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四杰中杨炯的结局最好，其实他客死他乡，也不算善终
PART/07
初唐四杰之杨炯
1
关陇集团的落寞已成定局。
在杨炯外放梓州的那几年，武则天加速了篡权的步伐。她内用酷吏打压李氏皇族和反对派，外用武力镇压起兵反抗的李氏宗亲和其他关陇势力。690年7月，东魏国寺僧人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称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下凡，应为天下主人，武则天下令颁行天下。并在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组织僧人讲解。
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在道教之上，并以佛谶强化武氏政权的正统性，是武则天为上位铺就的最后一级阶梯。
9月，各地官员、沙门、宗戚以及夷族首领等，闻弦音而知雅意，纷纷上书请求改国号为周。甚至连皇帝李旦也自请赐姓武氏，求生欲不可谓不强。
9月9日，“众望所归”的武则天登上则天门楼，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定都洛阳（神都），以长安作为陪都。放在现代，武则天一定是营销高手，你看她这个“篡位全案”做的，简直可以说是滴水不漏、面面俱到。从组建北门学士开始，她就已经有意识的培养“营销团队”了；再不动声色的掌控“市场”话语权；然后雷厉风行地用武力抢夺主力市场；最后才是铺天盖地的软文推广。30年精心布局，才最终成就一代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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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时代启幕，杨炯和他背后的关陇贵族，注定将成为时代转身的背影。
杨炯回到洛阳之后，武则天诏杨炯与宋之问分直习艺馆，掌管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工作。这个职位不高且没有任何价值，但在武氏的高压政治之下，他委曲求全并用他的文才对女皇极尽歌功颂德之事。
如意元年（692），朝廷析置盈川县，杨炯出任县令，自此，后世称为杨盈川。
他有诗《途中》，种种迹象来看，应是他远赴衢州上任途中所作。诗句开篇就有“悠悠辞鼎邑“之语，可见对于这次远迁，虽则郁闷有之，但心情还是放松的。此去盈川，路途千里，山川百重，这一句里他巧妙地将盈川二字嵌入。
《途中》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墉。
途路盈千里，山川亘百重。
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峰。
郁郁园中柳，亭亭山上松。
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
关于心事，他向来是遮遮掩掩的。他借用刘桢的《赠从弟》一诗，以“亭亭山上松”来自励逆境中的自己。至若感慨行役之苦，他也不是直抒胸臆，而是移植了《古诗十九首》的意境。原诗句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意思是人生短暂当及时行乐，杨炯却认为美酒也无法消解他内心的愁苦，那客乡之苦怕只有自己独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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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的一生到盈川戛然而止，盈川两个字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生命印记。关于他的死因一直未有定论，只在衢州大地留下一个杨县令用生命求雨的悲壮传说。一生碌碌之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倒是燃烧了一把。
他死后，曾经的同事宋之问为了写了一篇《祭杨盈川文》，从文中我们可知杨炯大约是没有儿子的。文中有”旅榇”之说，意思是客死者的灵柩，同时也用了“归葬”一词，可见杨炯必是客死他乡的。
在祭文中，宋之问有溢美之词“翰墨如泉，千载之后，闻而凛然”。生命短暂，时光的河流无情奔逝，满腹心事、犹犹疑疑的杨盈川终究是因留下了文章而千古。
关于他的研究，文评家的笔墨向来吝啬。仅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四杰之中其余三人的著作都有较多的校注本，唯有杨炯作品集一直没有校注本。杨炯的作品在初唐以及四杰的研究中多有涉及，但未尽之处仍然很多，也少有深入独立的阐述。
不得不说，甚是遗憾。
四杰文学创作高峰的时代恰好上官体当道，在四人中只有杨炯长期生活在长安、洛阳，上官仪、元兢、崔融等人的诗文理论，几乎与杨炯的诗文创作相始终，崔融、宋之问更是与杨炯长期有交往。
可以说杨炯是四杰当中与宫廷诗派、律体成型代表作家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也可以说，四杰之中，也只有他完整经历了初唐文学自上官体到四杰再到沈宋时代的演变。学界之所以关注甚少，一方面是因为他留存于世的作品较少，另一方面与他的文学作品情感过于内敛、性格过于中庸也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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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忽视他内心的坚持和执着，虽然这坚持没有气吞山河的气势，也没有玉石俱焚的决然。但也是这份坚持为他赢得了欧阳修在内的诸多北宋学士的认可。北宋修撰的《新唐书》卷二0一《文艺传序》认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
初唐四杰在律诗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重大，这在学界早已是共识。但在这过于笼统的评判声中，还是有学者慧眼独具，尤其肯定杨炯在律诗完善方面所作出的非常努力。
马茂元在其文章《唐诗札记之二——初唐四杰》（《人文杂志》，1958年6期）中就认为：
过去都说四杰完成了五言律的诗题，就其总的情况来说，确是如此。可是分别来看发展并不平衡，杨炯的贡献最多，功绩尤大。这首先表现在他是大力来写五言律的。现存《盈川集》中诗体比例的数字是五言律占到一半以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此外，他还从诗歌的质量上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观点：
王勃和卢、骆集中，五言律虽不乏名作……但如按照律体最严格的要求来衡量，毕竟不是正规的典范，从这一角度来看，四杰之中，杨炯是最为突出的。
另有学者杨恩成的观点更为精到，他指出“在风格和技巧上缺乏个人的独创性，但他的近体诗在格律上更趋严整，在奠定五言律体的体制、改造齐梁诗方面，杨炯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论初唐诗人杨炯》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1期）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经常有独到理念，他在自己的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论及杨炯，也说：
他的诗像‘京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骢马》），‘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有所思》），‘离亭隐乔树，沟水浸平沙’（《送丰城王少尉》）等，也都是足称律诗的前驱的。
闻一多先生对初唐四杰有着非一般的偏爱，他说“宫体诗是在卢骆手里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真是精辟绝妙。
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和塞漠，才有低回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勃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和杨炯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抒情的形式，本无须太长，五言八句似乎恰到好处。前乎王杨，尤其应制的作品，五言长律用的还相当多。这是应该注意的。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真的正的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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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大概是有些学究气的，他写的那些骈文也是端方雅正的为多，在“动摇文律”一事上，他也是执行的有板有眼。这样的人其实是有些无趣的，按部就班规矩地过完一生。你看他的作品里关注的从来都是他人，有朋友，有同事，有上司，有方外之士，也有同胞血脉，就是没有自己。即便是病休卧读之时，依然心心念念的是“读《易》则期于索隐，习礼则防于志悦”。
读杨炯的诗集，那一连串的和、酬、奉、送等字眼，如密密织就的尘网，将一个人短暂又虚无的一生一网打尽，想想真是悲哀。他的存世诗作里仅有两首咏物诗，一首是杂言《幽兰之歌》，另一首就是较少受关注的咏物五言律《竹》。
《竹》
森然几竿竹，密密茂成林。
半室生清兴，一窗馀午阴。
俗物不到眼，好书还上心。
底事忘羁旅，此君同此襟。
很有可能是他书房窗外种植的几竿翠竹，因着气候光照适宜故而长得十分喜人。凭窗闲读大约是他寂寂人生里难得的小清欢，在《卧读书架赋》里他就有“风清夜浅，每待蘧蘧之觉；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的闲适之语。
森森然的几竿绿竹，不知不觉已经茂密成林了，它们遮去了午后的燥热，带来一窗清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室清雅。所以他才会赞叹道“俗物不到眼，好书还上心”，在陋室一角他忘记了纷繁的人事，忘记了职场的压抑。这偷来的半日浮趣，已然仿似岁月丰馈的犒赏了。
对于这样的人生，实在是有万分的同情，也让人有深深的无力感。一直觉得杨炯这一生始终都是乌夜沉沉，三五之夕偶尔升起的圆月，便是他生命中难得的清朗明光。
可又有谁能否认，这本就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呢？
写在最后：
杨炯这一篇写得着实困难，倒不是说他的人生经历过于简单，也不是说他的作品不够精彩，而是因为诗人太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情绪。杨炯真的是将古代公务员的生存哲学演绎到了极致，明哲保身，古井无波，一身“绝技”将职场人生修炼的密不透风，实在是难以找到共鸣。
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的诗集，却始终难以勾画出一点起伏的曲线。对于这般平淡疏远的他人的一生，第一次生出了深深的无力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寻找情感宣泄的蛛丝马迹，同时也从他与同时代人的交集中去还原更多的真实，好在最终还是有了完整篇章。
我想，对于想要复刻7世纪后半叶那个特定时代的风华来说，四杰是缺一不可的，他们四个就像是一个事物的不同表面，每一面都折射出了物体的不同细节和特质。只有通过他们各自丰沛又相互勾连的人生，才能完整体悟独属于初唐时代的粗粝和细腻，如此才是和光同尘。
【参考文献】
《唐诗流变论要》作者：葛晓音 商务印书馆 2017年
《唐诗杂论》作者：闻一多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
《蒋勋说唐诗》作者：蒋勋 中信出版社 2012年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作者：郑振铎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南朝边塞诗新论》作者：王文进 河南人民出版社
《杨炯研究》作者：陈于全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杨炯早年任官考证二则》作者：蒋金坤 《文学遗产》2019第3期
《论初唐诗人杨炯》作者：杨恩成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1期
