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系列——瓷器和火山

    “当然，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分解的过程……”[1] 很少有短语能像这样在我们的脑海里产生如此强烈的震撼，很少有文本能像菲茨杰拉德的《崩溃》那样具有杰作的最终特征，能够让人沉默或迫使人如此恐惧地顺从。菲茨杰拉德的整部作品都是这个命题的独特展开——特别是“当然”这个词的展开。这里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一对情侣（为什么要说情侣，不就是因为它已经涉及到了运动，和一个以二元为基础定义的过程吗？），他们拥有我们所谓的幸福所需的一切：美貌、魅力、财富、肤浅（superficiality）和无比的才华。然后发生了某件事情，让他们像一枚旧盘子或旧玻璃一样粉碎。这是精神分裂者和酒鬼之间的可怕的针锋相对，除非死亡把他们两者都给带走。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自我毁灭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有尝试任何超出他们能力的事情，然而他们醒来时却好像刚经历了一场超出他们承受能力的战斗，身体破碎，肌肉紧绷，灵魂死去：“我感觉，我站在黄昏时分的一片荒芜之地，手里拿着一支空枪，靶子也倒了。没有问题——只有沉默，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 我的自我献祭是一种湿漉漉的黑暗。” 事实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无论是在外部还是内部：战争、金融危机、某种变老、抑郁、疾病、才华的消逝。但是所有这些喧嚣的意外已经产生了它们明显的效果；而且如果它们没有一路挖掘出一种本性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本身就是不充足的，相反，它们只有在隔开一定距离后并且在为时已晚之时才能揭示出来——那就是无声的裂缝。“我们为什么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和平、爱情和健康？”有一个无声、无法察知的裂缝，它处在表面上，亦即唯一的表面事件。它好像悬浮或盘旋在自己之上，在自己的领域之上飞行。真正的差异不在于内部和外部，因为裂缝既不是内在的也不是外在的，而是位于前沿之上。它是无法察知、无形体且理念的。它与在内部和外部发生的事情有着复杂的干涉和联系关联，一种错位连接的关联——一种对应于两种不同节奏的节拍式样。所有喧嚣的事情都发生在裂缝边缘，并且如果没有它就什么也不是。相反，裂缝继续沿着它无声的路线前进，依循着最小阻力线改变方向，并且只在所发生的事情的直接影响下才扩展它的网，直到声音与沉默在终点的破碎和爆裂中亲密而持续地结合在一起。这意味着裂缝的整个嬉戏已经化身在了身体的深处中，与此同时，内部和外部的劳动也扩大了边缘。

    “天哪，如果我裂开了，我会试着让世界和我一起裂开。听着！世界只是通过你对它的领会而存在，所以最好说，你没有疯——是大峡谷疯了。”如果有一个朋友用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我们会怎么说？这种借助于投射的安慰，美国式的（à l’américaine）安慰，对于那些知道裂缝既不是内在的也不是外在的的人来说是没有用的，并且它向外部的投射标志着终点的到来，也标志着最纯粹的内摄（introjection）。即使它变成了大峡谷的裂缝或塞拉马德雷山脉中的一块岩石，即使峡谷、山脉和火山的宇宙图像取代了亲密而熟悉的瓷器，那又有什么改变吗？我们怎能不对石头感到难以忍受的怜悯，一种使人僵化的同一化？正如马尔科姆·洛里（Malcolm Lowry）让另一对夫妇中的一员所说：

但是，既然它已经被割裂了，难道在完全崩溃之前，就没有办法至少拯救那被切断的两半吗？…… 哦，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一些奇妙的地质法术把碎片再焊接到一起呢！她（伊冯娜[Yvonne]）渴望治愈裂开的岩石。她也是一块岩石，她渴望拯救另一块岩石，使两者都能得救。借助一种超岩石（superlapidary）的努力，她把自己移近了它，倾泻出她的恳求、她激情的泪水，告解了她所有的宽恕：岩石站立不动。“那很好，”它说，“但这碰巧是你的错误，至于我自己，我打算按照自己的意愿崩裂！”[2]

    虽然这种联系可能十分密切，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本性不同的元素或过程。一种是裂缝，它在表面上延伸出一条无形体且无声的直线；另一种则是外部的打击或内部的喧嚣压力，它们使裂缝偏移、加深，并将其铭刻或实在化到身体的厚度中。这难道不是布兰肖早先区分出的死亡的两个方面吗？首先是作为事件的死亡，这种死亡与它所划分而成的过去和未来不可分离，它从不现存，是一种无人称的死亡，是“无法把握的，我无法抓住的，因为它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它从不来临，我也不朝它走去。”然后是有人称的死亡，它发生并实在化于最严酷的当下之中，其“极端的视域（就是）死亡的自由和赌上性命的能力。”我们可以提出各种方式来促成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自杀或疯狂，吸毒或酗酒。也许后两者是最完美的，因为它们不是将两条线合并在一个致命的点上，而是慢慢花费时间。然而，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某些幻觉性的东西。当布兰肖把自杀想象为对于促成死亡两面之重合的期望时——通过最为有人称的行为来延长无人称的死亡——他清楚地显示了这种结合或结合之尝试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也试图定义这种幻觉。[3] 事实上，在被接合在一起的东西或被狭窄地延伸的东西之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本性差异自存于其中。

    但问题并不在这里。这种本性上的差异对谁而言才是自存着的呢？难道不是对于抽象思想家而言吗？而这位思想家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又怎能不显得滑稽呢？两个过程在本性上有所不同；那就这样吧。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防止一个过程自然而必然地延长另一个过程呢？无形体裂缝在表面上的无声痕迹怎能不在喧嚣身体的厚度中“加深”呢？表面的裂痕如何能不变成深处的分裂（Spaltung），表面的无意义又如何能不变成深度的无意义呢？如果意愿（will）就是对事件的意愿，那么我们怎能不同样意志它在一个有形体混合物中的完全实在化，怎能不服从于这一主宰了一切摄入（ingestion）的悲剧意志呢？如果表面的秩序本身已经开裂，那么它怎么能不自行裂开，怎么能防止它加速毁灭呢？即使这意味着失去所有伴随着它的好处，即语言乃至生命本身的组织。我们怎么能不到达这样一个点位，我们在那里只能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写，然后在一种精神分裂的深度中哭喊，但却再也不能说话了呢？如果表面上有裂缝，我们怎么能防止深处生命变成一项拆除工作，并且防止它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呢？是否有可能保持无形裂缝的内在性，同时注意不要使它化为实存，也不要让它在身体的深处中化身呢？更准确地说，是否有可能将我们自己限制在对事件的反实在化中——演员或舞者简单、扁平的表征——同时注意防止那种受害者或真正的病人所特有的完全实在化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出了思想家的滑稽性：是的，总是有两个方面，有两个在本性上不同的过程。但当布斯凯谈到伤口的永恒真理时，他所说的是他在身体内部所承受的一种有人称而可憎的伤口。当菲茨杰拉德或洛里（Lowry）谈到这种无形体的形而上裂缝，并在其中找到他们思想的位点（locus）与障碍、其源泉与干涸、意义与无意义时，他们说话时身上带着所有喝下的大量酒精，正是这些酒精在身体之中实在化了这道裂缝。当阿尔托谈到思想的侵蚀既是本质的又是偶性的，既是彻底的无力又是巨大的力量时，他已经来自精神分裂症的底部了。每个人都冒了一定的风险，并尽可能地承担这种风险；每个人都从中获得了一种不可抑制的权利。那么，对于抽象思想家来说，在她给出智慧与区分的建议之后还剩下什么呢？那么，我们是否就要一直谈论布斯凯的伤口，菲茨杰拉德和洛里的酗酒，尼采和阿尔托的疯狂，同时一直停留在岸边呢？我们是否要成为专业人士，在这些话题上发表演讲呢？我们是否只希望那些被击倒的人不要过分虐待他们自己呢？我们是否要筹集资金，创办特刊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走得更远一点，亲自去看看，变得有点酗酒，有点疯狂，有点自杀倾向，有点游击队员——恰好足以延长裂缝，但又不足以使其无可挽回地加深呢？无论我们转向哪里，一切似乎都很凄凉。确实，我们如何才能在不停留在岸边的情况下停留在表面之上呢？我们如何通过拯救表面和每一种表面组织（包括语言和生命）来拯救自己呢？这种政治学、这种全面的游击战如何才能实现呢？（我们还有多少东西要从斯多葛派学习……）

    酗酒似乎不是一种寻求快乐的行为，而是对一种效果的追寻，这种效果主要处在对当下的一种非凡硬化之中。人同时生活在两个时间里，同时处于两个时刻，但并非是以普鲁斯特的那种方式。另一个时刻可能指的是诸多计划，也可能指的是清醒生活的回忆；然而它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深刻改变了的方式实存，它被硬化的当下紧紧包围着，就像一颗柔软的粉刺被硬化的肉包围着。在这另一个时刻的柔软核心中，酗酒者可能会与他所爱的对象，或者他所“恐惧和同情”的对象同一化，但是当下时刻中被活出（lived）并被意愿的硬化则使得他能够把现实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4] 酗酒者并不讨厌这种降临他身上的僵硬，也不讨厌它所包围且隐藏的柔软。一个时刻在另一个时刻内部，而当下则被硬化且痉挛了，其目的仅是为了投资这个即将爆发的柔软点。这两个同时的时刻有着奇怪的组织方式：酗酒者根本不生活在未完成时或将来时中；酗酒者只有一种过去完成时（passé composé）——尽管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过去完成时。在醉酒中，酗酒者拼凑出一个想象性的过去，就好像过去分词的柔软与现在助动词的硬度相结合了：我爱-过，我做-过，我看-过。这里表达了两个时刻之间的接合，也表达出了酗酒者如何在一个时刻中体验另一个时刻，如何享受一种躁狂的全能感。这里的过去完成时根本不表达一种距离或完成。当下的时刻属于“过（have）”这一动词，而所有的存在则在另一个同时的时刻中都是“过去”的，即分词（participle）之分有（participation）与同一化的时刻。但这是多么奇怪、几乎难以忍受的张力啊……这种环抱，这种让当下包围、投资并闭合另一个时刻的方式。当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水晶或花岗岩的圆圈，它围绕着一个柔软核心，一个熔岩、液态或粘性玻璃的核心。然而，这种张力是为了别的东西而解开的。因为过去完成时必须成为一种“我喝-过”（j’ai-bu）。当下的时刻不再是酗酒的效果，而是效果之效果。另一个时刻现在则要漠不相关地包含临近的过去（我正在喝酒的那个时刻）、由这个临近过去所构成的想象性同一化系体系、以及由或多或少隔了一段距离的清醒过去所提供的真实元素。这样一来，当下的硬化就完全改变了它的含意。它失去了它原来的执留（hold）并且消褪了。它不再包含任何东西；它反而让另一个时刻中的每个方面都与之隔开距离。我们可以说，临近的过去、构成于其中的同一化之过去、以及提供了质料的清醒过去，都伸展了翅膀逃走了。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消褪了的当下的一般化扩张中，以及这个新的当下在一片不断扩张的沙漠中所具有的新僵硬中，所有这些都一样遥远，都隔开了一定的距离。第一个效果的过去完成时被第二个效果的孤独的“我喝-过”所取代，其中现在助动词只表达了每个分词和每个分有之间的无限距离。当下之硬化（我…过）如今与过去之逃离的效果（喝）有关。一切都达到了一个“已经…过（has been）”的顶点。这种过去之逃离的效果，这种对象的失去，无论是从哪个意义或方向来说，都构成了酗酒的抑郁方面。也许正是这种逃离的效果，在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中产生了最大的力量，并且最深刻地表达了它。

    有意思的是，菲茨杰拉德很少，甚至从不描写他的人物喝酒或寻找酒的行动。他不把酗酒当作一种缺乏或需要。也许这是他的谨慎；或者他总是能找到酒；或者酗酒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甚至是朝着它最近的过去。（洛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但是，当酗酒被体验为一种如此强烈的需要时，一种同样深刻的时间之形变（deformation）也出现了。这时，每一个未来都被体验为一个将来完成时（futur-antérieur），这种复合的未来有着一种非凡的沉淀，一种直到死亡为止的效果之效果）。[5] 对于菲茨杰拉德的人物来说，酗酒是一种拆毁的过程，甚至是它决定了过去之逃离的效果：不仅是他们与之隔绝的清醒过去（“我的天啊，醉了整整十年”），以及他们刚刚在喝酒的临近过去，还有第一个效果中的幻想过去。一切都变得同样遥远，并决定了再次喝酒的必要性，或者说，再次喝过酒的必要性，进而才能战胜这个硬化且消褪了的当下，这个当下单独自存着，并且意指着死亡。在这方面，酗酒是极具示范性的。对于其他事件来说，它们以自己的方式也能带来这种酒精-效果：例如，金钱的损失、爱情、故乡的失去或成功的失去。它们无关于酒精，以一种外在的方式达成了这种效果，但它们也类似于酒精的方式。例如，菲茨杰拉德把金钱体验为“我已经富有过”，这让他与他还不富有的时刻、变得富有的时刻以及他曾经与“真正富有”的同一化相分开。以盖茨比的伟大爱情场景为例：在他爱和被爱的那一刻，盖茨比在他“令人目瞪口呆的多愁善感”中表现得像是醉了一样。他用尽全力硬化这个当下，并希望它把最温柔的同一化包围起来——即与过去完成时同一化，在那里我们会被同一个女人绝对、独占地、无与伦比地爱着（五年不在就如十年醉酒）。正是在这个同一化的顶点——菲茨杰拉德说它相当于“所有现实化的死亡”——盖茨比像玻璃一样碎裂，失去了一切，他最近的爱情、他旧时的爱情和他幻想的爱情。然而，在所有这些同类型事件中，使酗酒具有示范性价值的是，酒精既是爱情又是爱情的丧失，既是金钱又是金钱的丧失，既是故乡又是故乡的丧失。它既是对象，又是对象的丧失，也是在一个有序的拆毁过程中统治这种丧失的法则（“当然”）。

    要想知道我们是否能够阻止裂缝以某种形式在身体中化身并实在化，这个问题显然不受一般规则的约束。只要身体没有被裂缝所危及，只要肝脏和大脑这些器官没有呈现出预示未来的线条（未来依照这些线条本身而得到讲述，而它们本身又预示了未来），那么“裂缝”就仍然是一个语词。如果有人问为什么健康不足以使人满足，为什么裂缝是受人欲望的，这也许是因为只有通过裂缝并在其边缘，思想才会发生。人类中的一切美好和伟大都是通过它才能进出的，尤其是那些愿意毁灭自己的人——宁愿死亡也不要我们被赋予的健康。难道还有另一种健康吗？比如一个身体尽可能长时间地使它的伤疤生存下来，比如洛里梦想着重写一部《崩溃》，而这部《崩溃》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而且绝不放弃新的生命之征服这个想法？诚然，如果裂缝没有危及身体，它就什么也不是，但当它在身体内部把自己的线条与另一条线条交织在一起时，它就开始存在，并且拥有了价值。我们无法进行预见，我们必须承担风险并忍受尽可能长的时间，我们不能忽视伟大健康这一视野。只有当事件也铭刻在肉体上时，我们才能把握事件的永恒真理。但每次我们都必须用一种反实在化来加倍这种痛苦的实在化，这种反实现能够限制、移动它并使之变形（transfigure）。我们必须陪伴自己——首先是为了生存，然后即使是在死亡时也是如此。反实在化本身什么都不是，当它独自操作并假装具有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价值时，它就属于一个丑角。但是，若要成为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哑剧演员，若要用反实在化来加倍实在化，用距离来加倍同一化，就像真正的演员和舞者一样，那么我们就要给事件之真理唯一的机会，使之不会与其不可避免的实在化相混淆。这是要给裂缝一个机会，使之在其自身无形体的表面区域上飞翔，而不停留在每个身体内部的爆发；这最终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走得比我们原以为可能的地方还要更远。纯粹事件每一次都永远被囚禁在其实在化中，而反实现则会解放它，这总是为了其它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期望，药物和酒精的效果（它们的“启示”）能够为了它们自身而在世界的表面上得到重温与恢复，而无需使用这些物质，只要我们将规定了这种使用方式的社会异化之技术转化为探索革命性的手段即可。伯勒斯写了一些奇怪的文字来证明这一点，他见证了对伟大健康的追求——我们自己虔诚的方式：“想象一下，所有可以通过化学手段获得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在表面上扫射，以便使身体的刺伤嬗变，哦，迷幻啊。

[1] 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崩溃》（1936；纽约：New Directions，1945），第69页。

[2] 马尔科姆·洛里，《火山下》（纽约：Lippincott，1965），第57页。

[3] M. 布兰肖，《文学空间》；第104-105页：“我想通过自杀来在一个确定的时刻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把死亡与现在联系起来：是的……现在，现在。但没有什么能显示出这种想法的幻觉以及这种我所想要的疯狂，因为死亡永远不会是当下的……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对死亡的欢迎。自杀更像是希望消灭作为未来的死亡，剥夺它作为未来的本质的那一部分……我们不能计划杀死自己；我们只能为此做好准备；我们看向那最终的姿态而行动，尽管这种姿态仍然属于正常的事情范畴。但这种姿态并不在死亡的视野之内，它与死亡无关，它也不在死亡面前执留……”

[4] 菲茨杰拉德，第80-81页：“我只想要绝对的安静，这样我就能思考我为什么会对悲伤产生一种悲伤的态度，对忧郁产生一种忧郁的态度，对悲剧产生一种悲剧的态度——我为什么会与我恐惧或同情的对象相同一化……这样的同一化意味着成就的死亡。这就是让疯子们无法工作的东西。列宁并不情愿忍受他的无产阶级的苦难，华盛顿也不情愿忍受他的部队的苦难，狄更斯也不情愿忍受他的伦敦穷人的苦难。而当托尔斯泰试图把自己与他关注的对象融合在一起时，那是一种虚假和失败……”

[5] 在洛里的作品中，酗酒也与它所可能产生的同一化以及这些同一化的破产密不可分。洛里的遗失小说《向白海抛锚（Ballast to the White Sea）》的主题就是同一化，以及通过同一化而获得健康和救赎的可能性：参见《马尔科姆·洛里书信选集》（纽约：Lippincott，1965）。无论如何，人们可以在将来完成时中找到一种类似于我们在过去完成时中所看到的沉淀。

        在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中，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分析了将来完成时的诸形态。延长的未来，就像过去完成时一样，不再属于人类。 “到这个时候，时间的特定方向甚至都不适用——它的肯定性意义或方向。它被化约成了某种不再属于未来的东西，一种与自我无关的永恒纪元。人类确实仍然可以思考并指出这个永恒的实存，但却是以一种无果的方式，没能统摄或实现它……‘我将会’（Je serais）从此变成了‘将会是的东西，我不会是’（ce qui sera, Je ne sera pas）。这种形式的积极表达是将来完成时：我将已经（j’aurai ete）。”《自由的病理学，关于非认同的论文（pathologie de la liberté, essai sur la non-identification）》，《哲学研究》（1936-1937），第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