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英欧史》：英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

本文摘自《千年英欧史》 事实上，关于英国衰落的报道一点也不新奇，但是这一说法为时尚早，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得到证实。英国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对于衰落的恐惧也激起了英格兰和之后的英国内部的辩论，至少自15世纪中叶法国开始衰落之后便是如此。那时，英格兰人担心他们会因柔弱、内部分裂以及无力的君主制而痛失他们在法国的帝国。近代早期，中欧哈布斯堡王朝势不可当的发展趋势引起了英国广泛的关注。这是英国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议会对英国王室放弃在德意志的“新教事业”的愤怒日益积聚。18世纪，法国在海陆两方面的胜利经常在英国激起新一轮的关于国家绩效的焦虑。人们也普遍担心权力正在东移。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正同一个反英的全球联盟抗争，当时国内的政治家就担心，未来的发展并不依赖在波兰、瑞典和荷兰共和国屡屡受挫的议会制政体，而是依赖像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这样的“军事”东部君主制国家。英国副陆军大臣在1778年3月写道：“欧洲内部的强大军事国家把它们巨额的财富聚集在一起，把它们的臣民打造成强大的军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强国。” 自19世纪70年代初以来，美国再次统一以及德国统一之后，英国经济明显出现了相对的衰退。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关英国衰落的辩论才真正爆发。当时大英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英国政府正疲于应付南非的布尔人。那时，观察家担心一个全球联盟会联合起来反对英国，就像当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一样。为了在各个大国相继崛起的新时代生存下来，人们要求建立一个“更庞大的大不列颠”，从而集中英帝国的力量对抗竞争对手。“国家效率”运动详细审查了这一问题：工业化是否阻碍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发展，致使他们被认为不适合服兵役？一些观察家甚至预测，中国的崛起将损害英国的利益。长期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爵士于1900年提出，中国可以在一个世纪内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 20世纪60—70年代，“英国的衰落”更加明显，它也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并在1976年屈辱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人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英国现在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英国驻巴黎大使尼科·亨德森爵士在1979年写道：“今天，我们不仅不再是世界强国，而且在欧洲也不算一流国家了。”20世纪70—80年代，批评家认为，英国的帝国野心已经将资源从重要的欧洲战场转移，阻碍了国内工业和教育的投资，从而使其落后于德国经济奇迹。在影片《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勒卡雷的背叛者鲍勃·海登告诉他的对手乔治·斯迈利，他认为英国“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任何影响或道义上的执行力”。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他的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中所做的评价并不那么消极黯淡，但即便是他也把这个国家形容为“中等规模的大国”，因为英国的国防抱负无法与其收缩的经济基础保持一致。这种情绪已经体现在标准文本之中了 但实际上，关于英国衰落的预言被证实是夸大其词了。在痛失法国境内的帝国之后，英国的国力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得以复苏。17—18世纪，克伦威尔、奥兰治的威廉和老皮特均维护了欧洲均势。英国并没有被东方帝国压倒，相反却在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英国是个“霸权”国家。众所周知，20世纪，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论好坏，在两次战后秩序的维持中也发挥了核心作用。1919年，英国在《凡尔赛和约》的缔结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在建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经济体系的事务中也扮演了核心角色。后来，英国在冷战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军队加入朝鲜战争。英国是北约最重要的欧洲大国，在威慑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经历了经济、思想和军事领域的复兴。撒切尔夫人于1982年宣布：“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只会撤退的国家。”“相反，我们重拾信心，我们的信心诞生于国内经济纷争中，经受了重重历练，并于8000英里外被真正发现”，在那里，阿根廷人刚刚被逐出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即便是在30年衰退期最严重的时候，英国也作战超过30次，涉及24个国家，几乎遍布世界各地。 冷战结束后，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有所增强，而苏联的势力则濒临瓦解。20世纪90年代，英国在波斯尼亚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法国的帮助下，英国政府在推迟对塞尔维亚人的干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使美国三年之内没有发动空袭。从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到美国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的大部分西方人士都认为英国是集体行动的最大障碍。“在任何有可能采取有效行动的时候，”波兰首位民选总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在1993年5月说，“一位特别的西方政治家（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勋爵）都会介入阻止行动。” 1997年之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极力倡导通过“人道主义干涉”制定全球议程，这种策略在科索沃战争和备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时期达到顶峰。英国首相强烈要求在科索沃部署地面部队，也许正是由于担心此事发生，米洛舍维奇才最终选择了妥协。布莱尔杰出的芝加哥演讲阐明了国际社会的准则，为联合国接受“保护责任”原则铺平了道路。2008年9月底及10月初，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在协调西方应对全球信贷危机上发挥了核心作用。最近，戴维·卡梅伦与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意见相合，都支持将干涉利比亚列入国际议程，而且正是他的主张才使得美国在北约没有越位。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利比亚的结局，这次事件都充分展示出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合作的价值，而这正是法国防务思想的核心。2015年11月，在“伊斯兰国”对巴黎发动袭击后，奥朗德总统本能地向英国而不是其他欧盟伙伴求助，这一点就很好地体现了英国的地位。此外，如果日渐衰退的美国真的会越来越依赖临时的联盟而不是组织，那么碰到安全问题时，它第一个想求助的国家肯定是英国。美国越发关注中国在东亚的崛起，从而越发依赖英国对其在欧洲和中东的帮助。如果北约和欧盟丧失凝聚力，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特殊关系”可能会再度重要起来。 为了评估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历史地位和当前地位，我们需要认清两件事。首先，实力是相对的。因此，如今我们衡量英国的能力，不应该与过去的英国皇家海军相比，而要与它今天的竞争对手相比。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英国排在第五位；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它在世界大国中的排名仅次于美国。英国人口正在增长，一是因为生育率提高，二是因为涌入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这些移民大部分都手握技术且工作勤奋。预言往往不可全信，但最近的预测显示，英国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口数量也将超过德国。然而，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的报告补充说，英国得操控好“一些政治风险，如联合王国的解体或退出欧盟”。 英国的军费开支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而且在2015年的预算大幅增加之后，英国的军费开支也水涨船高。此外，在比较英国与它的经济对手时，我们应该记住，无论对手当前和潜在的军事能力如何，出于历史和宪政方面的原因，德国和日本在运用军事力量时都有所限制。上述两国都没有英国政府的核威慑力量。英国的新型装备质量极高：新式45型“无畏号”驱逐舰的防空能力世界第一，据估计，它的火力是老式42型驱逐舰的5倍以上。计划中的新型65000吨级超级航母（适用于F35B战机）和可遥控的隐形战斗机都更加精进，除美国之外，还没有哪国能与之媲美。 最重要的是，英国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法国、德国与其他欧元区国家都日益陷入单一框架的桎梏。尽管“安理会改革”饱受争议，英国仍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这不仅是一个传统，而且基于英国目前的国力。事实上，很难想象英国不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列，对此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全球力量而非区域性实力。现今，英国不仅可以从阿根廷手中夺回福克兰群岛，而且英国在那里部署的海军和空军也是非常强大的，阿根廷若想再次掌控该群岛，危险系数远高于30年前。相比之下，自1982年以来，阿根廷在国防领域投入资金过少，因而无法发动进攻。简而言之，如果从相对的角度来衡量英国的实力，毫无疑问的是，英国一直都很强大，而且在最近几十年里已经再度崛起。 这可以从国力的第二个层面（国家的能力及资产只有在与国家利益发生联系时才有价值）加以证实。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英国国防开支下降与其军事实力联系并不大。在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军事储备大幅缩减，但仍能迅速集结兵力，于克里米亚击败俄国。1914年，英国向法国派遣军队不过几十万人。德皇对英国远征军甚为轻蔑，称之为“那支可鄙的小陆军”。尽管英国组建了本土军士兵，但其中训练有素的后备兵数量很少。然而，英国只用了18个月就召集了规模庞大的志愿军，引入征兵制后，其军队越发壮大。一战结束时，在欧洲大陆的强国中，仅有英国未被战争“拖垮”，而法国于1917年因战争而损失惨重（至少是暂时的），俄国于同年因一系列革命而陷入骚动，德国于1918年因内部政变而动荡不堪。如果英国受到严峻威胁，其武装力量必将扩大为如今实力的好几倍，而大多数国家（除美国、法国和其他少数几个国家以外）都做不到这一点。简而言之，英国政府的“潜力”和实力都十分巨大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英国的国际地位不如往昔，也是可以理解的。英国的战略目标并不难概括。首先，英国一贯的做法是通过保护低地国家（“英格兰的外崖”）防止别国入侵。其次，从长期来看，英国努力防止欧洲大陆出现可以越过英吉利海峡袭击英国的霸权国家。过去英国战略家实现上述目标的一种方式就是建立海外帝国，扩大其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或避免对手占据这些领土。相反，一旦这些领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战略和意识形态的负担，英国通过跨大西洋联盟在欧洲找到了可以替代的安全保障，这些领土就被抛弃了。因此，请艾奇逊和“衰落论者”见谅，建立英帝国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由于英国政府找到了捍卫国家切身利益的更有效手段，所以英国是“放弃”而不是“失去”了海外帝国。苏格兰权力下放和苏格兰民族党对独立的追求也体现了上述原则。没有威胁就会助长分裂。正如英国在18世纪初通过的《1707年联合法案》一样，最初目的是联合苏格兰和英格兰，一致对抗法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后来经过反抗拿破仑、帝国主义、纳粹德国和苏联的诸多战争，《1707年联合法案》的效力得到加强。因此，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宽松的国际形势下，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作纽带就没那么坚固了。这反映的是英国的安全意识，而不是它的软弱无能。 英国今天面临的威胁与过去控制住的威胁，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不断升级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可能破坏欧洲大陆过去几十年间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的进步，并可能将英国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复苏毁于一旦。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财政大臣奥斯本就欧元区政治统一、避免单一货币彻底崩溃一事发出呼吁，这表明尽管英国不在意欧洲大陆一体化（承诺建立在友好的制度之下的一体化），但英国仍忧心家门口出现一个既不稳定又无秩序的场地。此外，俄罗斯在东欧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东部地区、威胁波罗的海诸国安全，都是俄罗斯复兴的表现，这对英国影响深远。英国将遵循北约第五条款有关集体防务的承诺，致力于维护欧洲大陆的安全。无论如何，欧洲仍然是“风雨起兴之地”。 英国国力的巨大弹性可归因于三个因素。首先，英国有其固有的内在力量。我们已经看到，自中世纪以来，英格兰王国一直是个大国：历史上，早在跨大西洋扩张及工业化时代之前，英格兰就一直位居欧洲最强大、最富有以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列。合并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无疑增强了英格兰的实力，但实质上也反映了英格兰的雄厚国力。英帝国也是如此。基于这一原因，在经历了1921—1922年爱尔兰独立、二战后英帝国瓦解等事件之后，英国实力仍然保存了下来；同样地，尽管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削弱了英国的一部分实力，但英国还是会渡过难关。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在英格兰的人口数量上。从18世纪起，英格兰人口就在不断增加，如今已超过5000万了。在过去的300年间，英国不仅人口数量居欧洲大陆前列，而且其凝聚力也是首屈一指。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自17世纪以来，英国从未经历过内战（除去爱尔兰）、外国占领或革命。如今，英国可能是欧洲大陆上民族认同感最强的国家，是欧盟内唯一一个不会投票支持合并主权的大成员国。 其次，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软实力”在于它有能力让别国的追求与自己一致。英格兰以及后来的不列颠一直在国际政治中致力于某项事业或基本原则。长期以来，英国先是扮演治安官的角色，后来又成为代理国。16世纪，英国的任务是应对腓力二世带来的恐惧；17世纪则是应对路易十四的威胁；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对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20世纪，是遏制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在以上每一种情况下，英国都提供了现在被称为“公共产品”的东西：维持均势、开放经济和自由的国际体系。1907年，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写道： 各国一直都很珍视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流与贸易的权利，仅次于珍视独立的理想。英格兰在倡导最大限度的普遍商业自由原则的同时，它也相应地增进了与其他有意向国家的友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不太担心实行自由贸易的英格兰建立海上霸权，它们反而更担心海上霸权落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权手里。 这就是“被邀请的帝国”。 最后，英国的宪政模式适应力强，数百年来未曾受到国内的严峻挑战。得益于议会和“公共领域”，英国的总体战略有一个广泛的政治基础：它为政治性国民（议会）所“拥有”。这就确保这个系统在废除一项失败的政策时不会摧毁整个政治体制。例如，英国于18世纪80年代失去了北美殖民地，后来诺斯勋爵的内阁垮台，待小威廉·皮特使国家财政重回平稳轨道以后，英国迅速恢复了元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战败后，人们对法国的旧制度采取了粗暴的清算方式，最终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此外，英国的这种所有制有助于通过这个“财政—军事国家”为国际竞争获取英国国内的资源。没有一个欧洲政体像英国这般赋税严苛，极具官僚主义。 最终，英国的议会制度重振了国际货币市场对英国的信心，英国得以获得利率远低于其他国家的外国贷款。正是由于英格兰以及后来的不列颠拥有强大的适应力，如前所述，这个国家几百年来虽历经数百次战争，仍屹立不倒，尤其是挺过了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今天，英镑仍然是世界上首要的货币之一，这体现了英国持续的国力 200多年来，英国的出口量也显示出英国模式的实力。20世纪初，无论从工业还是军事方面，白人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都是英国国力的主要贡献者。它们不仅把自己的自然资源提供给英国，而且带来了不列颠群岛移民的力量，也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力量。德意志帝国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在19世纪90年代对德国移民表示了焦虑，当时他说，德意志帝国输出的不是货物就是人，而这些人促使竞争对手富裕起来。在一战期间，希特勒军团的遭遇就是该过程的一个缩影：在佛兰德尔战场上，德军震惊地发现自己正与讲德语的澳大利亚移民作战；在任何战争中，德军中都没有多少讲英语的人（一些爱尔兰人和偶尔出现的叛徒除外）。今天，可能除了南非外，所有的旧定居者殖民地都为英国所依赖的自由国际秩序做出了主要贡献。 更重要的是，美国也是作为英国的改良版诞生的。毕竟，美国的独立派都是“被激怒和陷入困境的英国人”。北美殖民地居民奋起反抗，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大英帝国，而是因为北美殖民地还不够“不列颠化”（大英帝国对殖民地居民征税，但是不给予选举代表权），而且帝国特征也不足，因为它拒绝进一步向西占领法国殖民地和印第安人的领地。美国独立派决心重塑英国传统，这一决心显然是由围绕制宪会议的争论激发出来的。在制宪会议中，《1707年联合法案》造就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被吹捧为未来美国的参照模型。的确，英美关系此后并非一帆风顺，两个大国也曾在200年前打过一阵，但是，总的来说，美国的崛起对英国来说是极大的福音：这毕竟使双方达成了对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的非正式合作，以及20世纪上半叶对抗德国、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合作等。正如激进派记者W.T.斯特德在20世纪初所说的那样，“在美国人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对美国人所发挥的作用感到愤怒，毕竟，这本质上也是我们自己的形象”。美国继承而非取代了英国。即使美国早已不再仅仅是英国这个古老国家的“种族”亲属（这是令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感到悲哀而其他人为之欢庆的事实），美国仍然是英国“政治”计划的后裔。“英语文化圈”概念的延续时间已经超过20世纪上半叶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团结的概念。 简而言之，英国的衰落（就像美国一样）早有征兆，却姗姗来迟。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其军事力量、经济规模、人口活力、社会和政治适应力，尤其是其宪政“模式”的全球吸引力。福克兰群岛、波斯尼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例子以及英国在北约内部持续发挥的威慑作用，均表明英国仍然能够在欧洲内外部署军事力量，既可以单方面也可以作为联盟的一部分进行部署。英国仍然是对抗俄罗斯扩张主义最坚实的欧洲壁垒，而且在发生军事紧急情况时，很可能成为大西洋东岸的首个停靠港，可以供波兰等前线国家停靠。然而，这些事例只是英国实力的苍白痕迹，只有在国家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之际，它的实力才会清楚地显现出来。这一切造就了英国，让它成为最后一个欧洲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