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主义（下期）

（九）“极”在国际关系中的“政治极”，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期间内具有大国配置力量的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一方面它具有可支配与影响“天下”的实力，另一方面它又有试图发挥其影响力的动机和战略。换言之仅仅是静态上具有影响世界战略的实力而未有在世界上发挥其影响力的企图，或者仅有称雄世界的愿望而实力难以支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并不能成为“极”。而单极霸权则是具有大大超出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实力并极度具有主导世界走向的超级“极”，由于当今的美国同时具有称霸世界的企图和相应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从而进一步加大美国对外政策单边主义的倾向。美国充当世界领袖的美梦由来已久，美国历史上共有四次较大的战略性扩张，第一次战略扩张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以“门罗主义”为标志。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欧洲各国叫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如果哪个欧洲列强硬要干涉美洲的事务，美国将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和不友好的行为。”门罗主义提出以后美国全力在西半球发展，使美国扩张成为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国家，并使整个南美洲成为美国的“后院”，美国大部分领土就是在这个时期攫取的。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并在这场19世纪末最大的战争中令击败老牌海上强国西班牙，从西班牙手中夺取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美国的势力扩展到亚洲，总体实力已经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出身海军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在咨文中公开宣称：“全世界国际事务上的领导地位将属于美国。”美国第二次战略扩张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以“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在二战中的崛起为标志。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国力大增，在马汉的《海权论》理论指导下极力向海外扩张，谋求两洋国家的战略地位。1899年美国成为西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一员，但由于那时的美国还属于新崛起的国家，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基本形成，因此“开放门户”政策是美国挤身中国乃至亚洲的战略考虑。

（十）两次世界大战中当欧洲各国被一个个拉入战争泥沼的时候美国先是隔岸观火，与交火双方进行军火交易和大宗贷款，大发战争横财，后是择机介入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领袖。两次世界大战摧毁欧洲列强（英、法、德、意等）和亚洲的新列强日本赖以称霸的基础，美国凭借军事经济的发展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军事实力一跃而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具有争霸的实力。美国第三次战略扩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90年代初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推行构成美国对外推行扩张政策的基础为标志，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在这个体系中拥有支配的地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1945年美国与23个国家举行双边关税谈判并陆续签订124项双边协定，后来将这些双边协定用最惠国条款加以多边化，汇编成一个多边文件，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美国通过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加紧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扩大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对峙。美国《生活》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经验是通向未来的钥匙，美国必须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老大哥。”然而两大制度和两大体系的对立导致两极世界的形成，苏联成了美国称雄世界的最大障碍。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美国对德、日的恐惧已经消失，但美国对苏联的猜疑正在日益增长，而猜疑则是恐惧的第一步。因此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它所控制的地区，这就是所谓的“遏制战略”。这个战略的第一步是把苏联的势力从东欧推回去，第二步至少要保住西欧、中东、中国、日本，第三步要控制一切在目前尚不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因素。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其国情咨文中抛出“杜鲁门主义”，它标志着美国战略调整的最终完成，冷战从此开始。

（十一）美国积极向亚、非、拉广大地区扩张，建立多边军事同盟，形成一个从西欧、南亚、东南亚、东北亚链式弧形地带，呈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包围态势。虽然美国的争霸并不顺利，在朝鲜和越南都遭到严重挫折，但是美国在长期与苏联争霸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在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各个领域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正如布热津斯基所称：“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的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这四个方面加到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美国进入第四次战略扩张时期，以美国“塑造”战略的推出为标志。1991年的海湾战争显示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个领域左右世界的能力，美国的战略需求迅速膨胀。在新的战略需求牵引下美国认为不能仅仅消极地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应更积极主动地运用军事和非军事（包括外交、外援、军控和反扩散四种）手段去改造国际环境，使国际环境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必须要在经济、外交和军事诸方面积极全面地参与国际事务。1998年12月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强化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1999年3月美国同样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救援”为借口发动对南斯拉夫的战争，进一步加强对欧洲的控制。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使美国的势力渗透到西南亚地区。21世纪初美国向联合国提交的对伊拉克进行“核查”的三次议案也明显地表现出美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联合国头上的倾向，布什在10月30日明确表示，“如果联合国不对伊拉克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将会领导一个国际联盟解除萨达姆政权的武装。”

（十二）布什班子中一位高级官员明确说：“我们现在得到采取行动所需要的一切，我们不再需要安理会。如果安理会还想保持影响，那就应该给予我们同样的授权。”当联合国通过对伊的1441号决议后布什再次表示：“美国同意同安理会讨论伊拉克任何严重违反决议的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为保护国家而采取行动的自由。”2002年11月2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北约峰会进行新一轮东扩，按照扩大进程时被邀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托维亚等7国将在2004年正式加入北约，北约的势力范围将扩展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地区。北约主导欧洲安全的格局更加巩固，俄罗斯传统的势力范围及战略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从本质上说与其是北约势力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不如说是美国势力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纵观美国200多年的发展史，随着其实力不断的上升，美国谋求充当“世界领袖”的企图是非常明显的，并一步一步走上“单边主义”的道路。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尚武精神和重视科技的意识使得美国从独立伊始就一直把谋求世界的权力、寻求绝对安全和发展作为其终身的奋斗目标，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现今国际环境下的美国为何坚持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在全球呼唤多极化的大气候中为何仍然坚定不移地追求其单极世界的梦想。美国单边主义的推行凭借的是其雄厚综合国力的支撑，从物质指标上讲主要指美国超强的经济实力和由此产生的对国际金融领域的相当大的控制力。19世纪末美国就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把这种优势保持百余年。1999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超过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近1/3，美国的金融市场包含世界上2/3的投资。在持续8年的经济增长之后美元仍然是全球第一硬通货，美国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使美国具有影响他国对外政策甚至国内形势的强有力手段。

（十三）除了经济规模庞大以外美国的经济结构也非常完整，从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到新兴的信息产业以及金融业等几乎是无所不包，而且每个领域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并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率先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美国在当今世界高技术的七大领域（航空航天、生物遗传工程、人工智能、微电子通讯技术、新型原材料、电脑芯片和核技术）都具有相当的优势，并使国际社会对其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赖，从而掌握世界经济竞争的主动权。在军事上苏联解体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常规军备和核军备的国家，美国的年度军费开支一直高踞世界榜首，2002年11月12日参议院通过2003财年的国防预算时这笔高达3930亿美元，将近世界军费总数的40%。美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球军事抵达能力的国家，美国的140多万军队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技术水平，国际军事界人士认为其总体实力超过排在它后面的世界10强实力的总和。苏东剧变后美国在西欧的驻军仍有10万人，在亚洲（主要是在日本和韩国）的数目大体相当，在中东地区有2.5万人，在巴尔干地区有大约2万人。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第七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第六舰队）在海湾、台湾海峡、地中海东岸和巴尔干半岛南部保持着经常性的巡弋，使美国随时能够对这些地区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除了物质国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外美国在“软”实力方面也是很可观的，在经济上美国利用二战结束后短短几年时间里建立有利于自己并且基本上是由自己操纵的世界经济秩序；在政治上美国也在二战结束后主导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政治秩序；在军事上美国也利用二战结束时大量美军驻扎在世界各地的有利时机，建立起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网络，并运用其政治经济影响建立各种多边和双边军事同盟集团；在文化上美国还在世界上大肆宣传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文化和生活方式以及各类媒体也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和渗透，这种渗透就是世界各国很多学者所形容的“文化侵略”；在科学技术上美国是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它反映出一个国家强盛所必不可少的非物质因素，即创新能力。

（十四）具备以上综合实力基础，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但拥有傲视群雄的军事优势，在高科技领域亦独占鳌头，同时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美国认为美国生活模式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楷模，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美国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持美国的超强地位和在世界上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思维和战略需求驱使下美国将本国利益放在一切之首、企图独家坐大、称霸野心急剧膨胀是其推行单边主义的直接动因。美国的单边主义对外战略目的是通过强行干涉、控制他国以求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和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其战略思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对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进行强行干预的战略思想；对实力较强的大国施行的均势战略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扩张的战略思想。而实现单边主义战略的形式必须从软性方法和硬性方法两个方面入手，即具有对其他国家有直接杀伤能力的战略行为和没有直接杀伤能力但可能通过其达到控制、限制他国决策的战略行为。军事能力是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支柱，硬性霸权的最高表现形式即是战争，返观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一向标榜爱好和平的美国在它200多年的全部历史里竟仅仅只有20年时间没有动用其陆军和海军从事作战行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苏东解体后的短短十年以来美军利用种种借口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军备和战争进一步刺激美国的畸形发展。首先军事和战争刺激美国的飞速发展，两次世界大战让美国成为超级强国，在欧洲列强都重创于战火的同时美国却通过军火交易和大宗贷款大发战争横财，并且以军备为先导成功带动本国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美国许多民用科技大多脱胎于军事科技的研究，人类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于美国军方；CDMA技术最初是研究用于美国军事情报传递；民用GPS只不过是军用GPS的附带效用。

（十五）在科学面前来不得半点虚假，在战争科学面前更是不能含糊，一向爱惜自己生命的美国人在这方面更是不惜血本研制最高新技术，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是空前绝后的。具有全球最高科技含量的美军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全球军事抵达能力的军队，通过大量出口武器装备、军事技术以及共享军事情报获取高额利润，同时又可以将利润重新投入到进一步的军事科技研究中去，因此美国几乎覆盖绝大多数军事、科技领域的制高点和有发展前途的项目。其次战争可以调节美国国内和国际的各种关系，美国是个需要敌人的国家，美国是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群在美国纷繁芜杂，这样一个民族“万花筒”要想凝聚起来远非美国人标榜的所谓民主自由“粘合剂”所能粘合。寻找外敌、一致对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利坚民族的立身传统，尤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下子没有了可以相提并论的敌手，进入一个“敌人缺乏期”。美国的外交航向突然间似乎失去方向，学术界、理论界或者高呼“历史的终结”，或者鼓吹“文明的冲突”，希望为缺乏敌人的新时代概括出新的特征，因此不难理解“9·11”事件后为何布什几乎在一夜间由一个勉强当选的弱势总统一跃成为拥有反恐特权的强势总统。同时军事因素也是美国与其盟国间协调关系的主要方式之一，一方面美国发动战争总需要得到其盟国的支持，从盟国方面得到大量的军事技术支持以及大笔的资金费用；另一方面美国可以通过盟国对其军事协定和军事技术以及装备的依赖达到控制盟国的目的。当然通过军事手段打压敌手，控制世界是美国进行战争最直接的目的，在美国的操纵下的北约可以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挑起战事，肆意践踏国际准则。“例外论”使得任何一个“不听话”的国家都可能成为“例外”，“北约新概念战略”的出笼更是昭然若揭，空袭南联盟就是最好的例证。

（十六）此外对各主权国家的民族分裂活动给予支持，这方面发生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其目的无非是企图通过扶植这些分裂分子来打击各主权国家，甚至建立傀儡政府来改造西方大国看不顺眼的国家制度。再次强大的军事力量巩固美元的强势地位和兴旺的美国资本市场，是美国经济得以保持高增长的有力保障。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美国本土就没有遭受过战火的袭扰，自二战以来美国不断地把战争打到世界各地去，这就使美国本土更加成为世界投资者最稳妥的避风港。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向美国的集中是需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对美国及美国经济的信心，而战争帮助美国获得这个前提。1991年1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并迅速取得胜利，4月17日作为美国经济晴雨表的道·琼斯股票指数首次以超过3000点收盘。海湾战争后的199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高达3%，不仅结束经济低迷的状态，而且成为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开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也是观察战争与美国经济关系的一个窗口，对科索沃轰炸开始后3月29日道·琼斯指数跃上1万点大关。5月8日道·琼斯指数以超过1.1万点收盘，创造历史纪录，如果仅从股票市场的情况看在科索沃战争前后3个多月的时间内道·琼斯股指的涨幅竟与自1896年创建以来至1991年的近百年的涨幅相当。轰炸科索沃的另一个“效果”即是打击欧元区投资者的信心和人们的消费心理，1月4日欧元诞生当日欧元对美元的比价是1:1.19，科索沃战争爆发两天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跌至1:1.0720，4月16日又一度达到1：1.0682，4月23日创下当时历史最低点1:1.06050。而后人们看到的是跌破1:1、1:0.9。“9.11”事件使美国股市在一周内“缩水”1万亿美元，一年之后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各跌近4000点，国际投资者不得不怀疑美国还是不是“金融的最佳避风港”。

（十七）面对困境时和在一片反对声中美国仍然坚持退出《反导条约》，继续搞NMD，企图用新的军备拉动经济的发展。并企图通过反恐战争、“倒萨战争”来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可见强大的军事霸权既可以用作打压敌人的武器，又可以用作吓唬对手的工具和对付潜在敌人的盾牌，还可以为其获得巨额的利润以及一大批拥护者。经济能力是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基础，首先是美元霸权，当下国际金融体系仍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时下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51%上升到当下的68%。然而在2000年美国进出口额分别仅仅占全球的18.9%和12.3%，美国从中得到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从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放弃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度以来美元成了美国能通过法令制造的全球货币工具，尽管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并成为最大的债务国，但美元作为法定货币却一直保持强势。2002年4月美国国家债务为6.021兆美元，而国内总产值为9兆美元。世界贸易成了一种游戏，在这个游戏中美国生产美元，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能购买的产品。世界经济体相互贸易不再是寻求比较优势，它们出口竞争是为了寻求必需的美元，以支付美元标价的外债和积累美元储备以支持它们货币的汇率。为了防止对它们货币的投机性和操纵性攻击，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必须获得和持有与流通中的本国货币数量相应的美元储备。一国货币市场贬值的压力越大，该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的数量就越多，这对美元的强势产生内在的支持。这反过来又迫使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寻求和持有更多的美元储备，使美元更加坚挺，这种现象就是众所周知的美元霸权。美元霸权的另一个表现是关键性商品都是以美元标价的，而各国都接受美元。所有的资产无论处于何地，只要以美元标价，本质上都是美国的资产。

（十八）当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使石油以美元标价时美国本质上就无偿占有了世界的石油，美国印刷的美钞越多，美国资产价格上升越高。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给美国带来包括攫取铸币税、改善负债和收支失衡、转嫁危机等一系列好处，同时它也通过低成本的进口保证美国低的通货膨胀率，并且使美国的资产昂贵。其次是操纵各类经济组织达到控制他国的目的，全球化的经济改变着全球政治、贸易、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等以往隶属于国家范畴的决策，日益变为由国际协定与国际机构定夺。而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际经济组织莫过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幸的是这两个组织主要为美国所操纵。美国一方面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需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的危机国家漫天要价，乘机提出必须按美国的要求来改造危机国的金融体系以至市场准入、经济体制等，一举攻破危机国苦心经营的防线；另一方面乘机大肆收购危机国金融机构，从而长驱直入对危机国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渗透，令危机国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好任其宰割，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泰国等为度过金融危机而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货款所接受的苛刻条件以及后来被美欧收编其金融机构的状况就足以说明问题。再次是挥舞各类经济制裁大棒，动辄进行干涉，依靠强大的经济能力和贸易吞吐能量，通过制裁达到遏制对手的发展甚至摧毁对手经济运行体系，或者保护其本国经济的发展的目的。被制裁长达数年和数十年之久的伊拉克和朝鲜就是例证，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就是美国的许多贸易伙伴，美国也利用某些贸易制裁达到对其控制的目的。软性单边主义不直接产生对他国的伤害，但足以循序渐进产生干涉、控制他国的效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今国际竞争日益转向以知识经济和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竞争，谁掌握高科技时谁就掌握竞争的主导权。

（十九）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占据国际分工的制高点，尤其是高科技投入一直居高不下，高科技产业转化速度加快，对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更是广为网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层次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大多处于贫穷状况，经济效益不好，科技水平落后，高科技人才又极其缺乏。而科技越意识淡薄，越难以发展经济，也就越拿不出大量的财力来留住和网罗优秀人才。高科技活动没有经费和人才只会成为一句空话，即使有个别领域领先也难以全面与发达国家较量。相反美国的知识霸权越强大，经济也就越来越具竞争力，经济的发达又进一步促进其知识霸权的强化，呈现出良性循环，美国“新经济”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知识霸权带来的后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始终难以摆脱被控制的地位。各民族文化之间本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世界也不应由任何一种文化来主宰。各种文化生存到今天就已经证明各自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即使要相互汲取精华也应由各国自主选择，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道德观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却将经济与文化硬性捆绑在一起，鼓吹经济与文化因果互动论，认为经济越发达，民族文化就越优秀，反过来因为民族文化优秀才导致经济更繁荣。这是典型的文化歧视论其目的无非是要肆意贬低、毁谤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使之转而接受西方文化意识。为此西方发达国家除了大肆鼓吹西方文化的“绝对优势”和“种种好处”外还对发展中国家的西方文化崇拜者百般支持，以此加快这些崇拜者、鼓吹者的繁殖，扩大其在本民族国家的影响，增强其博弈的讨价还价能力，企图以西方文化一统全球。为了按照西方文化改造全世界，西方国家一方面利用其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如因特网、多媒体和遍及全球的传播媒介，将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和文化作品长驱直入渗透到世界各国。

（二十）在其产品输出所到达的东道国的广告媒体和信息网络上宣传适合其产品的消费文化来影响东道国的意识形态、消费习惯、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等，从而异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与思想意识，肢解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体系、民族文化与信仰，瓦解各民族凝聚力，企图使发展中国家的精神支柱崩溃。另一方面是推进所谓的全球民主化和文化国际化浪潮，极力扩张西方文明。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发展本国经济的强烈愿望，美国正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全球范围内将文化输出与资本输出和品牌输出捆绑在一起抛售。现今“文化主权”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既希望得到西方物质与知识援助，又希望免于民族文化失落已成了发展中国家一个越来越难以解决的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观念的泛滥流行后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自吹自擂、具有超强融合性的美国文化事实上却具有巨大的排他性，企图通过冲突排挤其他一切有异于它的文化。同时也说明美国的单边主义色彩在文化领域里也是随处可见的，它是美国企图实现单级世界霸权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加强控制和利用国际组织来传导其制度意愿，影响、左右世界事务和改造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使发展中国家主权日益受到威胁是美国进行新干涉主义，实行对外单边主义战略的又一主要手段。现今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国际组织中来，这自然会导致不同的“声音”和美国等西方大国权力的相对下降，因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加强对国际组织机构和决策核心的控制。如美日欧对联合国秘书长、WTO总干事等人选的态度就极其强硬，对加入国际组织的国家强加一些苛刻的条件（如强迫对方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放开国内市场、降低关税），甚至使用经济封锁、要求对方让渡国家主权等来达到其目的。

（二十一）可见美国行使单极霸权的基本行为方式是：以经济和技术援助为诱饵，将有可能破坏美国领导秩序的国家纳入西方规范；通过与各地区的盟友和非敌非友国家的不同程度的合作，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对挑战者进行制裁和以制裁相威胁，使用武力和以使用武力相威胁；把上面的几种手段进行不同的组合来使用。早在1997年克林顿的《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提出所谓的“塑造、反应、准备”战略，这个战略的立足点是为明天和未来做准备，尽管近几年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但其战略核心“塑造”一直没有改变。塑造是塑造一套符合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国际准则，并使其最终形成新的国际法体系，以确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领导地位，使单极霸权制度化、合法化。判任何不同声音为非法，将潜在的全球战略对手逐一彻底摧毁，将反抗的萌芽掐死在襁褓中，以保证美国长期保持单极战略霸权优势。2001年9月30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2001QDR）、2002年3月9日《洛杉矶时报》披露的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以及近一时期美国紧锣密鼓进行的“倒萨”战争准备充分透露着一个信息：美国的新一轮的战略已经起步，单边主义政策有了新的发展。“9.11”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各种力量进一步组合分化，单极与多极化的矛盾继续加深。美国所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世贸双塔的消失，更强烈的感受是美国多年经营的以美国标准来替代国际标准构架的坍塌，这是对美国根本利益发动的一场战争。因此美国的有些人士主张：“用过去帝国主义对付殖民地的办法来对付所谓的‘失败国家’和解决当前的恐怖主义问题，国际组织对众多‘失败国家’的援助失去昔日的作用，再也不要期待国际机构去解决当前国际社会复杂多变的问题。”这被认为是吹响新帝国主义的号角。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提出“主权限制论”，这种观点认为：“各国拥有的主权应该附带不能杀害本国公民和不支持恐怖主义等一系列义务，不能实现这一义务的国家应该被剥夺主权和不被干涉的权力，美国等其他国家应该被赋予干涉的权力。对于这些‘失败国家’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直至推翻这些国家的政府，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

（二十二）因此新帝国主义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美国领导下的、由西方富国组成的新国际机构来取代联合国管理世界事务，由此看来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新的走向是在寻求美国绝对安全的同时将战略重点放在主动出击，把确立自己在世界上“一超独霸”的地位作为衡量威胁的出发点，消灭全球内存在的威胁，进而遏制以至消除具有在未来对美国的发展形成挑战潜力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以达到长期占据全球单极主导地位不受动摇。一切对美国全球利益形成威胁的行为都有可能遭到美国毁灭性地打击，一切具有上升潜力国家和国家集团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瞄准的对手和打击目标，这即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深层走向和终极目标。作为具有攻击性、排他性的干涉主义的对外战略政策，美国的单边主义对世界的安全和地区稳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危害。首先打压全球范围内不同声音，遏制其他国家发展，加大国际力量的失衡。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新格局尚未形成的转型阶段，国际力量对比原本就严重失衡，美国仍然继续推行“新干涉主义”单边政策，出台北约新战略，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不断在各方面打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遏制世界其他各极的发展。进驻科索沃，控制阿富汗，摧毁伊拉克国家机器，扼守欧亚大陆两端咽喉，以期使欧洲、日本作用受限，俄罗斯、中国的发展受到迟滞，更加突出美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导作用。其次破坏现行的国际关系法准则，进一步削弱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罗宾·赖特在华盛顿写的《科索沃是全球政治的分水岭》一文中指出：“科索沃战争的好几个先例中最大的先例涉及到国际干预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既超出联合国宪章之外也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即是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二十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哈斯更是坦率地说：“安理会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讨论场所，显然我们应当有能力在没有得到联合国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武力。”单边主义政策极力把全球一切事务纳入自己主导的势力范围内，对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动辄干涉、制裁以至诉诸武力，极大地破坏国际法准则，无理侵犯别国的主权及稳定。绕开联合国施行其“新干涉主义”，严重挑战联合国宪章的权威，这必将造成国际行为准则的混乱。最后阻碍全球和平和发展的步伐，加剧军备、经济恶性竞争，加大世界范围内资源人为内耗，增加世界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美国超出全球其他各国的数倍以上的军事实力和它的“新干涉主义”政策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如芒刺背，不得不加强军备：俄罗斯军费开支增至GDP的3.5%；欧盟2000年军费开支增至1400～1500亿美元，约占其GDP的2%，今后几年有可能增至3%；日本2000年军费开支比1999年增加1.6%，为发展TMD将在今后5～6年内投入200～300亿日元；印度在2000年4月1日开始的年度财政预算中宣布国防开支增加1300亿卢比，达到5860亿卢比，比上年提高28%，增幅是历年之最。各国加强军备的目的无非在于减小相互间的军力差距，谋求本国的安宁。但是事与愿违，军备竞赛最终不可能有双赢的结果，其必然为武装冲突带来越来越多的可能性。首先美国的单极霸权不是美国可以完全凭借本国的力量来支撑的，它是通过其主要盟友的支持，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所具有的巨大控制力和影响力来实现的，这就是说美国在推行这种单极霸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美国没有强大到能够单独达到自己所有国际目标的程度，它缺乏解决任何冲突的国际和国内条件，没有西欧盟国以及日本的支持，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意愿和能力都将大为削弱。无论是1991年1月的海湾战争，还是1994年初美国直接介入波黑危机以及1999年3月到6月在科索沃问题上使用武力，美国都是在西欧盟国明确表示支持后才采取行动的。

（二十四）用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话说：“美国要在制止地区动乱的军事行动中起领导作用，而西欧盟国在此行动中的支持对美国来说是必需的。”其二美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使它在维持和行使霸权时投鼠忌器，1995年和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达马托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由于欧盟和加拿大的反对而不了了之。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有所加深和中国反制裁能力加强，美国已不敢像以往那样滥用对华经济制裁，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也反遏制着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在进行战略攻击时不得不有所顾忌，在某种意义上讲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也许是制约美国单极霸权的“王牌”，将成为和平因素的重要力量。其三美国国内的党派之争有时严重干扰美国政府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例如1999年10月由共和党控制多数的美国参议院否决《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克林顿政府贯彻自己的两极格局解体以来的首要的安全战略方针——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进程严重受阻。美国同时也并没有完全达到具有构筑单极世界的绝对实力，美国的生产增长日趋缓慢，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美国的高技术产业的优势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挑战。“9·11”之后美国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上的地位也在下降，美国国内赤字严重、债台高筑，一直不能摆脱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位置。其四在军事方面对战争伤亡的顾忌使美国在海外的军事操作能力大打折扣，1999年6月10日北约停止在塞尔维亚的空袭行动之前美国实际上已经在《朗布依埃协议草案》的基础上作出两点根本性的妥协：一是放弃由北约在科索沃地区单独维和，允许俄罗斯部队进入；二是放弃由北约维和三年后在科索沃举行全民公决的主张。美国作出妥协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对派出自己地面部队的伤亡有所考虑，美国士兵在地面战斗中的死亡可能会立即改变国内民众对政府海外军事行动的支持，使政府处于尴尬境地。

（二十五）其五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力量正在不断生长，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不管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各地中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将是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最大障碍。早在北约空袭南联盟时国际社会（特别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就对美国“新干涉主义”的做法进行强烈的批评，近几年来反对美国实行单边主义、强权政治的声音不断地出现，欧洲和日本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已远没有冷战时期那样深，他们对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愿望也随之越来越强，欧洲国家甚至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提出当今世界格局是“一个国王，还是两个诸侯”的问题。日本内部一直反对美国及北约未经联合国安理会许可空袭科索沃，欧盟明确提出要提高自己的防务开支，走独立防务的道路，法国公开声明反对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当今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倒萨”战争的游行已经说明这一点。世界其他国家和国家集团经济实力、政治和军事能力的发展与美国本身实力的相对下降之间的对比正在逐渐明显，使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终将归于失败，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格局终将形成。美国构筑单极世界、独霸世界的单极战略并不能最终得逞，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时具有如此强烈的独霸世界的企图和战略目标将给世界的发展带来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美国企图通过一系列渐进的干涉先例一步一步“塑造”符合美国单极世界要求的国际新惯例和新规则，直至法规化，如果国际社会采取默认的态度，那么美国极有可能继续强化其战略企图。如果中、俄国长期被美国设计好的战略包围所遏制，欧洲、日本始终被美国纳入其战略轨道中，不能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美国追求的单极独霸局面便很难遏制。因此任何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如何通过与单边主义的斗争，获得安全稳定的生存空间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过程长期而复杂。

嘉道中衰

（一）嘉道中衰是指清国经乾隆后已经开始走下坡，吏治败坏，武备废弛，国库空虚。1842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开启西方殖民主义侵华之序曲，国势进一步衰退。清国统治者以少数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几代帝王励精图治使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峰。但清朝在乾隆年间之后吏治迅速败坏，官无不贪，吏无不恶，清朝国势日非。1794年朝鲜使者记录：“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洪亮吉陈述乾隆末年时说：“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 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这个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同时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南方的白莲教、京畿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骚动、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生计、鸦片的流入、河漕的难题等等。但是嘉庆都把上述问题作为个案看待，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加以解决。道光即位之初中国正面临最重的内外危机，在内已经走下坡，史称“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现于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的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朝建立不世功业，亦留下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而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

（二）1751年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 。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

（三）乾隆的骄奢淫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道光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吏治败坏与清朝几乎是相始终，这与清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败的官场文化有关。清王朝既是少数民族，必须对中原士子大加笼络，康熙年间就有所谓的南北党争。清朝的贪污问题是长期的，康熙晚年官场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雍正时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时奢靡之风又卷土重来且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明显象征，当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珅，后有穆彰阿。和珅属满洲正红旗，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后来依靠祖先功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1757年爆发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1769年和珅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因他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应对乖巧而深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竟从一个轿旁小侍从变成“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宠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宠威福由己，植党营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恃宠肆意排斥异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和珅的专横跋扈，在乾隆晚年更形嚣张。当时乾隆虽禅位于嘉庆帝，但仍以太上皇名义执掌朝政，政务完全依赖于和珅，和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和珅恃宠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类，广植私党，门生故吏遍于中外。

（四）清中叶以后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因大批官员的尸禄保位和昏愦无能而运转不灵，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为保位贪荣而故作庸懦者。嘉庆时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各省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道光时的大学士曹振镛津津乐道于“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将国事政事置诸脑后以保一身一姓之尊荣富贵，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批朝廷官员中还有大批不学无术的庸劣之辈。道光时的闽浙总督庆瑞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终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亦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即便提审也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穆彰阿当政时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于是各级官员层层受贿，狼狈为奸，几乎是无官不贪污，无吏不行贿。正如时人所说：“清中叶以后的官员，廉与不廉的分别只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五）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揭出不少的大贪污案，乾隆宠臣和珅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揽权纳贿，积聚起惊人的财富。当和珅在乾隆死后被嘉庆抄家时对和珅家产总数的最低估算也达数千万两之多，最多达到亿两左右。还有些官吏为了填满欲壑，竟到了玩视民瘼的令人发指的地步。嘉庆时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于审办案件时并不随时完结，以致数年之内在押病毙人犯共有数十余名。这种情况并不是广东一省才有。地方官员推迟案件的审结是因为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赃，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辗转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诈使费，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必至贿赂已通，欲壑已满，始肯审结一案。而由县详府，由府详司详院。一杖责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长途解送，因此拖毙人命。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及至乾嘉之际随着王朝的盛极而衰，吏治腐败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嘉庆时期爆发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抗争，社会冲突激化，更使政府财政大受冲击。1800年八月曾谈到追赔的原因：“年来办理军务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将次完竣，一切善后事宜均需筹拨款，理应按限完交。”嘉庆帝无奈地说：“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赖？甚至大缺一万，中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朕澄叙官方，首先责己，力行节俭，永杜贡献。诸大吏受任既重，养廉又优，贡献之费已除，权门之索又绝，必应清白乃心，为国宣力。然而风气未移，俗态犹故，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巧言利国，实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 这时鸦片开始流入中国，而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使中国对外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嘉庆帝屡申禁令：“一旦案发，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六）1824年进口鸦片高达12639箱，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至道光年间终于发生鸦片战争，八旗劲旅早年在关外所向披糜、战无不胜，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将佐，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开始堀起，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乾隆元年谕：“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嘉庆年间八旗和绿营均已腐败，丧失战斗力，嘉庆曾随乾隆阅兵，所见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平定白莲教时八旗请缨赴战，却四处抢劫，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严如煜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费正清说：“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清军入关后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

（七）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嘉庆帝在位期间八旗生计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由于生计异常艰难和风气堕落，旗人中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发生，就连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迹其中。嘉庆御制《宗室训》中就抱怨说：“近年以来不肖子弟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贵族背离忠君事上的传统观念，崇拜上帝，私习洋教。如1805年闰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时获悉，宗室图钦等四人私习洋教，而且坚决拒绝出教，这种情况使嘉庆震动极大并指出：“图钦图敏本是罪人苏努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虽经刑部再三开导，始终执迷不悟，情属可恶，因而令革去红带子，发往伊犁枷号六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旗人魁敏和窝什布二人削除旗籍，发伊犁枷号三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俱永远不准释回，如有滋事之事，即行正法。”旗人魁敏、窝什布等坚不出教的态度对嘉庆震动极大，从而对以后禁止西洋教有很重要的影响。这种状况不仅动摇着八旗这一清王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扰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因而嘉庆不得不对八旗生计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尽管嘉庆帝对此倾注大量的精力，但终因不能触及八旗制度本身，从而限制其效果。清朝虽采取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大量土地。

（八）1669年清廷虽然正式下达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嘉庆时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中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早在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中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

（九）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的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一遇水旱灾害时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在封建土地制度中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1796年爆发白莲教大起义，而这次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十）1813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民变，造反的教民先后攻占河南滑县，直隶长垣以及山东定陶、曹县等地。秘密活动于京城大兴、宛平一带的天理教徒在宫中太监的接应之下攻入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皇帝还装模做样地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告诫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平变之后混战中射在隆宗门上的一个箭镞一直被保留下来，嘉庆希望这个箭镞能够对爱新觉罗皇室的子孙们保持一种紧迫：“务必宽仁爱民，勿为害民之虐事。”尽管天理教民变没有嘉庆初川陕白莲教民变的规模，但其深入皇宫的事实确实让满清感到惊悸不安。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后农民起义军遭到严重的损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处于停滞和积聚力量的时期，因此这期间的农民起义无论从参加人数、起义次数和影响来看都无法与前相比拟。湖南衡、永、郴、桂阳四州郡历来都是汉、瑶两个民族居住区，由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地官吏和汉族地主对贫苦瑶民进行残酷盘剥，不断激起瑶民的怨恨和反抗，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当时，湖南、广东的一些天地会员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屡次抢劫瑶寨的牛、谷，于是赵金龙在1831年十二月底与赵福才率领瑶民700余人在两河口杀死20余名天地会员。次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梁等为防止局势扩大，率兵围捕赵金龙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赵金龙忍无可忍，率众据永州长塘的夹冲起义。永州镇总兵鲍友智等率兵千余人直逼夹冲，击毙起义军300余人，掘了他们的祖坟。

（十一）一月下旬起义军进入蓝山县，并计划进占九嶷山为起义大本营，湖南巡抚吴荣光闻蓝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进剿。海陵阿由宁远至蓝山，一路上恃勇骄横，也不侦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结果中了义军的埋伏，海陵阿等被击毙。道光帝又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进剿，同时又下令带兵将领，务必将起义军诱至山外平野之处聚而歼之。三月初清军兵分南北两路，对蓝山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起义军粮草断绝而被迫出山，并准备东进至常宁县的洋泉镇以重整队伍，结果被罗思举等合围。起义军消耗很大，企图以诈降松懈清军斗志，但罗思举不准义军投降，命令清军加紧进攻，先后消灭义军6000余人，赵福才、赵金龙等人也先后战死，这次起义终于失败了。1835年三月初山西赵城爆发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这是清代前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先天教渊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1816年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宁因离卦教屡遭清廷镇压，故将他所在的一支离卦教改名为先天教。王宁本人在教内被尊为“总当家”，该教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完全是一个以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当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获，王宁等被绞决。此后表面具结改悔的王宁之徒韩鉴又在赵城一带重兴先天教，发展教徒。1822年韩鉴收曹顺为徒，1834年韩鉴因年老力衰将教权交给曹顺掌管。曹顺掌教后一改教内只知敛钱渔利的作法，利用当时因土地兼并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引导教徒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他自称释迦佛转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十二）1835年二月曹顺与其徒秘密策划起义，并定于当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地同时起事，不料三月初起义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下令捉拿曹顺等人，瞬时形势异常紧张。曹顺和他的徒弟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提前举行反清起义，并预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的来往文报。又封韩鉴子韩奇和徒弟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攻打赵城，然后再分头攻取霍州、洪洞县城，再合兵攻取平阳府。三月初四日夜晚韩奇率部分起义者秘密进入赵州城，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县衙门，将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30余人全部杀死。次日他们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县城，均被清军和当地乡勇击退。当日晚曹顺获知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立即惊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义者也放弃赵州城。三月二十二日当曹顺和其他几名起义者在山东曹州观城县一座破庙中躲避时被巡查的清兵捉获，曹顺被解至赵城，在杨延亮墓前“摘心至祭”。曹顺起义的消息震动清山西地方当局，在巡抚鄂顺安的命令下清军急速前往围剿，但未到赵城时起义已失败。乾隆末期以后“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白莲教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从嘉庆元年开始历时九年，使清廷耗银二万万两，严重地打击封建统治。在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日益凸显的种种社会危机，因此“嘉道中衰”并非偶然，而“嘉道中衰”也不是一个转折，而是一个盛世背后隐藏的危机的延续。这种危机不是经济危机、军事危机，而是体制上的腐朽。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天朝上国的大门就此被打开。

辛酉政变

（一）辛酉政变是1861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此次政变打倒顾命八大臣势力。为赞襄政务大臣（又称顾命八大臣）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总摄朝政，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其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咸丰帝病死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后御前大臣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与新皇帝载淳的生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产生严重矛盾，叶赫那拉氏乃鼓动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上朝奏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随即遭到八大臣抵制。与宗族中比较最近的恭亲王奕訢与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亦极为不满，于是叶赫那拉氏与奕䜣等人联合发动政变。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后京城震动，咸丰皇帝急忙带着他的皇后钮祜禄氏（后来的慈安太后）和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后来的慈禧太后）以及一班亲信逃亡到热河去，由恭亲王奕䜣留下来向侵略者求和。奕䜣费尽周折，最后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因此得到侵略者的欢心。当时清政府的实权并不掌握在奕䜣手里，而是掌握在跟随咸丰逃往热河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一班人手里，这些人将奕䜣视为自己的政敌，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随驾到热河。1861年8月22日咸丰在签订《北京条约》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定为“祺祥”。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大学士肃顺，额驸景寿，还有原来的五个军机大臣中的四个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载淳。咸丰临终前又将自己刻有“御赏”和“同道堂”的两枚御印，分别赐给皇后和懿贵妃，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

（二）载淳继位后尊先帝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安。尊自己的生母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载淳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是个阴险、贪权又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刚刚坐上圣母皇太后的宝座就迫不及待地揽权。慈禧先让人建议：“因为皇帝年幼，无法处理朝政，所以要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要掌握实权。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极欲利用圣母皇太后的身份谋夺最高统治权，她授意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垂帘擅权的计划遭到八大臣载垣等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加以反对。虽然两宫太后掌握着咸丰所赐的两枚印章，在政治上与八大臣势均力敌，但由于当时的热河行宫全部都是辅政八大臣的势力，慈禧费尽心思也未能得逞，只好虚与委蛇，暂时向八大臣妥协，但她始终也没放弃垂帘听政的想法。正好慈安太后对肃顺等人的所做所为也是极不赞成，慈禧于是串通慈安，并且使用苦肉计将自己的心腹发回北京，与恭亲王奕䜣串通。奕䜣是咸丰的亲弟弟，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相比之下身为皇帝的咸丰却显得平庸无能，这就招来咸丰帝的猜忌，因此咸丰在政治上疏远奕䜣，重用肃顺等人。奕䜣虽贵为亲王，但却没有什么实权，处处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咸丰逃亡热河后命令奕䜣留在北京与侵略者议和，一同留下的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文祥因为与奕䜣关系较好也受到肃顺等人的排挤，不准他随同前往热河。后来的八个辅政大臣中有四个是军机大臣，只有文祥除外，所以奕䜣和文祥对肃顺等人恨之入骨，不除不快。正是基于这些，在接到两宫太后的求援信号后奕䜣和文祥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辅政八大臣。

（三）17日咸丰皇帝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大学士肃顺和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政局；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矛盾。18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叶赫纳拉氏为圣母皇太后。1日恭亲王奕䜣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叩谒咸丰皇帝的梓宫，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载：“相传奕䜣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䜣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䜣在热河滞留六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恭亲王奕䜣同两宫太后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2日醇郡王奕譞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6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简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7日准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11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以咸丰皇帝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据史籍《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两宫太后不让，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愈日，卒如所拟。”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

（四）18日宣布咸丰皇帝灵柩于农历9月23起灵驾，29日到京，同治皇帝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4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譞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他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譞做步军统领，奕譞做步军统领就等于掌握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譞又兼管善捕营事。23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29日同治皇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导致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抵京后立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䜣等。30日发动政变，同治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奕譞就之谕旨，宣布载垣等罪状：“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就是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载垣等八大臣头上，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为由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任，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清史稿·肃顺传》记载：“此前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清穆宗毅皇帝实录》记载：“以醇郡王奕譞管善捕营事。”这可能同奕譞逮捕肃顺事有关。

（五）1861年10月1日命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3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5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同治”含义可做四种诠释：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6日诏赐载垣、端华在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据记载：“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9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26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于是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举，舆论已经造势，章程亦已制定。1861年11月1日同治皇帝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皇帝御座后设一黄幔（初为黄屏，后慈禧嫌其碍眼而改为黄幔），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䜣立于左，醇郡王奕譞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笺，恭亲王奕䜣接后呈放在御案上。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来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龢等定期进讲。后来慈禧也能批阅奏章，但常有语句不通和错别字之处。这次政变因同治热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25岁的慈安皇太后，27岁的慈禧皇太后，30岁的恭亲王奕䜣。

（六）1861年10月奕訢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奕訢回到北京后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在从承德回北京时慈禧以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先帝梓宫为由随灵柩走了一天，就决定和载垣、端华等7大臣由小路提前回北京，让肃顺护送咸丰的梓宫走大路。叶赫那拉氏于1861年10月7日供“以减其劳”为名解除载垣领禁卫军兵权，奕訢再拉拢争取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10月26日叶赫那拉氏由热河起行，携幼帝载淳由载垣、端华跟随从间道回銮北京，咸丰帝灵柩则由肃顺走大路护送。1861年11月1日刚到北京时慈禧就迫不及待的接见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等，第二天一早奕訢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8日慈禧发布上谕，否认咸丰遗诏，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罪状，下令将肃顺斩首。让载垣、端华自尽，另外五大臣则被革职或充军，八大臣的第一个重要罪状就是“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也等于向侵略者表示他们是“尽心和议”的卖国贼。11日载淳正式登基，太后听政，时年26岁的叶赫那拉氏篡夺清朝大权，宣布废除八大臣原拟的祺祥年号。1862年改为同治元年，东、西二太后垂帘听政。加封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奕譞、文祥、胜保等人也得以加官晋爵。所谓“同治”是指由两宫太后共同治理朝政，慈禧之号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又称“辛酉政变”，而发生此事的地点又在北京，故又称“北京政变”。

（七）这次政变是一次最高统治集团中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但从政变时加给肃顺等人的“不尽心和议”的罪名和政变后叶赫那拉氏、奕訢等人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来看它还标志着清政府向半殖民地政权的转化。顾命八大臣为：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载垣在北京被捕，赐白绢自尽，终年46岁。端华赐死，降爵为不入八分辅国公，1865年七月复还郑亲王世爵。景寿削职，仍留公爵及额驸品级。1862年二月任蒙古都统，三月授御前大臣。1863年七月仍赐紫缰，十月授领侍卫内大臣，1874年十二月命管神机营事务。1889年六月去世，谥端勤。肃顺被斩于菜市口，终年45岁。穆荫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为由被撤职流放，同治三年论赎归，殁于家。匡源革职，光绪七年卒。杜翰革职，流放新疆，后被赦免，同治五年卒。焦佑瀛革职，从此慈禧作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产物和他们的代表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47年的罪恶统治。她上台的第一桩罪行就是“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共同血腥镇压著名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都是在她统治时期与外国签订的，她的篡政和统治使近代中国蒙受无穷无尽的屈辱。同治中兴是指清朝后叶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议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也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来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所谓的“同治中兴”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镇压全国各大农民起义；二是兴办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抵制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咸丰年间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南方有太平天国运动，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北有回乱，西南有苗乱，整个帝国风雨飘摇。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封建统治者利益，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收编武装力量，试图剿灭太平天国的叛乱。

（八）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客观上造成近代中国人思想进一步腐化。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共同合作。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后标榜“求富”，创办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这客观上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同时洋务运动中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当时的外国人（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兴起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自我吹捧，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收拾战乱之后的烂摊子因为富庶的江南十几年不能正常交税更显得困窘，恭亲王等引进国外技术，希望用西方技术和企业挽救清王朝，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荣，于是就人宣扬“同治中兴”。洋务运动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坚炮利”来抵御外国侵略，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的人民运动。到了后来也办民用工业总体上是官办工业配套和为官员们敛财的，其最大的“政绩”是北洋水师。洋务运动思想上留下一批拥有西方视野和能够全面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人才，但这些人没有形成民族振兴的合力。有近代化的军事思想人才，但因为上有保守权贵排挤下有人民揭竿造反，这些人才成了后来军阀混战的基础。有中国现代企业的发端，但是畸形又脆弱，到了光绪皇帝戊戌变法的时候已经是第二代企业，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者的愚昧最终毁掉这场“自强”的迷梦。

太平天国运动

（一）太平天国运动是1851年—1864年期间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集团从广西金田村率先发起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农民起义战争，是19世纪中叶中国最大的一场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随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陷落，标志着运动失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体现新时代农民战争的特点，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凭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大肆侵华。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100万元的战争赔款和赎城费，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1847年至1848年平均每年流出白银1000万元）而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兼之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民族矛盾的加剧促进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清起义达100多次。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清朝统治者对广大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十分严酷。又加以天灾人祸，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终于在1850末爆发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44年洪秀全偕冯云山在广西传教，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850年夏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金田村“团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集2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与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核心，清廷闻讯后调集兵力进行“围剿”，太平军向东南发展受阻后转至武宣。

（二）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5月16日由东乡突围北上象州，因遭清军堵截，折回金田地区，被包围。9月下旬突围北上攻占永安（蒙山），粉碎清军围攻。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清军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2月天王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攻桂林不下，转攻全州，冯云山中炮身亡。后折入湖南道州（道县），在此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作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决策。8月10日弃道州东进，占郴州，建立“土营”。9月攻长沙，萧朝贵阵亡。12月占岳州（岳阳），建立水营。1853年1月攻下武昌，震动清廷。2月9日洪秀全等率领50万众、船1万余艘，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势如破竹。3月19日占领江南重镇江宁（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旋派军两支攻占镇江、扬州，与天京形成犄角之势。太平军攻占江宁后不久清军即赶来堵截，钦差大臣向荣率万余人在天京城东建立江南大营，阻扼太平军东出苏、常。钦差大臣琦善率万余人在扬州外围建立江北大营，遏止太平军北上中原，同时拟南北配合，伺机夺占天京。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固守天京，同时派兵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中游。1853年5月13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领2万余人由浦口出发，奉命“师行间道，疾取燕都”。太平军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河北）长驱北上，于1853年10月29日进抵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镇，驻守待援。清廷震惊，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后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

（三）北伐军陷于清军重兵包围之中，时值隆冬，军资缺乏，援军不至，处境日艰，被迫于1854年2月5日突围南走束城，旋又至阜城。清军紧追不舍，北伐军再度被围，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抵达天津附近时才考虑派军增援。1854年2月4日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等统率北伐援军7500人从安庆出发，经皖北、苏北，直入山东。4月12日克临清，旋遭胜保部围攻，27日在南退途中溃散覆灭。5月天京再组援军未果，北伐军遂陷于孤军作战。林凤祥、李开芳得知援军北上，于5月5日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连镇。为分敌兵势，迎接援军，李开芳率千余骑于28日突围南下，占据山东高唐，获悉北伐援军已败，乃筑垒固守。北伐军兵分两地，势更孤单。1855年3月7日连镇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被俘。僧格林沁旋南下会胜保军猛攻高唐，李开芳突围南走茌平县冯官屯。5月31日冯官屯在僧格林沁引水浸灌下失守，李开芳被俘。北伐军将士英勇善战，但由于战略上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终致全军覆没。在北伐的同时1853年6月3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步军两三万人，由天京溯江而上，开始西征。意欲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10日西征军占领安庆，旋进围南昌，攻城80日未下，撤围北返。石达开至安庆主持西征战事，集中兵力进攻皖北，于1854年1月14日攻克庐州（合肥）。继率师西攻，于黄州堵城大败清军，乘胜再占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军两支向鄂北、湖南进军。与曾国藩所率湘军战于岳州、湘潭和靖港，失利退出。湘军乘势陷武汉，并突破太平军田家镇、半壁山防线。

（四）1855年1月兵锋直逼九江，为阻遏湘军攻势，石达开率军驰援，于湖口、九江大败湘军水师，一举扭转不利战局。旋乘胜反攻，再克武汉三镇。清廷为挽救败局，调集兵力围攻武汉，西征军与湘军在武汉周围激烈争夺。1855年10月上旬曾国藩自江西遣军援鄂，武汉形势危急。石达开又率部西上，败湘军于咸宁、崇阳，并乘虚挺进江西，连占7府40余县，困曾国藩于南昌，西征军事达到巅峰。1856年3月石达开奉命率主力回救天京，西征作战结束，基本实现预定战略目标。自太平军北伐、西征后天京一直处于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包围之中，1853年12月太平军弃守扬州，江北仅占瓜洲。1854年夏清军自广东调“红单船”50艘驶抵天京江面，天京上下游交通受阻。1855年8月芜湖失守，镇江危急，天京外围的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是年底洪秀全、杨秀清决定从西征战场调兵回救。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率数万人自天京援镇江，北渡瓜洲。4月攻破江北大营，重占扬州，旋又南渡，连破镇江外围清军营垒后撤回天京。时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太平军兵力更厚，6月攻破江南大营。向荣败走丹阳，不久忧愤而死，至此天京的威胁基本解除。1856年8月杨秀清居功自傲，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回京相救。9月初杨秀清及其部属数万人被韦昌辉残杀，不久韦昌辉又被洪秀全处死。合朝文武迎石达开到京辅政，石达开因遭洪秀全疑忌，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率数万将士脱离天朝，独立作战。虽继续反清，但远离根据地，于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畔覆灭。经此“内讧”后太平天国受到极大损害，军事形势不断恶化，武汉、九江相继失守，湖北、江西根据地大部丢失，只有安徽战场控制地区略有扩大，从此太平天国开始衰败。

（五）此时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处于高潮，加之洪秀全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一批年轻将领才使军事形势没有发展到恶化的地步。1858年初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围攻天京。为解京围，后军主将李秀成请命出京，与前军主将陈玉成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确定作战方略。会后陈玉成率部首先攻占庐州，后南下会李秀成部，于1858年9月27日攻破位于浦口的江北大营。此时湘军自湖北两路东犯，南围安庆，北攻庐州。湘军悍将李续宾率5000之众于11月3日进抵庐州南面的三河镇，陈玉成得报：“李秀成等部先后赴援，在三河外围全歼李续宾部，并乘势收复舒城、桐城等地，迫使进围安庆的湘军撤回湖北。”1860年初江南大营再次合围天京，忠王李秀成与干王洪仁玕商定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解救京围。2月10日李秀成率2万余人经皖南入浙，攻占杭州，诱使江南大营分军往救。俟清军援兵抵杭，即弃城昼夜兼程北返。4月下旬各路太平军进抵天京外围，5月2日再破江南大营，旋乘胜东征，连占句容、丹阳、常州，6月2日占领苏州。接着进军上海，因内应被破坏，又遭英法侵略军阻击，未能得手。正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之际清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督率湘军水陆师5万余人东下进围安庆，9月洪秀全调集大军，西上救援。陈玉成率军走江北，李秀成率军走江南，约定次年4月“合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救，以解安庆之围。1861年3月陈玉成占领湖北黄州，由于受到英国侵略者恐吓阻挠，停攻武汉，4月下旬返回安徽。李秀成部迟至6月才抵武昌外围，得知陈玉成部先回安徽，也东返浙江，“合取湖北”计划彻底落空。此后洪秀全增调兵力，三次强攻围困安庆之敌，均为湘军所败。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陷，陈玉成坐守庐州，束手无策。

（六）1862年初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赴河南、陕西招兵，皖北兵力更加单薄。李秀成率部再次进军上海，因英法侵略军与清军联合抵抗未能得手。4月至5月间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自安庆分抵上海，东线军事形势日渐严峻。5月荆州将军多隆阿率清军来攻，陈玉成弃城走寿州，为团练头子苗沛霖诱擒，解送清营遇害。天京西部防线瓦解，东南方面却有所发展，太平军于年底攻占杭州及浙江大部地区。1862年3月下旬湘军水陆师2万余人从安庆沿江东下，5月底直抵天京城郊，洪秀全急令在上海前线督战的李秀成火速回援。9月李秀成等“十三王”统率10余万人自苏州等地回救，急攻40余日，未能取胜。不久洪秀全又责令李秀成率部“进北救南”，企图取道江北西入湖北，迫使围城湘军回救。李秀成部在西进途中遭湘军节节阻击，进至安徽六安被迫折返，途中又遭湘军拦截，损失精锐数万。与此同时李鸿章淮军在“常胜军”支持下由上海西进，于1863年12月攻陷苏州、无锡，兵锋直逼常州。浙江巡抚左宗棠率部自江西攻浙江，于1864年3月攻陷杭州，并基本占领浙江全省。曾国荃部湘军则逐一攻占天京城外要点，对天京形成合围。苏州陷落后李秀成自前线返回天京，建议“让城别走”，遭洪秀全拒绝，乃布置死守。1864年6月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1864年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附近城墙10余丈，蜂拥入城，其他方向的湘军也缘梯而入，城内太平军或战死，或自焚，无一降者。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但分散在长江南北各个战场上的数十万太平军仍英勇顽强地抗击清军的进攻。

（七）天京城破后李秀成带幼天王突围而出，不久失散。1864年7月22日李秀成被俘，8月7日被害。幼天王在江苏东坝与洪仁玕相遇，经浙江进入江西，10月分别被俘，11月在南昌遇害。活动于江苏、浙江、安徽南部的太平军在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带领下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最后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梅州）被清军击灭。远征陕西的陈得才、赖文光等部太平军在回救天京途中于1864年11月在湖北、安徽境内为清军所败，余部由赖文光率领与捻军合编，坚持反清斗争，直至1868年失败。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初期，它既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又带有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把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发展到顶峰。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的统治还延续近半个世纪，但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人民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封建王朝的斗争，半个世纪后终于爆发辛亥革命。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从1851年起共坚持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有力地打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促进封建社会的崩溃，阻止中国殖民化的进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一页。但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这场由千百万群众参加的伟大战争由于领导集团政治上过早的封建化，组织上不能始终保持领导核心的团结，军事上战略决策一再失误以及外交上缺乏经验。太平天国所鼓吹的“同教一家”，使其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列强的实质，最后遭到内外镇压而陷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