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袁绍谁更强？

《孙子兵法》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百姓生死，也关系到政权存亡，所以不能不细心研究和慎重考虑。所以要从道、天、地、将、法这五方面来比较、核算，探求其事实。

所谓“道”，就是要使百姓和政府之间具备共同的信念，就是要让百姓与政府同生死、共患难而不怕牺牲。对比官渡之战前的曹操和袁绍，就可以发现，在“道”这方面曹操是可以胜出的。比如《傅子》中就记载了曹操谋士郭嘉提出的“十胜十败”论，其中第一条就是说袁绍爱搞繁琐制度和表面礼仪，不如曹操注重实际、讲求实效。这就是曹操的“道胜”。在百姓心目中，曹操的号召力是强于袁绍的。《三国志 武帝纪》中也有相关记载：汉桓帝时，土星出现在楚地和宋地之间，当时有个叫殷馗的人据此断言，五十年后梁国和沛国之间会诞生一位天下无敌的伟人。也就在距殷馗五十年的时间点，曹操在官渡打败了袁绍，成为传说中的救世主。这虽然有曹魏、西晋政权故意美化的曹操嫌疑，但至少能说明，当时民间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曹操的。这就要怪袁绍自己了，因为在朝堂招人觊觎、在沙场爱搞屠杀的曹操也是遭很多人唾弃的，袁绍其实有机会把“道”赢回来。《献帝传》记载：沮授、田丰曾经劝过袁绍：“战争连年不断、百姓疲惫不堪，国库没有储蓄，赋税徭役还很沉重，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应该先派遣使节向天子报告我们的成就，发展农业安定人民；如果捷报传不到皇帝那里，就上表状告曹操阻碍我们的勤王之路。然后进军黎阳，逐步推进到黄河以南，打造精良战船，管理好兵器，分派精良骑兵，打击敌人周边，让敌方不得安宁，我方则以逸待劳。三年之内。就能取得最终胜利。”这无疑是正确决策，但被审配、郭图等人进谗言否决，导致袁绍在“道”这一首要项上彻底输了。

所谓“天”，就是阴阳、寒暑这些自然规律及时间的限制力与机动力。这方面的把握，曹操远胜袁绍。《三国志》中荀彧就说过，袁绍反应慢、优柔寡断，抓不住战机，但曹操能够当机立断、随机应变。在《傅子》中，这话是郭嘉说的。连曹操都知道袁绍是抓不住战机的人，所以在官渡之战前夕，他并没有攻打袁绍，而是集中力量进攻刘备以绝后患。袁绍的表现也的确给力。当时，他只要趁曹操集中兵力打刘备的时候出兵袭击曹操后方，就完全有可能称霸中原，田丰也劝他这样做。结果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拒绝，气得田丰直骂街。“天”这一项，曹操胜。

所谓“地”，就是道途的远近、地形的险易、地势的广狭、是否易于逃生等。这方面曹操和袁绍势均力敌，都是擅长创造地形优势的高手，袁绍之前就借此消灭了公孙瓒，但用来对付曹操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因为曹操也是高手。在“地”这一项上，曹操和袁绍持平。

所谓“将”，就是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带兵打仗的素养。毫无疑问，这方面曹操全方位超越袁绍。比如袁绍抓不住战机，曹操却抓得很好，这就是“智”或“谋”方面的差距，也就是荀彧、郭嘉说的“谋胜”。“信”方面也一目了然，曹操的威信明显比袁绍高，连张绣、贾诩这种跟曹操有杀子之仇的人都愿意归顺。“仁”方面，郭嘉说过，袁绍是妇人之仁，只会对自己看得见的可怜人表示同情，看不见的则考虑不到；而曹操是小事上往往忽略，大事上却考虑周祥，即使是看不见的苦难，也会提前考虑做好救助，这就是“仁胜”。“勇”方面，郭嘉说，袁绍只知道倚仗表面优势，没掌握战争的要诀，而曹操却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是己方的保障，也是敌方的畏惧，这就叫“武胜”，是名副其实的“勇”。至于“严”，郭嘉说过，汉末法令太宽松，袁绍的管理也很宽松，所以管不住人；曹操则不然，拨乱反正，管理严格，让制度深入人心，这就是“治胜”。“将”这一项，曹操完胜。

至于“法”，指的是军队的编制、纪律赏罚、军需补给等。这方面也是曹操胜出。荀彧就曾说过，袁绍治军不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人马虽然多，却很难发挥作用，但曹操法令严明，赏罚执行，到位，军队虽然不多，却都能拼力死战。“法”这一项，也是袁绍不如曹操。连袁绍一方的沮授都承认这一点。

比较以上五项，曹操四胜一平，所以有足够的把握战胜袁绍，具备打败袁绍的基本条件。

此外，仔细对比，我们还可以发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有号召力；曹操的将帅、谋士更团结，也更能发挥才能；曹操的法令更能贯彻执行；曹操的士兵训练更加精良；曹操的赏罚更加公正严明。可以说，曹操占尽了优势。而袁绍，除了天时地利不输曹操、军队人数多于曹操外，再无其他优势。官渡之战，曹操的胜利可以预判，无论是曹操阵营的荀彧、郭嘉，还是袁绍阵营的沮授、田丰，都已经预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