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857年9月15日－1930年3月8日）是美国政治家、法学家，美国第27任总统（1909年3月4日－1913年3月4日），美国第10任首席大法官（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司法部长阿方索·塔夫脱之子。任总统期间塔夫脱在对内政策上屡遭挫折，遭到党内众多反对。对外方面他继承并发展罗斯福的“大棒政策”，于1912年出台“金元外交”政策。塔夫脱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既当过总统又当过美国首席大法官的政治家，被称为“杰出的法学家”、“卓有成效的行政官员”和“糟糕的政治家”。1857年9月15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他的祖先是英国移民。父亲阿方索·塔夫脱是辛辛那提的法官，先后担任过美国驻俄公使和驻奥公使，做过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政府的陆军部长和首席检察官，在美国共和党内有重要影响。塔夫脱性情温和、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优异，小时候大家叫他“威利”。1874年塔夫脱以全班第二的成绩毕业于辛辛那提伍德沃德中学，同年进入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塔夫脱入学时耶鲁正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学院变成一所提供通识教育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这为开阔塔夫脱的视野提供很好的机会。他涉猎广泛，阅读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等专著。耶鲁的一些教授也给他很大的影响，比如伍尔西教授的《国际法》和萨姆纳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他的毕业成绩在全班120人中名列第二，在耶鲁期间塔夫脱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多次在数学和写作方面获奖，而且在体育和各种社会的活动方面也很突出，他是学校的重量级摔跤冠军。1878年塔夫脱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成为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塔夫脱做了题为“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和政治前途”的精彩演讲。毕业后塔夫脱回到家乡，又在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攻读了两年法律，在1880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取得俄亥俄州律师资格。毕业后的头几个月内他先后为《辛辛那提时报》和《辛辛那提商报》工作，不过塔夫脱更愿意到政府部门工作。1881年初他辞掉《辛辛那提商报》的工作，谋得俄亥俄州汉密尔顿县助理检察官的职位，仅仅一年之后塔夫脱又被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任命为俄亥俄第一税务区的联邦税务官。出于对总统和共和党的忠诚，塔夫脱接受这个职位，但因心中认为这一工作环境容易使自己变得不正直，所以他在不久后选择辞职。辞职后的塔夫脱先到欧洲探望正做驻奥匈帝国公使的父亲和随行的母亲，并在欧洲游历几个月，回国后开始与人合伙开业当律师。不过塔夫脱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的热情，他积极参与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为约瑟夫·福勒克竞选州长、布莱恩竞选总统鞍前马后地奔波。虽然二人当年都没选上，但塔夫脱却因此赢得共和党内的政治地位。1885年福勒克终于当选俄亥俄州州长，塔夫脱则成为汉密尔顿县的法务官助理。

（二）1886年6月19日他与辛辛那提的律师约翰·赫伦（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私交甚笃）的女儿海伦·赫伦结婚，海伦对塔夫脱的私人生活和事业都发挥重大影响。1887年俄亥俄高等法院法官职位出现空缺，福勒克又提名塔夫脱顶替这个未完的任期。第二年塔夫脱自己竞选成功，获得一个五年的任期，继续做俄亥俄高等法院法官。1889年9月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斯坦利·马修斯去世，法官席位空出一个，福勒克立即给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写去一封推荐信，力荐塔夫脱入替。他在信中说：“塔夫脱是一个身体强壮、审判明确、处理得当的人，在任何方面都十分适合这个职位。”哈里森没有听从福勒克的意见，但这确实引起他的注意。1890年哈里森任命塔夫脱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起初他有点犹豫是否接受这个任命，因为这会使他离开俄亥俄高等法院。但妻子和家人都支持他去，希望他抓住到首都去工作的机会，而且他考虑到这个职位可以使他在最高法院代表合众国参加诉讼，于是他抛开疑虑，接受这个任命。事实证明司法部副部长的职位对他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他共代表美国政府在最高法院参加27个案子的辩论，赢得20个，这为他赢得全国性声望。从1880至1900年的20年里塔夫脱的大部分时间是当律师和法官，他被大资本家誉为精通公司业务的名律师。塔夫脱所作的判决虽然总是冗长一些，但却以其审慎的法律学识而著称。他曾开玩笑地写道：“当办公室倒塌下去的时候我的招牌总是正面朝上。”足见他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在司法部副部长任上塔夫脱于1891年的“白令海仲裁案”中表现出色，此案涉及到加拿大渔民在美国宣称享有主权的海域捕猎海豹的问题。在英国起诉美国后塔夫脱到最高法院为美国辩护，他陈述的重点是对缉私船的授权来自财政部，司法部门不能依据宪法要求行政部门停止使用它们，因为那样会违反三权分立原则。最后塔夫脱的观点得到最高法院支持，该案既为塔夫脱赢得声誉，也使他意识到国际法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影响。做司法部副部长的经历不仅让塔夫脱加深对宪法的理解，提高他在华盛顿政治舞台上的声望，而且还使他有机会结识一些显要人物，其中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和约翰·海伊等共和党的下一代领导人，为他以后的平步青云创造条件。1891年美国国会决定设置九个巡回上诉法院，分担最高法院的任务，以缓解最高法院案件积压的现象。1892年3月国会决定给每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补充一名法官，塔夫脱为此积极活动，成功被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任命为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塔夫脱在俄亥俄州高等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间正值美国工农运动高涨的时期，因此塔夫脱免不了审理劳资纠纷的案件。从1890年的“莫里斯公司诉砌砖工人工会案”和1894年的“费伦案”等典型的案例看塔夫脱的判决往往是对劳工组织不利的，他对工人运动的动机深表怀疑，私下里倾向于妖魔化工会领袖。但在判案时塔夫脱还是更看重法律，而不是个人情感，这种对待罢工工人的态度使塔夫脱获得“反劳工禁令法官”的名声。

（三）白令海仲裁案是英俄两国设立的仲裁法庭裁决的案件，美国在1867年从俄国买得阿拉斯加领土之后在1868年制定一项在阿拉斯加及其领水范围的保护海豹的法令，防止外国船舶捕猎海豹，后来美国还把管辖范围延伸到3海里之外。在1886-1887年间美国曾拿捕几艘英国船舶，由此引起美英两国长时期的争执。1892年2月29日两国签订仲裁协定，把争端提交给一个由7名仲裁人组成的仲裁法庭，请法庭裁断：（1）在阿拉斯加割让前俄国在白令海上在海豹业方面曾享有和行使过什么专属权利？（2）英国承认对海豹业提出的管辖范围应有多宽？（3）在1825年英俄条约中“太平洋”一词是否包括白令海？俄国签订该约后是否在白令海享有什么权利？（4）俄国在白令海对海豹业的管辖权利是否完全转移给美国？（5）美国对离岸3海里以外的海豹是否享有保护权？仲裁法庭在1893年8月15日作了裁决，认为：（1）俄国在白令海从来没有排他的管辖权。（2）英国从未承认过俄国在其领水外享有排他的管辖权。（3）1825年条约中“太平洋”一词包括白令海在内，但在签订该约后俄国从未享有任何专属权利？（4）根据1867年条约俄国的权利应转移给美国。（5）美国对3海里以外的海豹业没有任何保护权或财产权。仲裁法庭还根据仲裁协定的授权制定一项保护和保全海豹的规章，规定环绕白令海上普里比洛夫群岛60海里的区域内禁止远洋捕猎海豹，同时还规定禁止捕猎的季节和捕猎方法，该规章对英美两国有拘束力。1900年1月塔夫脱奉威廉·麦金莱总统之命回到华盛顿，2月麦金莱任命他为菲律宾委员会主席，4月塔夫脱携妻儿赴任。菲律宾委员会是美国占领菲律宾初期的殖民统治机构，1899年1月美国组成以舒曼（1854—1942）为首的第一个菲律宾委员会，声称菲律宾须由美国代为治理，建议以亲美分子组成的文官政府替代军政府。据此翌年3月成立以塔夫脱为首的第二个菲律宾委员会，拥有立法和行政权，制定殖民法令，镇压菲律宾人民的反抗。1901年塔夫脱出任菲律宾总督后委员会的行政权扩大，并有亲美菲人任委员。1907年委员会成为立法上院，1916年根据《琼斯法》时撤销委员会，建立参议院和众议院。琼斯法正式名称为《1916年菲律宾自治法》，是美国改革菲律宾殖民管理制度的立法，由众议员琼斯（1849—1918）提出故名。1916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主要内容：撤销美菲合组的菲律宾委员会，建立参议院和众议院；参、众两院由选举产生，具有立法权，但美属菲律宾总督拥有否决权并掌握行政权；俟菲律宾成立“稳定政府”，美国将准其“独立”。在考察菲律宾的情况后塔夫脱一方面说服当地军政府首脑，发布大赦公告，声明对在一定期限内自首的反美武装人员一律既往不咎；另一方面他又向华盛顿建议，尽早在菲律宾组建文职政府，取代让当地人反感的军政府。在他的努力下菲律宾人的抵抗力量逐渐被瓦解，到1901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斯普诺修正陆军拨款法案》，授权总统在菲律宾成立文职政府，7月4日塔夫脱出任菲律宾的民政长官（1903年2月6日后改称总督）。

（四）在巩固统治基础的同时塔夫脱领导的文职政府还在菲律宾进行大量的社会、经济改革，他积极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修筑公路，创办学校。推行土地改革，购买梵蒂冈天主教会在菲律宾的三十万亩土地。把菲律宾精英阶层有限度地纳入统治秩序，经过四年的经营后塔夫脱巩固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他的工作被认为“很有成就”，有人甚至在演说时称塔夫脱是一位“能创造奇迹的圣人”，因而也很得罗斯福总统的赏识。1904年1月底塔夫脱回国，于2月1日就任陆军部长。当时陆军部长的职权非常大，不仅管理美国武装部队，而且管理美西战争后美国夺取的殖民地，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巴拿马甚至夏威夷和古巴都在陆军部长管辖范围之内，所以塔夫脱实际上又是美国的殖民部长。塔夫脱任陆军部长7年，在拉丁美洲和远东地区积极推行罗斯福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得到管理美国殖民利益的丰富经验。他说：“我到过菲律宾两次，在到达和离开菲律宾的旅途中我两次周游世界，而在那四次旅行中我访问日本四次、西伯利亚和俄国一次、中国三次、罗马一次、巴拿马地峡七次、古巴两次、波多黎各一次……这样一种经验使我能够了解到许多国家和许多民族的气氛和环境。”当时美国许多政客包括罗斯福在内都不敢自夸有塔夫脱那样广泛的实际外交经验，塔夫脱不仅积极推行罗斯福的政策，而且大力支持罗斯福1904年重新竞选总统，因此罗斯福十分信任塔夫脱。在罗斯福第二任期时也就更加重用塔夫脱了，从此陆军部长塔夫脱从政府的发言人变成实际上的总统助手。罗斯福交给塔夫脱越来越重要的职务，塔夫脱监督菲律宾事务，负责巴拿马运河的修建，一家杂志把他称为“在天涯海角啃硬骨头的大使”。当国务卿约翰·海伊患病时塔夫脱实际上代理国务卿的工作，在罗斯福暂时离开时塔夫脱又实际上代行总统的职权。有时塔夫脱被罗斯福召去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去解决严重的政治危机，例如1905年7月塔夫脱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资格与日本首相桂太郎签订一项关于日本并吞朝鲜的秘密协定《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又称《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根据这一协定时日本取得在朝鲜建立保护制度之权，但以承允不对菲律宾作任何侵害行为为交换条件。塔夫脱还利用日本反对俄国，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远东的扩张谋取利益。1907年借助塔夫脱出席第一届菲律宾国会开幕式之机罗斯福再次派他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9月28日至10月3日塔夫脱与日本高层会谈，还谒见明治天皇。由于日裔移民在美国遭受不公正对待的问题，此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离日之后塔夫脱抵达中国上海，出席中美协会组织的演讲。

（五）随后塔夫脱经西伯利亚铁路到圣彼得堡，在12月3日下午会见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12月5日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召见。从俄国出发后塔夫脱绕道西欧回国，这次环球旅行后他对远东事务开始有了新的看法，对俄国的态度也开始改变。塔夫脱执行罗斯福对外的“大棒政策”也是不遗余力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古巴的干涉。1906年9月19日罗斯福派遣塔夫脱和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培根到古巴“调处”冲突事件，在罗斯福的同意下塔夫脱于29日公布一项声明，说明美国已根据“普拉特修正案”对古巴事务进行武装干涉，并成立以塔夫脱为总督的临时政府。尽管古巴人民对美国的干涉表现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但塔夫脱还是用武力镇压古巴人民的反抗。在宣布战事结束后三天（10月13日）塔夫脱卸职，离开古巴，对古巴情形持悲观态度的他此后再没有踏足古巴的土地。塔夫脱在远东和拉美积极推行罗斯福的扩张政策，被称为“解决国内外麻烦问题的能手”，深得罗斯福赏识，被认为是理想的总统继任人。因此作为共和党的党魁都罗斯福在1908年总统任期届满时拒绝竞选连任，并提名塔夫脱为当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塔夫脱本人对当总统并不热心，但在想当第一夫人的妻子海伦的督促和罗斯福等人的鼓动下最终同意参加后来被他形容为“一生中最难受的四个月”的总统竞选。在1908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塔夫脱坚决保证执行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保证召开一次国会特别会议来解决关税改革问题。他还为罗斯福和共和党的对外扩张政策辩护，表示将大力支持美国垄断资本家在全世界进行商业扩张，特别是在远东维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塔夫脱表示忠于罗斯福的政纲，他在西部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时塔夫脱的哥哥查尔斯·塔夫脱向东部的共和党人保证：他们稳操胜券。进行第三次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为此抱怨说，他必须反对两个候选人：一个是西部进步派的塔夫脱，一个是东部保守派的塔夫脱。尽管有许多有利因素，但塔夫脱在竞选初期却处于劣势，这主要是因为他那充满统计数字和参考资料的冗长讲稿使观众感到索然无味，后来罗斯福向他面授机宜后情况才逐渐好转。1908年塔夫脱以767万9006张选民票（52%）和321张选举人票的成绩击败布赖恩，当选为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脱竞选获胜后垄断资本家们纷纷表示支持：“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发来电报，表示祝贺；“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迅速给塔夫脱捐献2万美元。1909年3月4日塔夫脱在寒风中发表就职演说，首先强调自己会坚持前任总统的改革措施，对铁路和州际贸易加以管制。其次保证要修订关税，以确保国家有足够的税收。第三他表示要尽可能降低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负担，但又说保护资源、改善水道以及维持足够军队以保障美国国际利益的开支是必要的。

（六）第四他主张修改货币和银行法，确保贸易的通货形式有更大的弹性，防止由于法律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财政恐慌。第五他强调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希望巴拿马运河能够早日完工。第六他认为应同情和支持黑人，对他们中的知名人物给予表彰或委以公职，但这样做必须审慎，不能因此激起一般人更强烈的反感，从而妨碍地方行政。第七他敦促雇员工伤赔偿立法，但明确表示联邦法院可以用禁令保护商业活动，坚持认为次级抵制是一种专制手段，不应该使之合法化。同时也表示应该对发布强制命令进行监督，不能变成权力的滥用。尽管罗斯福说塔夫脱是“全国最适合当总统的人”，但是塔夫脱具有与罗斯福全然不同的关于总统权力的概念和对法律近乎宗教般的膜拜。法官出身的他不曾有过罗斯福那种认为凡不属法律禁止之事总统都能做得的观点，而是认为行政首脑只能做他根据宪法的特定权限允许他来做的事情。塔夫脱把总统看做一个“消极的”角色或者“督导”的身份，不愿像罗斯福那样尽可能地行使总统权力，惧怕行政权力的扩大会侵犯政府其他部门的传统权力。塔夫脱的性格和政治观念使得他在政治上既优柔寡断，又不善手腕。他不具备控制共和党的能力，不能圆滑地调和党内互相敌对的派别。他缺乏政治手腕，不会巧妙地掩盖同垄断资本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是推行一系列赤裸裸的极端、保守政策。他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虽然完全听命于前总统的老套路，但他缺乏罗斯福的才干。因此塔夫脱政府的每一重大决策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引起激烈争吵，这对他的统治十分不利。而且塔夫脱讨厌采取政治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曾为此解释说：“我从不为政治上的考虑而过分烦恼，在任何情况下我只是尽力做我认为是最明智的事情，不管它对我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影响。”由于这个缘故，塔夫脱在职期间虽有不少建树，但取得的信任甚微。他的政策则被讥为如同他笨重的身体一样呆板而不灵活，他的政绩被评定为成绩平平。塔夫脱本人对做总统的经历似乎也很不满意，他曾写道：“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总统。”尽管评价不太高，但塔夫脱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还是在美国历史上打上深深地烙印。他就职后设立一个提高政府效率和节约委员会，并且成功地促成两项宪法修正案的制定，规定联邦所得税和参议员的群众选举制度。塔夫脱还采取对垄断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的“自由放任”政策，1909年通过“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规定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关税率，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他进行的一些“反托拉斯”的措施，打击摩根财团的势力，从而引起代表摩根财团利益的罗斯福的不满。在对外政策方面塔夫脱有计划地扩大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在国务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的帮助下他以“金元”代替“枪弹”，提出“金元外交”，但有时也是金元、枪弹交替使用。

（七）塔夫脱鼓励美国银行家和企业家到国外去投资，政府为在国外修建铁路和创办事业的企业家们提供贷款，这些政策为美国的商品出口开辟市场。在劳资纠纷中他的观点常激起反对，因为他强调次级抵制（指为了向没有直接卷入劳资争议的雇主施加压力而开展的有组织的运动）是不合法的，强调法院有必要通过禁制令制止暴力。他维护工会的合法权利，主张把禁制令用于反托拉斯法。塔夫脱是罗斯福选定的接班人，而且是在他的扶持下当上总统的。但塔夫脱当总统后却没有按罗斯福的既定路线走，因此他与罗斯福和进步派共和党人发生尖锐的冲突，并导致共和党内部的分裂，致使其在国会选举中失利。罗斯福虽然对塔夫脱的行为很不满，但起初并没有要与他竞争总统的想法，一方面罗斯福曾明确表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竞选第三任；另一方面塔夫脱是他挑选的接班人，与塔夫脱对阵无异于打自己的嘴巴。不过后来塔夫脱的行为让他越来越难以忍受，尤其是当塔夫脱1911年底决定依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起诉美国钢铁公司后，因为罗斯福1907年作为总统曾批准该公司的兼并行为，塔夫脱的起诉等于直接攻击罗斯福本人。此后罗斯福改变主意，决定竞选下一届总统。为争夺党内提名，罗斯福与塔夫脱展开恶战，两人甚至相互进行人身攻击，昔日的密友如今成了仇敌。在1912年6月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不满罗斯福激进改革主张的党魁控制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操控下塔夫脱轻而易举地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罗斯福的支持者愤而离开共和党，成立新党“进步党”（雄麋党），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最终共和党分裂为以罗伯特·拉福莱特、塔夫脱、罗斯福为首的三派，这提供给民主党绝好的机会。在1912年冬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以压倒性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击败塔夫脱、罗斯福等人，当选为美国总统。1913年3月因总统任期届满，塔夫脱离开白宫。4月对法律有着浓厚兴趣的塔夫脱回到母校耶鲁大学，任宪法学教授，同年9月被选为美国法律协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塔夫脱出任全国战争劳工局副主席，还在1915年担任和平组织“实现和平同盟”的首任主席。为推动联盟目标的实现，他在三年的时间中发表的相关演讲和文章达到五十多篇次。塔夫脱及和平促进联盟的努力显然对威尔逊国际联盟主张的提出产生影响，1918年后塔夫脱又答应出任美国战时劳工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之一。塔夫脱虽曾贵为总统，但他只是把总统当做工作来做罢了，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乐趣。有一次他说：“总统都象走马灯似的，可法院永远存在着。在塔夫脱的内心深处，他最渴望的职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甚至当上总统之后他仍然不改初衷。

（八）在白宫岁月里塔夫脱曾有一次在第4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铜像前驻足停留，朋友问他：“你想成为他还是总统？”塔夫脱立即回答：“我肯定会选择成为马歇尔，而不是其他美国人，除非是华盛顿。不过就算那样我想我还是会倾向成为马歇尔，而不是华盛顿。”塔夫脱的母亲说他生就一个当法官的头脑，他自己则表示：“首席法官职位是仅次于我的老婆和孩子，在我的生活中最贴心坎的事物。”1921年沃伦·加梅利尔·哈丁就任美国总统，同年6月30日塔夫脱被哈丁总统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10任首席大法官，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宿愿，他因此成为美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担任过总统和首席大法官这两个职务的人。塔夫脱把这项任命当作一生中最大的荣誉，自称正在“变得老迈、迟钝，不够敏锐”的他对这项工作投入极大的热情。塔夫脱在最高法院建设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它争取来一座独立的办公楼，美国建国之初最高法院不被重视，连个独立的办公楼都没得到，只能屈居国会大厦一楼的一个房间中。塔夫脱出任首席大法官后依靠他广泛的人脉，努力争取为最高法院盖个独立的办公楼。1929年国会原则上同意建造最高法院大厦，1935年大厦正式兴建。塔夫脱努力的另一个方向是改革司法体系，强化法院工作的整体性，理顺司法程序，缓解案件积压的现象。在首席大法官任期内塔夫脱作出“斯塔福德诉华莱士案”的判决（1922年），是联邦最高法院支持联邦政府管理州际贸易的重要案例，他还把最高法院的权力扩大到空前的程度。1925年国会通过《法官法》，给予最高法院更大的权力。该法使最高法院在接受案件时能够行使更大的权力，并准许它优先审理那些具有全国重要性的案件。塔夫脱还为巡回法院法官成立一个协商委员会，依靠自己的影响，塔夫脱把法院变成自己的阵营。他对法制管理及程序的改革大大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塔夫脱为此也感到非常骄傲。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白宫岁月是令人忧愁的，但在最高法院的日子却是无比快乐的。”1925年在其中的他写道：“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总统。”由于塔夫脱在改革美国司法体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有人给他冠以“现代司法管理之父”的名号。1930年2月3日塔夫脱因心脏问题被迫离职，3月8日他在华盛顿特区病逝，享年72岁，塔夫脱的遗体被安葬在波托马克河西岸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塔夫脱政府在内政方面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改革政府机制，提高政府效率。在进步主义运动促进下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展开以惩治腐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全国性的政府改革运动，作为联邦行政首脑的塔夫脱也积极参与其中，他在1910年委派“经济与效率委员会”对采纳科学预算制度和行政机构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依此对联邦政府机构进行改革。

（九）塔夫脱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创立政府财政预算制度，实行政府开支的统一计划、监督和管理；二是改革文官制度，进一步规范文官的考核、晋升和罢免机制；三是通过“竞选经费公布法”，要求将在联邦选举中为竞选人提供资金者的姓名、捐赠数额及用途公之于众。塔夫脱在提高政府效率方面的努力为他赢得“效率工程师”的美称。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塔夫脱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1912年2月塔夫脱政府成立“工业关系委员会”，授权该机构调查各工会、商业联合会及工人罢工等方面的情况，向政府提出应对建议。同年4月他又在商务与劳工部下设立“儿童局”，赋予该局调查、管理包括童工在内的儿童健康和生活方面的情况的权力，这些新设的机构尤其是“工业关系委员会”在缓和与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在塔夫脱任内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加入联邦，使美国州总数达到48个。塔夫脱上台伊始为了履行竞选时提出的降低税率的许诺，立即推行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美国当时的高海关税率助长托拉斯的发展，使资本家大发其财。为了限制托拉斯的发展，1909年纽约州议员佩恩在众议院提出降低关税的提案，这一提案遭到参议院代表的反对。以保守派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为首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对佩恩提案进行全面修正，但奥尔德里奇的提案受到美国人民的反对，于是参众两院草拟一个统一法案，提高某些商品的关税，这就是符合资本家利益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该法虽较1897年通过的《丁利关税法》所规定的税率低一些（总体税率从46%降至41%），但仍属美国高额关税法之一，而且还提高煤炭、铁矿石、动物皮毛等重要商品的税率。8月5日塔夫脱背弃他竞选时许下的降低关税的诺言，批准这个提案，并据此创建关税局（1912年取消）。该法一经问世后即引起争论，共和党“造反派”认为塔夫脱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他的保持缄默事实上是给予关税保护主义者支持。塔夫脱则在演说时为该法辩护，称之为“共和党迄今所通过的最好的关税法案”，这激起工人和农民的愤慨，疏远中西部共和党“造反派”议员及选民与塔夫脱之间的关系。新法案引起物价上涨，使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除了具体的税率调整外新的关税法还涉及其他内容：其一是授权总统成立“关税委员会”，由它负责收集国内外产品生产成本的统计情报，调查关税税率与竞争程度的关系，为以后关税的修订提供科学依据；其二是确认塔夫脱提出或赞同的所得税原则，该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认“公司所得税”，规定对盈利5000美元以上的公司每年征收1%的所得税，二是确认将“个人所得税修正案”写进宪法。1913年2月授权国会征收所得税的第16条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至此二十世纪美国税收改革史的第一章于焉完成。塔夫脱政府在内政方面的第二个举措是提高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力，加强对铁路和州际贸易的管制。塔夫脱提出的相关议案包括三项内容：（1）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自行决定税率；（2）设立拥有广泛权力可以复审州际贸易委员会决定的商务法庭；（3）准许铁路公司取得竞争性线路。

（十）在国会辩论期间塔夫脱的提议被做了大幅度修改，最后在1910年通过的《曼恩一埃尔金斯法》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规范铁路运价，设立贸易法庭。并第一次将电话和电报公司纳入运输业范畴，置于州际贸易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该法使州际贸易委员会成为“华盛顿最强大的执行部门”。进一步打击和限制托拉斯是塔夫脱当政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罗斯福时期未能对垄断资本形成太大的限制，到1909年罗斯福卸任时托拉斯组织从1900年的一百八十多个发展到一万多个。面对如此形势时塔夫脱决定更严格地执行反托拉斯法，在塔夫脱的支持下司法部开始“以空前的速度发起反托拉斯诉讼案”，四年之内塔夫脱政府提起90起反托拉斯案，矛头直指美孚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等典型的托拉斯组织。塔夫脱政府提起的反托拉斯案比罗斯福时期整整多了一倍，成就一般也认为比罗斯福时期高。作为一个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塔夫脱在联邦的土地上保存石油和煤的储存，设立一个矿业管理局，以保护矿物资源，同时鼓励修建灌溉工程。1909年犹他大学的卡明斯博士和国家土地管理局的道格拉斯率领的探险队在犹他州南部科罗拉多河的支流桥溪峡谷上发现美国最大的天然石桥——虹桥，1910年塔夫脱宣布虹桥为国家名胜。1911年3月经国会通过后塔夫脱批准《威克斯法案》，该法案规定要求各州签订州际契约以协同保护森林和水域；允许各州在可航行水域防止森林火灾；保护水域所需土地被视为国家森林土地；允许各州从其境内的国家森林获取收益，以资助学校和公路建设。塔夫脱政府还制定包裹邮件和邮政储金制度，在军事上塔夫脱延续罗斯福的海军建设政策，并任命共和党领袖乔治·冯·伦格克·迈耶为海军部长。1909年海军部的年度报告向国会要求建造2艘无畏舰和维修1艘战列舰，国会经过半年的辩论后批准海军部建造无畏舰、一些小型舰只和辅助舰只的要求，但拒绝维修战列舰的请求。在接下来的两个财年里海军部仍然各向国会要求建造2艘无畏舰，然而因共和党内部的斗争、民主党趁机在1910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控制众议院导致国会在1911年批准建造2艘无畏舰，1912年只批准建造1艘无畏舰。国会中反对建设大炮巨舰的势力开始反弹，不过国会削减无畏舰的建造计划不仅遭到海军联盟的猛烈抨击，而且塔夫脱和迈耶也通过检阅大西洋舰队的形式调动公众的海军情绪，向国会施压。1912年底海军部以罗列海军总委员会要求的形式向国会提交包含3艘无畏舰的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国会虽然只授权建造1艘无畏舰，却授权建造6艘驱逐舰、4艘潜艇和辅助舰只。当时美国海军不仅要防御主要假想敌德国的进攻，实力不断增强且与英国结盟的日本对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的威胁也在加大。在远东中塔夫脱打着“道德外交”的旗号与欧洲列强以及日本展开竞争，开拓美国在华利益。

（十一）为保护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利益，塔夫脱提出将战列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的提议，但因为触及某项议员和相关选区的利益，这些建议都被国会否决。1910年美国成立亚洲舰队，该舰队仅装备少量巡洋舰和一些其他轻型舰艇，根本无法与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在远东的海军力量抗衡。按照橙色计划时一旦美国在远东遭到攻击后亚洲舰队需要撤回夏威夷，然后会合主力舰队遂行反击作战。因此在加强菲律宾防御不可行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大力修建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以为主力舰队提供结集地。除了建设舰队外塔夫脱政府企图对海军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但收效甚微。塔夫脱执政期间继续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并有所创新，从塔夫脱和他的国务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推行的“金元外交”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政治影响力会随着美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1910年塔夫脱对此加以说明，表示他提倡的是：“积极干预，从而为我们的商品和资本家赢得获利的机会。”在1912年12月13日的国情咨文中塔夫脱说：“这是以金元代替枪弹的政策，这是美国商务的直率愿望，就是美国政府竭其全力支持国外美侨的一切合法与有益的企业。”他又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固然不离正义，但为取得商品市场和投资机会以利两国而进行交涉，并不违背这个正义。”美国执行“金元外交”并不意味着要以“金元外交”代替前任罗斯福提出的“大棒政策”，而是使两者交替使用，或结合使用。实际上塔夫脱“金元外交”的宣布表明今后美国的外交和军事力量的运用要完全服从于商业利益，并主张以资本输出和军事力量来作为主要的扩张手段。塔夫脱“金元外交”的主要矛头一方面是指向远东的中国；另一方面是指向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各国和墨西哥。塔夫脱上台后依靠国务卿诺克斯直接指导加勒比地区的政策，依靠威廉·菲利普、维拉特·斯特赖特处理远东问题，美国对尼加拉瓜的侵略是“金元外交”与“大棒政策”交替使用的典型例子。1909年美国公使公开支持尼加拉瓜亲美派何塞·多洛雷斯·埃斯特拉达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反对美国侵略的何塞·桑托斯·塞拉亚总统退位。由于埃斯特达受到尼加拉瓜人民的敌视而没有当上总统，美军便在尼加拉瓜登陆，帮助叛军打败何塞·马德里斯政府军，并将埃斯特达扶上总统宝座。1910年10月美国与埃斯特达政府签订“道生协定”，规定尼加拉瓜的债券由美国代为发行，而以尼加拉瓜关税收入的一部分来作为担保。1911年美国又同尼加拉瓜政府签订一项国库债券协定，以尼加拉瓜的关税权和国家银行权的控制权来换得美国1500万美元的借款。塔夫脱政府还派军对洪都拉斯的政治冲突加以干涉，对尼加拉瓜、洪都拉斯那些承诺保护美国商业利益的党派给予支持。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批队员长期驻守在尼加拉瓜，直到1933年才撤离，美元加子弹的政策最终使美国控制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经济与政治命脉。在墨西哥中塔夫脱积极推行“金元外交”，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额从1902年的5亿美元激增到1913年的10亿美元。

（十二）塔夫脱政府扶植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政权，控制墨西哥的经济命脉。但1911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使迪亚斯政权倒台，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当选墨西哥总统。马德罗采取的若干限制外国资本特权的措施，威胁到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塔夫脱政府表面上执行不干涉政策，却于1912年2月4日下令陈兵10万于墨西哥边界，这又一次暴露塔夫脱的帝国主义面目。在美洲中塔夫脱的另一个目标是扩大对加拿大的贸易和投资，使加拿大脱离英国的贸易圈，削弱大英帝国整个的特惠关税体系。具体措施是与加拿大签署贸易互惠协定，建立北美大陆市场。1911年1月塔夫脱正式向国会提交与加拿大签订贸易互惠协定的议案，虽然中西部的进步派共和党人和东部的一些企业家反对，但塔夫脱等人还是促使国会通过这个议案。美国人签订美加贸易互惠协定的目的其实是要将加拿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塔夫脱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写道：“该协定只会使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属物，并将大大增加加拿大对美国工业品的需求。”支持该协定的众议院议长钱普·克拉克更露骨地说：“我赞成它乃是因为我希望能看到有那么一天美国的国旗将飘扬在英属北美领地每平方英尺土地的上空，遍地招展直至北极。”由于美国人动机不纯，再加上英国利益集团的反对，加拿大拒绝与美国签订互惠协定，使塔夫脱受到一次打击。尽管遇到一些障碍，但在“金元外交”的旗号下美国在拉美的投资达到12.4亿美元，行将接近英国的投资总额、而美国与这个地区的商品流转额达4亿3千6百万美元，已超过英国的5倍，这些资金主要投向铁路建设、采矿和大型农场项目。到1913年在加勒比地区中仅联合水果公司就坐拥16万英亩的土地，在加拿大的美国投资也达到6.36亿美元，同时美国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加拿大和拉美各国的对外贸易。此外塔夫脱还把中国（清朝）也作为他推行“金元外交”的重要场所，急于在中国获得的是美国资本的投资。塔夫脱政府妄图以“金元外交”打败日本等主要的竞争对手，攫取在中国的最大政治和经济利益。1909年塔夫脱政府的国务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提出国际共管中国东北铁路的计划，并提出投资修建锦州-瑷珲铁路，妄图同日、俄两国争夺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由于日、俄两国的反对，塔夫脱的这一侵略计划未能实现。1909年英、法、德三国政府达成对粤汉铁路进行投资修筑的协议，并组成三国银行团，美国对此表示抗议，立即组织以摩根公司为首的银行团挤进上述三国银行团，共同投资修筑粤汉、川汉两铁路。1910年美国又以改革中国币制和振兴满洲实业为名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国东北铁路的“诺克斯计划”，利用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提供大借款，美、英、法、德控制中国筑路权的侵略活动引起中国国内的保路运动。1912年日、俄参加四国银行团，成为六国银行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银行团与中华民国政府首脑袁世凯相勾结，积极筹划签订“善后大借款”，企图根据苛刻的借款条约，控制“袁记政权”的全部财政，终因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六国银行团内部矛盾重重而未正式达成协议。

（十三）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是中国清代末年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方案，1909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出中国东北铁路中立化的计划，企图以此在中国东北打破日俄的垄断局面，从而为美国建立起优势地位。这个计划共有两个方案：①将东北所有铁路置于经济的、科学的和公正的管理机构之下，为此由有关各国提供国际贷款，使中国赎回东北各铁路，在借款期间由提供资金的国家共同监督管理。②如第一项建议不能完全实现则由英、美两国支持锦瑷铁路计划，并邀请其他国家共同参加投资，修筑此路及随后的其他铁路。同时贷款给中国，以赎回愿归于这一系统的现有铁路。诺克斯计划提出后列强中唯有德国表示支持，但它在东北没有左右大局的势力。清政府对美国提案极表欢迎，便批准经改订的锦瑷铁路合同。然而诺克斯计划在日俄反对和英法拒绝支持的情况下很快落空，不仅没有削弱日俄在东北的势力，反而促成第二次日俄协定的订立，使美国在远东更加孤立。除推行“金元外交”外通过建立仲裁法庭的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是塔夫脱政府在外交领域追求的另一个目标，塔夫脱主张：“事关国家荣誉的问题应当同财产问题一样提交法庭裁决。”在得到国际和平组织的响应后国务卿诺克斯与英法两国签订两份仲裁条约，宣布：“所有可在法庭裁决的争端都应提交给一个仲裁法庭，而其他所有的问题可以提交一个高级联合委员会，由它决定采用仲裁还是其他可能的解决方式。”塔夫脱很满意这种无须诉诸武力便可解决国际冲突的方式，但条约却遭到罗斯福和参议院的强烈抵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并“剔除条约对重大问题的约束力”之后这两个条约才被批准。金元外交是美国用经济扩张手段来控制拉美等地区的经济，使各国日益依附于美国，现在泛指利用金钱手段达到某种目的。金元外交是美国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提出的鼓励和支持银行家扩大海外投资，以实现向外扩张的外交政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实行的“大棒政策”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故塔夫脱鼓吹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塔夫脱提出“用金元代替枪弹”，他们主张运用外交政策推动和保护美国银行家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国扩大投资，在这些地区排挤和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金元并没有完全取代枪弹，而只是枪弹的补充，二者常常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美国资本大量投入加勒比海地区各国。金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资本渗透，通过对外投资来夺取更多的海外市场和殖民特权。美国从塔夫脱总统提出的鼓励和支持银行家扩大海外投资，以实现向外扩张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总行的“大棒政策”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对，故塔夫脱和鼓吹积极的经济扩张政策。塔夫脱提出“用金元代替枪弹”，他们主张运用外交政策推动和保护美国银行家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对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中国扩大投资，在这些地区排挤和取代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金元并没有完全取代枪弹，而只是枪弹的补充。二者常常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美国资本大量投入加勒比海地区各国。

（十四）金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资本渗透，通过对外投资来夺取更多的海外市场和殖民特权。二战后美元成为世界贵重价值的衡量，一盎司金等于35.8美圆，史称固定汇率（现为浮动汇率）。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在20世纪后半叶的50年中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支撑世界经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实际上都肇自于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后两者人们又习惯称之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指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对货币的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的构成等问题共同作出的安排所确定的规则、采取的措施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形式的总和，有效且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极其重要的环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因为每一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呈现出—种无政府状态。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重大变化，美国登上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中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机构自1947年11月15日起成为联合国的常设专门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维持这一体系正常运转的中心机构，它有监督国际汇率、提供国际信贷、协调国际货币关系三大职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其致命的一点是：它以一国货币（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但这样一来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

（一）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是苏格兰裔美国博士、文学家、政治家，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是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学博士衔除外），也是唯一一名任总统以前曾在新泽西州担任公职的美国总统，1919年威尔逊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856年12月28日伍德罗·威尔逊生于弗吉尼亚州斯汤顿的一个牧师家庭，祖先大部分是苏格兰血统。1870年-1874年间因父亲在哥伦比亚神学院担任教授，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生活。1873年伍德罗·威尔逊在戴维森学院上了一年学，之后作为新生转到普林斯顿就读，成为Phi Kappa Psi兄弟会的成员，并于1879年毕业。自第二年起伍德罗·威尔开始博览政治哲学和历史书籍，伍德罗·威尔称他进入政界的灵感来自英国议会速报记者Henry Lucy。1879年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但一年之后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学。不过尽管从未毕业，但在弗大就学的时候威尔逊曾热情地参与两个校内团体“弗吉尼亚合唱俱乐部”和“杰斐逊文学与辩论社团”，并担任社团主席。退学后伍德罗·威尔逊搬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居住，并继续从事它的研究。1890年伍德罗·威尔逊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法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1896年普林斯顿大学一百五十周年校庆时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一篇题为《为国服务的普林斯顿》的演讲，这个题目后来被扩展为“为国家服务，为所有民族服务”，成为暗示普林斯顿大学的常用格言。在这篇著名演讲中威尔逊概述他对于民主国家大学的憧憬，呼吁高等教育机构把课程从历史中分离，并利用每一堂这样的课来为学生阐明他们的责任。1902年校董事会晋升伍德罗·威尔逊为校长，以代替被认为管理不力的佛朗西斯·兰迪·巴顿，他所开发的课程方针后被证明为高等教育领域中非常重要的发展性创新。1906至1910年间为消除精英层社交俱乐部的影响，伍德罗·威尔逊尝试通过废除面向上层阶级的“吃喝俱乐部”，并把这些学生重新带回校舍（俗称“四边形”）。1907年10月由于校友们的激烈反抗和威尔逊对妥协的坚定反对，董事会收回它起初对“四边形计划”给予的支持，并指示威尔逊停止实施。1908年董事会回绝威尔逊关于研究生楼建在本科生校舍所在区域的提案，并于此年采纳韦斯特的计划，当时国内媒体将这次发生在普林斯顿校内的对立报道为精英（韦斯特）与民主（伍德罗·威尔逊）之战。1910年伍德罗·威尔逊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新泽西州州长，对手是共和党候选人、负责银行与保险业的州吏维维安·刘易斯。威尔逊在竞选中强调他与政治机器的分离，并誓言一旦当选后他不会蒙恩于那些党内大佬。尽管塔夫脱曾在1908年总统大选时以8万票的差距赢得新泽西州，伍德罗·威尔逊还是以4.9万之票差轻松击败刘易斯。

（二）尽管1910年大选时民主党还取得对州众院的控制，但共和党人仍然以微弱优势据有州参院。上台之后威尔逊无视党内机构的要求，启动他的改革性日程。他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建立候选人选拔会，这几乎将党派头目们从总统选举过程中排除出去。他还重整公共设施委员会，并引进工伤补偿机制。1912年6月25日伍德罗·威尔逊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此后由于共和党候选人塔夫脱和进步党候选人、前共和党人和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竞争严重分散本应投给共和党唯一候选人的选票，他在40个州获胜，得到总共531张选举人票中的435张，伍德罗·威尔逊毫无困难地赢得竞选胜利。1913年3月15日他举办美国现代史上首次总统新闻发布会，并在会上允许记者向他提问。1916年获得重新提名后伍德罗·威尔逊在竞选中打出“他让我们远离战争”的口号，提示选民他任期内即维持坚定的国策、又避免与德国或墨西哥的公开冲突的业绩，但他却从未发誓“即使受到挑衅也决不参战”。1916年9月2日当他发表接受党内提名的演讲时伍德罗·威尔逊针对性地警告德国他不会容忍给美国人造成生命损失的潜艇战，并说：“ 一个违反这些核心权利的国家必须明白它将被直接的挑战和抵抗所制止并被要求承担责任，很快这将使这场争斗多少变成我们自己的事情。”最终伍德罗·威尔逊勉强战胜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赢得1916年大选，选战的最后结果出奇地接近，甚至在选后数天内都无定论。由于担心输掉选举而在欧战尚不确定的情况下成为跛脚鸭，威尔逊提出一个假想方案：倘休斯取胜，他将先任命休斯为国务卿，然后和副总统一起辞职，以使其接任总统。两党选情在数个州都十分接近，在加州大约一百万选票中威尔逊赢得3773票，而在新罕布什尔只赢得区区54票，休斯在明尼苏达的35.8万张选票中赢得393张。最后威尔逊得到277张选举人票，而休斯得到254张，威尔逊能赢得大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12年大选时投给西奥多·罗斯福和工会领袖戴布兹的票这次大多流向他。在1917年之前美国一直恪守1914年的中立宣言，在这段期间威尔逊为确保一个更宽泛的外交政策，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在交战阵营中选择他们的所属方。在他1914年的国会演讲中威尔逊说道：“这样一个发生在我们当中的分裂对于我们的和平思维将是致命的，而且还会妨碍我们作为一个强大的和平国家正当地行使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人时刻准备着在一场公正的调停中发挥作用，并以朋友而不是党徒的身份谈论关于和平与和解的建议。”尽管载有大量美国公民的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事件给威尔逊增加参战压力，但中立原则还是得到维持。但后来由于德国发起无限制潜艇战，威胁到美国的商业海运，这种中立性开始倾斜。

（三）在德国于1917年早些时候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尽管也发表了若干声明来限制这种战术），并秘邀墨西哥与德国结盟反美之后威尔逊为“使世界安全以确保民主”，将美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他没有和英法签署一个正式的同盟，而只是作为合作力量加入。他通过征兵大幅扩军，并将高度自由的指挥权，包括战术战略以至外交行动，授予约翰·潘兴将军，到这个时候威尔逊认定这场战争已变成一个对人类的真正威胁。1917年4月2日他在宣战演讲中说道：“美国如不参战，整个西方文明都将被摧毁。”威尔逊在讲话中宣告将进行一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说明他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基础，以防将来战祸再临而招致不必要的死亡与摧毁，这也为他未来将发表的十四点原则（一个关于解决领土争端、确保自由贸易和建立维和组织的一揽子建议）铺垫一个基础。为打击国内的反战势力，威尔逊相继于1917年和1918年推动国会通过反间谍法和反煽动法，以压制反英、亲德和反战声音。他欢迎诸如沃尔特·李普曼这样支持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却无法容忍那些企图阻碍战争甚至刺杀政府官员的反战者，他还坚持将出生在外国的激进分子赶出美国。援引反间谍法相关条例，美国邮政系统拒绝投递任何被视作可能是批评美国战争行为的书面材料，约60多家报纸因此被剥夺二级邮递权。威尔逊的战时政策高度地向劳工倾斜，他与龚帕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密切合作，同时镇压任何企图阻碍战争工作的反战团体，在威尔逊的任期内美国劳工联盟、铁路工人协会和其他“温和”工会的会员和这些行业工人的工资都得到显著增长。由于没有实施配给制，消费品价格飞涨。而因为收入税的增加，白领阶层备受打击。不过鼓励购买战争债券的工作还是大获成功，这些债券使得战争开销转化为20年代的繁荣。威尔逊建立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政治宣传机构，即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由乔治·克里尔（故俗称“鱼篓”委员会）领导。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鼓动爱国性反德情绪，并实施各种信息审查，除了公共宣传外政府还将战争工作引入多个其它领域。伯纳德·巴鲁克领导的战争工业委员会为美国的工厂制定战时目标和政策，赫伯特·胡佛被任命为食品管理局局长，该局鼓励美国民众参与到“无肉星期一”和“无麦星期三”活动中，以为海外部队节省食物。亨利·加菲尔德领导的联邦燃料管理局引入夏时制，并对煤炭和石油实施配给供应来确保军事需求。许多这样的委员会和管理机构的领导者都是由威尔逊征召的商界人士，他们只拿一美元的日薪，以提高政府在战争期间的功效。国会还于1917年授权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组织四个志愿者师团到法国参战，但威尔逊拒绝给他的政敌这样一个机会。

（四）一战结束后威尔逊开始参与谈判，他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帮助受压迫国家获得主权和确保一个公正的和平。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原则，首次论述关于成立国际联盟的想法，这个联盟的指定目标应该是保证各大小国家的领土完整以及他们的政治独立。威尔逊打算凭十四点原则结束这场战争和实现一个所有国家共享的、公正的和平，为了开巴黎和会，他在巴黎待了6个月，这也使得他成为首位在任内出访欧洲的美国总统。和会期间他不倦地推销他的计划，最终实现在凡尔赛条约中加入关于创建国际联盟的章节。尽管由于他为创建国联所作的努力使威尔逊获得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没能在入盟一事上赢得参议院的支持，美国此后从未加入国联。1918年中期选举后以亨利·加博·洛吉为首的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但威尔逊拒绝共和党的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对洛吉提议的修改也一并否决，双方最为主要的分歧点在于国联是否将削弱国会的宣战权。在这段期间威尔逊越来越不相信媒体，他停止召开新闻发布会，而更倾向于自己的宣传机构，即公共情报委员会。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威尔逊未能使美国加入国联是他任内所犯的最大错误，甚至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任期内的最大失败之一。凡尔赛条约中的种种苛刻条款招致德国民众对条约的极大怨恨，最终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期间威尔逊还前往罗马拜会教皇本笃十五世，这次访问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任内会见教皇的总统。威尔逊对战后复员的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导致复员过程进行得异常混乱，400万士兵在身无分文、没有任何安顿计划和救济的情况下就被送回美国。农田价格的战时泡沫破灭导致许多农民破产或身陷因新购土地所欠下的债务中，1919年钢铁业和肉类加工业工人举行大罢工，种族骚乱在芝加哥、奥马哈和其他城市蔓延。在纽约和其他地方发生一系列由激进无政府主义分子实施的爆炸活动后威尔逊命令总检察长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抑止暴力活动，司法部随后展开被称作“帕尔默搜捕”的大规模行动，旨在收集与暴力激进团伙有关的证据以及关押或驱逐国内外煽动分子。司法部以妨碍征兵为由审判工会领袖戴布兹，并把他送到亚特兰大的监狱服刑，戴布兹后来被哈定总统释放并赦免。在任内的最后三年内威尔逊与包括豪斯中校在内的许多亲密政治伙伴或盟友分道扬镳，历史学家推断可能是一系列的中风影响他的人格。威尔逊想再次连任，但他的民主党已然分崩离析：德裔选民因战争期间所受的待遇而愤慨，爱尔兰裔选民则因他未支持爱尔兰的独立而不满。1919年9月25日威尔逊为获得美国人民对加入国联的支持，连续地走访全国各地发表演讲，当他在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发表完推广国联的演讲后威尔逊终于昏倒在地。

（五）1919年威尔逊因为倡导国际联盟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原因是他作为美国总统和国际联盟的最初倡导者。1919年10月2日又一次严重的中风发作，他的左半边身子完全瘫痪，左眼也失明。1924年他获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一职，这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担任过此职的总统之一，另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1924年2月3日威尔逊病逝于大街的家中，威尔逊的身体状况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总统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形，这在之后被认为是通过宪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的重要原因。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政治理念可以基本上概括为四点：（1）人性可以改造：威尔逊认为组成社会体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转变的，其观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性善论。他的这一学术思想来源于启蒙运动时期以人为本的理念，认为人可以通过教育和学习克服固有的缺点而日臻高尚，人类社会也将藉此走向文明。（2）战争可以避免：威尔逊认为作为国家组成部分的人民可以达成谅解，用和谐的眼光去看待各自的矛盾，并在友好的气氛中解决各自的矛盾，而作为国家政权操纵者的政府官员则可以良好的协调这种意愿，从而化解矛盾。（3）利益可以调和：用现代的观点说就是“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是非零和的”，也就是说国家之间可以通过上一条为基础，以合作与协调为手段来解决国家间的矛盾，规避冲突和战争从而实现双赢，这种双赢在当时就是集体安全体制。（4）建立国际组织，保卫世界和平：威尔逊倡导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解决矛盾，而是实现这一合作的途径和渠道就是联合的国际组织，用集体安全来替代早先大国间的均势。威尔逊的观点毫无疑问是颠覆性的，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否认大国之间扩张军力和理性，并对大国之间的军事扩张造成的不信任提出强烈的抨击，这在于当时正在积侵略别国并刀兵相见的世界格局无疑影响巨大。同时其学说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联合国实质上就是以威尔逊倡导的国际联盟为蓝本建立起来的。但是其学说也有着致命的缺陷，首先国家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所提出的人性改造本身也是不平衡的，而且宗教、民族、地域、血统等等的复杂因素会使得人的修养的认识造成偏差，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绝对信任便无从谈起。此外其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也过于理想化，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而这种基础的摩擦并没有一个组织来约束，国际法也就无法得到贯彻，或者说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之间必然会产生不信任而导致分歧。而此时的国际组织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压制这种分歧，这样的国际组织必然会产生分裂。威尔逊引用过柏克的一段话：“一般来说权力是赋予国家精明和正直的部长们的，甚至法律的各种应用和力量也取决于行政权。没有权力，共和国不过是一纸空文，而不是一个活泼能动有效的组织。”威尔逊认为只有将权力授予明确、果断地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的首脑和部门才能使国家权力机构有活力的高效运转。

（六）在对美国政治制度长期深入的研究后威尔逊心中逐渐清晰的搭建起能够使国家权力高速运转的新格局，在制宪者们制定三权分立的框架内树立总统既作为行政首脑又作为政党领袖的权威。作为代议机构的国会，成为一个有效率的、被赋予统治权力的机构，起到对政府行为监督的作用，切实使联邦法院平衡立法和行政机关的权力也至关重要。形成以总统为核心，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部门密切配合。各个部门协调合作，有条不紊的权力网络，最大限度的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此时只有效率张、民主缩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威尔逊可以说是传统公共行政（TPM）学说的早期理论奠基人，他最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说就是政治与行政分开，以期实现政府的廉洁、高效。政治家负责制定政策，而行政人员负责执行并对政治家负责，但是这个理论已经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一种幻想。这个理论从一开始就有问题，威尔逊虽然主张政治与行政分开，但是行政人员对政治家负责就会在现实中产生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就存在行政人员对政治家进行隐瞒、粉饰过错或者两者相勾结的可能。而当时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政党制度更使得这种理论无法实践，一个政党赢得大选，在组成以本党成员或联盟者为主的议会同时势必要组成以本党成员为主的政府。虽然不会从基层到高层将官员都换成本党人士，但是中高层通常会以本党人士为主，这样不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会有政党或政治的影子，一个纯正而绝不受到政治影响的行政是不存在的。威尔逊自己上台后都没有贯彻自己的学术观点，因为政党政治在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根深蒂固。排除以上这些因素就算政治家或政党不对行政人员施加影响，但是行政人员执行的政策中都是有政治意向的影子的，因而这个理论作为TPM的重要理论还不够成熟。20世纪的世界既不是美国建国之初还处于弱小时期的世界，也不是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当年称霸一时的世界，世界在进入20世纪后出现新的特点：世界开始走向多元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复杂而又需要重新认识的世界，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威尔逊政府需要为美国制订一个与时代相适应的外交战略。威尔逊为美国选择的外交战略是以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加入角逐世界霸主的行列，威尔逊毫不含糊地认为美国应是世界的领袖。但他同时也不可能摆脱历史的束缚，美国的外交传统也为他的政策打下深深的烙印。在传统与时代发生冲突时威尔逊总是会试图从传统中找到依据来解决冲突，威尔逊继承先辈们对海洋自由原则的执着追求，同时又赋予其更高的政治属性。一战之前的美国倡导海洋自由原则主要是维护美国的中立国权利，而威尔逊不仅仅要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更要强调它的政治属性，试图把海洋自由原则以国际法的形式融入其世界新秩序的构想中，海洋自由与国际联盟成为两个彼此依存的原则有助于维系国际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和维护海洋自由。美国史家Edward H.Buehrig认为：“威尔逊试图赋予海洋自由一个政治层面的意义，他设想未来福祉以及美国在国际法领域的行动自由，依靠法律规范而非投机取巧的谈判和武力斗争，对威尔逊而言美国将成为在支持和推进国际政治格局中成为树立典范的民主国家。”

（七）美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赫伯特·费斯写道：“威尔逊追求集体安全的思想燃烧着我们的心灵，自此之后一直未减。”威尔逊的海洋自由观带有美国争霸的色彩，Ramsay Muir认为：“美国一贯有着‘海洋自由’的传统，而威尔逊总统在这方面做到顶峰，他的海洋自由观随着美国实力的不断强大而带有争霸世界的意图。”此外民国学者张弼认为：“威尔逊主张‘海洋自由’的真正用意在于借此来替他的海军大扩充计划做掩饰，以期同英国海军平起平坐之真正目的。”海洋自由不仅满足美国的经济利益的需要，更能够成为其打破英国海上霸权，为其实现其世界霸主的梦想保驾护航，是其称霸世界的理论武器。威尔逊站在超验主义的立场对科学主义进行反思充分展示他敏锐的眼光和不同凡响的学术胆魄，作为批判结构主义的美国学者和政治家，他反对科学主义造成的新迷信，维护文学的人文属性，坚持文本解读的传统策略。超验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强调直觉的重要性，其认为人类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为一滴露水（爱默生语），其随着实践哲学诞生而淡化。超验主义者强调万物本质上的统一，万物皆受超灵制约，而人类灵魂与超灵一致。这种对人之神圣的肯定使超验主义者蔑视外部的权威与传统，依赖自己的直接经验。这种超验主义观点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打破加尔文教的人性恶、命定论等教条的束缚，为热情奔放、抒发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奠定思想基础。威尔逊深知自然科学的终归宿必然要服务人文关怀，结构主义研究方法更多适用于局部问题，对于解决体系化的人文需要，其作用非常有限，甚至误入歧途。威尔逊认为书籍之魅力见之于世人犹如君子之魅力见于友人：“一本书如无深刻学术内涵则会消亡，缺乏睿智诙谐既不足以使人心旷神怡，亦不足以彰显真知灼见，则不免消亡。”威尔逊的平民主义思想和爱默生反对权威崇拜的观点如出一辙：作家如果从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灵感出发，书籍则成为有害之物，导师则沦为暴君。威尔逊在担任普林斯顿校长、新泽西州州长以及在美国总统任期内一直提倡学术包容，支持并拔擢具有独立思想的文人学者，这种理念和实践在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之初就已经形成：在众口铄金之评论界以及特立独行、有胆有识之作家涉足于百家争鸣之间当需立场坚定、观点鲜明。作家不应唯他人马首是瞻，如欲慧眼独具，尚需一定铮铮傲骨，遗世独立之品格。世之才俊，茕茕孑立确非偶然，实乃秉性所至，立身之本也。欲使匠心独运，必有若干不朽之工巧，而工巧或许只有隐逸方可获致。作家首当尽力捕捉心灵之启迪，毕竟独上高楼，境界殊异。威尔逊自幼受长老教家庭背景的熏染，青年时代受欧洲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在美国社会转型期力主建立一套区别于结构主义的人文体系，它的美学特征既是秩序的，又是开放的和包容的。他认定的经典三法则“导师特性”、“朋友特性”和“独立特性”是一位学者对文学原理的深度掘进，同时也折射出一位政治家重建价值体系的治国理念，他具有更深沉的历史感和更广阔的视野。

（八）在1913年确保通过建立联邦储备系统的议案，议案由以纳尔逊·奥尔德里奇为首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起草。威尔逊通过和议会内占多数地位的民主党合作才设法通过一个妥协案，为了使议案通过，威尔逊必须设法找到奥尔德里奇计划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平衡点。而民主党中以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为领袖的民粹主义派别正是这样的反对者，他们强烈地反对私有银行和华尔街，支持建立一个能根据国会意志自由印刷纸币的国有中央银行。最后各方达成一个基于奥尔德里奇计划、经民主党人卡特·加拉斯和罗伯特·欧文修改的妥协议案，该议案既允私有银行对联储施加影响，又将控制权益置于一个隶属中央的公共委员会手上，从而安抚民粹主义派的不满。这个委员会将既包括由总统任命且经国会批准的成员，也包括代表银行业的成员，且前者人数要多于后者。威尔逊还说服布莱恩的支持者称，由于联储发行货币属于政府责任范畴，这将满足他们的要求。威尔逊的计划还包括将联储系统划分为12个区域，以达成布莱恩的西南部盟友开出的关键条件：削弱强大的纽约银行业的影响。这一向地方分权的举措成为赢得加拉斯支持的关键因素，1913年12月最终方案终于获得通过。但不满尤存：一些银行家感到华盛顿控制得太多；而一些改革者又认为银行家掌有大权。不过一些国会议员声称来自一些纽约银行家的反对声音实际上是装出来的，意在诱使国会通过这个议案。威尔逊任命沃伯格和其他一些知名银行家领导这个新的储备系统，尽管从设计初衷上权力应当是分散的，但纽约的银行业还是凭借“首位平等”统治联储，权力也因此多少集中于华尔街。新系统自1915年期开始运作，在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协约国提供战争经费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威尔逊本人的肖像还出现于联储发行的大额10万美元纸币上。这种大额纸币尽管已经不再印刷，但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它们历史上仅被用于联储银行间的资金转换。1913年通过新的联邦收入法案。新法案降低关税，而因此造成的损失则由开征联邦消费税弥补（征消费税已经由共和党发起并获通过的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批准）。1915年通过希曼法案，旨在提升商船海员的工作条件。受泰坦尼克号事件影响，该法案要求所有船只必须针对救生艇配置进行翻新。许多新法案与农民有关，1914年的史密斯-莱佛法案创建一个现代化农业增产专员系统，派遣由各大学支持的技术专员向农民讲授新技术。1916年设立联邦农田贷款委员会，为农民提供低息长期抵押贷款。史密斯-利弗法是指美国关于推广农业和家政知识的法令，1914 年联邦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规定：为在美国人民中传播并鼓励应用有关农业和家政的各种有用的实际知识，凡根据国会1862年7月和1890年8月通过的两次《莫里尔法》时各州接受或以后将接受赠地而建立的学院，应与联邦农业部合作，共同开展推广农业知识和技术的工作，但其间不得中断田间管理或农业部植物工业局所主持的农民的示范工作。

（九）农业和家政知识的推广对象包括各社区不能听讲或不住在学院的人员，通过田间示范、出版物或其他方式推广有关知识。并规定每年固定拨款48万元用于此项工作，凡由州议会通过并执行法令的州，每年从中拨给1万元，法令为20世纪上半期少有的联邦政府参与教育事业的立法之一。1916年通过基廷-欧文法案以减轻童工问题，但1918年最高法院宣布该法案违宪，此后直到1930年代都未再实施任何针对童工的禁止措施。1916年夏天铁路工人威胁罢工，威尔逊先是试图撮合劳资双方的谈判，但当铁路管理层拒绝谈判后他于1916年9月让国会通过亚当姆森法案，规定铁路业工人享有8小时工作限制，而薪酬不变。最高法院批准法案，这一事件帮助威尔逊争取连任赢得工会的支持。威尔逊打破他的两位前任塔夫脱和罗斯福针对个别垄断财团打官司式的反托拉斯方法，改为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阻止不公平的交易行为来鼓励竞争。另外他还迫使国会通过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以使诸如价格歧视、与零售商签订协议使其不能贩卖其他公司的产品及通过董事会或特定协议控制其它公司等竞争行为非法化，这个新法案比起之前通过的反托拉斯类法案要更强大，因为它能够在公司违法时针对个人问责。更为重要的是新法律为公司行为设立清楚的方针路线，这是自之前法律条文的不确定性的一个显著进步，美国工会领袖萨缪尔·龚帕斯认为这一法案堪称劳工们的大宪章。从1914年到1917年初威尔逊一直致力于避免美国卷入战争，他提议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者，但协约国和同盟国都不曾严肃考虑过他的建议。以西奥多·罗斯福为首的共和党强烈批评威尔逊拒绝扩军以应对战争威胁，但威尔逊则通过主张扩军行为会挑起战争赢得国内和平力量的支持。因助威尔逊选举获胜而被任命为国务卿的威廉·詹宁斯·布莱安由于坚持更加强硬的和平主义路线而对威尔逊对战争表示出的兴趣表示不满，于1915年辞职。尽管奉行无限制潜艇战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上对美国船只展开攻击并造成人员损失，但威尔逊也只是要求德国停止其行为，继续将美国置于战争之外。英国宣布对德封锁，严禁一切装载战争禁运物资的中立船只驶往德国。虽然威尔逊对于英国违反中立方权力的做法表示温和的抗议，但如英国所预料的是他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在1914年到1918年间美国对拉美许多国家特别是墨西哥、海地、古巴和巴拿马进行干涉，美军在威尔逊的整个任期内都在尼加拉瓜驻有部队，而威尔逊政府利用这一军事存在影响尼加拉瓜的总统选举，并迫使其通过布莱恩-查莫罗条约，该条约以三百万美元的代价使美国获得在尼的永久运河开凿权、在丰塞卡湾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以及租借马伊斯群岛99年。

（十）根据威尔逊政府的命令时美国在海地的部队迫使海地立法机关选择威尔逊授意的候选人成为海总统，美国在海地的军事存在从1915年一直维持到1934年。在俄国因十月革命而于1917年退出战争后为防止德国或布尔什维克政权接管早先协约国支援沙皇和克伦斯基政府的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以及出于其他目的，协约国向俄派出大批干涉部队，但是这些部队多未实现既定目标。威尔逊派出的干涉军护送捷克和斯洛伐克战俘沿西伯利亚铁路撤退，并控制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海参崴等港口都市。尽管美国干涉军不是被派到俄国与布尔什维克交战的，但双方还是发生几次冲突。虽然威尔逊干涉的动机本无恶意，但美国入侵还是引起俄国革命者的憎恨。罗伯特·马杜斯曾说：“干涉的直接后果就是延长一场血淋淋的内战，更多地夺取数以千计的生命以及给一个已经满目疮痍的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1920年4月1日威尔逊宣布从俄国撤走大部分部队，但还是有一些直到1922年才离开。唐纳德·戴维斯和尤吉恩·特拉尼如此总结道：“威尔逊、蓝辛、科尔比帮助打下冷战和遏制政策的基础，虽然还没有军事对抗、武装对峙和军备竞赛，但一些基本元素都已存在：怀疑、相互误解、厌恶、惧怕、意识形态的敌对以及外交孤立。每一方都被意识形态、被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所驱使，每一个国家都想要重塑世界，而当世界抵制他们的时候就可以施压了。”根据凯思琳·沃格莫斯的说法称在1912年大选中受到威尔逊誓言支持他们诉求的鼓励，抛弃共和党而转投民主党的黑人选民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威尔逊上台后很快就在数个联邦政府机构内引入种族隔离制度，也未能否决一项哥伦比亚特区的新法律，该法将异族通婚列为重罪，他还允许特区内所有有轨电车种族隔离化。关于种族隔离的问题很早就被提上威尔逊的日程，在1913年秋天的一次内阁会议，邮电部长、来自南方的阿尔伯特·伯勒森抱怨铁道邮件服务系统内的工作条件，此后邮电部、财政部以及印刷局都引入隔离措施，覆盖餐厅、澡堂、办公室和休息室等设施。隔离有时是通过在白人和非洲裔雇员座位间树立隔板来实现，在邮电部中就连直接减少和解雇黑人雇员都成为允许的政策。威尔逊甚至没能重复他两位前任的做法，为财政部登记处以及其他联邦机构指派黑人官员，他虽也打算如此，但在南方的反对下最终退让。这些举措为威尔逊整个总统任期内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定下基调，而威尔逊认为这尽管短期内牺牲非洲裔美国人的权利，但实现面向长期的全民福祉的进步。威尔逊是白人优越主义者，他为奴隶制辩护道：“奴隶们都曾得到他们主人宽厚的、甚至充满深情的对待。”

（十一）威尔逊还坚称重建时期黑人的政治参与构成一次“超乎寻常的公然犯罪的盛宴”，还将在南方黑人投票和由黑人担任公职的消亡称作白人天然的、不可避免的优越体现。作为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支持他的阁僚在各自所辖的机关内实施种族隔离，对于有些部门来说这是1863年来的头一次。威尔逊强烈地支持南方领导者关于不加北方干涉、独立处理种族和黑人投票事宜的请求，以确保这些州可以顺利地通过那些剥夺黑人公民权的法律。可以说威尔逊不仅是容忍，根本是支持确立各种打着“隔离但平等”旗号的法律。威尔逊之后的几任政府都保留他在联邦政府内创建的隔离体制，直到杜鲁门时代才告终结。亚美尼亚人生活悲惨，威尔逊向国会请求获准以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进行干预。1913年亨利·摩根索被任命为驻奥斯曼帝国大使，摩根索在他任内尽全力缓解土耳其当局行动所造成的恶果。他给威尔逊发了一封题为“亚美尼亚局势”的电报，讲述亚美尼亚人所面临的巨大苦难。关于种族灭绝的深入情况时摩根索在他所著的《摩根索大使的故事》一书中作了详细阐述，这本书被他题献给威尔逊。摩根索还建立美国近东救援委员会，以协调对亚美尼亚的人道援助。威尔逊同情犹太人的悲惨境遇（尤于法国和波兰），他在1919年反复重申美国的政策是默许贝尔福宣言的内容，但不会官方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美国保卫同盟是一个经威尔逊政府授权的准私人组织，它遍布全国600个城市，拥有25万会员。这些人经美国司法部允许，携带政府发行的徽章，可随意进行未经许可的搜查和审问。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探查美国民间的反政府和反战行为，负责监视德国的影响，审查逃避兵役者、未买自由公债（即战争债券）者和公然反对国家政策的人。威尔逊担任总统期间美国正处于需对内外政策做出重大抉择的转折时代，这一时期的特征在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中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美国正在实力上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外交政策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威尔逊主张国家之间通过交流和对话，实现和平解决争端的集体安全。在参加一战之前威尔逊就关于战后世界秩序提出以集体安全为基础原则的国际联盟，他的另一个与战争结局有关的重要口号是“没有胜利者的和平”。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联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努力将他的战后集体安全原则转化进国际组织中去。1918年1月8日威尔逊阐述之后被称作十四点的关于国际和平的一揽子建议，十四点原则是各参战国家中唯一一个被明确提出的战争目标，并成为战后凡尔赛条约的基础。这篇主要由沃尔特·李普曼代笔的演讲高度诠释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把他关于民主、自决、公开协议和自由贸易的进步主义国内政策投射到国际领域。

理想主义

（一）理想主义亦称“规范主义”或“思潮主义”，源于18世纪的启蒙主义和19世纪的理性主义。提倡在国家交往中遵循道德标准，加强国际规范，建立“超国家”组织。通过建立世界政府、世界组织来约束各国主权以实现世界秩序的稳定，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的《论国家》和1918年发表的一次关于战后和平方案的演说（又称“十四点计划”）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代表作。理想主义通俗点讲是基于信仰的一种追求，理想主义一定是以精神层面为核心的，但它并不排斥物质，这个词并不时尚。理想主义跟信仰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信仰的地方，理想主义才会形成，有信仰、有追求的人一般称之为理想主义者。1889年威尔逊发表《国家论》，提出应当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实现道德理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制定十四点和平计划，诸如公开外交、集体安全、国际法律、民族自决等等，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在威尔逊的倡导下西方国家在1919年成立国际联盟，后来法、美等国又在1929年签定“非战公约。”理想主义可以被视为是第一个国际关系的理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浮现，以解决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控制和限制战争的无能。早期的拥护者包括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英国下院议员诺曼·安及尔，安及尔主张国家互相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利益，而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注定是没有益处的。不过自由主义的理论要直到被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嘲笑为理想主义后才被定型，另有齐默恩的《国联与法权》也是理想主义的代表著作。基本主张：实现欧洲政治上的民族自决；实现欧洲政治上的民族自决是消除战争的主要条件；杜绝秘密外交；秘密外交是导致敌对结盟和冲突的根源，而公开的协议则是避免战争的途径；摒弃传统的均势体系；摒弃传统的均势体系，代之以集体安全体系；建立普遍的安全机构—国际联盟；诉诸公众舆论；因为公众舆论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强大武器；强调人的价值；认为人性本善，可通过建立和巩固国际合作实现人性善良的一面，人类在进步过程中可逐步消除战争思想。理想主义实质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用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因此它的破灭是必然的，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30年代起理想主义的主张开始受到人们的批评。理想主义缺陷是一种超脱现实和实际的政治理念，缺乏实证的精确的研究，没有提出实际的理论分析方法，忽视历史经验。理想主义对社会的认知与宣扬常常导致乌托邦主义，绝对意义上的理想主义社会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体现着人类对美好事物与社会的憧憬。乌托邦主义是理想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表达，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

（二）如同柏拉图《理想国》（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中例如摩尔的《乌托邦》（1516出版）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如贝拉密的《回顾》（1888出版）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直到17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于地理上遥远的国度，16至17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销声匿迹，自彼时起乌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17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17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在《人之始未》（1930出版）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却使理想主义社会产生某种现实化倾向。乌托邦此时被置于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17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这个动向，例如培根的《新大西洋大陆》（1627出版）和康帕内拉的《太阳之都》（1637出版）中所表现者。随著19世纪社会主义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於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1905出版）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1890出版）中提出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反达尔文主义的《鸟有之乡》（1872出版）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顶点，尤其表现於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出版）和欧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出版）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的《桃源二村》（1948出版）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的《论解放》（1969出版）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大可同意王尔德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理想对应着现实，理想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对手。

（三）理想主义是高于现实并能调校现实的一种思想倾向，碰到适合的环境后它也可能转化为一场社会运动。和实践的结合对理想主义而言是必须的，为人类设计的蓝图只有在社会全体的试验田里开花结果才能证明理想的价值。改造世界既是理想主义的目标，也是它的首要意义。柏拉图为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城邦设计一种制度，他坚信消除财产公有和取消家庭的共产主义能够让城邦的护卫者一心一意地保护城邦，坚信最有智慧的人一旦愿意承担最高的统治工作，这个城邦就是正义而完满的。可惜这都是说说而已，他的精神导师苏格拉底因毒害青年的罪名被处死，柏拉图拿着自己的方案去帮助小邦立法，差点被贩为奴隶。他的徒弟亚里士多德虽然相信存在一个“幸福岛”，但他没有选择当一个实干家，而是老老实实的操持着自己的学园，还精心培养一个学生——马其顿王国的王子亚历山大。不能说亚历山大日后实现的霸业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帝国和征服早已远离昔日的理想国，但理想借助英雄改写世界历史。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故事跟这段往事有点相似，新保守主义的教父列奥·斯特劳斯在大学校园里终老一生，不担任社会公职，也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但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成分被他的第三四代传人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利器，也成为促使美国变成新帝国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思想变成行动，不如说斯特劳斯的理想主义为21世纪的美国指明方向。布什显然不能和亚历山大相比，但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承担哲人的理想。理想主义在鞭策社会趋于完善的同时也肩负着制造英雄的任务，这是理想主义的第二个作用。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一刹那，他肯定会相信能够逃脱风暴、饥渴和死亡的威胁是命运女神的眷顾。事情一旦到了生死这份上，理想不理想的就不重要了，理想主义看重的是在遭遇艰险的历史时刻敢于付出怎样的代价挺过来的人。那些开拓者是最具有理想主义成分的偶像，他们经过大风大浪但初衷不改，理想主义经受现实的洗礼而愈加光彩夺目。理想主义选择和制作英雄的活动只存在于每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理想创造神话，现实消解神话，尤其是民主社会的现实更令理想主义尴尬万分。人们的时代是理性主义的，理性奉行的是现实标准，当今的英雄没有几个敢于构想亚历山大的事业，中产阶级也不再是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理想主义逐渐受到制约而被边缘化，人们对“社会乌托邦”的灾难性后果感到恐惧，而不再对最美好生活的实现有所欲求。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就是身边的伊甸园，人们宁愿躺在平稳而消遣的小资生活上睡大觉，也懒得去操心社会完美与否，哪些价值还值得追求。只要今天不是历史的终结，就总会有人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也就能发觉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还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理想主义就总还有它的生命力。欲望的大小因人而异，但这个世界释放更多人性的欲望，而且在一个平面上将追逐不同欲望的行为等量齐观。

（四）但理想主义的要义在于它要为这种平静的生活注入一丝灵气，以它的卓而不群证明它的高贵。有些人也正在借助着这股灵气为理想主义大厦增砖加瓦，雷锋就是中国人民身边的理想主义英雄，摒除那个时代赋予他的道德符号。雷锋确实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成全理想主义的典范，他把助人为乐当成最大的快乐，他把有道德的行为当成生活理想。雷锋的理想主义就是将德行贯穿于人伦物用，这让中国人民想起从“遵德性、道问学、致良知”到“人人皆可为舜尧”的中国儒家传统。理想主义认可的英雄越来越没有高低上下之分，这种历史趋势迫切需要认真评价身边各种各样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往往以让现实更美好的名义开始行动，那么考量真假理想主义的标准就不在名义，而在“行动”。它的目标虽然不必是全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但至少是在朝着有利于大众福祉的方向前进。真正的理想主义越多，人民的社会也就越完善。社会对理想主义的宽容和容纳程度证明其成熟程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值得赞扬的，它允许一个旨在改变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存在。这也是理想主义的第三重意义，即衡量社会成熟程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集体安全体系是在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集体自卫组织及协定的范围内各国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行合作而形成的体系，多个国家通过条约、协议以集体的力量威慑或制止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的安全体系。集体安全的构想最初出现于17世纪的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其真正兴起则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战胜国为主导世界政治秩序而作的努力。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提交国会的“十四点计划”中倡议建立集体安全体制，并得以在《国际联盟盟约》中付诸实施。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谋求建立全球性集体安全体系的首次尝试，然而它未能阻止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作为第一个全球性集体安全体系，它在实践中是失败的。联合国是第二个全球性的集体安全体系，其集体安全保障制度比国联拥有更强的约束力。冷战时期联合国安理会因超级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长期难以作出有效的决议，其维护集体安全的作用遭到严重削弱，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在解决某些国际争端、维持国际和平安全方面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集体安全体系建立在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合作的基础之上，目的是维护所有成员的普遍安全，其措施包括对侵略的集体反击和对侵略受害者的集体援助，可在全球范围或地区范围实现。它强调各国安全共享、风险共担，以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求得国家个体的安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包含的要素有：①制定规章，规定禁止以诉诸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②限制使用武力，裁减和控制军备；③制止滥用武力，即通过集体反对侵略者的共同行动来制止战争。集体安全的目标是：通过对侵略的威慑来防止战争，通过集中优势力量反对侵略者。集体安全得以实现的条件是：集体安全机制的建立，必须获得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承认；集体安全反对国家只考虑自我利益的倾向；国家之间必须相互信任并谋求互利合作。在实践中集体安全体系常常由于强权大国的把持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