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湖畔 | 为一个句号争辩不休：驻校艺术家邓康延专访
主编、制片人、媒体人……邓康延的许多身份具备“创作者”和“接收者”双重角色：作为《凤凰周刊》的前主编，他曾接收作者来稿，又通过制定主题、甄选侧重对文章进行再创造；作为制片人，他既是中国教育的观察者，又在影片剪辑、内容选择等方面进行创作。我们希望通过与他交谈，呈现他“创作者”“接收者”双重身份的特征，同时获取他的双重观察。
一、作为主编
记者：作为编辑，在审阅一部作品时，您是通过何种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品的好坏？这与您作为独立的个人受众时，对一部作品的评判标准有区别吗？
邓康延：当然有。
一份刊物是一个公共媒体，它负有公正、客观地对社会进行观察的职能，同时也需要有一种先进的理念，一种美好的情愫，以及贴合读者的语言、版式和插图。
我是对文字有洁癖的。在《红树林》当副主编的时候，我为一篇文章中该用逗号还是句号，和我的主编从上午11点多一直争辩到黄昏，把旁人弄的都哭笑不得，我至今还记得这件事情。
记者：我们常说：是编辑和作者共同创作了一部作品。您认为编辑在这样的创作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邓康延：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作者投来一篇很好的稿子，但是里面又有一些文字缺陷，或者有些地方没有写到，需要补充或者删减。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优秀的编辑去与作者沟通，说明有些拖沓地方杂志会做删减，缺漏的地方请作者再加些素材。最后形成一份稿件，既能言辞通畅，又能充分表达内容。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共同创作的过程。当然，署名权一定属于作者，因为这是一个编辑的本职工作。
二、作为纪录片制片人
记者：采访之前，我们观看了您制作的纪录片《盗火者》。我们认为，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材料”的创作。作为一个制片人，一个教育观察者，您怎么看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中国教育中的位置？
邓康延：我总能看到启动区图书馆上面写着，“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还有一个没写，是“文理融合”。我认为，这样的教育使命能够让国内的教育理念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为什么要“结合传统与现代”呢？我们几千年来积淀下许多美好事物，唐诗宋词，《春江花月夜》和《二泉映月》，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都是传统中美好的东西。我认为它和现代的摇滚并不冲突，我也很喜欢听摇滚。“燃点”音乐节上，我也喜欢混到人群里一起摇摆。我觉得摇滚就是青春的。有人说秦腔就是古代的一种摇滚，我觉得挺有意思。它里面既有情感的宣泄，又有对听众的感染力，其中的一些词甚至还有教化的作用。很多时候，如果人们能通过音乐“和平地”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就没必要诉诸暴力了。
我的英语远远不及你们。但我觉得学好英语太重要了。因为从教育、从社会、从文学上说，近代以来东方做出的贡献并不多。
三、作为媒体人
记者：真实自有千钧之力。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谁都可以传递消息，有时，同一家媒体报道的新闻也会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网络信息真假难辨，正负面的新闻层出不穷。您作为一名媒体人，怎么看待当今社会信息的交流碰撞？
邓康延：我想，从社会层面来说，只有把整个社会发生的所有事进行总结和梳理，用一种现代机制惩恶扬善，这个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才能杜绝不幸，张扬美好。从个人层面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每一代人只有摸了烫的炉子，他才知道这个是可以烫出泡来的。一个人必须要亲身体验生活。你们这代人的生活肯定和我们的不一样。
社会进步的一种指标就是其多元化的程度。我始终认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是给民众提供更多选择。
我下乡的时候，供销社里各种商品都只有一种：一种肥皂，一种饼干，一种酱油，一种酒，一种火柴，一种雨靴，一种手电筒，一种挂面，一种米、面、油。各种商品都只有一种品牌，完全不存在市场竞争，也不允许私营的资本和私营的企业去生产。当没有竞争的时候，饼干硬得一口能把牙咬掉，酱油越来越越淡，醋越来越不酸，糖里面也会掺杂糖精。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的动力。这个时候，饼干和个人是一样的，都一点点变得劣质起来了。正是改革开放焕发了国人在各方面的积极性，造成了社会产品的富足和人心的饱满，精神的肆意。此后，我们要出国，要去世界看看；我们去要去挖掘历史，要寻找真相；我们要写一些与未来有关的科幻小说，来充分发挥想象力；我们要去寻找到一种新的美学，新的人生，新的理想生活。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拥有选择的权利；而我们在选择的同时，自己也要给别人、给我们的后代创造更多选择的机会。另外，在众生喧嚣之中很容易失掉自我。现在，抖音、小红书里的内容就像洪水一样涌过来了，鱼龙混杂，真正优秀的内容还是相对偏少的。因为它们会被很多经济的、商业的喧嚣淹没。
在实践中，如果你希望进步，你必须能够在沙里淘金。也许你不是金，但是你在沙里淘着淘着，和金混得久了，你也能镀一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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