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千年之谜：为何扮黑脸

载自《包拯千年之谜》作者春江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我们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看到现存的最早的包拯像。方方正正的脸膛上两道浓黑的眉毛，高挺的鼻梁，下垂的大耳，显得和善可亲。天庭饱满，眼睛不大，两颗黑亮亮的眼珠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显得豁达大度、善于谋略。

我们在合肥包公祠

看到他在世时有人画的1比1的包拯全身像，个头不是很高大，1．6米都不到，左肩略低于右肩，嘴宽唇厚，皮肤白净，看上去是个出生于中原地带、喝淝河水长大的标准的合肥人。

这样白净秀气的长相，怎么会被人叫做“包黑”呢？

在各种戏剧的扮相上，脸谱又怎会成了典型的黑头、黑脸呢？

在9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等级界限森严，老百姓很难一睹当官者的颜貌。尽管大家非常喜爱包拯，却很少有人知道包拯的长相。若是在今天，像包拯这样的英雄，肯定是频频出现在报刊和电视屏幕上，就不会给老百姓留下多少想象的余地，老百姓也不需要去想象。但在那时，人们讲述包拯故事时只好发挥自己的想象，去描述出一个和包拯思想性格相一致的“艺术造形”。这个“造形”或许一开始还有一些和真包拯相像的地方，但随着时代的久远，真实的成分就越来越少，甚至面目全非了。不用“白”而用“黑”来“包装”包拯，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而这一过程的演变正是以老百姓的认可为基线。特别是戏剧舞台上的包拯形象，“黑”的色彩越来越浓，也越来越美。

由元代、明代的“正末”或“外”，到清代转变为“净”色扮演，充分表现了“黑脸包公”铁面无私的凛凛威风。

就像算命先生通过摸一摸人的手来辨别种田人和读书人一样，老百姓看一个人首先要看到的是对方的脸。如果是黑脸，则是在风吹日晒下劳动的成果，被看作是和自己一类的人；

如果是白脸，那肯定是与自己不一路的人。

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立的社会里，黑脸与白脸在老百姓心里是两种阶级不同的标志。

包拯作为老百姓的代言人，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替民伸冤，自然是被老百姓看成是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那就会自豪地指着自己的一张黑脸说：“瞧，包拯也有我这样的一张黑脸！”

包拯的艺术形象主要是在民间形成的，老百姓的审美情趣和原始的阶级情感起了最重要的作用。黑，是贫苦、勤劳的本色，是忠诚厚实的象征。

黑成了男子汉健康与美的标志。农民阶级也就自然地把黑色视为包拯形象的底色了。

包拯是读书人，这是当官的必备条件之一。而读书，非家境好的人所不能。一个出生于贫苦农民家的孩子怎么能够读书呢？由于这一原因，包拯出身的故事也被渐渐改写了。老百姓让包拯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却没让他过上富裕人家孩子应过的生活。他一出生，就遭父亲遗弃，虽被长嫂收养，却又被父亲罚做放牛郎，和家里长工的儿子一起干活。

长至十四五岁，才被神仙点化。从此，他白天放牛，夜晚读书，终于金榜高中，成了当官的人。这样包拯的出身问题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包拯长得高大、皮肤黑是因为他一直和下层人民生活、劳动在一起。

他在做官以前过着和长工的儿子差不多的生活，所以做官以后才会替老百姓讲话，这叫做“不忘本”。毕竟，包拯生活在农民的圈子里，受到农民的教导，得到农民的帮助。就是因为这样，才有“解民倒悬”的包拯！

贫苦的农民们一方面把包拯看成是“自己人”，去美化他，当然是按照他们的审美观点；另一方面又去“丑”化他，《包待制出身传》里讲包拯出生时，“八分像鬼三分人”。

为什么又要“丑”化他呢？这个问题又牵涉到神鬼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与地位。自从佛教流传到中国，中国的农民就把道家的神仙与佛教的神仙糅合在一起，深深地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地上的大人物都是天上的神仙星宿下凡，相信人死以后可以做神，也可以做鬼。

神和鬼都具有地上的人所不具备的“威力”。冤死的人，他的鬼魂可以替自己报仇。

中国的老百姓认为，被鬼缠身，撞上鬼了，是因为这人做了“亏心事”。不是有句话叫做“白天不做亏心事，夜晚不怕鬼敲门”吗？这样一来，只有坏人才怕鬼。鬼就成了地上的弱者在死后“强大”起来的另一种化身。鬼让坏人害怕，让他们胆颤心惊。“鬼”成了受压迫者的工具。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一个的农民是敌不过强大的统治阶级的。包拯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老百姓就要赋予他强大的力量，让他日审阳、夜审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阎罗是什么，是不讲情面的阴间统治者，掌握着阳世之人的生死大权。

所以，包拯在走向神化的道路上，老百姓就让他长就阴阳脸，把他塑造成阎罗一样的神，一提他，就会让人害怕。

既然，中国的鬼、神大都是用来吓人的，那么其“丑”就可想而知了，直至“丑”得令人望而生畏。于是，不仅是阎罗，还有黑白无常、牛头马面，这是在下界的，即使是在上界的，除了如来佛主体态端庄外，十八罗汉个个都丑得一塌糊涂。按照这个逻辑推演，包拯其面貌之“丑”也就可想而知了。

站在与“白脸”相对立的立场上，“黑”不仅成了劳动人民的美，而且成了令“白脸”害怕的颜色，因为“黑”对于“白脸”阶层的人来说就是“丑”。故而在中国，伸张正义的“丑陋”的神鬼也大都是一副“黑”面孔。

美和丑本来就是相对的，不同阶级恐怕也有不同的审美标准。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一文中说：“工人阶级身上出的汗，整日躺在闺房看‘才子佳人’式小说的小姐是觉得臭不可闻的。”

包拯长得丑、生得黑，但老百姓喜欢他、敬仰他，亲切地喊他“包黑子”。但同样是“包黑子”这三个字，到了害怕包拯、又恨包拯的权贵嘴里，就成了骂人的话、污蔑人的话。在长篇小说《包公》里，庞太师对包拯恨之入骨，一直想为自己的儿子报仇，就派人假托“包黑子”之名，到处行凶作恶、为非作歹，妄想以此来诋毁包拯，借机行刺。

在包拯整个故事体系的发展中，尤其是其走向成熟阶段，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有不少封建文人的介入，因而包拯这一黑的形象中还留有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思想痕迹。

清代的包拯一改解民倒悬的形象，而成为竭力替皇上及其江山考虑的忠臣，原来他那种敢于与皇上斗智斗勇的勇气明显地削弱了，包拯替民伸冤的故事也多被忠奸斗争的故事所包容。

鲁迅在评价《三侠五义》时说：“其有《水浒》的余韵，但不同的是《三侠五义》‘帮助政府’，包拯领着一大班子侠义之士，就是为了保皇。”

但有关包拯出身的故事和其黑面孔的相貌却没有多少变化，虽然其出身故事反而比原来更加曲折，其面貌却只是在保持黑的基础上让他多了些“儒家风范”，去掉了“鬼”相。这也就是说，封建文人们也对包拯的“黑面孔”形象给予了赞同。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包拯出身经历坎坷，后来却担当大任，正是儒家这一理论的具体化。

所以，幼年的包拯还是要遭遗弃，少年的包拯还是要做放牛郎，与之相关的黑面孔也还是要继续保持。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周游列国，风餐露宿，脸面肯定也白不了。爱民如子的官员经常到老百姓中间去体察民情，脸总还是要被太阳晒黑的。

人一睁开眼睛，就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颜色。一个区域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感情沉淀，都可以在颜色上表现出来。它们给不同的色彩赋予了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某种象征意义。在中国人的审美情感中，几千年了，黑终于成为黎民的本色、真诚的象征，被赋予了忠贞不二的品格，含有宽厚的风尚。

黑成了包拯的标准色，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包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