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女性主义者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沆瀣一气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 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一著作中开创性的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了补充，她提出了“市场的外部”这一概念。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过程中着重讨论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市场中发生的问题，而上野千鹤子则对此进行了补充：在市场外部有两个环节，即自然和家庭。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再生产并持续运行正是因为这两种外部性对其进行着支撑。 那么家庭是如何被作为一个再生产环节的呢？资本主义利用人类的性作为一种再生产机制，建立了资本主义式的一夫一妻式的家庭用于再生产人口完成“后备军”的生产，即把儿童输入市场。上野千鹤子用军事做比喻，其中成年女性负责照料家庭，家庭主妇负责生育和培养孩子并向市场输入“后备军”，使之成为“现役兵”，即成年男性，而市场会排除老弱病残者回到家庭。在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流程中，家庭充当的环节相当于供给站和回收站，女性在其中的身份则是维持再生产的工具人。 资本主义在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将女性纳入二流劳动力的范畴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持其统治而做出的决定。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体现在两个方面：新生儿的生育和培养以及工人在结束劳动后劳动力的恢复；除此之外，当失去剥削价值的年老或残废劳动力被抛出市场后也需有一个合理的安置方法以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这种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对被市场抛出的无用劳动力的安置如果完全按照资本主义通过金钱的关系来进行处理的方式执行，那么整个社会将无法承担这个成本；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就将无法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劳动力的不可持续意味着工人同资本主义社会同归于尽。同时，通过向被剥削者支付更多的薪水来抵消这部分消费同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将很难实现剩余价值的累积。 于是，建立于封建社会残骸上的资本主义发现了旧时代中可用的遗产，父权制。在封建社会中，男性正是通过父权制在家庭中剥削女性来实现他们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就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人类社会中出现的最早的阶级压迫就是家庭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西方世界在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男性摆脱了封建地主束缚他们的人身依附枷锁后作为越发原子化的个体被接纳到劳动市场中，使资本主义开始用金钱关系异化和剥削男性；而女性依旧困于家庭，受缚于她们与丈夫和父亲间的人身依附枷锁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在家庭里受到了父权制的直接压迫与资本主义的间接剥削。 激进女性主义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强调性革命和性统治论，马克思主义则强调阶级统治：在当代社会，性统治和阶级统治是一体的。家庭作为性统治的环节成为了阶级统治的后备役和回收站，没有家庭就没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生产；没有女性对于家务劳动的全权负责，男性劳动力就不可能完全投入到社会生产中；没有家庭这一环节就不存在家庭养老来承受劳动力回收。 假如资本主义将家庭作为一个剥削环节的话，为什么资本主义不鼓励女性投入到社会生产中来增加劳动力呢？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力商品的论述中提到：资本关系的持续存在要求市场能够持续提供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必须涵盖工人家庭再生产所生产的成本，包括对其后代进行培养的成本。资本家支付给工人薪水，使工人能够承担这一成本，要让一个家庭心甘情愿的生育子女就需要资本所支付的薪水能够负担培养孩子的成本：如果在社会中占据主流是该类型的小家庭，由男性充当生产工人，女性负责再生产劳动，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涵盖再生产的成本。因此，如果夫妻双方同时接受雇佣势必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再生产的成本将因此提高。一部分再生产劳动的形式不再表现为家务，而家庭劳动是不需要资本家投入成本，以所谓的爱情或母性为意识形态对女性进行绑架以达成的无偿劳动。如果家务劳动节省了男性劳动力的时间，当女性进入市场时，家务劳动就需要请家政负责，这种再次雇佣工人的费用需要由资本家支付，最终将导致资本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能获得的剩余价值的量减少，因为这需要支付更多的薪水来维持再生产。同时，如果两个劳动力共同投入市场负担一个家庭的劳动价值，单个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下降。这对于资本家也是不利的。    资本主义希望女性被固定在照料家庭的环节上，但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恰恰是导致女性遭受压迫的原因之一。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提到：当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共同驱动男性奔赴战场导致男性脱离了社会生产，战场后方工厂中便出现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首次合作下所设置的性别分工体制被迫瓦解，因为资本主义迫切的需要打破父权制禁止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结界。此时，女性在参与社会生产后发现父权制通过意识形态机制向她们灌输的思想是错误的，女性并非没有能力参与社会生产，只是她们曾经被强制禁止了参与社会生产。于是，这些女性不再甘心回到家庭，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运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向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统治宣战。我国改革开放后曾掀起一波反女性主义的浪潮，其体现在号召女性回归家庭并将其宣传为一种美德：欧美女性开始被允许进入职场，我国解放前和建国初期所提倡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实则都是面临民族危机或劳动力供不应求时父权制不得以在最大限度内向女性做出的妥协。 想知道为什么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环环相扣的，首先需要清楚家务劳动是如何作为无偿劳动所产出的。上野千鹤子将家务劳动设定为私人劳动，被排除在公共性之外，因此家务劳动被剥夺了作为生产性劳动的价值；它作为社会性劳动，生产性劳动的事实被否定，被认为是家庭单位式的，以爱为名的无偿劳动。市场上有很多诸如洗衣房等以家庭主妇，女性的家务劳动为工作的机构，为什么它们被视作一种具有市场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劳动出售呢？资本主义用所谓的爱或母性的意识形态让女性自愿从事无偿劳动，通过分割一部分从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转变为一种私人劳动来减少劳动力成本。这样的过程使女性充当了家务佣人的角色而不需要任何人承担劳动力成本。在家庭中，妻子作为工人，丈夫作为资本家，妻子劳动的剩余价值率是百分之百的，因此家务劳动是被以爱之名遭受剥削的劳动。    在社会关系上，资本主义的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雇佣关系构成一种统治性的社会关系；在父权制下的家庭小生产的单位内，家庭充当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环节；在社会领域内，资本主义是公共领域，家庭是私人领域；在统治形态上，资本主义是阶级统治，家庭是性统治；在历史形态中，资本主义是市场的形态，家庭是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资本主义中的统筹原理是市场原理，而父权制则是俄狄浦斯情节。资本不应该成为父权制的挡箭牌：如果资本主义在剥削女性上因其具有一定的相对进步性，给女性的独立自由留下了一寸立足之地，那么父权制则始终野心勃勃的企图将女性吃干抹净。   乱伦禁忌导致所谓的婚姻把女性从一个父权制家庭嫁到另一个父权制家庭，列维斯特劳斯称这是两个父权家庭把女性作为缔结盟约的礼物：女性才刚刚摆脱父亲的控制又陷入了对丈夫的臣服中。李贞德所著的《公主之死》中提到：一个男人不会因婚姻改变他和原生家庭的亲属关系，但女人结婚后，她的家族认同就会从娘家转移到夫家，从而使她的身份低于丈夫，依附于夫家。父权制的统筹原理就是这样一种基于乱伦禁忌的俄狄浦斯情节，把女性从一个父权制家庭嫁到另一个父权制家庭，以此类推，完成这个家庭的再生产。关于阶级分析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性统治的分析需要运用弗洛伊德主义，因此我们需要提出马克思女性主义：研究关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同构性。性统治是有着明确的物质性的社会和经济的统治，这种统治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并非纯粹的意识形态上的统治。我们如果要反抗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于女性的双重压迫，必须耶只能通过改变物质基础而获得最终彻底的解放。 回到刚才的话题，这样的家庭不是强制性的，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那么父权制是如何让女性自愿走进家庭的呢？父权制构建了一个浪漫爱情的神话，通过大众媒体或社交媒体等一切手段让女性带着对爱的幻想，对丈夫的爱意和对孩子的母性自愿成为一个无偿的家务劳动者，孩子的养育者，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无偿劳动：最后这种无偿劳动会还原到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再生产中以便资本家更好的剥削丈夫，对丈夫的剥削会回到丈夫对妻子无偿劳动的剥削上。 要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女性 必须反抗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共同结构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解放女性，女性解放要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女性在家庭中作为无偿劳动力被剥削，这样的劳动力剥削最终体现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价值更彻底的榨取，这种榨取又被作为工人的丈夫用于榨取女性的无偿劳动。因此要解放女性必须要让全体女性都回归公共领域。 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统治建立在家庭内部的性统治和家庭外部的市场统治之上，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女性主义者的原因：女性作为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的阶级中而存在，既然要消灭阶级压迫，那就必须将解放女性提上关键议程中。反之，女性主义者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对于女性的统治是基于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基于一个家庭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