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亿亩耕地与8万亿土地财政背后：种地不赚钱，城市必须反哺农村

大家好，我是蓝白。

我们脚下的土地，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经济日报》最近发了一个报道，关于“耕地红线”的深度调研。

看完之后，不得不佩服，这些游走在全国各地、深入田间地头、遍访各部门的调研人员，他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信息。

1957年到1996年，我国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600万亩；

1996年到2008年，年均超过1000万亩；

2009年到2019年，年均减少1100万亩。

现在，我们还有19.18亿亩的耕地，看起来安全无虞。

但以这种速度递减，10年后，就会突破18亿亩的红线。

原因出在哪？

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关键原因：

耕地“非粮化”。

南京林业大学高强说，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后，片面追求利润、实现集约种植，改种经济作物，加剧了“非粮化”倾向。

《半月谈》2月初有个调查，因为种粮食收益低，加上“70 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一些地方，占用耕地种植花草苗木，有的，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田造湖造景，养蟹养鱼。

10年来，我国耕地净流向林地1.12亿亩，净流向园地0.63亿亩。

在18亿亩耕地红线中，规定粮食播种面积要达到17亿亩，剩下的1亿亩，才能用作棉、油、糖、菜的种植。

除了“非粮化”，我觉得，跟城镇化也有很大关系。

一个大背景是：

工业革命后，尤其是现代城市发展后，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这个问题，全球无解。

只是，我们的问题更突出一些：城市扩张太快。

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只有17.9%。

1995年，达到29%。

2020年，达到63.8%。

增速最快的90年代初，年增速波动将近10%。

调研组对城镇化的看法很客观：40多年来，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基础设施超常供给能力形成的关键。

甘蔗没有两头甜，土地财政的背面，是耕地受到侵蚀。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郭永田说：

“城镇化，带来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城市扩张用地的巨大需求，是导致耕地持续减少的重要原因”。

我们来看看耕地减少的一些案例：

有的在铁路、公路两侧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化带；

有的以河流、湿地治理为名，擅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人造湿地；

有的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

建绿化，建人工湖，图什么呢？

当然是城市形象。

一个城市面子的提升，意味着土地增值，人才集聚，招商引资，意味着GDP。

一边是长期的粮食安全，另一边，是短期的经济民生发展。

孰轻孰重，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由此，就产生了：耕地分布持续北移。

我国64%的耕地，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吉林、新疆5个省份，占全国耕地的40%。

这跟区域经济的分化，有莫大关系。

这些年，都在说“南北分化”。

GDP前10城市中，北方只剩北京一个城市“充门面”。

在全国经济格局中，2012年，北方还占42%，2018年就降到38%，到2020年，直接降到了35%。

八年时间，北方的经济份额，降了7个百分点，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

南方诸多鱼米之乡，正在加速蜕变成摩登大都市。

霓虹灯背后的代价：是耕地被现代文明加速侵蚀。

在这个过程里，土地出让收入，是将耕地变为建设用地的强烈驱动力。

财政部数据，2021年全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8.7万亿，同比增长3.5%。

万得数据，地方土地出让收入，1998年的时候是507亿，这样来算，23年时间，卖地收入涨幅高达171倍。

钱，能解万愁。

怎么才能保护耕地红线呢？

首先，可以用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就处理，该问责就问责，建立“增违挂钩”的机制，直接把违法用地数量，跟土地计划指标挂钩，遏制地方上侵占耕地的冲动。

其次，要让农民愿意种粮食。

不管是坚守在农村的中老年人，还是远走他乡，人户分离的90后、00后，让他们愿意种地。

一句话：“只要种粮能赚钱，国家粮食就安全”。

比如，农民确权耕地，改变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让不愿耕种或者无力耕种的农户转让土地，让有能力赚钱的经营主体来经营，用“代耕”来解决抛荒，走农民合作社的路子，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组织起来，抱团取暖。

还有，稳定主粮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让种粮者至少不赔本，这是最基本的保障。

我还看到调研中的一个案例，农户可以参保，一亩地一年保费20多块，如果监测显示有机质含量增长，农户就可获得每亩3年最高1500块的补偿。

更重要的是：基建倾斜。

农村，也需要“新基建”。

让种粮者在农村，也能像市民一样，享受跟城市基建一样的待遇。

比如，村屯内的道路硬化，农村电网改造，水库大坝加固，多建农贸市场，垃圾处理、污水处理。

这些，都需要钱。

说到底，还是一个“切蛋糕”的问题。

建设用地挤占耕地，带来了飞速的经济发展。

现在，也该到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

2018年9月的《乡村振兴纲要》、2019年2月的1号文件、2019年6月的乡村振兴意见，都提及了一条核心内容：

“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

具体提高多少，比例有多少，卖地收入，能投入农村多少钱，当时都没说。

直到2020年9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到“十四五”期末，也就是，用5年时间，地方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提高方式有两种。

1，按卖地收益投向农村50%的比例计提。

如果卖地收益的计提数，达不到卖地收入的8%，那按卖地收入8%的以上来算。

2，直接按卖地收入的10%以上计提。

也就是说，未来5年，土地出让收益的一半，要拿来支持农村。

如果土地收益，不够卖地收入的8%，那就硬性地按照全部收入的8%，投入给农村。

这里要明确一下，卖地，分“收入”和“收益”两个部分。

按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13到2018年，全国的土地出让收入是28万亿，扣除成本性支出，比如拆迁安置，把生地整成熟地的成本，土地出让收益，是5.4万亿元。

这么算来，收益占收入的比例，差不多是20%左右。

上面说了，去年，全国卖地收入是8.7万亿。

按20%的土地收益比例来算，50%的土地收益，那一年就要投向农村8700亿。

地方财政，原来都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城”的模式。

土地出让这块蛋糕既然够甜，也是时候，把大头给农村分了。

清华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尹稚曾说：我们的城镇化，跟发达国家，非常不一样。

他们，都是一步一个台阶的“串联式”发展，先搞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行到后半程，开始反哺农村，之后开始加速信息化。

每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可以集中资源和精力，干好一件事就行。

我们呢？

过去40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联式前进，面对的问题和矛盾的复杂程度，当然高于其他国家。

缓解耕地和建设用地的矛盾，坚守底线，需要大智慧。

有句话说的很好：把城市建设的更像城市，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

我是蓝白，今天先聊到这，咱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