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里戏外皆人生】启蒙学唱《两国交锋龙虎斗》（杨柏年）
【秋思按】杨柏年老师，浙江镇海人，1933年出生于上海，2014年8月去世，享年81岁。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后，到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工作。1960年调市局消防处后任防火监督员，高级工程师，多年从事消防文艺宣传和消防影视片创作和摄制工作。1994年退休于上海市消防局。2003年，转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军休干部。
杨老师生平热爱文艺、戏剧。系上海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周信芳艺术研究会理事：并担任上海国际京剧票房副理事长和上海春秋京剧票友社总干事等社会职务。
杨老师生前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文字集结成书《戏里戏外皆人生》，通过文字杨老师把自己毕生所学，对京剧麒派艺术的感悟，以及在票界多年的所见所闻做了很好的梳理与记录，是一份不可多得的上海票界活动史料。因为是杨先生自费出版，印量不多，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精选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在公众号展示，通过这些文字老戏迷们能回忆当年的过往，新戏迷们则能领略当年老先生的风采。
父亲与我在波涛之中如风雨中的一叶扁舟，飘摇不定。如今，我们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无可指摘。可是，距父亲逝世也已经许多年了。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远都有如一座大山，坚定、温和、质朴而智慧，面对人生中各种风浪，坚韧而勇敢。
启蒙学唱《两国交锋龙虎斗》
1931年夏秋起，日寇侵犯我东北三省；1932年，进犯热河一带；继“9·18”、“1·28”事件后，日寇逐渐由东北转向华东地区。空中经常有敌机干扰，到处鸡犬不宁。江南一带老百姓家里的窗户上都贴着“米”字形和“井”字形的纸条。
上海新闸路有个名叫“柏福里”的弄堂，其中一幢石库门二楼后厢房的边窗，透过贴着“米”字形纸条的窗玻璃，闪着淡紫红色的光，婴儿“呱呱”的哭叫声若隐若现，一会儿渐渐消失，只留下大人哼着曲调的哄睡声，在夜色中悄悄归于沉寂，独留下淡淡的灯光我一一在飞机的轰鸣声中呱呱落地了。
我刚满月还没几天时，总是要随着父亲哼的京剧曲调才能渐渐入睡，若是父亲不哼，便哭闹不休。久而久之，尚在襁褓中的我便养成了每天的“必修课”一睡前听京剧。由此看来，我是打出生就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在我之前两个孩子都先后天折，对我这第三个孩子自是格外宠爱上心。按照习俗，尚在襁褓中的我就被过继给家境优裕且身体强健的冯老板为义子（上海人称之为“过房儿子”，取名润榴）。
一个初秋的晚上，大约是1935年的9月份，我的父亲（杨啸琴，字亦农)对母亲开了腔：“慧英，孩子叫名（虚岁）3岁了，该给他起个我们家自己的名字了。”
“好的，那你看怎么个起法呢？”
“我想……”他思索了片刻，“我们住在柏福里，在动荡的年代里，有地有时，就起个柏年’吧，也讨个吉利的口彩，但愿他年年如意。”
正巧第二天我的外公和荣芳二舅在上海，可能到家里来，母亲便“蛮好。”母亲带着笑容满口应顺。
建议听听他们的意见。次日上午，外公和二舅舅来看我。父亲母亲把昨晚商量好的给我起的名字跟他们一说，外公和二舅舅都非常满意，同声在房内叫我：“柏年！柏年！
坐在父亲膝盖下的小凳上的年幼的我，响亮地回答：“嗳！”大家都非常高兴地笑了起来，也不知道什么人暗示了一下，坐在父亲膝盖下小凳上的我“唰”地一下站了起来，含含糊糊地哼出了一句“两国交锋龙虎斗”，引得大家棒腹大笑。外公笑着说：“这小因，哪能会这样聪明？啥人教伊的？”妈妈抢着说：“他阿爸从他还在襁褓中时，每天哼，每夜唱，从小熏陶，前两天刚刚开始教了他一句。”外公又说：“接着教，接着教，将来了不得。”二舅舅接着说：“亦农哥，你教他第一出戏，第一句就反映了时代背景，好！”父亲严正地回答：“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无论如何要把他养大养好，更不要忘记日本人的侵略。两国交锋，虎必败，龙定胜！”
“好！就定下来叫柏年’。”外公随手拿出一个小红包。
“我也赞成。”二舅舅也递上了一个小红包。
我怯怯地坐回阿爸的膝盖下的小凳上。
“杨柏年”这个名字，从那天开始就定了下来，报进了户口。
从此，开始了我第二个阶段的“必修课”—一学唱京剧。虽然不是每天进行，但只要父亲一有空招呼，我便立刻端了小凳子坐在父亲边上开始学戏。用不了一年，《失街亭》那段西皮原板，全学会了。
一年多以后，这“必修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父亲教唱后就操起京胡，我从小凳子上站起来，拉开噪门，吊起嗓来。每次《失街亭》的“两国交锋龙虎斗”和《洪羊洞》的“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两段唱成了后来的必唱选段。
当父亲在写字台（书桌）上写字、工作时，毕恭毕敬的样子常吸引着我站在书桌旁驻足一两个小时，有时边看边想：“阿爸写起字来，两只脚绞起来（左脚搁在右脚上）、左手牢（按住）纸头（纸），右手拿了笔，一口气屏住，写了几个字后才吐出气，哪能介（这么，如此，有强调突出的意思)认真？哪能介神？”看着想着，便愣了神。
父亲似乎并没有发现我站在旁边，母亲看到了这种情景，也不敢惊动我们，带着几丝微笑轻轻地移步离开。
后来，日子长了，父亲自然发现了，可他并没有嫌我影响他的书写、工作，休息时，还教我从一笔一画、一点一勾认起，教我识了不少字，也能提笔写上几个常用字。
这样的日子继续了好几年，父亲母亲虽然生活上清苦些，看着儿子，心里仍泛有甜意：小小的“容膝楼”（房子小得只能容下膝盖，夸张的说法，形容房子小)读书，却培育出个小戏迷来。
然而，1937年的中华大地上，日寇侵华日趋凶残，全国人民都陷入了水深火热中，民不聊生，抗日战争爆发。在那样的时局之下，“柏福里”的房东出于种种原因出售了房子，我们举家迁移到同一条路上的“武陵里”安顿了下来。
只是我幼年初学京剧唱段，为什么父亲只教我《两国交锋龙虎斗》和《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两段？而且，在教唱腔的同时，还教我意会唱词内容和戏的剧情？其原因在于，父亲对我自幼的熏陶不仅要求京剧的“唱”，更要求我懂得所唱的情和意，以及我文学素养的提高。也之所以，他一直强调学麒派艺术最重要的就是要学唱、演剧中人物性格、情趣、质感，才能真正表达剧情，把戏送进观众心里，迎合形势和群众的需要。
父亲自幼对我灌输正直为人的道理，熏陶我对京剧的喜好，也从不敢放松对我的文学和爱国教育。解放了，他最早为《解放日报》的铅字铸版书写字样，后来又因为非常热爱读书、读诗词，又致力于书写两篇伟大著作：《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装裱成立轴，参加了书画展览会，后来保存在画院。（再三去画院要回，都回绝找不到了。)《为人民服务》装裱横篇，配上镜框珍藏，至今还挂在我书房内以慰我的缅怀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