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浚《与祖国同行》连载43

说实在话，师长事发东窗，对全师来说是一件坏事，曾一度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有影响到全师的士气，大家仍然努力工作，以走出这件事情给全师带来的阴影。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师班子出现问题以后，余波未平，又起新浪。1989年春节过后不久，守备4团4连军械仓库被盗，丢失9支折叠式冲锋枪和6支五四式手枪，军械员失踪。成为当时成都军区的第一大案，引起了总部和两级军区的高度重视。成都军区杨德富副主任和云南省军区李合松副政委，带领两级军区保卫部门的人员，坐镇河口领导破案，我师的保卫科长杨建国也参与其中。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寻找到军械员被害的尸体，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在文山州平远街镇查到了这批被盗的枪支。作案人是该连两名四川籍退伍老兵，对营区环境和连队活动规律非常熟悉。他们对这起盗枪案件蓄谋已久，计划缜密。春节过后，他们俩偷偷潜到河口，利用黄昏回到部队，把昔日熟识的军械员骗出连队，在隐蔽处将其杀害，搜出其身上所带的钥匙，避开人员回到连队，打开军械室，把枪装在两个旅行包中迅速逃离，拿到平远街镇出售。

枪支虽然追回来了，案犯也查清伏法了，但这件事对我师和该团的影响实在太大。师长出事和该团枪支被盗这两件事，使我师的形象受到极大的伤害。特别是在成都军区机关，把我师的状况描绘得一团漆黑，使人真假难辨。

我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从全区的先进部队断崖式的跌落成全区的问题部队。当时成都军区副政委李硕在贵州省军区干部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对全区的作战师进行了一个分析。他说，全区的作战师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师的班子好，部队也好；第二种情况是师的班子有问题，但是部队没有问题；第三种情况是师的班子有问题，部队也有问题。他虽然没有点出具体的单位，但是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三种情况都有所指，其中第三种情况指的就是我们守备2师。我师后来的发展，完全是按李硕副政委的分析进行的。我相信李硕副政委的这个分析，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成都军区班子的看法。

1990年6月的一个晚上，11军老军长、成都军区马秉臣副司令来到我师，召集师长舒玉泰、政委李正贤、参谋长韩千里和我谈话。他说：“我这次到41师开现场会，离开成都时向司令、政委报告，开完现场会后到蒙自看看你们。军区机关对你们有很多议论，说你们师很乱，我心里放不下，要亲自看一看。来了一看，还不错，心里就放心了。”

听了老首长的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感到老首长是了解和信任我们的，没有因为个别领导和连队出了事，而把我们看得一塌糊涂。同时，对军区机关一些人对我师的看法产生180度大转弯，感到不好理解。谈话过程中，有的同志感到世态炎凉，有些心灰意冷，表示要转业。马副司令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要经得起考验，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影响情绪。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振作，把部队带好比什么都重要。第二天吃完早点，马副司令就离开我师回成都了。虽然他只在我师待了一个晩上，但他是我师出问题后，第一个来看望我们的军区首长，我们是很感激的。马副司令对我们的谈话，既是信任，又是鼓励，还是鞭策。他走了以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抓好工作，以防事故的再次发生。

这年的9月28日上午，我正在守备5团汽车排了解防事故工作的落实情况，接到李正贤政委从师里打来的电话，让我赶快回师。

我说是否让我了解完情况再回。李政委说不必了，李合松副政委等着我谈话，要调动我的工作。

关于我的工作调动，早在七八月份就不断有消息传来。有的从成都给我打电话，说军区已经定了，要我到某二级部当部长；有的从团里打来电话，说我要到某某分区当政委；有一个分区的司令员也给我打电话，说我要和他搭档，欢迎我早日到来；还有的说我和李正贤政委，其中有一个继续留在师里工作。我听了以后没有把它当回事，因为命令没下之前，一切皆有变数。

【守备二师师班子成员（前排：任光亮、韩千里、李正贤、李德金、聂典伦、何益广、何志海；后排：龙建民、陈宁万、刘智浚、何绍全、杨忠祥）】

放下李政委打给我的电话，我便匆匆告别守备五团汽车排回蒙自，当天中午，就回到师里。下午，李合松副政委找我谈话，他说我的命令下到曲靖分区继续任主任，9月30日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这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因此脱口就说：“我已经是第5次平职调动了，我有什么问题请给我指出来。如果是平职调动，不如不动。”李合松副政委听了我的话后，没有批评我，只是说曲靖是个好地方，曲靖分区条件好，先去报到再说。谈完话后我才知道，我们这次调出守备2师的一共3个人，政委李正贤平职调玉溪军分区任政委，副师长崇云祥调曲靖军分区任司令，没变动的师长和后勤部长刚上任不久，专职纪委委员任光亮年龄接近退休。真正留下来的只有参谋长韩千里一人，改任副师长。知道情况后，我心里明白了，这是新上任的云南省军区班子，推翻了上一届班子的方案，重新上报下达的命令。

来接李正贤政委和我位置的人均是某领导的老乡，守备2师出了问题，当然要有人出来承担。事实说明，最后的板子主要是打在政工干部身上，实际上板子落在了李正贤政委和我的身上。对待这次调动，我的内心是不平的，但是受组织教育培养了多年，我还是按时报到了。临行前，舒玉泰师长专门找我和李正贤政委，征求我俩对干部的使用意见，我和李政委如实地谈了老班子的方案。后来的事实证明，舒师长对老班子的意见是尊重的。

同时，也说明我们当时对这些干部的看法比较准确。这些干部绝大多数都成为师团领导，遍布云南省军区各个军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