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用之道

中外历史像毛泽东一样酷爱读书、并且 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得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极其罕见。

毛泽东的学用之道，大体即在这 读——得——用——巧 之间

毛泽东觉得列宁的论著，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读哲学

1、他把哲学归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这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

2、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

3、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工具”

关于西方自然科学，毛泽东说在这方面，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

为什么读书

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

毛泽东为什么读书，关于他的阅读动力，其本人留下了 力道甚足、意味甚深的名言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所谓运用就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个人或社会实践的需要。

在他求学时，读书不单是为了修学储能，更多的是为了他心目中能够变动天下人之心的 “大本大源”；

五四期间，阅读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在各种救国方案的比较中，选择和确立一种为之奋斗的“主义”；

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他读的书，是围绕所从事的实际活动来展开，或为推进国民革命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或为立足国情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寻求理论依据；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和抗战前期那段时间，他的阅读主要是为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导全民族抗战的新实践，进而做理论上的阐述和创新；

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阅读比较明显针对三个方面：防止党内骄傲自满、全社会普及马克思主义、为巩固和建设新中国掌握此前不熟悉的东西；

反对本本主义（盲目照搬书本或僵硬地凭上级指示办事，是脱离实际地教条主义作风）

反对本本主义地实际含义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读书问题上的一个鲜明而科学的主张：要把 “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要善于运用所学，就必须既入“书斋”，又出“书斋”。这就是他 后来反复强调的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把读书视为调查研究这个提法，反映出毛泽东酷爱读书的又一层原因。他是理论家，理论家总是通过阅读来汲取前人和别人的思想成果，不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进而创造出自己的东西。

毛泽东是着眼和立足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家，习惯于把阅读和不断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

怎样读书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九年零三百五十九天。

1959年，他再次讲：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的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 “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 “攻书”，是古人的说法。毛泽东1938年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 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

对此，毛泽东1939年在中央干部学习运动动员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 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形象说明了攻书到底是如何挤和钻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1、经典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总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形：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2、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

3、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4、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

如何把书读“活”

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1、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 2、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 3、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通不了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可能帮人们一一辨析在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不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毛泽东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 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毛泽东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发挥。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他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比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 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用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社会历史甚至是阶级斗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两者事实上互为一体。离开了 “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

当“联系员” 和 “评论员”的攻读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

阅读和领导力及影响力

毛泽东的经验、智慧和才情，来源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调查研究，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书籍孜孜不倦地阅读理解和发挥运用。

从毛泽东的阅读可以看出，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创造，多多少少可以从他徜徉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

也就是说，毛泽东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循的。博览广学，深度细品，赋予他观察和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赋予他领军、理政和治国的思想智慧，赋予他独具魅力的人格内涵和领导能力。

毛泽东最大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来自他主导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丰富阅读有密切关联。他的理论思想，常常是在读什么书、怎样都，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这仿佛是一个人的灵魂；二是丰富曲折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躯体；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五四运动以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作风、气派，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血脉。

没有科学的灵魂，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坚实的躯体，其灵魂则无所依附；没有畅通的血脉，其躯体则难以得到滋养而羸弱。三者具备，便形成鲜活生动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领导风格

驻足毛泽东的读书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鲜明的政治领导风格。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出身，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选择后，才确定其未来的道路。他深深懂得，人们接触到的知识、理论、观点，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影响很大。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那么复杂曲折的过程，每段行程都面临如何总结经验、认识和解决新的历史课题的问题，党员干部队伍的文化知识和理论准备又往往严重不足，如果不通过读书学习，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中国共产党要干成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效果来讲，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才全面成熟起来，才得以储备了那么多成熟干部，才能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中穿越那么多险隘，取得那么多成就。

除了社会实践的教育，在毛泽东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用他在1939年一次会议上讲的话来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因此，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因此，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去读，以便打通思想，从而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或适应即将到来的新的历史考验。他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印发他选编的著作文章，有时候还亲自在会议上逐一讲解。所谓领导力和影响力，就是通过深思熟虑，激活他人的希望和梦想，提供共同遵行的价值和战略，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和策略。编书、荐书、讲书，就属于实现领导的桥和船。

毛泽东酷爱读书，拥有多方面的才华，实践能力又那样突出，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人格魅力，形成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毛泽东同各种人物打交道，都有一股吸引人的气场。他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谈论对佛教经典的理解，同来访的外国政要谈世界历史和现状，用儒雅高古的方式走进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这些都使对方自然生出特殊的亲近感。毛泽东深厚的学养，还使他能够和学界大师们轻松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见识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以及文史哲领域的一些学术话题。此外，毛泽东喜欢读古代诗词曲赋和书法作品，使他成为杰出诗人和独创一格的书法家，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至今仍散发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力。

即使是外国人，在同毛泽东有过一番接触交谈后，也无不折服于他的文化魅力，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个领袖的文化素养和个性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读书学习的典范，给人们提供的启发是，读书学习的世界，必须要有“三根柱子”来支撑

1、无信不立 ，所谓的“信”就是信念、信仰、信心

2、无学难为，“学”就是学问、认识、本领

3、无实必败，“实”就是实际、实践、实事

学习读书，一是立信，否则会得精神“软骨病”，人就站不住；二是问学，否则就难以提升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三是求实，否则所学就不能够运用于实践，很难把事情干成。

所谓学用之道，精华或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