳定省城的一次起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山西支部立即响应，并积极筹划在太原发动武装起义，准备待机发难。而以陆钟琦为首的山西清政府官员也急忙筹划对策，决定把新军两个标调出太原，分别调往蒲州和代州，以分散集中在太原的革命力量。同时将分驻南北各地的巡防队调回太原接防，以稳定省城。1911年10月28日山西巡抚命令黄国梁的85标先行出发，但如整队出发又怕途中有变，反戈回攻太原，因令标统黄国梁率领标部全体人员只带先行步队一队出发，其他本标各营待命出发，但是未经出发之前不得发给子弹。为了应对此突发情况，当日下午同盟会员及起义主要领导者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张瑜、乔煦、南桂馨等在五福庵32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作出三项决定：在省城举行起义，因为在首府革命而影响大；为防不测，及早于29日晨提前起义；因黄国梁的85标下层官兵同盟会员多，革命要求强烈，首先在85标发动，待一、二营领到子弹后即可起义，阎锡山的86标随后相应。该日同盟会员一致推举胆识过人、颇具指挥才能、精于军事学科的姚以价为起义军司令，姚以价慨然应允：“吾虽薄德鲜能，但值此革命紧要时期，只有当仁不让。”当晚姚以价以起义军司令名义起草军事计划，然后领各营回驻地集结待命。待新军领取弹药后同盟会革命党人阎锡山、温寿泉、赵戴文便于10月29日趁机发动起义，新军士兵冲入太原城后很快占领占领子弹库，获取大量的军用物质。但遭到满城旗兵的顽强抵抗，起义军见久攻不下便拖来大炮向满城轰击，几声炮响之后满城守尉增禧竖起白旗、缴械投降。最重要的进攻对象山西巡抚衙门也很快被攻占，巡抚陆钟琦被乱枪打死。起义胜利的当天革命党领袖、参加太原辛亥起义的重要人物和谘议局的议员在山西谘议局商讨成立山西军政府，谘议局议长梁善济欲窃取胜利果实，被革命党人制止，最后新军协统阎锡山当选为都督，改巡抚衙门为都督府。

（六）太原起义不久山西很快就发生大同起义和晋南光复，革命烽火遍及全省，由此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宣告结束。山西是黄河以北第一个起义的省份，其光复严重威胁着清政府的首都北京。山西起义消息传至北京后朝野震动，王公贵族纷纷逃离北京，为辛亥革命夺取最后胜利做出巨大贡献。1912年9月19日上午孙中山先生在山西大学堂各界千人欢迎大会上演讲时总结说：“广东为革命之最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先生盛赞山西响应南方起义，牵制清军南下的历史功绩，肯定太原起义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1911年12月初“南北议和”已经开始，袁世凯违约派第三镇进攻山西民军。在大军压境之时阎锡山既慑于袁世凯的威力，又对袁世凯抱有幻想，遂同意中国同盟会会员景梅九的建议致函袁世凯：“如果袁世凯能协同军民，颠覆帝制，然后敷政共和，与民更始，则拥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南北议和后阎锡山由归绥南返，行至忻州，收到袁世凯不许他继续前进（即不承认阎锡山为山西都督）的电令。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认为袁世凯手中不仅握有重兵，而且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世凯的一边，于是一面请求孙中山给予支持；一面派人向袁世凯表示诚意。又在建都问题上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赞同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并声称：“以形势论，以事实论，以对内对外论。”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中国同盟会会员，遂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锡山即主管山西。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等五团体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由于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恨之入骨，阎锡山遂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继而又根据袁世凯民国元年11月4日的命令，饬令山西各县知事将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并听任袁世凯派到山西的爪牙金永（山西巡按使、民政长）肆意打击、迫害，以至杀害同盟会会员。所以袁世凯于1914年6月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之时又任阎锡山为“同武将军”，令其督理山西军务。

（七）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二万元银币，接着又连电向袁世凯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世凯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阎锡山颇有见地，袁世凯称帝后于12月21日封阎锡山为一等侯。1916年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成立护国军，发布《讨袁檄文》，向北京进军之。阎锡山仍站在袁世凯一边，致电北京国务院，声称：“滇、黔等省竟以少数地方二三首领擅立政府，私举总统，实属破坏大局，不顾国家。”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锡山指斥：“唐继尧等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皇帝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1916年3月当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后阎锡山犹通电要求滇、黔诸君痛加悛悔，否则阎锡山将把护国军将领视为公敌，与众共弃，愿效前驱，以伸挞伐。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不遗余力，后来阎锡山竟然说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6月6日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局面并未改变，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又依附于段，在重大问题上惟段祺瑞马首是瞻。1916年7月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一面排挤打击异己，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而相继离职；一面贿请内务总长汤化龙为其说项，又称段祺瑞为师，遂得于1917年9月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集于阎锡山之一身。阎锡山响应段祺瑞马厂誓师，曾出兵反对张勋复辟，段祺瑞重新执政后拒绝恢复被袁世凯废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下令讨伐段祺瑞。阎锡山却站在段祺瑞的一边，电促冯国璋等抗击护法军，并派晋军第一混成旅长商震率部赴湘参战，结果全军覆没。

（八）拥袁称帝与反对护法的相继失败迫使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阎锡山改编村制，以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模范省”的称号。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阎锡山修建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后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锡山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2月阎锡山打退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1926年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筹划进行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1926年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在太原成立，阎锡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张作霖的威胁和拉拢下对北伐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九）北伐军于1926年7月誓师后直指湘鄂，摧枯拉朽，很快打垮吴佩孚。接着又取得赣、闽、浙、皖、苏的胜利，孙传芳溃不成军。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锡山看到这一形势乃于1927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6月29日推阎锡山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锡山为委员，7月15日阎锡山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锡山指挥晋绥军牵制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蒋介石下野未及半年，于1928年初复出后以继续北伐统一全国为目标，看到雄踞山西的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势乃竭力拉拢。2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锡山为太原政治分会主席，3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介石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锡山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1929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虽未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1929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首先任命阎锡山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孤立冯玉祥和李宗仁，阎锡山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介石的编遣方案。

（十）3月15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而代之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锡山成了光杆司令，方知上当受骗，遂联冯玉祥以辞职并以相偕出洋相要挟。6月25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锡山竟然将冯玉祥软禁以自重，蒋、阎双方函电往来、讨价还价。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锡山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锡山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于8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以试探。1929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蒋介石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锡山知蒋介石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11月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1929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锡山暗中首肯。在唐生智发出通电后阎锡山见其未将己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介石令讨唐军均归阎锡山指挥，阎锡山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指挥作战。蒋介石为消灭政敌，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此计被阎锡山的部下窃听电话获悉，阎锡山乃化装遄返太原。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锡山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玉祥指挥所部共同行动。1930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4月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锡山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介石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此时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

（十一）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军的方向发展。1930年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史称“北方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锡山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时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撤销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1930年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阎锡山根据儒家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他还主张实行“物产证券”（产多少物发多少券，劳动者又以券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与此同时阎锡山密切注视国际与国内形势的发展，图谋东山再起。当阎锡山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机师，于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大同，随即转赴家乡河边村“隐居”。“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于1931年12月18日举行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镇压，学生穆光四被枪杀。阎锡山深恨国民党人在中原大战前后对他自身的攻讦，遂令太原清乡督办杨爱源封闭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并逮捕其负责人，这是国民党在山西遭到的第三次厄运。

（十二）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大举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1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阎锡山的中央执行委员被恢复，阎锡山为了取得舆论支持和蒋介石的谅解，后来向中央提出《请政府检拨十万劲旅死守锦州以救危亡案》和《请政府及时确定十年自强计划案》。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通过各种关系向蒋介石表示自己力不胜任，只有阎锡山可以收拾山西残局。不久阎锡山又指示部下将在押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以易地审判为名押往郑州释放，于是蒋介石乃授意国民政府于1932年2月20日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后为了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消除蒋介石对自己的疑虑，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成立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组建“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全力以赴地进行经济建设，并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用于筑路，以表示不再穷兵黩武。对蒋介石的重大决策，表面上则完全拥护。1933年3月11日蒋介石到石家庄商讨华北问题，阎锡山在晋见之前曾于3月9日电蒋表示：“山（自称）向来追随钧座，受国家之优遇，亦当追随钧座，赴国家之危难。中央为保全国土而忍辱，锡山愿与钧座分祸。如为发扬民族精神而奋斗，愿随钧座牺牲。”言词恳切恭顺，从而取得蒋介石的谅解，使阎锡山得以在山西继续掌权。阎锡山充分利用争取到的和平环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数年之内创建包括采矿、冶金、采煤、发电、机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纺、造纸、卷烟、火柴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修筑长达860余公里的同蒲铁路。成立“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山西省银行，新建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实物准备库。到抗日战争前夕阎锡山在山西构建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十三）同时阎锡山认为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会给共产党留下空子，须用组织来抵抗共产党的组织，于是成立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来又将其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阎锡山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这样阎锡山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都得到增强。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21年阎锡山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遂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阎锡山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同年冬日军炮制“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锡山构成威胁。在蒋、日、共三种势力面前阎锡山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阎锡山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锡山才于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阎锡山停止防共叫嚣，产生联共的设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1936年9月18日发起成立“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牺盟会）”，阎锡山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

（十四）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联共抗日的路线。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山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团体，193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成立，阎锡山任会长，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任副会长，共产党员薄一波任总会常务秘书，主持日常工作。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五人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11月薄一波等接办牺盟会。1937年9月山西省牺盟会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推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大会改组总会机构在领导成员的七名常务委员中除梁敦厚外其余六名均为共产党员，在17名执行委员中13名为共产党员。总会下设的各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和在山西省各地先后建立的各中心区或办事处的领导成员全是共产党员，牺盟会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11月太原失守后牺盟会总会组织机构调整，1939年底牺盟会会员发展到89万多名。牺盟会还先后办13个训练机构，培养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两万多名抗日干部。1940年8月随着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巩固，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的建立，牺盟会工作结束。晋东北的牺盟会由于承担抗敌后援会的任务，到1942年夏才结束工作。1936年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同年冬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西安事变发生后对“守土抗战”的口号进一步发挥，使之与“牺牲救国”结合。

（十五）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阎锡山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7月31日与中共方面的彭雪枫会晤。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9月7日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同彭德怀、徐向前等人一起赶到大和岭口同阎锡山会谈，9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接着阎锡山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战斗，中国军队坚守23天，予日军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10月初在太原见到卫立煌，由于敌强我弱，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阎锡山支撑和扭转山西危局。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夏已发展为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成立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十六）1938年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先渡过黄河到达陕西洛川，后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8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3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12月初阎锡山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锡山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发生于1939年12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晋绥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几乎动用全部晋绥军（旧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被迫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这次事变，打击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且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在太原沦陷之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在汪精卫投敌之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试探和平。

（十七）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在会议中薄一波同志说：“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内来，要求民族独立只有抗战到底。和平妥协就是投降，就是汉奸。”阎锡山听后默然。阎锡山此种论调谈过不止一次，均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所揭穿和反对，但是阎锡山的投降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则是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阎锡山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和自卫军等组织，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所以反对实行民主和发动群众都是为了其投降妥协着想，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在“七七事变”期间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以后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和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正义公理和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他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坚持抗战，而暗中早已通敌反共，并且已经和敌人召开过刘村会议和安平会议等会议，通敌使节不绝于兴集太原道上。决死队的负责同志曾经一再表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谁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因此阎锡山视新军为投降妥协之最大障碍，用说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决死队屈服，乃大施其“锦囊妙计”，于“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于5日进攻日军，此举将使该部置于日顽两面夹击的境地，因此第二纵队拒绝执行命令。

（十八）阎锡山便宣布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以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向位于隰县和孝义县一带的新军攻击。同年12月3日王靖国的晋绥军第19军和陈长捷的晋绥军第61军将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第196旅旅部包围，抗日决死队第二纵队苦战突围，部分转入晋西北。阎锡山随即袭击八路军后方医院，惨杀山西省隰县等6个县的民主政府和牺盟会干部以及八路军第115师伤病员1000余人，同时阎锡山命令晋绥军赵承绶部进攻晋西北抗日决死队和第115师第358旅。在晋东南方面晋绥军孙楚部暗中勾结日伪军，进攻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杀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600余人，绑架1000余人，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县、浮山县和长治县等抗日政权被摧毁。同年12月4日孙楚袭击阳城县牺牲救国同盟会《新生报》报社，编辑王良被活埋，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1940年2月中国共产党派王若飞、肖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庸哲学”研究同三方面的关系，阎锡山认为大敌当前蒋介石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于是产生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锡山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锡山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

（十九）1941年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8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锡山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本将山西政权交阎锡山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锡山在日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重庆国民政府是指抗日战争期间迁都重庆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全面抗战爆发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都曾有过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转向四川的想法。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之际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召开，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提出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日大后方，继续抗战。30日国民政府决议迁都重庆，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国民政府官员撤离南京。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上清寺“范庄”举行西迁重庆后的第一次执监联席会议，开始在重庆办公。12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同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迁抵重庆，并相继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及其主要领导人也纷纷聚集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以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决定在重庆恢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历史使命完成，重庆国民政府时期随之结束。

（二十）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锡山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时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锡山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阎锡山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阎锡山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不久各自为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新窟：蒋介石怕阎锡山投降，增加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锡山就范，停止对阎锡山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二十一）1945年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1945年8月阎锡山在得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时即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1.7万余人向上党地区（今晋东南地区）挺进，从日军手里和平接收长治、屯留、长子、襄垣等县。9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2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10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阎锡山命令所部于1月13日午夜停战协定生效前抢占地盘并向八路军进攻。3月3日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来太原视察，阎锡山口头上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国事，私下却表示要准备大打，并且反对遣送日本战俘。在此关键时刻第二战区参谋长郭宗汾曾有过实现“局部和平”的设想，但是阎锡山抛弃“中的哲学”，拒绝这个建议并全力备战，在太原、大同等地修筑碉堡7000余个。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锡山亦步亦趋，在山西各地向八路军展开进攻。第二战区撤销后阎锡山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继续掌握着山西的军政大权，他继续推行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18岁至48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他在晋中抓丁7万余人，为他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

（二十二）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变本加厉，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7月太原已成为孤岛。阎锡山准备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阎锡山名列第32。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事。3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阎锡山妹妹阎慧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40余人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就这样被解放军消灭。太原是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的中心，设有严密防御体系，守军为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所辖部队10余万人。鉴于国民党守军有坚固工事，且双方兵力相当，由徐向前任书记、周士第任副书记的中共第一兵团前委于1948年9月28日决定围攻太原战役的指导方针为：“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并预定于10月18日发起战役，争取在3个月内攻克太原。1948年10月1日阎锡山为抢粮和破坏人民解放军的战役准备以7个师分三路南进，第一兵团前委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提前于10月5日发起战役，首先攻歼南进的国民党军。经5日至16日作战后歼灭国民党军共1.2万余人，攻占据点近90个，占领华北最大的飞机场武宿机场。突破城南、北的第一道防线，并攻克太原东南的石嘴子和东北的凤阁梁两处要点，在第二道防线上打开缺口。10月16日对东山守军发起攻击，于11月12日控制东山，争取暂编第八总队起义。11月16日中央军委电示第一兵团前委：“缓攻太原，转入就地休整，对敌展开政治攻势。”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阎锡山见大势已去，于2月15日乘飞机逃往南京。太原守军仍有6个军17个师，约7.2万余人。

（二十三）3月28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接替太原前线的指挥，4月20日凌晨2时人民解放军由南、北两个方面向城外围守军发起总攻，24日攻克太原城。此次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13.8万余人，直接促进大同国民党军的投诚和绥远国民党军的起义。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以反共守城名将的姿态出现，编造“太原五百完人”的谎言到处吹嘘以捞取政治资本。又借蒋、李之间的矛盾，居中调停，得以于1949年6月13日出任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他就职后宣称：“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要在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的局面下不惜一切牺牲，不顾一切障碍，勇往直前。”还发行“银圆券”以代替如同废纸的“金圆券”，还提出《扭转时局方案》和《反共救国实施方案》，企图在华南西南再作最后抵抗。他派徐永昌等人飞赴绥远、新疆，阻挠和平谈判，但在解放军进军声中阎锡山的负隅抵抗不过螳臂当车而已。由于阎锡山唯蒋中正之命是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李宗仁与阎锡山的矛盾日趋尖锐。李宗仁要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阎锡山则予以拒绝，他说：“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不亡，我就不辞，但亡我亦愿辞。假使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正是他这名国防部长指挥的军队在解放军进攻下却风声鹤唳、溃不成军。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解放军入川作战，阎锡山于12月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飞往台湾，从此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宣布恢复总统职务，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国防部长也被徐永昌接任，阎锡山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之后居于台北市菁山之麓，他无事可做，乃从事著述，先后写了20多本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是以反共和宣扬他的“物劳主张”和“中的哲学”为内容的《大同之路》。病重时阎锡山对一直看护他的贾景德说：“他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

（二十四）阎锡山给其亲属留下六点遗嘱：一切宜简，不宜奢；收挽联不收挽幛；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出殡以早为好；不要放声而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1960年5月23日病逝，终年77岁。阎锡山病逝后台湾成立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委员有于右任、张群、贾景德、唐纵、李石曾、张道藩、谷正鼎、梁寒操等人。5月29日入敛，蒋介石亲往祭奠，并送一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上。阎锡山在山西三十多年一直搞保境安民，尽量不参与军阀混战，为山西重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至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阎锡山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推行“六政三事”，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在阎锡山的管理下山西出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模范省”的称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阎锡山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9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阎锡山认为：“人以国分，利害相反，战争以生。战争既不可免，为国家生存计，不能不有所准备。”对于战略、战术、战斗时阎锡山坚持以适当为最高原则，适当原则是阎锡山中的哲学的变体，阎锡山认为在制定战略时要牢牢把握适当原则，做到进退自如，以争取最终的胜利。阎锡山把国防划分为军事国防和经济国防两部分，主张以经济国防为军事国防的根本，通过经济和军工的自主自立来建立军备的国防体系来真正实现军事上的强大。阎锡山在其军事策略的指导下开始培植自己的军事势力，逐步建立以五台籍将领为主的嫡系军队，几位五台籍将领如杨爱源、王靖国、赵承绶等从底层军官做起，一直到集团军司令，这其中都少不了阎锡山的提拔与倚重。阎锡山独揽山西军政大权后开始利用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先后进行四次扩军，晋军由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万余人扩展到中原大战前的三十万人，真正成为一支盘踞山西的重要军事力量。

（二十五）阎锡山在发展军事教育上也不遗余力，先后成立军士教育团、学兵团干部训练队、山西军官学校、山西陆军辎重教练所、随营总校、晋绥军官教导团、山西航空学校、第三集团军骑兵教练所、民兵军官教导团、天才军官学校等军事学校，为晋军培养大批军事人才。阎锡山从各方网罗技术人才，大力发展军工制造，成为与沈阳、汉阳兵工厂齐名的太原兵工厂，基本实现晋军的武器供给。同吋又建成两北实业公司，为武器制造提供必要的原料。阎锡山在军事工业的建设上思路标新立异，为了使自己的军事实力立于不败之地，阎锡山从人员、技术、管理模式三方面措施来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正是由于其正确的建设思路，山西军事工业才能逐渐强大起来。首先重视培养技术型人才，选派优秀的人才去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并且不惜重金聘请国外技师来华教课，并参与军事工业建设。他创办的实力工业学校半工半读，培养大量技术人才，阎锡山给予他们优厚待遇，这些学生大多成为山西军事工业的技术中坚力量。其次重视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地优化生产技术。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钻研兵器和兵器学的相关问题，如1924年山西火药厂张凯发明的“凯字号炸药”成本低、威力大、适用性强，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给山西军事工业的建设创造有利条件。阎锡山还根据山西多山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加大炸药弹体，根据加重炸药药量来增加威力的做法制成大号的手榴弹和手雷，专门防守山拗口和制高点。最后实行“包工制”，优化经营管理模式。阎锡山推行的“自产、自用、自足”的建设方针，经济上加强金融建设，推行“物产证券”。“物产证券”的推行很好的解决军事工业建设资金方面的问题，据可靠统计到1937年山西的各类债券、借款券等共收集资金高达7000万元。正是这批资金不仅活跃山西金融的发展，而且从资金上支持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实现阎锡山自筹资金建设军事工业的目标。实业上强调“造产救国”，大力兴办自有企业。阎锡山认为中国国力的衰微的根本原因在于物力不足，物质力量的单薄又导致中国的人势无法得以发挥。他利用孙中山先生的遗训“造产建设、发展实业”和民众对于日寇的反抗情绪筹建自己的大型军事工业企业——西北实业公司，正是由于这样的实业企业大大地提升阎锡山的军事力量，同时也给与抗日战争的后勤供给有利的支持。

（二十六）20世纪上半叶阎锡山在山西大力兴办教育，成绩突出，令人关注，并带动其他各地军阀纷纷投资办教育，从而掀起军阀办教育的热潮。阎锡山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能够理解与领悟其统治政策，一方面大力开展带有政策宣传性的社会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则率先推行白话文和注音字母，并采用白话书写文告，以期赢得广大民众对其政权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阎锡山令山西省教育厅将抑制洋货的教育与宣传作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他还在国民教育课程中增加乡土教育内容，为了增加小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和培养其热爱家乡的情感，1928年晋北平鲁县率先在初级小学中增设乡土教育课程，包括本县沿革、县境、地势、山脉、河流、长城、气候、交通、物产、政区、实业、教育、财政、村政、礼俗等，还附有全县区划表、各区编村表、全县村庄户数及人口表。此后阎锡山又下令全省所有国民学校均开设乡土课程，还在中小学课程中增加禁毒内容，他要求在初小历史课中加入清末鸦片的传入及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等内容。1922年3月阎锡山提出“村政自治”的概念，就是希望山西进入“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随着“村本政治”的全方位铺开，民国所有的割据势力当中（包括南京的国民政府）除了中共控制的根据地之外已没有谁的社会基层控制能力能够超越阎锡山的山西。阎锡山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阎锡山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数年的和平与安定。1917年10月阎锡山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4月以后阎锡山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模范省”的称号。阎锡山的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阎伯川先生抗战复兴言论集》、《三百年的中国》、《大同世界》、《大同之路》。

太原会战

（一）太原会战（1937年9月—11月）是抗战爆发后中国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为中日双方在华北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会战，太原会战主要包括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等。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一次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2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约28万人，伤亡10万人以上。最后会战以中国失利告终，从此国民革命军在华北的正面战争宣告结束。1937年9月4日华北方面军决定香月清司的第1军进攻保定，同时令位于宣化一带的板垣征四郎之第5师团西进至蔚县，以策应其第1军进攻保定。北路在宣化的三浦敏事之第21旅团向西南经深，并于9月9日至花稍营、井儿沟，10日至阳原，9月14日经南村而占领广灵，到达蔚县以西地区。北路在宣化的三浦敏事之第21旅团向西南经深，并于9月9日至花稍营、井儿沟，10日至阳原，9月14日经南村而占领广灵，到达蔚县以西地区。第5师团进入到蔚县、广灵的前后沿平绥线进攻的关东军“蒙疆兵团”在9月13日占领大同，17日占领大同西南的尚希庄和大同以北的丰镇，沿平汉路进攻的香月清司第1军于9月19日攻占定兴。1937年9月25日关东军“蒙疆兵团”攻占朔县、应县、浑源以南的内长城各地，混成第2旅团于28日向内长城进攻，占小石口，然后即经双秆树、龙王堂，向繁峙前进。第15混成旅团27日晨突进茹越口，29日占领繁峙，独立混成第1旅团10月2日占领长城线上的杨方口和长城内的宁武。1937年10月1日日本首相召开有外相、陆相和海相参加的四相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纲要规定行使武力的主要地区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和上海方面还没有进攻太原的企图，但是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对上述纲要有不同的看法。9月30日“华北方面军”作出《关于收拾事变策略的意见》，关东军在10月11日制定《处理中国事变的具体方针纲要》，日军统帅部同意“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的意见。

（二）内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后太原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挽回危局遂决定转用平汉线兵力，巩固山西防御。对保卫山西的作战时中共中央极为关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直同阎锡山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多次参与一些重要作战计划的研究，以协调共同作战。针对阎锡山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时周恩来指出：“在中地区应以小部队箝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牵制敌军；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日军出动4个半师团约14万人，意在消灭中国第二战区主力，夺取太原。中国方面6个集团军约28万人参战，计划歼灭来犯之敌，遏制日军在华北的攻势。1937年10月1日日军突破茹越口、平型关一带之内长城防线，侵占大营镇、繁峙等地之后日军中央部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以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并应为以上作战提供方便。华北方面军于当日夜半即命令关东军位于内长城线以南的各部队归第5师师长指挥，同时命令第5师以主力在代县集结，准备攻占太原。1937年10月3日第5师由大营镇向代县附近集结，4日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主力列入该师指挥。1937年10月7日萱岛支队（以中国驻屯军步兵第2团为基干编成）到达大同也配属于第5师 ，至此忻口作战日军的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下辖第5师、独立混成第1旅、混成第2、第15旅、堤支队、大泉支队、萱岛支队等部。1937年10月6日华北方面军命令沿平汉线南侵的第1集团军在适当时机攻占石家庄，并以一部兵力进入井陉以西的要地，切断中国军队在山西方面的交通，以策应第5师的作战。同时命令第5师向太原前进，攻占太原。

（三）1937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共四个半师的兵力，由石家庄经正大路，转赴晋北增援。并令第2战区以有力一部固守谆县、原平，掩护集中。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扭转晋北作战的败局，决定缩短战线，将兵力集中于宁武、代县、原平一带，利用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推卸晋北作战失败的责任，他又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处决雁北作战失利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同时阎锡山召集有关人员对当面敌情进行分析，判断日军将以主力由大营、繁峙，以一部由大同、雁门关沿汽车路进攻，另以一部由阳方口附近实行钳制攻击。与此同时阎锡山命令第19军固守崞县，第34军之第196旅固守原平，独立第7旅固守轩岗，阻敌南下，以掩护主力在忻县附近之集中，俟各路部队集中完毕后即开始向当面之敌攻击。为了争取忻口和太原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参加太原军事会议的周恩来，让他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尤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37年10月6日、7日，令第115师协同友军向平型关、大营镇之敌进攻，相机袭取浑源、应县，断绝茹越口、繁峙之间交通。令第120师以主力向岱岳镇（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出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358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129师主力进到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1937年9月21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先以2个步兵大队从浑源翻越高山南下，袭击守军第17军侧背，23日占领团城口。再以第21旅由灵丘南进，从正面进攻平型关，遭国民党军第33军第73师抗击，24日又增兵猛攻。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预备军2个师增援，日军攻击受挫。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下奉命以一部袭击灵丘、涞源敌后，以主力第685、第686、第687团三个团于灵丘县东河南镇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有利地形伏击日军。

（四）1937年9月25日第5师团第21旅团第42联队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由灵丘向平型关前进，在预伏地区被歼千余人，汽车被毁百余辆。察哈尔派遣兵团以混成第15、第2旅团东进策应，27日进击茹越口，守军第34军第203旅坚决抵抗，旅长梁鉴堂阵亡，次日茹越口陷落。察哈尔派遣兵团进占繁峙，威胁平型关侧背。30日夜平型关守军奉命撤向五台山，日军遂陷平型关，西进至代县。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忻县、崞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沦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战略要地，从1935年起就已在此修筑工事。为了占领太原，日军第5师于1937年10月3日由大营镇出发，6日在代县集结，混成第2、第15旅于10月1日由代县沿公路分别向崞县、原平进攻。此时第2战区第19军王靖国部凭借有利地形对日军的进攻奋力抗击，迟滞敌军的行动，并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时间。1937年10月5日第14集团军先头第9军（欠第47师）到达忻口，占领忻口附近之南怀化一带阵地。10月6日阎锡山下达对日军出击的命令，1937年10月10日第14集团军主力到达忻口，占领忻口东西一线阵地。10月11日中国第二战区忻口前线部队已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占领阵地。第二战区作出进一步的调整部署：将中央军担任的25至30公里的正面防线再划分为3个作战地区，将中央军区分为3个兵团，分别防守3个作战地区。并令傅作义率总预备军加入中央军作战。仍由卫立煌任总指挥，傅作义任副总指挥。1937年10月12日第2战区又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第35军及第61军之独立第2、第3旅等部开赴忻口一带，协助中央集团军作战。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将先后到达忻口地区的部队区分力三十兵团：以第15军军长刘茂恩指挥第15、第17军为右翼兵团；以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第19、第35、第61、第9军为中央兵团；以第14军军长李默庵指挥第14军及第85、第66、第71师为左翼兵团。各部队由卫立煌统一指挥，在12日前展于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准备与敌决战。

（五）日军在10月8～11日占领崞县、原平后企图一举攻占忻口，直趋太原。10日其第5师从代县向忻口前进，12日日军各部队集结于原平附近。板垣征四郎将混成第15旅及堤支队等部编为右翼队，第5师力左翼队，于13日开始向忻口阵地攻击。因两翼有五台山和云中山相阻，日军集中5000人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炮50余门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央兵团第9军第54师之南怀化阵地及左翼兵团之阎庄阵地发起猛攻。战至10时许南怀化沿河工事被毁，守军伤亡殆尽，日军乘机渡河，突破南怀化阵地。郝梦龄即以第17军第21师两个团增援堵击，卫立煌派第14军之第10师及第61军新编第4旅协力夹击突入之敌，激战终日毙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向阎庄进攻之敌至黄昏时增加到3000余人，突破守军前沿阵地。1937年10月13日夜卫立煌组织部队向日军实施反击，企图围歼突入之敌。14日2时反击开始后中央兵团之第35军第218旅向南怀化以北之弓家庄日军反击，日军1000余人则向第9军第54师之第161旅下王庄阵地攻击。第218旅以一部增援第161旅，旅长董其武率另一部继续向弓家庄日军反击，7时攻克弓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坦克10辆在飞机15架、炮20余门的掩护下向下王庄至弓家庄一线反扑，守军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在中央兵团对南怀化附近日军开始攻击之际日军亦增兵向南怀化反扑，战斗甚为激烈，经一日激战后南怀化阵地又为日军占领。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于20日将当面日军压迫于滹沱河东岸至灵山脚下一带，左翼兵团于拂晓攻占旧练庄，遇日军增援部队反扑，激战终日后成对峙状态。1937年10月14日20时许卫立煌亲率独立第5旅至忻口督战，将指挥关系作了调整：由第61军军长陈长捷指挥第21师、独立第2和第3旅（欠第4团）及新编第4旅，负责肃清南怀化之敌 ；由郝梦龄指挥第54师附第217、第218旅及独立第3旅之第4团等部，担任忻口正面守备及向当面之敌反击。

（六）1937年10月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泥河、东泥河之敌反击，曾一度攻占中泥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之日军自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攻击，情势极为严重，左 、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后仍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卫立煌鉴于南怀化为全线锁钥，关系忻口战役的全局，遂决定集中第21师、独立第2、第5旅及新编第4旅等部共5个旅的兵力以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由秦家庄、旧练庄向前后城头行动以夹击该敌。限于16日零时前后开始攻击，阎锡山得知当面之敌增加，恐中央集团军兵力不足，遂电令朱德总司令指挥所属截断敌后交通，以阻敌续增。并即派第73师及第101师之第201旅等部，迅速轻装赴忻县，归傅作义指挥。1937年10月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弓家庄向南怀化敌侧背攻击，7时攻占旧河北，9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是时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其地面部队一再反扑，终被击退。郝梦龄率部向占领南怀化之敌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昼夜激战后占据南怀化以南之日军大部被歼，此战日中双方军队均伤亡数千人，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牺牲后被迫晋为上将）、第54师师长刘家琪少将、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少将等均壮烈殉国。连日鏖战后部队伤亡惨重，卫立煌除派陈长捷统一指挥中央兵团各部队继续作战外并电呈蒋介石，请求迅筹援军，蒋介石即派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一带兼程驰援。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及第177师之第529旅由五台山之耿镇、龙泉关一带星夜赶赴兰台镇、二十里铺间，归卫立煌指挥。与此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步兵，由团城口西进，卫立煌遂决心固守阵地，以等援军到达，再行反击。乃令第217、第218旅分别撤至忻口附近集结，第54师界河铺北岸之一部亦撤至界河铺以南占领预备阵地，并以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第61军军长陈长捷为副总指挥。是日24时卫立煌又对部队部署作了调整，将部队区分为左地区队、右地区队、中央地区队（即原左、中、右翼兵团），分别配置于张家庄、灵山、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之线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再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之敌。

（七）1937年10月17日至19日日军陆空协同不断向中央集团军之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官村、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守军击毁其坦克、装甲车各20余辆，使日军攻击未能得逞。自20日起日军先后对中央集团军各阵地施放大量催泪性毒气，并向守军阵地实施爆破。1937年10月22日日军增援部队萱岛支队也投入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突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守军虽“战斗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日耗两团上下，但阵地仍巍然屹立。还在日军准备向忻口进犯时八路军各部队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向敌侧后展开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之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夜袭宁武县城。该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袭占朔县以北之井坪镇（今平鲁县城），4日又收复平鲁县城（今平鲁镇）。接着该支队对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展开破袭战，10日在辛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之第344旅主力于10月13日至14日在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断绝日军交通，15日截击由灵丘方向驶来的日军汽车130余辆，并打退该敌一个营的数次反扑，迫其退回灵丘。接着第344旅主力干当日夜袭团城口，随后收复平型关及浑源具城。第344旅之第688团于15日夜袭沙河镇日军，缴获大批粮秣和军用物资，18日该团又一举攻克繁峙。第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等部则向察南、冀西之敌展开进攻，15日独立团于广灵以南之冯家沟设伏，歼灭日军步骑兵100余人，缴获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120余辆、骡马300余匹。16日乘胜收复广灵县城，随后收复灵丘、蔚县、易县、浑源、阳原等县城。向冀西挺进之骑兵营等部于18日克复曲阳县城，至29日骑兵营等部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具等城，严重威胁日军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八）经20余天的作战后第115师先后收复县城10座，切断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忻口之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其第358旅旅部率第715团于10月13日夜向崞县西南之日军进击，一举攻占大牛店。随即于14日乘胜向南北大常、永兴村之敌进袭，毙伤日军120余人。第358旅之第716团深人日军侧后打击敌人的运输队，18日该团在黑石头沟公路两侧进行伏击，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20日夜又以一部袭占雁门关，另一部破坏广武至大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一度切断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359旅（欠第718团）在日军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之时星夜由平山地区进至忻口西北侧击敌人，10月23日该旅在阳明堡西南之王董堡伏击日军运输队，毁敌汽车7辆。此后不断袭扰过往日军，使敌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由于第115师和第120师的积极作战使进攻忻口之日军与大同、张家口的交通中断，粮、弹、油料等供应断绝，迫使敌人不得不借飞机来输送给养。卫立煌10月24日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敌自雁门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现向地方征发杂粮中。”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连电嘉奖，蒋介石于10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遂由代县西南之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此时八路军第129师先头部队第769团进抵滹沱河南岸苏龙口一带，发现日军飞机不断由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遂决定出其不意，夜袭机场。10月19日凌晨第769团各部队分别进至预定地区，担任主攻的第3营顺利偷渡滹沱河，潜入机场，发起攻击。经过1小时激战后共毁伤日军飞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八路军伤亡30余人，营长赵崇德光荣殉国。这一胜利沉重打击敌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空中力量。八路军各部队的积极作战，切断敌后方运输线，削弱日军的进攻力量，大大减轻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压力，起到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

（九）娘子关位于平定县以东、井陉县以西之正太线上，为晋冀间要冲，是太原的东面门户。日军在1937年10月10日攻陷石家庄后以一部继续沿平汉线南侵，而以主力第20师等部沿正太线西进，企图迂回忻口、太原侧后，配合其在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夺取太原，这样娘子关地区的局势遂告紧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确保山西，使晋北作战无后顾之忧，在抽调第14集团军转用于晋北作战之后又命令第1战区第26路军、第27路军、第3军及第17师等部转用于娘子关南北之线，以掩护第2战区之右侧，阎锡山于10月10日夜派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赴娘子关统一指挥作战。此时第26路军除留30师归第27路军总指挥冯钦哉指挥外其余部队在第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领下入晋增援，正向太原输送中。冯钦哉将第17师配置于娘子关与雪花山一带，第30师及第169师在左翼之张家井、西板山、曹庄一带，第3军在右翼之九龙关、测鱼镇、北障城一带。1937年10月11日守军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时日军即开始发起攻击，第17师于井陉附近仓卒应战。1937年10月12日拂晓日军以飞机支援，战至18时井陉亦被攻陷，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也相继被日军占领。据此阎锡山急令孙连仲率部掉头东返娘子关，加强该线防守。1937年10月13日晨日军继续西犯，大小尤窝之敌1000余人向第17师右翼旧关猛攻，战至14时将旧关攻陷。并陉之敌则向第17师正面雪花山阵地攻击，守军奋勇阻击，敌未得逞。为迟滞日军的进攻，当夜第17师师长赵寿山率部趁夜幕向长生口之敌出击，正当部队攻击进展顺利之际不意雪花山阵地被日军攻占。赵寿山立即调部队反击，激战至拂晓部队伤亡逾千人，阵地仍未恢复，不得不退守乏驴岭一带。在雪花山一带战况紧急之时黄绍竑即令第3军主力向左转移，以策应第17师作战，其第12师于13日夜移至新关一带，与此同时孙连仲率部抵达娘子关。1937年10月14日第27师等部向旧关、核桃园及大小龙窝等地日军反击，曾一度攻占核桃园及大小龙窝。15日1时阎锡山决定娘子关附近作战由孙连仲统一指挥，并限令16日消灭旧关之日军。

（十）15日拂晓第12师向王家岭及旧关东南地区日军攻击，第27师围歼关沟附近之敌，经两日战斗后守军共毙伤日军第20师之第77团团长鲤登行一上校以下500余人。16日守军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全线总攻，战至19日守军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但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乏驴岭被日军攻占，遂不得不停止攻击，撤回原阵地。日军对忻口正面攻击受阻，娘子关方面攻击进展缓慢，其华北方面军遂令第1集团军部署精锐的一部迅速突破正太线方面的敌阵地，此外命令第109师的一部于21日入列第1军的指挥下，以协助攻占太原平原。据此第1集团军司令官于19日命令第二十师以全力击败当面之敌，攻占阳泉平原。又在21日部署归其指挥的第一百零九师的一部（称为“昔阳支队”），沿赞皇-九龙关-昔阳大道进攻昔阳。第20师根据上述命令，将部队分为两个纵队：以右纵队沿井陉—新关—石门口大道及其以北攻击；以左纵队沿微水镇（今井陉县城）—测鱼镇—石门口大道地区前进。自21日起日军增援部队逐次到达娘子关一带，以步、炮、空联合向守军阵地展开全线攻击。守军将士虽经顽强抗击，但因连日血战，部队减员过重，致使防线多处被日军突破 。为此孙连仲于22日电陈阎锡山，请速调生力军增援。在此紧急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火速向娘子关东南敌之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进。该师于10月18日抵达平定以东，20日至24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打击进犯之敌。1937年10月25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决定以第386旅伏击日军第20师约1000余人的辎重队，26日拂晓前旅长陈赓令第772团第3营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地区设伏，9时许敌进入伏击区，第3营向其本队发起猛烈攻击。经两小时激战后毙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其余日军逃回测鱼镇。刘伯承判断日军辎重队必将沿原定路线继续西进，决定第386旅在七亘村再次伏击敌人。28日日军果然以步骑兵400余人掩护其辎重部队经原道西进，11时许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3营突然发起猛烈冲击，战至黄昏歼日军100余人，缴骡马数十匹，再次打击进犯之敌。

（十一）然而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时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忻口战役开始前提出的预置重兵加强娘子关防守的建议也没有被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进至娘子关仓卒组织防御。加上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1937年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守军全线撤退。30日日军占领阳泉、平定后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大道向太原、榆次继续进犯，晋东战局急转直下，阎锡山于10月31日夜间决定忻口地区的守军全线后撤。为了打击进犯之敌，阻止和迟滞日军的西进行动，八路军总部于10月28日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30日抵达平定西南地区，统一指挥第129师及第115师主力，向沿正大路西犯之敌展开连续的作战。1937年11月2日第129师之第386旅在师长刘伯承、旅长陈赓指挥下于昔阳东南之黄崖底一带伏击由东冶头向昔阳进犯之敌第109师第136团一个营，共毙伤日军300余人、战马300余匹，八路军仅伤亡30余人。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在师长林彪率领下则进至昔阳以西之沾尚镇地区，待机歼敌。11月4日日军第20师先头两个团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其辎重队及一个营进至广阳。第343旅在旅长陈光指挥下，敌辎重队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后歼日军近1000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贸然西进，已进至松塔镇的两个团被迫回返广阳。7日第129师主力在第115师一部的配合下又于广阳以东之户封村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八路军在黄崖底、广阳、户封村等地连续地伏击日军，予敌以沉重打击，从而迟滞其行动达一星期之久，掩护沿正太路撤退的国民党军。但是从娘子关方面后撤的国民党军已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致使平定、阳泉、寿阳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相继沦陷，忻口、太原处于日军大包围之中。

（十二）太原是山西省首府，由于娘子关方面作战的失利使太原危在旦夕。阎锡山为集中兵力固守太原，遂决定忻口守军全线撤退。根据阎锡山的指示卫立煌于1937年11月2日下令对部队的编成、任务区分作了明确的规定，其要旨如下：以第15、第17军（欠第21师）等部为右兵团，第15军军长刘茂恩为兵团长，以主力确保莱水墕、川套里、窑子上之线阵地；以第19、第61军，第35军一部及第21、第47（已到达太原）、第54、第72、第73师等部为中央兵团，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西黄水、育龙镇至周家山之线阵地；以第14军及第68、第71、第94师等部为左兵团，第14军军长李默庵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观象坡至西青善及东墕村至天门关之线阵地；以炮兵第5、第23、第28团为炮兵集团，炮兵司令刘振蘅为指挥官，其主力占领凤楼阁、阳曲镇及栏岗村等阵地；以第85师及独立第5旅、第529旅为总预备队，分别配置于太原、新城村、新店村附近；飞行队由陈栖霞为指挥官，负责轰炸由忻口南进之敌。各兵团接受命令后当即于2日21时开始向指定位置转移。在忻口撤守的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保卫太原的方针是：“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线，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续兵团到达后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同时委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除第18集团军及第6集团军外均归其指挥，委傅作义兼太原守备司令，并将第2战区长官部指挥所移驻交城，11月4日阎锡山等纷纷撤离太原。对于太原的守卫时周恩来一直非常关注，还在忻口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即于10月12日向阎锡山等建议，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等地区求得小胜利。并指出保卫太原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多数兵守城，或正面堵击。在太原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对受领守城任务的傅作义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之后周恩来一直坚持到11月5日夜才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

（十三）晋北日军在获悉忻口守军撤退后遂跟踪追击，11月4日逼近石岭关。鉴于原预设阵地已难以立足，卫立煌遂决定将阵地转移于太原北郊，与此同时由晋东方面西撤之部队除第27路军及第17、第27师撤向太原附近外其余部队均遭日军截击，被迫向榆次西南撤退。1937年11月6日由忻口南下和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相继逼近太原城郊，卫立煌除抽调第68师（即独立第8旅）、第71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增援第7集团军守备太原城外，将主力转移至太谷 、交城之线，以阻止日军沿同蒲路继续南侵。在外围防守部队相继南撤后守卫太原城垣的部队仅有第35军的9个营及独立第1旅、第213旅等部10个营，共约19个营的兵力。奉命增援守城的部队除独立第8旅之1个营于6日21时渡过汾河、进入城内外其余部队均因受阻而循汾河西岸南撤，这样“依城野战”变成“孤城独战”。1937年11月7日东、北两路日军在太原附近之狄村、双塔寺等地会合，太原城西汾河河上各桥均为其占领，太原城被敌四面包围。日军以步、炮联合攻城，并出动飞机向城内狂轰滥炸。激战竟日后城外守军大部壮烈牺牲，余部于黄昏撤入城内据守，入夜傅作义将军亲自登城指挥以鼓舞士气。1937年11月8日晨日军凭借优势火力继续攻城，战至9时城垣东北角及西北角被日军轰陷，东、北两面城墙亦被轰开突破口十余处，敌趁机向城内猛冲。守军将士奋勇截击，至午后4时始将各突破口封锁，仅在东北城角一处仍与敌1000余人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日军一部空降于城中大校场，并四出袭击。守军官兵虽奋力血战，但终因伤亡过重而无力再战，被迫于21时由城南门突围，经文水向离石方向撤退，太原遂告陷落。太原会战过程中广大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热情。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 ，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但它仍不失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